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陸異同論的曆史形態考察

作者：徐公喜

來源：《江淮論壇》2015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二月廿三日丙子

           耶穌2016年3月31日

【作者簡介】徐公喜，上饒師範學院朱子學研究所，江西上饒 334001 徐公喜(1965- )，上饒師範學院朱子學研究所、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協同創新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朱子學與(yu) 宋明理學。

【內(nei) 容提要】朱陸異同演變的脈絡牽涉朱學與(yu) 陸學相互的糾結與(yu) 轉變、消融。按照時間的發展梳理其脈絡，可以將其曆史形態總結概括為(wei) 朱(朱子)陸(象山)之辯、門戶之見、朱陸之和、早晚之爭(zheng) 、方法之變等五種。不同的曆史形態在時段上往往又有一定的交叉，且曆史形態特征也並不完全按照同一意義(yi) 理路加以區別的。

關(guan) 鍵詞：朱陸異同論/曆史形態/義(yi) 理/方法論

標題注釋：2013年度江西省社會(hui) 科學規劃項目“朱子學學術史”。

“朱陸異同”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極為(wei) 重要的討論課題，從(cong)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鵝湖之會(hui) 綿延至今八百多年，其間研究者不乏其人。朱陸異同不僅(jin) 是難解的論題。而且圍繞朱陸異同所衍生的學術問題與(yu) 思索，可以說是理解南宋以來學術發展的一條極為(wei) 重要的線索。誠如清代章學誠所言：“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異同，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1]54對朱陸異同論這一學術現象的研究，不能僅(jin) 僅(jin) 將朱陸之異或朱陸之同作為(wei) 一個(ge) 孤立的觀念係統，而應與(yu) 時空、個(ge) 體(ti) 與(yu) 學派以及社會(hui) 政治文化等諸多層麵結合起來看待。為(wei) 此，本文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朱陸異同論的發展軌跡概括為(wei) 發軔、異化、消融、流變、鑒證等五個(ge) 演進曆程，並將其在不同進程中所呈現的曆史形態總結概括為(wei) 朱(朱子)陸(象山)之辯、門戶之見、朱陸之和、早晚之爭(zheng) 、方法之變等五種。同時需要說明的是，由於(yu) 學術界對於(yu) 朱陸異同的相關(guan) 史實已經有了比較廣泛的梳理，並為(wei) 節省文章篇幅。本文將著重勾畫朱陸異同論之曆史發展大勢，而對學界共識性的細節將直接引述而不作進一步考證。

一、朱陸異同論的發軔：朱陸之辯

“朱陸異同”的原初形態就是“朱(朱子)陸(象山)”之辯，其後之各種形態的交替演進莫不發軔於(yu) 此。

陸九淵兄弟在南宋理學發展史上異軍(jun) 突起，令許多學人為(wei) 之側(ce) 目。尤其是其論學方式引起了學界廣泛的興(xing) 趣，朱熹、張栻及呂祖謙三人更是對此表示了高度的關(guan) 切。朱熹、呂祖謙等人對陸氏兄弟所抱持觀念感到憂慮，呂祖謙乃積極促成朱陸鵝湖之會(hui) ，並期待陸氏兄弟能改弦易轍，很可惜目的沒有達成。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鵝湖之會(hui) 論講之後，“朱陸異同”的問題乃浮出水麵，並有越演越烈之勢。因此，鵝湖之會(hui) 便成為(wei) 朱陸異同論正式形成的曆史標識，並為(wei) 以後的種種學術爭(zheng) 辯揭開了序幕。隻是此時的“朱陸異同”問題，有其沉潛幽昧而需要特別予以闡明之處。

首先，鵝湖之會(hui) 時，雖然陸九淵與(yu) 陸九齡兄弟二人共同與(yu) 朱熹論辯，但是“朱陸之辨”中，二陸在思想上亦經曆過異同的變化，陸九齡朦朧遊離於(yu) 陸九淵，在鵝湖後幾年逐步向朱熹靠攏，象山弟子曹立之、萬(wan) 正淳等又相繼與(yu) 朱子講論，並一一歸向朱子，致使“朱陸異同”的原初形態呈現著朱子與(yu) 象山兩(liang) 者之辯。特別是自張栻、呂祖謙相繼過世，朱子與(yu) 陸象山之間的學術關(guan) 係，由於(yu) 不再有與(yu) 雙方地位相當的人物居中緩頰，於(yu) 是演變成直接對立的場麵，“異同”問題逐步擴大。故而全祖望雲(yun) ：“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hui) ，總為(wei) 朱陸二派。”[2]985

