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劉宗周到黃宗羲：浙東(dong) 學術在明末清初的發展

作者：李立民

來源：《雲(yun) 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6年0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十八日丙午

           耶穌2016年5月24日

浙東(dong) 學術自明儒王守仁首揭良知之學,其宗旨多與(yu) 程朱學派不合。明末蕺山劉宗周,本良知而倡慎獨,“王門下惟蕺山一派獨盛,學風已漸趨健實。”[1]然而,自劉宗周卒後,浙東(dong) 學術卻經曆了一場學術危機。這一危機既有來自於(yu) 內(nei) 部劉宗周諸弟子間的分化[2],又有來自於(yu) 外部“尊朱斥王”學風的挑戰。本文即以劉宗周“慎獨”學說的產(chan) 生、演變與(yu) 流傳(chuan) 為(wei) 線索,結合明末清初背景下的社會(hui) 、思想與(yu) 學術間的互動關(guan) 係,通過考察浙東(dong) 學術從(cong) 劉宗周到黃宗羲的這一傳(chuan) 衍過程,探究浙東(dong) 學術在明末清初得以一脈相傳(chuan) 的內(nei) 在因素,揭示其在明清之際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影響。

一、劉宗周對道統的追溯與(yu) “慎獨”的提出

慎獨學說是劉宗周一生治學的宗旨所在:“先生之學,以慎獨為(wei) 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3]雖然“慎獨”一詞並不是劉宗周所獨創,但他卻對其進行了新的闡釋,形成了有體(ti) 係的學說。劉宗周慎獨學說實際上有一個(ge) 產(chan) 生和演變的過程,這與(yu) 劉宗周所處的時代環境密切相關(guan) 。追溯其源,則始於(yu) 明萬(wan) 曆年間“群小”亂(luan) 政的社會(hui) 現實。

劉宗周(1578-1645),字起東(dong) ,號念台,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xing) )人。明萬(wan) 曆二十九年(1601)三月,應禮部會(hui) 試。通籍後,丁母憂,守製家居。兩(liang) 年後,與(yu) 德清許孚遠相識,投門其下。宗周“自此勵誌聖賢之學,謂入道莫如敬,從(cong) 整齊嚴(yan) 肅入”。[4]萬(wan) 曆三十二年(1604),至京師,授行人司行人,“先生謝一切造請,鼓篋遍讀”。[5]然其時沈一貫擅權,與(yu) 錢夢泉朋比亂(luan) 政,宗周不甘與(yu) 之合流,請告歸鄉(xiang) 。萬(wan) 曆三十九年(1611),當權者欲啟用名流參政,由是宗周得薦,複原官。

明萬(wan) 曆四十年(1612)五月,顧憲成卒,朝中攻東(dong) 林講學之風複起。東(dong) 林黨(dang) 在朝中處境愈艱。當時明神宗不理朝政,“日溺於(yu) 宦官宮妾之近”[6]。宗周目睹“治統”亂(luan) 於(yu) “小人”,於(yu) 萬(wan) 曆四十一年(1613)十月,上《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國家元氣疏》,其子劉汋曰:“先生是疏逆睹東(dong) 林後日之弊,而為(wei) 之砭,要以化偏黨(dang) 而歸蕩平。藉令謀國有人,早為(wei) 消弭,崔、魏之禍,可以不作。”[7]然而,事與(yu) 願違,南京山西道禦史孫光裕攻宗周,謂其顛倒是非,有袒護東(dong) 林諸公之嫌,宗周不得不辭官歸裏。

劉宗周對晚明朝政之腐敗感同身受,將之歸咎於(yu) 學術之未明:“竊見近日世道交喪(sang) ,黨(dang) 論方興(xing) ,其病乃在學術未明。”[8]他在萬(wan) 曆四十二年(1614)的《與(yu) 周生書(shu) 》中進一步論道:“惟是學不進、德不修,快取容足之有地,而亡其所為(wei) 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脈,於(yu) 世道人心又何當焉?此不佞之所惓惓而不容自已也。昔韓退之中廢,作《進學解》以自勵,遂成名儒,其吾儕(chai) 今日之謂乎?”[9]劉宗周是時以韓愈相勖,頗值玩味。韓愈構建了由堯、舜、禹傳(chuan) 道於(yu) 周公,周公傳(chuan) 道於(yu) 孔子、孟子的儒家傳(chuan) 道譜係,並以“學所以為(wei) 道”的精神價(jia) 值對後世影響深遠。

