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詩教以新吾民”

——略論梁啟超的《詩》學研究

作者：韓高年

來源：《光明日報》（2016年05月26日07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廿日戊申

           耶穌2016年5月26日

一

梁啟超雖無治《詩》的專(zhuan) 書(shu) ，但他的著作和與(yu) 友人論學的書(shu) 信中有相當多的地方對《詩經》進行了富有新意的論述和研究，其中有些觀點比較獨到，今天看來，仍舊頗能啟迪後人。

梁啟超認為(wei) 《詩經》有文學的、應用的、作為(wei) 古代史料的三種讀法。讀法（視角）不同，所得也不同。他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對上述三種“《詩經》讀法”作了係統闡述。三種讀法之中，他最重視《詩經》的“文學”讀法。他認為(wei) 《詩經》為(wei) 我國最古老最優(you) 美的詩歌作品，“其中頌之一類，蓋出於(yu) 專(zhuan) 門文學家音樂(le) 家所製，最為(wei) 典重矞皇。雅之一類，亦似有一部分出專(zhuan) 門家之手。南與(yu) 風則純粹的平民文學也……其表現情感之法，有極纏綿而極蘊藉者”。所以，“治《詩》者宜以全詩作文學品讀，專(zhuan) 從(cong) 其抒寫(xie) 情感處注意賞玩之，則詩之真價(jia) 值乃見也”。這種還《詩》以文學真麵目的讀法，啟“五四”時期《詩經》研究中文學本位主義(yi) 研究思潮之先鞭。

梁啟超指出，他所說的對《詩經》的“應用”的讀法古已有之，並非新創。早在《左傳(chuan) 》所記載的春秋時代為(wei) 數甚多的“賦詩斷章”的解《詩》活動中就開始了，這也是《詩經》的最基本的解讀方法。此種解《詩》方法，一直從(cong) 先秦延續到漢代。梁啟超歸納出的所謂“應用”讀法，更關(guan) 注的是《詩》作為(wei) 經典對人們(men) 道德心智、情感的潛移默化式影響，而並非主要指《詩》的政治功用而言。從(cong) 這一意義(yi) 上說，它與(yu) 傳(chuan) 統的“經學”的讀法雖有關(guan) 聯，但又有一定的區別。這是梁氏意欲以文藝改變世道人心，改造國民性的思想在《詩》學研究中的體(ti) 現。從(cong) 郭沫若、魯迅、朱自清等上世紀初期學者文人的著述中可以看到梁啟超的巨大影響。

三是作為(wei) “古代史料”的讀法。梁啟超非常重視《詩經》的史料價(jia) 值，認為(wei) 《詩經》“可以為(wei) 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因為(wei) 在《詩經》產(chan) 生之前的年代以及《詩經》產(chan) 生的年代，並沒有出現正史，“傳(chuan) 記讖緯所記古事又多糅雜不可究詰”，而《詩經》裏的詩篇雖然不是為(wei) 記事而作，但它“未經後人竄亂(luan) ”，因而“全部字字可信”。他推重《詩經》史料具有未經竄改的真實性，幾年後他又作補充修正，認為(wei) 《詩經》具體(ti) 史料不可盡信，因為(wei) 畢竟是文學作品，“蓋文人之言華而不實者多也”。用作史料又必須注意它的藝術誇飾。這是梁氏獨具史識的地方。

