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與(yu) 行：孔子精神曆程自述

作者：周耿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十一日己亥

           耶穌2016年5月17日

孔子被譽為(wei) “至聖先師”，為(wei) 後人所景仰，其人格修養(yang) 的典範意義(yi) 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產(chan) 生了極為(wei) 深遠的影響，孔子精神修養(yang) 的曆程及其方法對我們(men) 現代人修養(yang) 自身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發意義(yi) 。

《論語》記載了孔子對自身精神修養(yang) 曆程的自述。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yu) 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cong) 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回顧一生的學習(xi) 曆程，從(cong) 十五歲開始有誌於(yu) 學問，“三十而立”。那麽(me) 經由這十五年學習(xi) 才達到的“立”，具體(ti) 是什麽(me) 含義(yi) 呢?其一，通過對古代典籍的長期學習(xi) ，對於(yu) 經典的理解形成了立得住腳的觀點;其二，“立於(yu) 禮”不僅(jin) 意味著熟悉禮典，還意味著可以在社會(hui) 生活乃至國家政治的各種具體(ti) 情況中靈活恰當地用禮、行禮、循禮。

孔子學禮以至於(yu) 能“立”，與(yu) 他多聞多見、擇善而從(cong) 的學習(xi) 態度與(yu) 方法有關(guan) 。《論語·述而》篇載：“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cong) 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處“作”，朱熹理解為(wei) “作事”，自然也包括用禮、行禮。孔子自己也持躬行多聞多見、謙虛請益的學習(xi) 態度，例如，《鄉(xiang) 黨(dang) 》篇記述孔子“入太廟，每事問”，《禮記·曾子問》也記載了孔子問禮於(yu) 老子的情況。

禮是一種實踐智慧，學禮的目的是為(wei) 了“立於(yu) 禮”，是成就君子人格一個(ge) 必要的方麵和階段。禮是一種分別，這種分別背後是一整套人倫(lun) 價(jia) 值觀念，選擇如何遵循、使用何種禮儀(yi) 背後是對價(jia) 值觀念的選擇。周文疲弊之下，當下應當重構、重振的是何種價(jia) 值觀念呢?又經過十年，孔子“四十不惑”。《論語·憲問》篇記載了相關(guan) 情況。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不惑”當屬“知者”，朱熹解釋說：“明足以燭理，故不惑。”一個(ge) 人對事物之理有著深入的洞察，明達智慧，就不會(hui) 迷惑。而對於(yu) 孔子來說，對事物之理的體(ti) 認並非是對純粹知識的追求，而應當是對人倫(lun) 價(jia) 值、現實人生之理的體(ti) 認與(yu) 認識。孔子說：“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知”並非“好學”，對於(yu) 純粹知識的求索必須以人倫(lun) 價(jia) 值的習(xi) 得為(wei) 範導，“窮高極廣而無所止”(朱熹注語)的知識求索反而會(hui) 給君子修養(yang) 帶來障蔽。正是基於(yu) 這種價(jia) 值觀和知識論的態度，孔子主張“知”應有所止。《論語》對此也有記述。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yi)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鬼神、死亡不可見聞覺知，無須從(cong) 純粹知識意義(yi) 或哲學意義(yi) 上去求索，對於(yu) 現實人生來說，最重要的是“用力於(yu) 人道之所宜”(朱熹語)。盡管孔子並不主張弟子們(men) 去鑽研對鬼神本身的知識，但他卻十分重視如何通過“敬鬼神”“慎終追遠”，從(cong) 而使得“民德歸厚”的道德教化功用，這一對“鬼神”之知的態度最能反映孔子知論關(guan) 注人倫(lun) 現實的價(jia) 值傾(qing) 向。從(cong) 《論語·顏淵》篇可管窺一二。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ju)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xiang) 也吾見於(yu) 夫子而問‘知’，子曰：‘舉(ju)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yu) 眾(zhong) ，舉(ju) 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yu) 眾(zhong) ，舉(ju) 伊尹，不仁者遠矣。”

孔子認為(wei) ，智慧主要體(ti) 現為(wei) 能知人，能識別出正直的人與(yu) 邪惡的人，並把正直的人提拔出來，使其位置在邪惡的人之上，從(cong) 而使得邪惡的人正直起來。並且，孔子主張通過觀察一個(ge) 人的言行來認識一個(ge) 人的本性。

