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狂

作者：許紀霖

來源：許紀霖博客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三月十四日壬申

           耶穌2016年4月20日

摘要：一個(ge) 人要狂並不難，無論在曆史還是現實之中，狂者也不乏其人。但一般人之狂，大多要麽(me) 是缺乏真性情的虛驕，要麽(me) 是才氣有餘(yu) 、德性不足的傲慢。狂，最難的是狂出意境，狂出真性情，狂出德性之善。

在現代中國知識圈裏，狂者可謂不少，但最狂的大概非梁漱溟莫屬。1942年，梁漱溟從(cong) 淪陷的香港隻身突圍，一路驚險，別人都在為(wei) 他的生命安危擔心，但梁本人卻非常自信，他說：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今天的我將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沒有第二人代得。從(cong) 天命上說，有一個(ge) 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我若死，天地將為(wei) 之變色，曆史將為(wei) 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會(hui) 有的事!

這些狂話本來是寫(xie) 在給兒(er) 子的家書(shu) 裏，後來信被朋友拿去在桂林《文化雜誌》上發表了自然在社會(hui) 上引起轟動。但梁漱溟並不以為(wei) 忤，他以為(wei) 這些狂言原出自家書(shu) ，不足為(wei) 外人道，但既然已公開發表了，亦不須再門(注：“門”裏麵一個(ge) “必”字)，隻要讀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大凡自命不凡的人內(nei) 心都有點狂，但在中國這個(ge) 以謙虛為(wei) 美德的國度裏，狂在表麵的畢竟不多，且也多為(wei) 俗世所不容。實際上，在儒家老祖宗那裏，狂並非是大逆不道之事，相反倒還是一種甚為(wei) 可貴的美德。孔子有言：“不得中行而與(yu) 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wei) 也。”按照孔老夫子的意思，如果能兼有狂者和狷者的長處，取中行之道，自然最好;若不可得，退而求次，或狂或狷，亦不失為(wei) 聖人。

的確，狂未嚐不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遺產(chan) 。如果說孔老夫子的中行之道修煉得十分到家的話，那麽(me) 到孟夫子那裏，狂與(yu) 狷就大大失衡，狂放之氣溢於(yu) 言表。翻開《孟子》，觸目皆是“萬(wan) 物皆備於(yu) 我”、“天將降大任與(yu) 斯人也”、“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一類“謬謬”(注：“謬”換成“口”字邊旁)之言。

孟子的這種狂氣到明代王學發展到了極致。王陽明說：“我在南都之前，尚有些子鄉(xiang) 願的意思。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個(ge) 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有人說王學的精神就在於(yu) 一個(ge) 狂字，此言可謂不虛。以後的王門弟子，出來之後一個(ge) 比一個(ge) 狂放，成為(wei) 晚明一大景觀。

梁漱溟的人格和學脈都來自王學，自然也繼承了從(cong) 孟夫子到王陽明的這路狂氣。民國十三年，泰戈爾來華，梁漱溟向他介紹儒學之ABC，對狂狷之氣大加發揮，重點推崇。他告訴泰氏：“狂者誌氣很大，很豪放，不顧外麵;狷者狷介，有所不為(wei) ，對裏麵很認真;好象各趨一偏，一個(ge) 左傾(qing) ，一個(ge) 右傾(qing) ，兩(liang) 者相反，都不妥當。然而孔子卻認為(wei) 可以要得，因為(wei) 中庸可能，則還是這個(ge) 好。其所以可取處，即在各自其生命真處發出來，沒有什麽(me) 敷衍牽就。……狂狷雖偏，偏雖不好，然而真的就好。──這是孔孟學派的真精神真態度。”

以梁漱溟的真性情，要他象孔老夫子那樣得“中行之道”，顯然是有點勉為(wei) 其難，所以他寧願取狂放的偏路。好在狂也是“中行”的題中之意，不失為(wei) 儒家精神之一種。