其次，朱陸異同論在朱熹陸九淵及身之時，重點在“異”而不在“同”。所以在鵝湖會(hui) 後之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在《答項平父》一信中首先就自己與(yu) 陸象山之“異”進行了概括總結，其言曰：“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liang) 事為(wei) 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zhuan) 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wei) 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yi) 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yu) 義(yi) 理不敢亂(luan) 說，卻於(yu) 緊要為(wei) 己為(wei) 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3]2540朱熹此言，不但將其與(yu) 陸氏之差異和盤托出，其所拈出之“尊德性”與(yu) “道問學”二事，更成為(wei) 此後學人分辨朱陸相異的核心點。後來當吳澄試圖和會(hui) 朱陸時，就是要在“尊德性”與(yu) “道問學”之間取得一個(ge) 平衡。雖然朱熹此時也開始思考朱陸之間的差異，並提出“去短集長”的意見，不再堅持己見，然而並未得到陸象山善意回應。後來的無極太極之辯，則使兩(liang) 人意見的相左更劇。

當然，朱陸二人也都曾有過和同之意，可是期待的方式卻不盡一樣。陸九淵認為(wei) 有異有同是極為(wei) 恰當的，如此才能在彼此磨合中得到最完滿的歸向。陸象山把這樣的想法告知朱熹：“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cong) ，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誌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yu) 一是之地。”[4]朱熹卻認為(wei) ：“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為(wei) 未當，然凡辯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複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者。如不能然，而但於(yu) 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3]1564雖然朱熹回應陸象山的言論，一直以來是朱熹所追尋的目標，不過朱熹與(yu) 陸象山不同之處在於(yu) ，陸在對立的意見中，可以包容正反並存，可是朱熹卻堅持天下事理隻有一個(ge) 麵向，非正即負，不能不判別個(ge) 道理。雖然都讚成有不同想法可以切磋琢磨，但雙方在和同的結果上又各有堅持。

自鵝湖之會(hui) 後，由於(yu) 朱熹與(yu) 陸九淵二人的諸多觀點總是爭(zheng) 執不下，所以和同一事總是無法實現。此時，朱陸之辯雖蘊育了朱陸之和的端緒，但無形中也成為(wei) 導引朱陸門戶之爭(zheng) 的引線。朱陸過世後，門人弟子也試圖會(hui) 同二人之說，卻不知不覺演變成門戶之爭(zheng) 。而且，強烈的攻訐也導致兩(liang) 派學人漸行漸遠，而原本的“朱(熹)陸(九淵)”異同也漸漸轉化成為(wei) “朱(學)陸(學)”異同。

二、朱陸異同論的異化：門戶之爭(zheng)

朱陸異同論的發生演進固然是肇因於(yu) 朱陸學術內(nei) 涵根本的歧異，但同時也是“門戶爭(zheng) 持”的產(chan) 物，甚至可以說正是門戶之爭(zheng) 使得朱陸異同論的學術性產(chan) 生了某種程度的異化，成為(wei) 朱陸異同論不斷演化的動因之一。

鵝湖之會(hui) 後，朱陸之爭(zheng) 形成，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門人弟子亦於(yu) 台下暗暗較勁，一爭(zheng) 短長，捍衛師門之意躍然。朱熹有鑒於(yu) 此，乃在《答諸葛誠之》一信中試圖化解，其言曰：“愚意比來深欲勸同誌者兼取兩(liang) 家之長，不可相輕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yu) 吾之所急。……義(yi) 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yu) 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yu) 是，乃是吾黨(dang) 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吾複長少之節、禮遜之容。”[3]2539也許在朱熹看來，異同之爭(zheng) 乃自己與(yu) 陸象山之事，身為(wei) 學生門人，隻要“勉力於(yu) 吾之所急”，不必要為(wei) 了維護師門而與(yu) 人爭(zheng) 論不休。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陸九淵《與(yu) 唐司法》一信中，也提到門戶之爭(zheng) 的問題：“第今時人偏黨(dang) 甚重，未必樂(le) 聽斯言。總卿從(cong) 朱丈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cong) ，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wei) 聖賢者，不容私而已。”[5]按陸九淵之意，他顯然對“門戶”的形成相當不認同，且明確表示不喜歡學者私立門戶。

隻是當一代大儒去世，弟子為(wei) 其師而定一尊，門戶派別便逐漸形成。而且，朱陸最初的門戶之爭(zheng) ，並不是直接針對學術理論觀點“異同”問題而展開的論辯。朱陸門人對於(yu) 諸如尊德性道問學、簡易支離等朱熹與(yu) 陸九淵關(guan) 切討論的議題並沒有大幅討論，朱陸門人較為(wei) 關(guan) 心的，反倒多是學風流傳(chuan) 所產(chan) 生的弊病。朱陸身後，門人繼之而起，各自闡發師說，造成朱子學與(yu) 象山學蓬勃發展的局麵。

