怨怒激越亦溫柔

——清代儒家《詩》教之情感論

作者：何海燕

來源：《光明日報》（2016年05月26日07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廿日戊申

           耶穌2016年5月26日

自孔子提出“溫柔敦厚”的《詩》教準則之後，《禮記·中庸》所言“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當是對傳(chuan) 統儒家《詩》教情感要求的最佳闡釋。後世也多主張用《詩》教來規範、約束人的情感，使之歸為(wei) 中和。到了清代，不少詩學家認為(wei) 好的詩歌，應該是“和順以發情，微婉以諷事，比興(xing) 以定則”（沈德潛《歸愚文鈔·施覺庵考功詩序》），固守著“《三百篇》之性情，‘溫柔敦厚’四字盡之”的基本準則（梁章钜《退庵隨筆》）。然而，一些詩學家在具體(ti) 闡發時，卻能突破傳(chuan) 統儒家《詩》教的情感論，從(cong) 而賦予《詩》教新的內(nei) 涵，推動了《詩經》學與(yu) 詩學的共同發展。

在清代，儒家《詩》教不再局限於(yu) 中和情感的表達，向為(wei) 儒者所反對的怨怒激憤之情被納入《詩》教範疇，溫柔敦厚也被賦予了新的闡說。黃宗羲嚐言：“然吾觀夫子所刪，非無《考槃》《丘中》之什厝乎其間，而諷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者，必於(yu) 變風變雅歸焉。蓋其疾惡思古，指事陳情，不異薰風之南來、履冰之中骨，怒則掣電流虹，哀則淒楚蘊結，激揚以抵和平，方可謂之溫柔敦厚。”（《南雷詩文集·萬(wan) 貞一詩序》）認為(wei) 情有喜怒哀樂(le) ，作為(wei) 《詩》教的“溫柔敦厚”是包含了這種種情感的。他強調詩不但可以表達“喜樂(le) ”之情，而且完全可以表達有違平和的“怨怒”之情。尤其是在對社會(hui) 現象進行批判時，情感的激越和盡情的表達才是真正的溫柔敦厚。錢謙益亦言：“溫柔敦厚者，天地間之真詩也。憂亂(luan) 之詩曰：‘昊天疾威’，溫柔之極也。”（《有學集遺文》）《大雅·召旻》有感國家之衰敗，以激烈的言辭慨歎老天的不公平，實際上蘊含著對周王和奸佞小人的深切痛斥之情，錢謙益竟以之為(wei) “溫柔之極”，顯然他對溫柔一詞有了新的認識。他眼中的溫柔是什麽(me) 呢？且看他在《施愚山詩集序》中所言：“說《詩》者謂《雞鳴》《沔水》，殷勤而規勸者，如扁鵲之療太子；《溱洧》《桑中》，谘嗟而哀歎者，如秦和之視平公。病有淺深，治有緩急，詩人之誌在救世，歸本於(yu) 溫柔敦厚一也。”他眼中的溫柔既包括情感的平和又包涵憂憤與(yu) 激切，不管情感怎麽(me) 樣，隻要真摯，有著一顆火熱的救世之心就行。

如果說黃宗羲、錢謙益等人從(cong) 治世的角度將《詩》教情感不斷擴大，那麽(me) 申涵光等人則是從(cong) 性情的真實與(yu) 內(nei) 心的正直將憂憤怨怒之情納入其中。申涵光言：“溫柔敦厚詩教也，然吾觀古今為(wei) 詩者，大抵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自屈原而後，或憂讒畏譏，或悲貧歎老，敦厚誠有之，所雲(yun) 溫柔者，未數數見也。子長雲(yun) ：‘《三百篇》，聖賢發憤之所為(wei) 作。’然則憤而不失其正，固無妨於(yu) 溫柔敦厚也歟。”（《聰山集·賈黃公詩引》）認為(wei) 情感可以過於(yu) 激憤，但隻要真摯、正直也可稱得上溫柔敦厚。又言：“詩之精者必真。夫真而後可言美惡。”（《聰山文集》卷二《喬(qiao) 文衣詩引》）以自然本性的真實流露作為(wei) 衡量《詩》教情感的標準。吳雷發亦言：“近見論詩者，或以悲愁過甚為(wei) 非；且謂喜怒哀樂(le) ，俱宜中節。不知此乃講道學，不是論詩。詩人萬(wan) 種苦心，不得已而寓之於(yu) 詩。詩中之所謂悲愁，尚不敵其胸中所有也。《三百篇》中豈無哀怨動人者？乃謂忠臣孝子貞夫節婦之反過甚乎？金罍兕觥，故是能節情處，然惟懷人則然。若乃處悲愁之境，何嚐不可一往情深？”（《說詩菅蒯》卷三三）以《詩經》中過分悲愁和言辭激烈的詩歌為(wei) 例，認為(wei) 隻要情感真摯、自然流露，即使怨怒也仍然合乎《詩》教。晚清時期，儒家《詩》教的堅守者方玉潤也主張：“用情而得其正，即《詩》之所為(wei) 教。”（《詩經原始·君子於(yu) 役》）對《詩經》中一些情感激越的詩歌加以肯定。比如說解《燕燕》，眉評為(wei) “語意沉痛，不忍卒讀”；評《兔爰》則言“詞意淒愴，聲情激越”。這些論說顯然已拓展了傳(chuan) 統《詩》教情感的外延，不止限於(yu) 平和，隻要心正情真，極度怨怒悲愁之情也是合乎《詩》教的。

