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黃樸民，男，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一、怎麽界定“國學”

　　“國學熱”的興起,深層次的根源毫無疑問與中國在新世紀全麵崛起有關,是中國在世界舞台上閃耀亮相的標誌。換言之,在我們與其他國家和民族對話的時候必須有自由的平台和載體,要在傳播自己的思想時贏得最廣大的人們的認同,即找到文化的“最大公約數”。這樣也可以使對方最大程度地了解我們,減少誤解,同時我們也要對西方有所了解,這就是文化的作用。國學就在此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國學”的定義究竟是什麽?它的內涵與外延又該怎麽來界定?這始終是個問題。假如一定要給“國學”下個簡明扼要的定義,我讚同下麵的提法,即“國學就是中國固有的傳統學術及其研究的學問”。

　　具體地說,“國學”包含有三個層麵:第一,它是一種知識體係。作為一個中國人,對中國的傳統文化自然應該有一種最起碼的親近感與敬畏心,應自覺成為一名中國文化的傳承者,對唐詩宋詞、四書五經、《史記》、《漢書》這些內容應該有基本的了解。第二,它是一種思維智慧,是中國人的行為方式。不管中國人有沒有正式地把國學當做學問來學習,都是在國學的氛圍裏成長的,受到其熏陶的。所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因此,麵對同樣的事情,中國人和西方人可能會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最後,“國學”就是它的核心價值觀,比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應該說,這些價值觀層麵的東西,才是國學最根本的內容。

　　在強調價值理念為“國學”核心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國學”綜合性與整體性的特征,不能把“國學”收縮為單純的精神、理論層麵,而應該係統梳理“國學”演變的軌跡,區分“國學”的原生態與次生態,界定“國學”的“道”與“術”的關係。

　　現在,有很多人在那裏呼籲重歸傳統、倡導弘揚國學,但卻很少有人清楚我們究竟要回歸哪個傳統,我們到底要弘揚哪種國學?是回到明清?還是唐宋?抑或秦漢?甚至先秦?是依據《隋書•經籍誌》所最終確定的經史子集的四部之學,還是複振《漢書•藝文誌》所係統構建的六藝、諸子、詩賦等六略之學?是回歸以經典傳承為中心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六藝”呢,還是回歸以全人培養為宗旨的禮、樂、書、數、射、禦的“六藝”?倘若連這些都沒有任何感覺,理不清頭緒,“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卻侈言國學,大談傳統,則不免是顧盼自雄,自娛自樂而已。

二、如何認識“國學”

　　“國學”是個好東西,這一點恐怕沒有人能否定。然而,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國學”如同世間其他事物一樣,也有它的軟肋,也有它的局限性。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國學”依舊昌盛的清代後期,偌大的中國怎麽會在“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強侵略麵前,幾無招架之力,留下極其屈辱的曆史一頁!

　　說到底,“國學”的不少內涵有的本身就是落後腐朽的,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封建三綱思想,這種情況,在號稱“兵學聖典”的《孫子兵法》中同樣有鮮明的反映。如它公然鼓吹“因糧於敵”、主張“掠於饒野”“掠鄉分眾”,這就是戰爭中的“搶光”;又如它提倡在戰爭中對敵方實施“墮其城、毀其國”,這也有“燒光”“殺光”之嫌。無怪乎曾有人稱孫子是戰爭中推行“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話雖然說得有些刻薄,但並非子虛烏有,厚誣古人。

　　有的本來是正麵積極的內容,但隨著時空變化,時過境遷,漸漸落後於變化了的形勢,已無法應對時代的挑戰,而成為了曆史的惰性與包袱。譬如《孫子兵法》所提倡的原始民本觀“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這在其誕生的春秋戰國時代,無疑是進步的,但進入近代後,卻嚴重滯後於新型的民主要求了,而它本身是無法順利完成轉型,變“令民與上同意”為“令上與民同意”的。

　　另外,以“國學”為主要表現的傳統文化理念,在許多情況下,是知行割裂的。如《孫子兵法》乍讀之下,會覺得它很愛兵,體恤士卒,視如愛子:“視卒如嬰兒”、“視卒如赤子”,雲雲,真的是親切動聽,令人神往。但如果你把它看做是孫子的真實想法,那可就太天真、太離譜了。其實在孫子的眼裏,士卒不過是牛羊而已,“若驅群羊,驅而來,驅而往”,所以,可以“上屋而抽其梯”,能夠“置之死地然後生,投之亡地然後存”,不存絲毫憐憫之心,隻有赤裸裸的敲骨吸髓,還美其名曰“慈不掌兵”。

　　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學”絕對不是隻有其美、沒有其惡的純粹事物,在它的身上,善與惡、真與偽、美與醜,同樣交織在一起,我們既不能因它存有糟粕而一概抹煞它,但同樣也不能因它今天仍擁有合理的內核而一味拔高它。科學理性、一分為二永遠是我們對待“國學”應有的立場與態度。在“國學熱”蓬勃興起的今天,我們對“國學”多一份冷靜、多一點客觀尤其顯得重要,注意避免因弘揚“國學”而導致對傳統文化的曲解與粉飾,為維係定見而虛幻想象。