同時，朱陸在世之時學於(yu) 朱、遊於(yu) 陸，以及在某處求道再轉至他處問學者，大有人在。“由朱轉陸”或是“由陸轉朱”，是朱熹與(yu) 陸象山在世時便有的情形。而由於(yu) 當時講學風氣盛，學者可自由往來學習(xi) ，因此“由朱轉陸”或“由陸轉朱”是很平常的事情，朱陸身後，再傳(chuan) 弟子師事多人的情況也屢見不鮮。“由朱轉陸”或“由陸轉朱”多隻是就學問路向來觀察，不涉及門戶問題。

在宋元時期以朱陸為(wei) 主要脈絡的學術背景下，朱陸各自建立了一套思想體(ti) 係，在授受的過程中產(chan) 生變異。朱陸門人吸取另一方的學說，反映了不同的學問態度與(yu) 學術傾(qing) 向的轉向，呈現“由朱入陸”、“由陸入朱”狀態，對此，朱陸門人或者認同、或者反對，認同者便會(hui) 開始反思朱陸會(hui) 同的方式，反對者則會(hui) 對另一方采取批判的言論，門戶之爭(zheng) 便起。這樣的景象，恰被視為(wei) 朱陸流弊之一，雖然這些也是流弊導致朱學轉變與(yu) 朱陸和會(hui) 產(chan) 生的原因。因為(wei) 代代傳(chuan) 承，不免產(chan) 生諸種流弊，於(yu) 是朱陸異同的爭(zheng) 論，便又被門人後學重新提起，而成為(wei) 門戶之爭(zheng) 的主題。

在此後的學術曆程中，由於(yu) 對“朱陸異同”的關(guan) 注程度及對朱陸義(yi) 理形態認識的差異，導致學人在朱陸之間所作出的價(jia) 值選擇的不同並造成門戶的爭(zheng) 持。如明代程敏政、王陽明等主張朱陸“早異晚同”，而陳建則站在朱熹立場對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加以抨擊。[6]113-114及至清代，李紱則從(cong) 宗主陸王的門戶立場編《朱子晚年全論》，又引起宗主朱子學的王懋竑之反對。對此，黃宗羲總結為(wei) “宗朱者詆陸為(wei) 狂禪，宗陸者以朱為(wei) 俗學，兩(liang) 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2]1885-1886。章學誠則不無同情之理解，認為(wei) “各以所畸重者，爭(zheng) 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1]262。

三、朱陸異同論的消融：朱陸之和

朱陸身後，門人後學為(wei) 尊其師而交相排斥，於(yu) 是門戶之爭(zheng) 使得雙方壁壘分明，論辯紛出，歧異益顯。而學術傳(chuan) 承衍生流弊，讓朱學陸學之“異”更形擴大，同時也引發不少學者的反思，“和”的思考應運而生。特別是吳澄的朱陸和會(hui) 思想，更揭示朱陸異同論進入到一種消融的曆史形態，隻是此種消融的狀態，隨著趙汸明確提出朱陸“早異晚同”之說而消逝，並影響後來明清時期的“早異晚同”與(yu) “早同晚異”之爭(zheng) 。

早在吳澄之前，朱陸本人及其弟子就曾在彼此平和的氣氛下，有過和解會(hui) 通的努力。如黃榦藉由心性理氣的角度，說明尊德性與(yu) 道問學本是一體(ti) 兩(liang) 麵、上下一貫、由內(nei) 而外，將兩(liang) 事合而為(wei) 一，這可以說是朱熹長久以來所期盼能“去短集長”的最佳境界。[7]陸學門人如袁燮也曾試圖求取朱陸問題的平衡點。[8]隨著朱陸異同問題的異化或複雜化，在朱陸後學之中，有關(guan) 會(hui) 同朱陸學術的思考便越來越多。①例如時稱“朱陸忠臣”的龔霆鬆，學術源自陸學，有鑒於(yu) 朱陸後學互相爭(zheng) 持，有意平息兩(liang) 家學術紛爭(zheng) ，於(yu) 是折衷朱陸兩(liang) 家意見，采擇朱陸“四書(shu) ”詮釋而作《四書(shu) 朱陸會(hui) 同注釋》。[9]這種“會(hui) 同”的思考以及“著作”的形式，也為(wei) 後來學人提供一條討論“朱陸異同”的途徑。