劉宗周對“道統”的認識與(yu) 韓愈有不謀而合之處。他曾追溯“道統”之源雲(yun) :“臣聞古之帝王,道統與(yu) 治統合而為(wei) 一,故世教明而人心正,天下之所以久安長治也。及其衰也,孔、孟不得已而分道統之任,亦惟是托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線,而功顧在萬(wan) 世。”[10]足見其已認識到“道統”對於(yu) 挽救明末社會(hui) “治統”之亂(luan) 的意義(yi) 。故其將“以學濟世”的希望寄托在孔孟之學上。孔孟之學的思路是從(cong) “內(nei) 聖之學”向“外王之學”的推衍,因而宗周特別重視對孔孟“內(nei) 聖之學”的建構。為(wei) 此,他提出了“君子之學”:“君子之學,言行交修而已。孔門屢屢言之曰‘不敢不勉,有餘(yu) 不敢盡’。‘不敢’二字,何等慎著!真是戰兢惕厲心法。”[11]將“敬”與(yu) “慎”看作是君子之學的兩(liang) 個(ge) 重要因素。又進而從(cong) 《大學》、《中庸》二書(shu) 中加以推敲凝練,認為(wei) :“聖學要旨攝入在克己,即《大》、《中》之旨攝入在慎獨,更不說知、說行。”[12]“慎獨”成為(wei) 聖學心法的必要修養(yang) 。

二、講學、參政與(yu) 自省:劉宗周慎獨學說的演變

天啟元年(1621),劉宗周重被起用,授官禮部。但不久他見婦寺專(zhuan) 權日甚,黨(dang) 禍將興(xing) ,於(yu) 是慨然辭官,歸裏講學。天啟五年(1625),宗周在蕺山解吟軒講學,“痛言世道之禍,釀於(yu) 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理會(hui) 此事,正欲明人心之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於(yu) 爾國,害於(yu) 爾家”[13]。解吟軒講學每月一會(hui) ,“每會(hui) 必令學者收斂身心,使根柢凝定,為(wei) 入道之基”[14]。天啟六年(1625),又攜子課讀於(yu) 韓山草堂,“專(zhuan) 用慎獨之功,謂獨隻在靜存,靜時不得力,動時如何用工夫?”[15]對此,其子劉汋曰:“先儒以慎獨為(wei) 省察之功,先生以慎獨為(wei) 存養(yang) 之功。”[16]

是時宗周將“靜存”引入慎獨之學中,在其看來,作為(wei) 性體(ti) 的“獨”,是“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時”[17],因而是純然至善的。而“慎獨”實際上就是以“靜存”的修養(yang) 立人性之“善”,從(cong) 而以“善”來挽救社會(hui) 上世道人心的衰敗。

當時有士人對劉宗周以慎獨為(wei) 存養(yang) 之功的觀點有所質疑。據姚名達《劉宗周年譜》天啟六年條載,有士人問宗周曰:“慎獨專(zhuan) 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功否?”宗周答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工夫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著得一毫?如靜存不得力,才喜才怒時便會(hui) 走作,此時如何用工夫?”[18]可見,是時宗周主張以“靜存”統攝“動察”。

