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國學周刊編者說明：本刊於2009年12月7日刊登了梁濤先生題為《論國學研究的態度、立場與方法——評劉澤華先生王權主義的“國學觀”》的爭鳴文章，同時摘要轉載了劉澤華先生發表於《曆史教學》（高校版）的文章《關於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這兩篇文章引起了廣大讀者的熱議，紛紛來電、來函、來稿，表達意見，參與討論。張分田先生的文章對梁濤先生文章提出了商榷；而吳光先生的文章則是對張分田先生文章的再商榷。這樣安排為的是便於讀者及時、全麵地了解爭鳴雙方的觀點。特此說明。 ——編者


 “民貴君輕”是帝製的統治思想 
——從當下的“國學觀”之爭談起 
 作者：張分田　(南開大學曆史學院) 


　　前不久,《光明日報》“國學”版在“國學爭鳴”欄目刊載了一篇批評劉澤華先生的文章,引起廣大教師的熱議。我覺得開展相關討論,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文中涉及學界分歧的一個核心問題,值得深入討論。 

　　就專業屬性而言,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者,因而讚成弘揚優秀文化傳統,主張深化儒學研究,希望國家有關部門加大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時,我們所肩負的學術責任還有其特殊性,這就是必須以求實的精神,充分做足反思傳統、發掘精要的學術工作,為人們提供比較準確的知識和比較可靠的智慧,促使中華民族形成全麵的曆史記憶。 

　　以“和諧”為例,我們至少要如實地告訴人們三句話:一是中華先民十分重視和諧問題,確實應當發揚這一優良傳統。二是中國古代的和諧論有其特定的思維邏輯與曆史內容,許多成分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三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都重視和諧,這並不是中華文化所獨有的。諸如“仁義”、“禮儀之邦”之類亦可類推。隻有這樣做才可以避免由於偏見而導致對本民族文化的盲目頌揚。如果良好的願望與宏大的理想沒有建立在求實與務實的基礎之上,會有程度不同的片麵性。片麵性雖人人難免,但以盡量減少為上。 

　　有一類說法很常見:離開了儒學,中華民族就喪失了精神家園。這種說法經不起曆史的檢驗。在儒學誕生之前,中國已經躋身“文明古國”之列,而當代中國的崛起,恰恰得益於儒學的邊緣化。誇大儒學現代價值的各種觀點既缺乏曆史感,又缺乏現實感,也違背了孔子之學的真諦。求實精神的不足是造成這類學術現象的思想根源。許多學者之所以致力於批評儒學的陰暗麵,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被現代崇儒者所遮蓋的東西,展示一幅曆史圖景的另一麵,防止人們由於誤導而將“弘揚優秀文化傳統”與“弘揚儒學”畫上等號。 

　　儒家是否尊君?這原本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且不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將“序君臣父子之禮”視為儒家的特長,隻需在《四庫全書》上檢索一下“尊君”或“君尊”,就不難發現“尊君親上”、“尊君親親”是儒家經典的核心命題。儒家對禮儀、禮義、仁義解讀的基本點始終沒有脫離這個命題,“儒家尊君”可謂鐵案如山的判詞。如果儒學與君主製度不相匹配,它有資格成為帝製的國學嗎? 

　　近代以來,由於對儒學現代價值的看法相互對立,於是儒學的本質屬性成了辯論的焦點。圍繞民本思想展開的“反專製”與“專製”之爭最為典型。誇大儒學現代價值的學者反複引述“民惟邦本”、“民貴君輕”、“從道不從君”,聲稱這是“對專製的批判”。他們有意無意地回避儒家經典中將最高權力賦予君主的製度性命題。諸如《論語》記述孔子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引述孔子的“民無二王”,《中庸》引述孔子的“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等等。隻要對照一下政治學專業的大本教科書,就不難判定這種製度設計屬於“專製政體”範疇。  
　　這類學者大多有良好的願望。但是,事實搞錯了,判詞還準確嗎?判詞不準確,宏論還可靠嗎?當今眾多弘揚儒學的文字,不僅少了一點求實精神,也違背了孔子之學的真諦。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們張揚的“曆史價值”多為不實之論,議論的“當下意義”往往更為虛誇不實,設計的“現代路徑”則實屬歧途。這種做法不利於中華民族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立。 

　　分析理論結構是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針對那些故意造成“結構性信息缺失”的現代崇儒者,許多學者分別使用了“陰陽組合結構”、“比翼雙飛”、“和諧統一”、“極吊詭的整體”等提法,旨在形成比較完整的事實陳述,證明儒家的尊君與重民並行不悖,進而在揭示本質的前提下,發掘積極因素。 