不過，從(cong) 孟子、王陽明一直到梁漱溟，他們(men) 狂的哲理依據和心理資源究竟是什麽(me) 呢?餘(yu) 英時先生在《錢穆與(yu) 新儒家》一文中有句斷語，叫做“良知的傲慢”。話雖苛刻了點，但確是這麽(me) 個(ge) 意思。且以梁漱溟為(wei) 例。梁象孟子、王陽明一樣，將人心與(yu) 天地萬(wan) 物視為(wei) 一體(ti) ，他說：“吾人生命原自與(yu) 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而無隔，顧人不自覺，卻墮於(yu) 形氣之中，分別物我而小之耳”。梁相信宇宙與(yu) “我”本是“通而為(wei) 一”的，隻有我們(men) 精神墮落時，宇宙才與(yu) “我”分開。一個(ge) 天資卓越出群的人乃不為(wei) 塵世所蔽，能夠以個(ge) 人的道德修煉和內(nei) 在的精神超越通過不斷的反身諸己“致良知”，與(yu) 天地宇宙合二為(wei) 一，世界本我，我本世界。肉體(ti) 降臨(lin) 現世，是為(wei) 奉天的意誌，拯救眾(zhong) 生，這就是儒家文化裏麵的“承天命”。個(ge) 人的良知既與(yu) 天地結通，又有天命在身，自然超凡脫俗，有了狂的資本和資格。

梁漱溟對自己“承天命”是深信不疑的。還是在那封給兒(er) 子的信中，他躊躇滿誌地寫(xie) 道：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沒有人能夠深窺其學說之真諦，此事除我之外，當世無人能作。古人雲(yun) ：“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此是我一生的使命。要等到《人心與(yu) 人生》等三本書(shu) 寫(xie) 成，我才可以死;而今後中國的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也正需要我，我更死不得。這一自信，完全為(wei) 確見我所負使命重大而來。

使命感，這是儒家精英主義(yi) 的根本所係，對於(yu) 一個(ge) 確信自己承受了天命的狂者來說，因此而無限放大自我，將一己之自然生命與(yu) 整個(ge) 民族和文化的前途接通。人格的豁達總需要某種超越意識，梁漱溟堅信自己與(yu) 天地相通，所以，無論是冥冥之中的死神，還是現世中的淫威，皆不足為(wei) 懼了。見過梁漱溟的人，都會(hui) 發現他老先生身上有一種大氣象，這大概就是孟老夫子常愛講的那種難以言之、至大至剛、充塞於(yu) 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它也是一個(ge) 儒者狂的底氣。

底氣足不足，不是一個(ge) 個(ge) 人意誌的問題，而是一個(ge) 道德修煉的問題。用孟子的話說，浩然之氣是要“養(yang) ”的。儒家的狂放與(yu) 一般淺薄之徒的狂妄的最大區別就在於(yu) 在其狂的背後有德性和知性支撐著。

按照儒家的內(nei) 聖外王精神，一個(ge) 聖人要治理天下，不僅(jin) 要有治國的謀略──這還不是主要的，尚屬雕蟲小技，更重要的是為(wei) 天下樹立自身的道德表率，即由孟子提出、後來為(wei) 明末泰州學派的領軍(jun) 人物心齋先生點發揮的那層安身為(wei) 本，反求諸己，身正而天下歸也的道理。梁漱溟在為(wei) 學為(wei) 人鶻麵與(yu) 心齋先生最是相投，他將身正的意義(yi) 也看得很重。三十年代搞鄉(xiang) 村建設時，他在對自己的學生講話中說：“我覺得必須有人一麵在言論上為(wei) 大家指出一個(ge) 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為(wei) 上大家都有所信賴於(yu) 他。然後散漫紛亂(luan) 的社會(hui) 才仿佛有所依歸，有所宗信。一個(ge) 民族的力量，要在這個(ge) 條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會(hui) 多年來所需要者唯此。”