崇禎四年(1631),劉宗周與(yu) 陶奭齡共同設立證人社,講學其中。浙東(dong) 學術自王守仁創立姚江學派後,一傳(chuan) 為(wei) 王畿,再傳(chuan) 為(wei) 陶望齡,三傳(chuan) 為(wei) 陶奭齡,均本於(yu) 守仁良知之說。在對待王守仁的態度上,宗周早年曾疑其近禪,然至天啟七年(1627)時,“細讀《陽明文集》,始信之不疑,非複早年之態度矣”[19]。劉宗周認為(wei) ,聖學心法自孔孟歿後,隱而不傳(chuan) ,直至宋儒出,而道複明:“孔孟既沒,傳(chuan) 聖人之道者,濂、洛諸君子也。”[20]自宋儒而後,能夠繼承孔孟之學的,在宗周看來,當為(wei) 明儒王守仁:“惟是斯文未喪(sang) ,聖賢代興(xing) ,朱(熹)、陸(九淵)、楊(簡)、王(守仁)遞相承,亦遞相勝,而猶不無互相得失,遞留不盡之見,以俟後之人,我知其未有涘也。”[21]尤其是守仁所主張的良知為(wei) 知,致良知為(wei) 行,知行合一,“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22]。故宗周在證人社初登講席時,便讚守仁之學曰:“此學不講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為(wei) 後人拔去自暴自棄病根。”[23]但王守仁後學雜於(yu) 禪說,以致流弊叢(cong) 生:“石梁(陶奭齡)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yu) 因果。”[24]實則與(yu) 守仁宗旨相去甚遠。有鑒於(yu) 此,宗周在講學中“專(zhuan) 揭慎獨之旨教學者”[25],以救其弊。宗周認為(wei) :“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yu) 知,其工夫實地卻在格物,所以心與(yu) 天通。”[26]因而,這一時期宗周的慎獨學說中,在靜存的基礎上還特別強調“格物”的工夫:“孔門之學,無往而不以格致為(wei) 第一義(yi) 。”[27]格物是慎獨“真下手處”[28],慎獨是格物的內(nei) 容,“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物之始事也。……慎獨也者,人以為(wei) 誠意之功,而不知即格致之功也。”[29]

崇禎九年(1636),宗周再次被啟用,卻改授工部左侍郎,“蓋溫體(ti) 仁諭吏部,故授散秩以遠之也”[30]。是時,明思宗篤信溫體(ti) 仁,溫氏修黨(dang) 人之隙,連逐文震孟、錢士升等人。九月,宗周上疏極言任奸禍國之弊,溫體(ti) 仁從(cong) 中作梗,惡言中傷(shang) ,使思宗大怒,竟將宗周革職為(wei) 民。這一經曆讓宗周再次轉而從(cong) 學,並深有所省。崇禎十年(1637),在《答吳朗公書(shu) 》中言:“賤體(ti) 本以勞傷(shang) 心神而成痼疾,數十年於(yu) 茲(zi) ,不謂老而增劇,遂不可支。止因平日事心之功,多不得力,子細簡點,畢竟是從(cong) 欲惟危。因思濂溪主靜立極之說,是千聖入道法門也。”[31]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宗周居家深習(xi) 周敦頤“主靜立極”之說,並以之為(wei) 基礎,對其一貫所主張的“慎獨”之學做以新的闡釋,“‘主靜立人極’一語,尤為(wei) ‘慎獨’兩(liang) 字傳(chuan) 神”[32],進而再一次深化了其慎獨學說。

自周敦頤“主靜立極”之說傳(chuan) 於(yu) 李侗,李氏遂從(cong) 喜怒哀樂(le) 未發處用功。李侗又傳(chuan) 之朱熹,則變其師說,轉而求諸已發。然朱熹終無所得,不得不再歸之於(yu) 涵養(yang) 。宗周則認為(wei) ,喜怒哀樂(le) 時時存於(yu) 人心之中,“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言謂之和,不得以寂然不動為(wei) 未發,以感而遂通為(wei) 已發。蓋謂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故慎獨之功,致中以立天下之大本,而達道之和,即此而在。”[33]經過如此重新闡釋,“千古儱侗支離之弊,一朝頓掃,而濂溪主靜之說,至是而始複明於(yu) 天下後世也”[34]。依據這一理解,宗周對此前的慎獨學說有兩(liang) 點主要的修正。

其一,修正了靜存與(yu) 動察的關(guan) 係。宗周既然認為(wei) 不得以“靜”為(wei) 未發,“動”為(wei) 已發,故崇禎十年在《示金鋐鮑濱兩(liang) 生》書(shu) 中曰:“學當求之於(yu) 靜,其說終謬。道無分於(yu) 動靜,心無分於(yu) 動靜,則學亦無分於(yu) 動靜。”[35]同年,在《書(shu) 鮑長孺社約》中又雲(yun) :“君子之學,慎獨而已矣。無事,此慎獨即是存養(yang) 之要;有事,此慎獨即是省察之功。獨外無理,窮此之謂窮理,而讀書(shu) 以體(ti) 驗之。獨外無身,修此之謂修身,而言行以踐履之。其實一事而已。”[36]此前宗周曾以靜存統攝動察,主張存養(yang) 為(wei) 慎獨之功。是時則將存養(yang) 與(yu) 動察有機結合,認為(wei) 慎獨是道德修養(yang) 與(yu) 人的認識過程的統一,從(cong) 而又進一步豐(feng) 富了慎獨學說的內(nei) 涵。[37]