　　在借鑒並發揮一批前輩學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礎上,我注重分析思想體係和命題組合,逐一考察個案,以事實證明“尊君——罪君”的理論結構普遍存在。除無君論者外,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無一例外。因此,我稱之為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的“文化範式”。 

　　“民貴君輕”是中國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題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權力本原的意義上,民眾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對這個命題的深入研究,使我認識到一個更精彩的“立君為民”命題。儒、道、墨、法等重要學派普遍認同這個命題,其中法家的理論貢獻尤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為天下”和商鞅的“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貴君輕”的理論先導。據此,我不僅找到重新認識中國古代政治理論體係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現代崇儒者的眾多說法與曆史事實相悖。 

　　在宋元明清,寫有“民貴君輕”的《孟子》是官方學說的主要載體。麵對陳獨秀、胡適等不是民主的斷語,現代崇儒者固執是民主或反專製的論點。他們不僅一再強調先秦儒學的民主精神被後儒和帝王篡改、閹割、壓製,還常常以明太祖刪節《孟子》為重要論據。但是,這種說法經不起事實的檢驗,這裏僅舉三類事例。 

　　一是明太祖曾命人將《大學衍義》“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這部“帝王之學”是宋、元、明、清皇帝與皇子的必讀書,其中有專門闡釋孟子“民貴君輕”的段落。 

　　二是眾多皇帝認同“君為輕”。例如,漢高祖認同的“王者以民人為天”,隋煬帝標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論證的“君依於國,國依於民”等,都將民眾置於相對重要的地位。許衡依據“民為重,君為輕”論朝政,元世祖大加讚賞。元英宗告誡臣下:“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明成祖恢複《孟子》原貌,頒行《四書大全》,禦製《大學衍義讚文》。丘濬著《大學衍義補》,引據“民貴君輕”論說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讚揚文天祥依據“君為輕”擁立宋端宗“實千載忠臣之語”。乾隆帝曾吟誦“藐予小子識君輕”和“自昔識君輕”的詩句。在《欽定四庫全書》中,“民為貴”、“民為重”、“君為輕”之類的字眼不勝枚舉。 

　　三是科舉考試要求通曉民重君輕。例如,明朝隆慶進士黃洪憲的科舉製文《邠人曰》寫有“民為貴,社稷次之”。萬曆丙戌會試會元袁宗道的策試答卷,申說“帝天之命,主於民心”,闡釋“天為民立君,君為天重民”,主張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後民,自貴而賤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還以激切的文字抨擊“靡所顧忌”、“恣行胸臆”的暴君。這份答卷博得考官們的激賞,寫出“必雅抱忠忱,期攄匡翼者”的評語。天啟四年舉人艾南英題為《民為貴》的科舉製文依據“天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讀“民貴君輕”。黃洪憲、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編纂的《欽定四書文》,以作為衡文繩尺。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麽自從《孟子》被列為科舉考試必讀書之後,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貴君輕”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來越常見。在特定情境下,朝臣們甚至會依據“君為輕”而另立皇帝。 

　　沿著這個線索,我發現一批重要的儒學命題始終處於統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構成官方學說的理論基礎。諸如被說成“反專製”的“天民相通”、被說成“人民主體”的“民心即天心”,被說成“非程序民權”的“湯武革命”,被說成“民主思想”的“天下為公”等等。隻須大致翻檢一下《欽定四書文》就不難發現,凡是想走科舉仕途的人都必須弄懂這些道理。 

　　由此可見,官方學說不僅沒有將這類命題視為異端邪說,反而將其奉為至理名言。試想，如果皇帝們張揚“君為輕”隻是為了裝裝樣子,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將它用作旨在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以製度化的方式製造共識?難道帝製的統治者能夠高明到敢於用對帝製具有顛覆性的思想成批量地培養忠於朝廷的政治精英? 

　　麵對上述事實,我們還能輕易地斷言儒家反抗王權,批判專製嗎?還能輕信那些“著力突顯、提倡傳統文化的正麵價值”的簡單做法嗎? 

　　我的學術心得是:更為深入的研究必須直麵“立君為民”、“民貴君輕”可以與帝製相匹配這一重大的曆史現象,以期對儒學與帝製做出客觀、全麵、準確的認識和判斷。這項研究直接關係到能否科學地認識與恰當地評估中國古代政治文明及相關的思想文化現象,進而為探索建設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正確途徑提供可靠的學術資源。 

　　良性的學術互動總是有益於學術發展的。但是,持不同見解的學者必須強化以事實明道理的學術準則。我們願與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共勉。 

原載於2010-01-18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