就吳澄本人來說，他所主張的朱陸“會(hui) 同”，是因眼見朱陸後學積弊已深、學風頹敗，為(wei) 補救時弊而鳴，試圖重新回歸原點以力挽狂瀾，故而在朱陸異同的問題，他還是能夠以一種樸質的態度，拋棄“引朱入陸”或“引陸入朱”的傾(qing) 向，不偏不袒，從(cong) 實際的觀點切入而求得朱陸學問的溝通。朱熹、張栻雖有先見之明，早先便提醒學者切勿隻偏重一邊，但當時情況尚未發生，其言論隻能說是未雨綢繆。吳澄則試圖將兩(liang) 者截長補短。

繼吳澄之後，重申“朱陸和會(hui) ”者為(wei) 鄭玉。鄭玉之學有著濃厚的朱學背景，因此他在提倡朱陸和會(hui) 論時，很自然的會(hui) 被劃入朱學的脈絡中。但鄭玉與(yu) 吳澄一樣，在談論朱陸時，往往對學術的弊病大加撻伐，並且對門人間彼此攻擊、製造門戶的差異一事，深表痛惡，對朱熹與(yu) 陸象山保有一定的尊崇。鄭玉認為(wei) 朱陸之間是殊途同歸，但是他並沒有沿著吳澄思想去關(guan) 注“尊德性”與(yu) “道問學”、性命之學，而是肯定了朱熹與(yu) 陸象山儒學傳(chuan) 承者的地位，指出，雖然朱陸彼此論點不同，但均是走聖賢路途，所以“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隻是“蓋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為(wei) 學故所人之塗有不同爾”[10]。吳澄、鄭玉成為(wei) “朱陸和會(hui) ”的先聲，在朱陸兩(liang) 者間求取平衡，著眼點雖有異，但目的相同，《師山先生鄭公行狀》說“與(yu) 臨(lin) 川吳先生所著如合符契”[11]。另外，同時期出身象山學的劉壎也說：“鵝湖之集易簡支離之詩，文公不以為(wei) 忤，後來一等抑揚過當，殆不可信，蓋亦門人弟子有分朋植黨(dang) 挾思取勝者。其實二先生未嚐立異也。”[12]劉壎作《朱陸》篇、《朱陸合轍序》，其意亦在調和朱陸。由此可見，當時不論是朱子學或象山學門人，對於(yu) 部分好在門戶間互爭(zheng) 高下者，均頗為(wei) 憂心。而這也顯示出，在朱陸學說百年後，學者已能在反思朱陸後學流弊的基礎上，盡求解決(jue) 之道，於(yu) 是調和、和會(hui) 之說，漸成為(wei) 學者的思考方向，欲將兩(liang) 方合而為(wei) 一的企圖也就更為(wei) 急切。

自吳澄以尊德性與(yu) 道問學作為(wei) 朱陸和會(hui) 的基調後，讚成和會(hui) 並提出和同意見者，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而趙汸更是將“和會(hui) ”推向極致，承認了朱陸之間可“異”、“同”並存，但又以“同”為(wei) 最後歸向。趙汸將朱陸異同，重新回溯到朱熹與(yu) 陸象山身上。有別於(yu) 吳澄、鄭玉針對朱學陸學流弊而發的“和會(hui) ”論。趙汸將和同的構想置於(yu) “晚年”，確實是發前人所未發，趙汸在吳澄所提出的和會(hui) 朱陸基礎上，提出朱陸“早異晚同”論，也可說是“朱陸和會(hui) ”論的轉型，基準點仍以和為(wei) 貴，對朱陸學說之異同注入新的詮釋生命。

百年來的聚訟，眼看就在一片“同”聲中，要完滿落幕。然而，正是趙汸所提出的朱陸“早異晚同”論在一定程度上啟迪了明清時期“早異晚同”與(yu) “早同晚異”之爭(zheng) 。從(cong) 趙汸“早異晚同”開始，朱陸異同論卻又一次進入流變的曆程。