其二,強調了誠意與(yu) 慎獨的工夫。宗周認為(wei) ,意為(wei) 心之所存,而依據其對“主靜立人極”的新理解,既然“所存”謂之“中”,致“中”以立天下之大本,則“意”即為(wei) “中”,即是“致本”。故宗周在崇禎十二年重讀《大學》時,即有所新得,“《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而“意”則是止於(yu) 至善的,“其為(wei) 物不貳,故曰獨。其為(wei) 物不貳,而生物也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故“格物致知為(wei) 誠意而設,非誠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38]。強調誠意是慎獨最根本的工夫,而格物是輔助誠意的方法。

劉宗周回溯道統之源,以孔孟之學為(wei) 本,重視內(nei) 聖之學的建構,將“慎獨”作為(wei) 聖學傳(chuan) 道的“心法”。孔孟以降,構建了從(cong) 宋儒周敦頤、二程到明儒王守仁,一脈相承的“道統”傳(chuan) 承譜係。宗周重溯道統的努力,不僅(jin) 體(ti) 現了他個(ge) 人的境遇與(yu) 心路曆程,更是學術與(yu) 時代融合發展的產(chan) 物。其慎獨學說自主敬而入,由靜存、格物、靜存動察,最終歸於(yu) 誠意,在不斷發展變化中得以深化而漸成體(ti) 係。然而,宗周所構建的這一“內(nei) 聖之學”,最終是以“救世”為(wei) 旨歸的:“其要尤在聖明建極於(yu) 上,亟講正心、誠意之學;諸輔臣啟沃於(yu) 下,益聯手足、腹心之交,則中興(xing) 大業(ye) ,端必在茲(zi) 。”[39]崇禎十六年,宗周所著《證學雜解》二十五則中,第六則有“慎獨工夫必用切實處,見之實行”,揭示了其慎獨學說所具有的社會(hui) 文化功用。

三、浙東(dong) 學術在清初的境遇與(yu) 黃宗羲的應對

劉宗周在順治二年以絕食方式為(wei) 明朝殉國,“子劉子既歿,宗旨複裂”[40]。然劉宗周弟子中,惟黃宗羲最能據守師說:“梨洲平日論學,以蕺山薪傳(chuan) 自負。於(yu) 獨體(ti) 、意根諸說,持之甚堅。”[41]對於(yu) 劉宗周的心性之學,黃宗羲還曾與(yu) 其同門惲仲升在詮釋師說的問題上產(chan) 生過分歧。據黃宗羲所言,其與(yu) 惲仲升間的分歧,主要是因為(wei) 惲氏任意節刪其師有關(guan) 對“意”的闡釋,因而引起黃宗羲的不滿。

在黃宗羲看來,“意”乃其師一生治學的根基所在。在劉宗周的心性論中,將“意”和“心”看作是兩(liang) 個(ge) 不同層次的概念。“意”是心的本體(ti) ,“心”所指向曰意。“意”是一個(ge) 比“心”更重要的概念,心是自身的主宰,而“意為(wei) 心之主宰”[42]。劉宗周的慎獨學說正是以此為(wei) 基礎而建立的:“夫先師宗旨,在於(yu) 慎獨,其慎獨之功,全在‘意為(wei) 心之主宰’一語,此先師一生辛苦體(ti) 驗而得之者。”[43]故宗周晚年在慎獨學說中,尤其強調要“誠意”。如果對“意”任加刪削,則是動搖了劉宗周“慎獨”學說體(ti) 係的根基,因而黃宗羲在“意”的問題上,堅持不與(yu) 惲仲升苟同。[44]