在梁漱溟看來，個(ge) 人的道德修養(yang) ，不僅(jin) 是個(ge) 人呈現良知、成聖成王的必要功夫，而且關(guan) 係著國家民族的盛衰安危。正是懷著這樣為(wei) 天下立身的重大責任，梁漱溟長期以來一直過著完全合乎儒家道德規範的嚴(yan) 謹生活，對自己的要求比清教徒還要苛刻。在儒家的道德功夫論裏，他獨重“慎獨”二字，以為(wei) 此道是孔門修己之學的精髓：“修齊治平都在誠意上用功，都在慎獨;慎獨是貫內(nei) 外的活動，亦即修身為(wei) 本之實行”。他的慎獨之徹底，不用說平時的言行，連自己隔夜做的夢都要認真地加以檢點。1951年4月7日，他在日記中自責“夢中念頭可恥”，次日又記：“思議大學修身為(wei) 本疑問若幹則，夜夢起念頭可恥馬上自覺”。不用說，這樣嚴(yan) 厲的道德自律，一般人很難堅持下去，隻有梁漱溟這樣胸懷大誌的人才能幾十年如一日地要求自己。

稽文甫在三十年代出版的《左派王學》一書(shu) 中曾對心齋先生的格物說有過一段評語：“他講格物之‘格’如格式之格，殊有意味。他要以身為(wei) 家國天下的‘格式’，……這樣講法，個(ge) 人地位特別重要。帥天下以仁，‘出為(wei) 帝者師，處為(wei) 天下萬(wan) 世師’。看這樣個(ge) 人何等的偉(wei) 大，這也是表現出一種狂者的精神。”梁漱溟的狂，未嚐不可以作如此解讀。

一個(ge) 人要狂並不難，無論在曆史還是現實之中，狂者也不乏其人。但一般人之狂，大多要麽(me) 是缺乏真性情的虛驕，要麽(me) 是才氣有餘(yu) 、德性不足的傲慢。狂，最難的是狂出意境，狂出真性情，狂出德性之善。

梁漱溟的狂是很見真性情的。孔孟二位老夫子“中行”不可得，退而求次求狂狷，看中的也是狂狷中所透出的真性情。錢穆在《論語新解》中說;中行之道“退能不為(wei) ，進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長也。後人舍狂狷而別求所謂中道，則誤矣”。如果“中行”之中少了狂狷二氣，與(yu) 孔夫子、孟夫子咬牙切齒所痛恨的“鄉(xiang) 願”也相差無幾。梁漱溟在這點上看得很真切，他說，鄉(xiang) 願沒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會(hui) 上四麵八方卻應付得很好，人家稱他是好人，這種人外麵難說不妥當，可惜內(nei) 裏缺乏真的。

近代中國險惡的政治環境與(yu) 四九年以後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使得許許多多知識分子失去了真性情，聰明者以“外圓內(nei) 方”的方式處世，而更多的人則流於(yu) 鄉(xiang) 願，如孟子所抨擊的“非之無舉(ju) 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zhong) 皆悅之，自以為(wei) 是，而不可與(yu) 入堯舜之道”。多少過去是那麽(me) 自負的知識分子經曆思想改造、尤其是暴風雨般的政治大批判之後，早就失去了狂氣，也就是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在權勢麵前隻剩下謙卑和怯懦。

唯獨梁漱溟，還是一如既往地狂放。這自然引起了與(yu) 權勢的衝(chong) 突，爆發了那場有名的同毛澤東(dong) 的當麵頂撞。這是現代中國兩(liang) 位同樣自認“承天命”的偉(wei) 人之間的人格較量。不過，一個(ge) 代表著政統，另一個(ge) 代表著道統。梁漱溟在政統麵前之所以沒有其他知識分子那種虔誠的謙卑，乃是因為(wei) 他自信作為(wei) 一個(ge) 儒者，對於(yu) 王者負有義(yi) 不容辭的進諫義(yi) 務。按照儒家的觀念，王者必須有“道”，必須施仁政。一個(ge) 政權是否是仁義(yi) 的，不能由其自身判定，隻能由代表著道統的士來裁決(jue) 。即使是英明的王者，也必須時時接受士的進諫和教誨。梁漱溟就是以“為(wei) 王者師”的傲慢姿態出現在毛的麵前，他以這種傳(chuan) 統古老的典型方式表達了自己對毛、對新政權的忠誠。他希望自己是魏征，而毛則是二十世紀的唐太宗。於(yu) 是他狂得那麽(me) 忘乎所以。可惜的是梁漱溟完完全全看錯了一切，他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空間，麵對著錯誤的對象，悲劇性地扮演了一個(ge) 錯誤的角色。