三、怎樣弘揚“國學”

　　對這個問題,學術界與社會上也是說法多樣、意見紛紜。我個人認為,在傳承與弘揚“國學”方麵,宜提倡“三綱九目”:第一,要強調“三個回歸”,即回歸文本,回歸主流,回歸核心。第二,要完成“三個溝通”,即溝通古今,溝通中外,溝通知行。第三,要實現“三個超越”,即超越文本,超越四部,超越國界。

　　現在,有些人把“國學”在近現代的中衰、沒落完全歸咎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後遺症,這種說法有些似是而非。我們細加考察就能看到在“五四”以後國學出現了真正繁榮的高潮。現在很多人研究國學,爭論的問題和民國期間爭論的東西是一樣的,討論的好多問題是民國時期的翻版。

　　民國的國學教育與國學研究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就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完全是用科學的方法、先進的理念、中西文化匯通的角度進行科學的研究,用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借鑒西方學術、理論、文化及其方法對中國傳統文化學術進行綜合性研究。第二類可以無錫國專為代表。那裏注重國學教育的博雅性,不但踐行“文以載道”的理想精神,也注重“遊於藝”的藝術陶冶,追求“全人”人格的滋育培養。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均有較高的造詣,都是很好的,那裏出來一大批人,比如饒宗頤、錢仲聯、馮其庸、王遽常全部是這裏出來的。這又是一個路子。還有就是馬一浮的,他搞複性書院,強調“六藝”為一切學術之本,就是堅守原則,比較傳統的做法。可以稱得上是原教旨主義者,最後所有老師都跑光了,熊十力也不跟他合作,複興書院也搞不下去了。顯而易見,清華國學研究的特點是求真務實,無錫國專國學教育與研究的特點是崇尚博雅,馬一浮的國學教育與研究的特點是追求純粹。

　　當然,我們今天弘揚國學,應該有全新的理念與方法。尤其要做到兩個“超越”:

　　第一,超越單純的漢族畛域。中華民族有五十六個民族,不能因為強調了五十六個民族的個性,淡化甚至否認了作為一個中華民族主體的共性的東西。這個是我們要強調的。不要讓少數民族看來,你們這個國學僅僅是你們漢族的學問,與我們沒有關係。如果我們今天的國學僅僅局限於漢族這一塊,顯然會是殘缺不全的,既不符合實際,也不利於民族的團結與國家的統一。我們必須特別強調,今天的國學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之學,五十六個民族個個有份,弘揚它也是個個有責。總之,我們的大國學首先應該是超越漢族的。

　　第二,超越經史子集。為什麽後來國學變成大家覺得無用的了,或者說淡出了,因為後來限於經史子集中。但是去看一下《漢書•藝文誌》,實用之學與理論之學是結合在一起的,“七略”實際上有“六略”。第一略通論,下麵六藝略就是理論指導,就相當於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諸子略,就是中國的學術學派;詩賦略,就是文學創作;兵書略,就是用於指導戰爭實踐的理論及其相應的操作方法;術數略、方技略,這些都是屬於自然科學範疇，但經史子集裏淡化了這些操作、實踐性的東西。要超越經史子集,而回歸到《漢書•藝文誌》的學科傳統中。

　　西周時期的“六藝”,是培養“全人”人格的,德、智、體、美全方位發展,有精神思想的指導:“禮”“樂”,有自然科學知識、文化技能的掌握:“書”“數”,也有軍事技能、操作實踐能力的培養:“射”“禦”。但孔子之後的“六藝”卻變成了純粹的課本、書本知識。“學習”,一個詞有兩層意思,不是偏正結構,而是一個並列結構。“學”,首先是從知識層麵上學,是被動的、灌輸性的學;“習”,是練習,是在實踐中練習它、升華它,然後真正成為自己的知識。本來“學習”是個很好的詞,現在我們隻有“學”,沒有“習”的成分了。所以今天弘揚國學,要真正超越經史子集的傳統,回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中國傳統學術的原生態。實際上,經史子集就是次生態,原生形態應該是六藝之學,就是從西周的六藝之學,一直延續到班固《漢書•藝文誌》的六略之學。

　　總之,現在我們提倡的“大國學”“新國學”,絕對不是要回到單純的經史子集小小的範圍裏麵,而是要在中西文化背景交融的理念下研究國學,以整個中華民族的共有文化立場而非狹隘的漢族文化角度研究國學。我們還是要包容,當然,包容也不是沒有主導,即在堅持主體性立場的基礎上,以開放的心態,汲取世界一切優秀文化的精華,原於傳統又高於傳統。

原載於2010-01-04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