更為(wei) 重要的是,黃宗羲是時據守師說還另有深意。自清廷定鼎中原以後,其“治統”問題便在士人之中引起爭(zheng) 議。黃宗羲持“華夷之辨”的觀點,不承認清廷的統治地位。他早年在參加反清鬥爭(zheng) 失敗後,不得不退隱山居,但其排滿之心卻並未消減,轉而齎誌向學。康熙元年,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初稿成,梁啟超先生道:“當時遺老以順治方殂,光複有日,梨洲正欲為(wei) 代清而興(xing) 者說法耳。”[45]同年,又與(yu) 文秉、徐枋等明末遺民聚會(hui) 於(yu) 蘇州靈岩山,“縱談七晝夜”。[46]可見,直至康熙初年,黃宗羲依然固守“遺民”思想。其師劉宗周在清初為(wei) 明朝殉國的節義(yi) ,讓黃宗羲倍加推崇,而“慎獨”學說正是這一節義(yi) 觀的理論基礎。黃宗羲據守師說,“使吾道複顯於(yu) 世,有以待夫後之學者”[47],這實際上體(ti) 現了作為(wei) 文化遺民的黃宗羲,“為(wei) 天地保元氣”的一種社會(hui) 理想。

然而劉宗周學說在清初所麵臨(lin) 的最大挑戰,並不是來自於(yu) 同門內(nei) 部間的分歧,而是來自於(yu) 當時社會(hui) 上“尊朱斥王”的學術風氣。康熙初年,“清聖祖提倡程朱學,孫承澤、熊賜履輩揣摩風氣,專(zhuan) 以詆毀陽明為(wei) 事”[48]。時人湯斌亦雲(yun) :“陽明之學,當時爭(zheng) 論已多,近日名公卿聲名權力震天下,辟之不遺餘(yu) 力矣。”[49]陸隴其稱,“山陰(劉宗周——引者)之說,不當采取,以惑學者”,認為(wei) 劉宗周之學“以為(wei) 興(xing) 起之師則可,以為(wei) 成德之師則不可”[50]。

王守仁與(yu) 劉宗周都是浙東(dong) 學術的健將,當時社會(hui) 上的這種排斥王守仁、否定劉宗周的學術風氣,實際上即是浙東(dong) 學術在清初所麵臨(lin) 的一種窘境。黃宗羲之師劉宗周學本姚江,主張對王學的修正。黃宗羲據守師說,亦主王學,因而對詆毀王、劉之學的社會(hui) 風氣,深為(wei) 不滿:“數百年來,儒者各有所長,暴於(yu) 當世,奈何假托朱子者,取其得朱子之商量撞著者,概指之為(wei) 異學而抹殺之乎?”[51]康熙十五年(1676)以後,黃宗羲將精力用於(yu) 《蕺山學案》的纂修上,“先師沒後,梨洲黃子特闡其義(yi) ”[52],重點闡發了有關(guan) “意念”的學說,企圖重申師說,以挽救當時的學術流弊;並在此基礎上,開始了《明儒學案》的纂修,“某為(wei) 《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53]但在明史館《理學傳(chuan) 》事件後,黃宗羲的這一努力變得尤為(wei) 艱辛。

清康熙年間重開明史館後,在擬議《明史》凡例時,館臣中有欲本《宋史·道學傳(chuan) 》之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學傳(chuan) 》”,但卻以王守仁、劉宗周等人因不合於(yu) 程朱而被排除在外。尤其斥浙東(dong) 學術諸公“最多流弊”,因而“不必立傳(chuan) ,附見於(yu) 江西諸儒之後可也”[54]。這一主張引起極大爭(zheng) 議。康熙二十一年(1682),黃宗羲致書(shu) 明史館臣,以相駁難。他從(cong) “道統”的源流上立論,認為(wei) 宋儒周、程諸子,皆傳(chuan) 孔孟之學,“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若在《儒林傳(chuan) 》外,另立程朱學派為(wei) 《理學傳(chuan) 》,“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yu) 大一統之義(yi) 乖矣”[55],儼(yan) 然以“衛道”自任。

黃宗羲本於(yu) 其師劉宗周,亦以闡承王學的道統為(wei) 己任:“(宗羲)身值姚江、山陰故裏,流風所在,故以闡承道統、發明心性自負。”[56]他將朱學到王學的發展看作是理學內(nei) 部的一種學術流變,尤其強調王守仁、劉宗周在這一學術流變中所肩負的學術傳(chuan) 承意義(yi) :“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蕺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nei) 之知學者,要皆東(dong) 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無乃刻乎?”[57]可見,在黃宗羲看來,劉宗周應當接續王守仁,入“道統”譜係中。