梁啟超提出的《詩經》的三種讀法，重視《詩經》文本構成的複雜性和作品來源的多樣性，強調對《詩經》作多維度解釋，在當時和後世都可謂卓然一家。

二

對“風、頌、雅、南”“四詩”的解說，一直是《詩經》研究中分歧較大的一個(ge) 問題。這個(ge) 問題不解決(jue) ，對於(yu) 具體(ti) 詩篇創作背景、動機、主題和創作手法的揭示就會(hui) 有很大的障礙。梁任公先生在此問題上的創新，主要在於(yu) “四詩”本義(yi) 的重新解釋，雖然他的觀點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他搜集了大量的《詩經》內(nei) 部和外部的有關(guan) 材料，否定了傳(chuan) 統的風、大雅、小雅、頌的詩體(ti) 分類觀念，認為(wei) “風頌雅南”為(wei) 四體(ti) 。他引《詩經·鼓鍾》“以雅以南”、《禮記·文王世子》“胥鼓《南》”、《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九年》“象箾南籥”等材料為(wei) 證，否定了《毛詩序》關(guan) 於(yu) 《鼓鍾》之“南”為(wei) “言王化自北而南”之說，認為(wei) “南”是與(yu) “雅”對舉(ju) 的一種詩體(ti) ，是“一種音樂(le) 之名，其節奏蓋自為(wei) 一體(ti) ，與(yu) 雅、頌等不同”。他還據《儀(yi) 禮·鄉(xiang) 飲酒禮》《燕禮》“皆於(yu) 工歌間歌笙奏之後終以合樂(le) ”為(wei) 《周南》諸篇的材料記載，推測“‘南’似為(wei) 一種合唱的音樂(le) ，於(yu) 樂(le) 終時歌之”。對“風、雅、頌”三種詩體(ti) 的性質與(yu) 特征，他也列舉(ju) 大量材料，從(cong) 詩與(yu) 音樂(le) 的關(guan) 係上予以說明，認為(wei) “風”是“隻能諷誦而不能歌者”，“雅”則為(wei) 周代最通行之樂(le) ，“頌”“則歌而兼舞”。《詩經》的分類和入樂(le) 不入樂(le) 的問題在學術界爭(zheng) 論頗多，梁啟超揭示了“南”“雅”“頌”與(yu) 音樂(le) 的關(guan) 係，並由此出發去探求其本義(yi) ，是較早涉及這一重要問題的學者。他認為(wei) “南”“雅”“頌”為(wei) 合樂(le) 的詩，而“風”詩為(wei) 徒歌，與(yu) 前三類不同，沒有專(zhuan) 門的音樂(le) 伴奏。

梁啟超的學術思想雖然有明顯的趨新特點，但也十分重視對中國學術傳(chuan) 統，尤其是乾嘉樸學傳(chuan) 統的繼承。梁啟超談到清代《詩經》學的主要成績，在於(yu) 訓詁和名物考據給後人的研究“不少的便利”，特別肯定他們(men) “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清代學術概論》）的考證精神。《詩經》研究和其他經典的研究一樣，首先要對《詩經》名物進行正確的訓釋，在這方麵，梁氏主要是通過對清儒的《詩》名物箋釋的充分吸取來達成的。對詩旨的揭示，則主要是從(cong) 《左傳(chuan) 》《論語》《孟子》《禮記》《漢書(shu) 》等典籍中引證材料來予以說明。他自己在研究《詩經》時，就非常重視傳(chuan) 統的訓詁方法和典籍材料的搜集與(yu) 歸納分類。另一方麵，梁啟超還指出清代《詩經》學由於(yu) “《毛序》束縛太過”，故存在“詩旨方麵卻不能滿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缺點，他批評《詩序》對各篇詩的題解不盡合其義(yi) 旨。因此，在《中國近三年學術史》中他特別推重能超越漢宋今古之爭(zheng) ，獨立解詩的姚際恒、崔述、方玉潤等人，讚揚他們(men) 超越各派成見，涵泳本文而探求詩義(yi) ，表達了他對《詩經》傳(chuan) 統闡釋學的批評和期許。

三

在研究《詩經》詩歌的基礎上，梁啟超還對中國古代詩歌的抒情方式及其特點進行了理論總結。其《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1922年）歸納中國古代詩歌表現情感的方法與(yu) 特點，將其大致分為(wei) 三類。這種歸納從(cong) 觀點到研究方法，都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理論自覺”，開風氣之先。