然而，如此多的曆史磨難似乎並沒有使他改變什麽(me) ，在以後的歲月裏，他仍然是那樣的真，那樣的直率，那樣的狂放。他一直到死都不曾世故過，都沒有學會(hui) 鄉(xiang) 願。無論做對做錯，人格總是透明的，始終不失其單純的赤子之心。他的個(ge) 性是執拗的，當批林批孔人人都附合著時勢、鸚鵡學舌時，他老人家偏偏要站出來為(wei) 自己一直崇拜的孔子辯護。梁漱溟不讚成批孔，這倒也就罷了，更令人驚奇的是，他明明恨林彪，卻非要同眾(zhong) 人死辨林彪就是沒有一條“政治路線”，盡管這給他帶來的政治麻煩要遠遠超過前者。戴晴說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意也非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一爭(zheng) 個(ge) 明白，這正證明他的迂直。在那個(ge) 假話充斥的年代裏，梁漱溟保持了敢於(yu) 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童真，他捍衛了自己說真話的尊嚴(yan) 。

最使人震驚的是，當人們(men) 問他受批判的感想時，梁漱溟幾乎是脫口而出：“三軍(jun)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梁漱溟的狂在此刻達到了顛峰，以至超越了二十年前那次與(yu) 毛的頂撞。因為(wei) 這次他沒有看錯什麽(me) ，他對環境的險惡、自身的卑微看得明明白白。一個(ge) 身處逆境之士，即使按照儒家的準則，也大可不必一味冒進，完全可以以退為(wei) 進，改守狷道。但梁漱溟畢其一生修身功夫，可以“慎獨”幾十年如一日，獨獨沒有學會(hui) 如何“中庸”。他在任何境遇之下，狂氣始終不衰，麵對著氣勢洶洶的逼問，他慷然回答：“‘匹夫’就是獨自一個(ge) ，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隻是堅信他自己的‘誌’。什麽(me) 都可以奪掉他，但這個(ge) ‘誌’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ge) 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這就是梁漱溟的狂。在那個(ge) 年代裏，他的確狂出了意境，狂出了真性情，狂出了德性之善，狂出了一個(ge) 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yan) 。

盡管從(cong) 現代的角度來看，我們(men) 可以指出梁漱溟所表現的儒者之狂潛在具有的種種問題，比如內(nei) 中的“承天命”意識可能導致獨斷的唯意誌論、那種道德理想主義(yi) 的精神內(nei) 容無助於(yu) 現代民主政治的建立等等，甚至可以大膽地假設倘若梁漱溟當政會(hui) 不會(hui) 是另一個(ge) 毛澤東(dong) 。然而，儒家的狂所透出的人格的真性情、道德的的操守、特立獨行的精神和“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氣魄，無疑是超越時代、超越具體(ti) 內(nei) 容，具有永恒的精神傳(chuan) 承意義(yi) 的。

1975年，梁漱溟完成了最後一部著作《人心與(yu) 人生》之後，覺得自己已無所留戀，可以去矣。他的學生以為(wei) 老先生過於(yu) 消極，寫(xie) 信勸說。梁漱溟從(cong) 容地解釋說：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我從(cong) 來自己認為(wei) 負有曆史使命──溝通古今中外學術文化的使命。相信我的著作將為(wei) 世界文化開新紀元，其期不在遠，不出數十年也。梁漱溟覺得自己負使命而來，而今使命完畢，可以欣然而去，死而無憾了。

晚年的梁漱溟依然是這樣的狂氣不斂，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十年之後，他的著作出版了。但梁老先生生前不曾料到的是，在他的身後卻是一個(ge) 不再有超越、不再有狂氣的俗世，滿街行走的是將生命托付給當下、追求及時行樂(le) 、失去了精神靈魂的俗人。梁漱溟若地下有知，是感到有些許惆悵呢，還是仍然執拗地自信數十年後必有知音?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