明史館臣極力推崇程朱之學,也與(yu) 康熙帝的態度密切相關(guan) 。康熙帝嚐雲(yun) :“自宋儒起而有理學之名,至於(yu) 朱子能擴而充之,方為(wei) 理明道備。後人雖雜出議論,總不能破萬(wan) 古之正理。”[58]程朱理學已愈加為(wei) 官方所認可。明史館臣欲立《理學傳(chuan) 》,實際上是欲從(cong) 國家層麵以尊奉程朱學派為(wei) 道統,將陸王學派排斥於(yu) 外。

在這一背景下,黃宗羲試圖為(wei) 王守仁、劉宗周承續“道統”的努力必然不合時宜。但至少成書(shu) 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後的《明儒學案》一書(shu) [59],首列《師說》,又以《蕺山學案》一卷殿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為(wei) 啟明,蕺山為(wei) 後勁”[60]。四庫館臣亦雲(yun) :“初黃宗羲作《明儒學案》,采摭最詳,顧其學出於(yu) 姚江,雖於(yu) 河津一派,不敢昌言排擊,而於(yu) 王門末流諸人,流於(yu) 猖狂恣肆者,亦頗為(wei) 回護。”[61]則黃宗羲對有明一代學術史的總結,既是對當時社會(hui) 上“尊朱貶王”學風的一次反撥,又是企圖在廟堂之外為(wei) 王守仁、劉宗周確立正統學術地位的一次宣揚。[62]

四、結語

浙東(dong) 學術在明末清初的傳(chuan) 衍問題,實質上是明末清初社會(hui) 變革中的思想重建任務在學術上的反映。清廷在入主中原以後,經過順治年間的“再造正統”策略,在政治上已經確立了政權的合法性,[63]但這種合法性還需要進一步從(cong) 曆史淵源上尋找一種合理的思想依據。自康熙初年,清廷的統治策略逐漸轉向崇文重道。康熙帝深知,“萬(wan) 世道統之傳(chuan) ,即萬(wan) 世治統之所係”[64],故在政權日益穩固的背景下,開始重視“道統”的建設。而對於(yu) 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際的士人而言,他們(men) 既經曆了晚明朝政的腐朽頹敗,又親(qin) 曆了滿清“異族”的入主中原。尤其是那些深受傳(chuan) 統文化熏染的江浙地區士人,時局的變遷激發了他們(men) 經世之誌。一些有識之士雖然退隱於(yu) 政壇,卻將經世的方式轉向了學術,故而在思想文化領域興(xing) 起了一股重建道統的思潮。但清廷與(yu) 民間士人在重構道統譜係的問題上產(chan) 生了分歧,清初浙東(dong) 學術傳(chuan) 衍中所遇到的問題,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的產(chan) 物。

劉宗周通過追溯道統,以發明心性之學而創立了自成體(ti) 係的慎獨學說;其弟子黃宗羲以學術史的總結適時據守、宣揚師說,亦將闡承道統視為(wei) 己任。浙東(dong) 學術從(cong) 劉宗周到黃宗羲的這一傳(chuan) 衍過程,始終蘊含著劉宗周、黃宗羲師徒重建道統的理想。這一觀念亦在其後學中傳(chuan) 衍。黃宗羲弟子萬(wan) 斯同嚐著《儒林宗派》,“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己淩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斯同目擊其弊,因著此書(shu) 。”[65]全祖望在纂修《宋元學案》時也曾有對“浙東(dong) 學統”的深入闡發。[66]“道統”儼(yan) 然成為(wei) 一條溝通明末清初浙東(dong) 學人思想、學術與(yu) 社會(hui) 間互動的紐帶,是浙東(dong) 學術在明末清初一脈相傳(chuan) 的內(nei) 在動力。