不管是“知人”還是“學禮”，這種認識還是外在的，隨著年歲日長，經曆的人生困境愈多，到五十歲時，孔子認為(wei) ，自己對於(yu) 命運已經有了很好的認識，並且，在他看來，一個(ge) 人如果不能理解命運，便算不得上是君子(“不知命，無以為(wei) 君子也”)。盡管對於(yu) 人生命運的體(ti) 認、理解、思考是如此得重要，但孔子很少談論命運。《論語·子罕》篇載：“子罕言利與(yu) 命與(yu) 仁。”

人生隨處都有偶然，充滿著變易，即便能立於(yu) 禮、不惑於(yu) 人，人生仍不免坎坷，也許正因為(wei) 命運的不可測，所以孔子很少談論。“知天命”並不意味著對命運這一論題的各種解釋，對於(yu) 人生諸種境遇能安之若素便可算作是“知天命”的人，“知”不是一種知識的獲取，而是一種生命的體(ti) 驗和態度的肯認。縱觀孔子一生，“再逐於(yu) 魯，削跡於(yu) 衛，伐樹於(yu) 宋，窮於(yu) 商周，圍於(yu) 陳蔡”，可是孔子始終保持恬淡樂(le) 觀的心境，堅持宣揚自己的仁義(yi) 之道。莊子讚頌說：“古之得道者，窮亦樂(le) ，通亦樂(le) 。所樂(le) 非窮通也，道德於(yu) 此，則窮通為(wei) 寒暑風雨之序矣!”莊子稱頌孔子為(wei) 理解了命運的得道者。

“知天命”意味著獲取了宇宙的量度，自此之後，重新審視紛紛擾擾的人間是非，不論聽什麽(me) 都順耳了(“六十而耳順”)，此時心量廣大，涵容一切，外在的是非毀譽聽起來不再刺耳，不會(hui) 在心裏掀起波瀾。到了七十歲，放縱自己的欲望，一言一行卻不再逾越任何禮儀(yi) 規矩，自適適人，順人順己，自在無礙，即所謂“七十而從(cong) 心所欲，不踰矩”。

綜上所述，如莊子所論“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孔子直到今天仍然是人們(men) 敬仰、學習(xi) 的人格典範，與(yu) 他不斷地反思自我、修養(yang) 自我是密不可分的。就此論之，修養(yang) 是一個(ge) 過程，修養(yang) 的過程與(yu) 生命的曆程相伴隨，修養(yang) 不是為(wei) 了展示給別人看，而是為(wei) 了實現自我、完善自我，是充盈生命的一種內(nei) 在需要。修養(yang) 作為(wei) 與(yu) 生命相伴隨的一個(ge) 過程，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側(ce) 重點：在青少年階段，修養(yang) 主要體(ti) 現為(wei) 對禮儀(yi) 規範、社會(hui) 規範的遵循、學習(xi) 與(yu) 理解;隨著年歲漸長，修養(yang) 主要體(ti) 現為(wei) 對禮儀(yi) 背後價(jia) 值觀的反思與(yu) 堅守;當人們(men) 漸入老境，修養(yang) 的關(guan) 注點開始從(cong) 具體(ti) 的社會(hui) 層麵轉移到對命運的形上之思，對人事是非的超脫，對精神自由的關(guan) 切與(yu) 體(ti) 認。這一修養(yang) 曆程的特點啟示著我們(men) ：一方麵，對於(yu) 不同年齡段的群體(ti) ，宣傳(chuan) 修養(yang) 的側(ce) 重點是不同的;另一方麵，人格修養(yang) 應從(cong) 小處著手、從(cong) 具體(ti) 的行為(wei) 規範開始，從(cong) 形下到形上，如老子所說，“圖難於(yu) 其易，為(wei) 大於(yu) 其細”。而修養(yang) 最高境界達成之後，“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境界仍體(ti) 現於(yu) 日常的言行之中。

修養(yang) 應注重知行合一，在人生實踐中反思自我，獲得智慧，與(yu) 此同時，又把這一體(ti) 驗到的人生智慧運用於(yu) 人生實踐。學於(yu) 禮而立於(yu) 禮，知人而不惑，經曆窮通而後理解命運，孔子正是在不斷的反思中建構其思想體(ti) 係，在屢經挫折後仍不斷地尋找機會(hui) 參與(yu) 政治實踐，孔子的修養(yang) 論蘊含著對人生智慧的探尋，而他對智慧的探尋又有著強烈的實踐品格，抑或說，孔子的“知”就是“行”的總結，“行”是“知”的體(ti) 現。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