梁啟超將“奔迸的表情法”，置於(yu) 最高的地位，因為(wei) 這類情感表現最真，它的特點是，毫不隱瞞和修飾，“照那情感的原樣子，崩裂到字句上”。他舉(ju) 了《詩經》中的《蓼莪》《黃鳥》等詩篇來說明。這種方法雖然很好，但他認為(wei) 這類情感表現方法不是中國上古詩歌的主流，這種方法主要見於(yu) 西方文學作品中，中國文學崇尚含蓄，後世對此運用較少。

第二類是“回蕩的表情法”，這類情感表達的特點是將“一種濃厚的情感蟠結在胸中，像春蠶抽絲(si) 一般，把他抽出來”。他用歸納分類的方法，將這類表情法又分為(wei) 螺旋式、引曼式、堆壘式、吞咽式四種，認為(wei) 在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詩經》中表現最多最完美。他以《詩經》中的《豳風·鴟鴞》《小雅·小弁》《王風·黍離》等作品為(wei) 範例進行分析，揭示所謂回蕩的表情法的本質特點是回環往複，一詠三歎，並說“《詩經》中這類表情法，真是無體(ti) 不備，像這樣好的還很多，《小雅》十有九皆是”。

第三類是“含蓄蘊藉的表情法”，梁氏認為(wei) 這正是“中華民族特性最真的表現”。他將這第三類表情法又細分為(wei) 三種類型：第一類是“情感正在很強的時候，他卻用很有節製的樣子去表現他……這類作品，自然以《三百篇》為(wei) 絕唱”；第二類是“不直寫(xie) 自己的情感，乃用環境或別人的情感烘托出來”，如《詩經》中的《魏風·陟岵》和《豳風·東(dong) 山》；第三類是“索性把情感完全藏起來不露，專(zhuan) 寫(xie) 眼前實景（或是虛構之景），把情感從(cong) 實景上浮現出來”，他僅(jin) 舉(ju) 《豳風·七月》的詩句為(wei) 例以說明。最後一類是“雖然把情感本身照原樣寫(xie) 出，卻把所感的對象隱藏過去，另外拿一事物來作象征”。這類表情法在《詩經》中雖然是極少見的，但卻很有特點。

梁啟超借助對《詩經》作品的歸納分析，對中國古代詩歌情感表現方式的研究，是在受到西方詩學理論的影響下自覺理論探索，有其值得重視與(yu) 肯定的方麵。首先，他受西方文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用歸納分類的方法，對《詩經》和中國古代詩歌的情感表現作了係統的歸納和分類研究，這在《詩經》學史和中國古代詩學史上都是具有開拓性的。其次，他研究的目的在於(yu) 比較中西文學之短長，從(cong) 而發揮中國文學之長，開拓文學表現的新境界，這也是富有啟示性的。再次，他談到“回蕩的表情法”“含蓄蘊藉的表情法”時，與(yu) “溫柔敦厚”的詩教說聯係起來，並充分注意到它與(yu) 《詩》的情感表現的關(guan) 係，強調它是中華民族情感最健全的狀態、民族特性最真的表現。這與(yu) 他主張從(cong) “新民”入手而達到“新國”的目標相一致，也是非常值得重視的理論見解。因為(wei) 對“溫柔敦厚”的詩教說，學術界常常隻從(cong) 政治教化方而來認識而普遍忽視了它與(yu) 情感及人格涵養(yang) 方麵的關(guan) 係，梁啟超此說有助於(yu) 我們(men) 認識“詩教說”在詩學史上的價(jia) 值。

總而言之，在梁啟超所處的時代，《詩經》研究處在從(cong) 經學轉向文學過渡的階段。他的《詩經》文學研究，更關(guan) 注《詩經》在中國文學史和詩學史上的價(jia) 值和地位，關(guan) 注《詩經》作為(wei) 中國文學的發端，對後世文化心理和審美趣味的影響和作用。他思想敏銳、學術視野開闊，善於(yu) 吸收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再加上深厚的國學功底，論述雖無嚴(yan) 密之係統，但仍為(wei) 現代《詩經》學帶來了許多方法和觀念上的啟示。

（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