盡管劉宗周、黃宗羲師徒重建道統的努力沒有得到清廷的認可,但這一思想因子卻深深根植於(yu) 浙東(dong) 學人的治學之中,並發揮了積極的社會(hui) 文化功用。以史學為(wei) 例,黃宗羲“始謂學必源本於(yu) 經術,而後不為(wei) 蹈虛;必證明於(yu) 史籍,而後足以應務”[67]。其將史學定位成“應務”,已經超出了學術的意義(yi) 。在黃宗羲看來,“為(wei) 故國存信史”應當是史學重要的社會(hui) 文化功用:“餘(yu) 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钜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yu) 史氏之缺文一也。”[68]其所著學案體(ti) 史籍《明儒學案》“論學最為(wei) 詳備,窺其意旨,取扶植名教、砥礪風節者多”[69]。故其治史與(yu) 以往偏主考訂治史的學者不同,往往多注重於(yu) “當身現代之史”與(yu) “文獻人物之史”,錢穆先生道:“重現代、尊文獻之精神,一傳(chuan) 為(wei) 萬(wan) 季野,再傳(chuan) 為(wei) 全謝山,又傳(chuan) 為(wei) 邵二雲(yun) 、章實齋。浙東(dong) 史學,遂皎然與(yu) 吳、皖漢學家以考證治古史者並峙焉。”[70]道光二年(1822),清廷將劉宗周從(cong) 祀文廟,[71]蓋因宗周“足闡揚忠藎,扶植綱常”[72]。這是清廷對浙東(dong) 學術社會(hui) 意義(yi) 的最終認可。

（原文發表在《雲(yun) 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6年第1期）

注釋：

[1]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44.

[2]有學者指出,受到明末清初社會(hui) 變革的影響,劉宗周卒後其學至少已分裂為(wei) 三派。參見王汎森.清初思想趨向與(yu) 《劉子節要》——兼論清初蕺山學派的分裂.載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M].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261.

[3]黃宗羲.蕺山學案·忠端劉念台先生宗周.明儒學案[M].卷62.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1514.

[4]姚名達.劉宗周年譜[M].萬(wan) 曆三十一年條.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34:33.

[5]姚名達.劉宗周年譜[M].萬(wan) 曆三十二年條.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34:35.

[6]劉宗周.敬循使職疏.劉宗周全集[M].第3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16.

[7]劉汋.蕺山先生年譜[M].萬(wan) 曆四十一年條.清光緒23年(1897)刻本.

[8]劉宗周.妄言被糾據疏質明以彰公道揭.劉宗周全集[M].第3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282.

[9]劉宗周.與(yu) 周生書(shu) .劉宗周全集[M].第3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394.

[10]劉宗周.三申皇極之要疏.劉蕺山集[M].卷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294冊(ce) .台北:商務印書(shu) 館,1986:356.

[11]劉宗周.與(yu) 陸以建年友書(shu) 四.劉宗周全集[M].第3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301.

[12]劉宗周.與(yu) 陸以建年友一.劉宗周全集[M].第3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298.

[13]姚名達.劉宗周年譜[M].天啟五年條.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34:111.

[14]姚名達.劉宗周年譜[M].天啟五年條.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34:111.

[15]姚名達.劉宗周年譜[M].天啟六年條.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34:119.

[16]劉汋.蕺山先生年譜[M].天啟六年條.清光緒23年(1897)刻本.

[17]劉宗周.學言上.劉宗周全集[M].第2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381.

[18]姚名達.劉宗周年譜[M].天啟六年條.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34:121.

[19]姚名達.劉宗周年譜[M].天啟七年條.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34:127.

[20]劉宗周.重刻尹和靖先生文集序.劉宗周全集[M].第4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6.

[21]劉宗周.張含宇先生遺稿序.劉宗周全集[M].第4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56.

[22]姚名達.劉宗周年譜[M].天啟七年條.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34:127.

[23]劉汋.蕺山先生年譜[M].崇禎四年條.清光緒23年(1897)刻本.

[24]黃宗羲.蕺山學案·忠端劉念台先生宗周.明儒學案[M].卷62.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第1514頁.

[25]劉汋.蕺山先生年譜[M].崇禎四年條.清光緒23年(1897)刻本.

[26]黃宗羲.蕺山學案·語錄.明儒學案[M].卷62,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第1516頁。

[27]劉宗周.大學古記約義(yi) .劉宗周全集[M].第1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648.

[28]劉宗周.大學古記約義(yi) .劉宗周全集[M].第1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648.

[29]黃宗羲.蕺山學案·大學雜繹.明儒學案[M].卷62.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1591.

[30]姚名達.劉宗周年譜[M].崇禎九年條.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34:216.

[31]劉宗周.答吳朗公書(shu) .劉宗周全集[M].第3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447.

[32]劉宗周.中庸首章說.劉宗周全集[M].第2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301.

[33]劉汋.蕺山先生年譜[M].崇禎十年條.清光緒23年(1897)刻本.