與(yu) 此同時，倍受《詩》教稱道的“含蓄溫婉”的表達方式也受到了挑戰，《詩》教情感突破了傳(chuan) 統“溫柔敦厚”之限定。“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本是傳(chuan) 統《詩》教情感表達的特點。到了清代，以直露或直言的方式表達直刺、痛斥之情也逐漸得到了《詩》教的接納。顧炎武說：“《詩》之為(wei) 教，雖主於(yu) 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伊，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為(wei) 嫌也。”（《日知錄》卷十九“直言”條）在倡導以溫柔敦厚為(wei) 主體(ti) 時，將《詩》教情感的範圍擴大化，認為(wei) 直斥也合《詩》教，對《詩》教作了新的補充和修正。王夫之也嚐言：“若他詩有所指斥，則皇父、尹氏、暴公，不憚直斥其名，曆數其慝；而且自顯其為(wei) 家父，為(wei) 寺人孟子，無所規避。《詩》教雖雲(yun) 溫厚，然光昭之誌，無畏於(yu) 天，無恤於(yu) 人，揭日月而行，豈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態乎？”（《夕堂永日緒論·內(nei) 編》）在王夫之看來，溫柔敦厚不隻是在於(yu) 情感和語言表達方式的溫婉與(yu) 含蓄，還在於(yu) 心底的敞亮與(yu) 正直。倘若詩人以一顆憂國憂民之心來寫(xie) ，哪怕直斥也值得稱讚，更不違背《詩》教。張謙宜則對儒家《詩》教情感中的“和”與(yu) “平”進行了重新闡說。他說：“人多謂詩貴和平，隻要不傷(shang) 觸人。其實《三百篇》中有罵人極狠者，如‘胡不遄死’‘豺虎不食’等句，謂之乖戾可乎？蓋罵其所當罵，如敲撲加諸盜賊，正是人情中節處，故謂之‘和’。又如人有痛心，便須著哭；人有冤枉，須容其訴；如此，心下才鬆顙，故謂之平。”（《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認為(wei) 隻要是真性情和正當情感的自然流露，怒罵哭訴都是和平的，都是符合儒家《詩》教的。發乎情止乎禮義(yi) ，變成了發乎情止乎真與(yu) 正。

綜上所述，“怨怒激越亦溫柔”的《詩》教情感論，以個(ge) 體(ti) 情感的真實為(wei) 出發點，約之於(yu) 思想情感的純正，有效地實現了《詩》教的社會(hui) 教化功能與(yu) 個(ge) 性表達的合一，並使個(ge) 性化情感的表達更為(wei) 自由。在此之前，傳(chuan) 統《詩》教崇尚“不涉怨尤之懷，不傷(shang) 忠孝之旨”（紀昀《紀文達公遺集·月山詩集序》），以具有硬性規範性的共性情感表達抑製著個(ge) 體(ti) 情感的個(ge) 性化抒發，個(ge) 性屈從(cong) 於(yu) 社會(hui) 政治倫(lun) 理的需要，被壓抑被塑造。而這一新的論說則認可了個(ge) 體(ti) 情感的豐(feng) 富性，允許其合理的自由釋放，並努力使之與(yu) 社會(hui) 政治倫(lun) 理達到高度的和諧，實現了社會(hui) 性與(yu) 個(ge) 性的統一，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倫(lun) 理對人性的束縛，文學創作和闡釋均獲得了較為(wei) 輕鬆的表達空間。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善的判斷和規定中加進了對真的認知，顯示出一定的理性光芒。《詩》中有違和平的怨怒、直陳之情曆來都有人認識到，但為(wei) 著維護社會(hui) 秩序的目的便要求人本著善心去讀，強調《詩》教使人向善的教化功能，忽略了對詩人內(nei) 心真摯情感的關(guan) 注，更放棄了對現實社會(hui) 的理性批判精神，體(ti) 現的是善對真的羈絆。而在善的基礎上，對真實情感表達的認可和肯定，既是對人性中種種合理情感訴求的包容，又是對強烈憂患意識和使命感的鼓舞，體(ti) 現的是善與(yu) 真的交融。

錢謙益雲(yun) ：“美者，美詩人之情也。”（《有學集·王侍禦遺詩讚》）清代《詩》教情感內(nei) 涵的拓展充分肯定了性情的真實、正直、自然和情感的多樣化特征，使文學作品的創作和解讀走向審美的自由與(yu) 多元化，使文學不再局限於(yu) 風化與(yu) 諷喻之功效，促進了文學美學價(jia) 值的升騰。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