[34]劉汋.蕺山先生年譜[M].崇禎十年條.清光緒23年(1897)刻本.

[35]劉宗周.示金鋐鮑濱兩(liang) 生.劉宗周全集[M].第3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337.

[36]劉宗周.書(shu) 鮑長儒社約.劉宗周全集[M].第4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118.

[37]參見衷爾钜.蕺山學派哲學思想[M].濟南:山東(dong) 教育出版社,1993:101.

[38]姚名達.劉宗周年譜[M].崇禎十二年條.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34:270.

[39]劉宗周.備陳天下治亂(luan) 之機以資匡濟以仰紓宵旰萬(wan) 一疏.劉宗周全集[M].第3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174.

[40]黃宗羲.劉伯繩先生墓誌銘.黃宗羲全集[M].第20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348.

[41]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7:49.

[42]黃宗羲.蕺山學案·來學問答.明儒學案[M].卷62.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1557.

[43]黃宗羲.答惲仲升論劉子節要書(shu) .黃宗羲全集[M].第19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195.

[44]關(guan) 於(yu) 黃宗羲與(yu) 同門其他弟子間的爭(zheng) 論,參見趙園.劉門師弟子——關(guan) 於(yu) 明末清初的一組人物[C].新國學研究.第1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63—228.

[45]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50.另外,關(guan) 於(yu) 學術界對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動機的爭(zheng) 議,參見魚宏亮.晚明政治危機與(yu) 《明夷待訪錄》的寫(xie) 作動因[J].《清史研究》,2003(4).

[46]黃炳垕撰、王政堯點校.黃宗羲年譜[M].卷中.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6:32.

[47]李鄴嗣.黃先生六十序.杲堂文鈔[M].卷2.清康熙17年(1678)刻本.

[48]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54.

[49]湯斌.答張承武書(shu) .湯子遺書(shu) ·續編[M].卷1.清同治9年(1870)刻本.

[50]吳光酉重編.陸稼書(shu) 先生年譜定本[M].卷上.雍正6年(1728)刻本.

[51]黃宗羲.惲仲升文集序.黃宗羲全集[M].第19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4.

[52]董瑒.劉子全書(shu) ·抄述.劉宗周全集[M].第6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690.

[53]黃宗羲.明儒學案原序.黃宗羲全集[M].第19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68.

[54]劉承幹.徐健庵修史條議.明史例案[M].卷2.四庫未收書(shu) 輯刊.5輯4冊(ce)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556.

[55]黃宗羲.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chuan) 書(shu) .黃宗羲全集[M].第19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194.

[5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7:168.

[57]黃宗羲.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chuan) 書(shu) .黃宗羲全集[M].第19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193.

[58]康熙帝.理學論.張玉書(shu) 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禦製文集第四集[M].卷21.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299冊(ce) .台北:商務印書(shu) 館,1986:532.

[59]陳祖武.清代學術源流[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51.

[60]莫晉.明儒學案·序[M].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12.

[61]紀昀.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整理本)[M].卷58史部傳(chuan) 記類.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7:817.

[62]黃宗羲晚年對其師劉宗周的心性之學有所變通,據錢穆先生言:“梨洲晚年思想,實較其拘執蕺山慎獨之訓者,遙為(wei) 深透也。”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05:29—30.

[63]參見孔定芳.清初朝廷與(yu) 遺民關(guan) 於(yu) “治統”與(yu) “道統”合法性的較量[J].江蘇社會(hui) 科學,2009(2)

[64]薛治點校.日講四書(shu) 解義(yi) 序[M].北京:華齡出版社,2012:1.

[65]紀昀.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整理本)[M].卷58史部傳(chuan) 記類《儒林宗派》條.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7:第817頁。

[66]參見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派研究[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146——149.

[67]全祖望.甬上證人書(shu) 院記.朱鑄禹校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M].中冊(ce)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59.

[68]黃宗羲.南雷文定凡例四則.黃宗羲全集[M].第11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83頁。

[69]王昶.明儒學案跋.春融堂集[M].卷44.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787.

[7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7:35.

[71]清宣宗實錄.卷32“道光二年閏三月辛卯”條.清實錄[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576.

[72]明臣劉宗周從(cong) 祀文廟上諭.劉宗周全集[M].第6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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