四、朱陸異同論的流變：早晚之論

在元代，因學者倡明“和會(hui) ”，似乎使朱陸問題在此得到一個(ge) 相融的管道，趙汸所提出的“早異晚同”說，更對朱陸之間采取客觀的會(hui) 同方式，而且這樣的說法，最初是獲得認可的。明代程敏政編纂《道一編》一書(shu) ，即讚同趙汸“早異晚同”的見解，程敏政將朱熹學說分為(wei) 早中晚三段，認為(wei) 朱熹早年對陸象山是勢如水火，中年則是疑信參半，到晚年是完全相符。[13]後來，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刊刻，同年亦有《大學古本》與(yu) 《傳(chuan) 習(xi) 錄》付梓。在《朱子晚年定論序》中，王陽明自述為(wei) 學曆程，強調其“體(ti) 驗探求”後所得的體(ti) 悟，又說“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於(yu) 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王陽明還提出朱子所著之集注與(yu) 或問，“乃其中年未定之說”，且朱熹是“晚歲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雖未明言任何有關(guan) 朱陸異同的言論，但隱然以“早異晚同”為(wei) 立論基點。[14]161由此可見王陽明主張“晚同”說，其實是有意在調和朱、陸之餘(yu) ，以朱學來證成己說。而由於(yu) 王陽明的影響所及，在陽明學出現後，朱陸異同的焦點由“朱陸”轉向“朱王”，陸九淵的形象漸被王陽明所涵蓋，但“異同”的概念卻依舊持續，並為(wei) 人所探究。王學門人後學更是促使原本“朱陸異同”逐漸轉向“朱王異同”的形態。於(yu) 是朱陸異同在陽明以及門人後學的眼中，又是另一方式的結合。②這其中，既有和會(hui) 的特征，卻又深具門戶的因素。

有趣的是，《道一編》與(yu) 《朱子晚年定論》采用“早異晚同”說引來了一片反對聲浪，除了陳建作《學蔀通辨》駁斥且提出朱陸應是“早同晚異”，亦有程曈《閑辟錄》反對“早異晚同”的言論。陳建在《學蔀通辨·總序》中說：“由佛學至今，三重蔀障，無惑乎朱陸儒佛混淆而莫辨也。……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6]110陳建從(cong) “儒釋之辨”的角度厘清“朱、陸(王)”，提出“早同晚異”以與(yu) 程、王“早異晚同”對壘。陳建認為(wei) ：“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朱子)乃或專(zhuan) 言涵養(yang) ，或專(zhuan) 言窮理，或隻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藥之也。惑者乃單指專(zhuan) 言涵養(yang) 者為(wei) 定論，以附合於(yu) 象山，其誣朱子甚矣，故不得不辨。”[6]113-114可見，陳建辨“朱陸(王)異同”並主張“早同晚異”，其中雖不無可議之處③，但是指出朱、陸各有“定論”、“不可強同”，嚐試回歸朱、陸各自思想立場，厘清爭(zheng) 議，而“單指專(zhuan) 言涵養(yang) 者為(wei) 定論，以附合於(yu) 象山”，卻也是對“(朱子)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說法最有力的批判。[15]

程曈《閑辟錄》一書(shu) ，正德十年(1515)編定，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才刊刻，書(shu) 前有雲(yun) ：“朱陸之學始終不同，具見兩(liang) 家年譜及文集語錄中，夫何草廬吳氏創為(wei) 遷就調停之說，篁墩程公又繼為(wei) 始異終同之書(shu) ，由是遂成千古未了之公案，曆世不決(jue) 之疑獄。”[16]程曈不讚成“早異晚同”之說法，反倒以為(wei) 朱陸之見本來就不同，各有各的定論，不需強同。

對於(yu) 明代“朱陸異同”的討論，《四庫全書(shu) 總目》評議說：“朱陸二派，在宋已分，洎乎明代，弘治以前，則朱勝陸，久而患朱學之拘；正德以後，則朱、陸爭(zheng) 詬；隆慶以後，則陸竟勝朱，又久而厭陸學之教，則仍申朱而絀陸。講學之士，亦各隨風氣以投時好。”[17]“是朱非陸”、“是陸非朱”，彼此消長，而“各隨風氣以投時好”的學風，更難以釐清“朱陸異同”的分歧。但大體(ti) 而言，“早同晚異”或“早異晚同”乃是在“朱陸異同”脈絡下所出現的一次全新的觀點與(yu) 會(hui) 同方式，但這又牽引出“引朱入陸”或“引陸入朱”的朱陸糾葛，蘊藏著朱陸門戶之爭(zheng) 的意義(yi) 。在“朱陸異同”的學術脈絡中，早晚之論確為(wei) 繼宋元朱陸和會(hui) 之後所發生的一大重要轉變。

五、朱陸異同論的鑒證：方法之變

從(cong) 曆史的觀點來看，在朱陸早晚之爭(zheng) 中，為(wei) 印證朱陸“早同晚異”或“早異晚同”，采用了對比朱陸文本元典的方法，無意中又開啟了朱陸異同研究的方法之變。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的考據色彩從(cong) 其自序中可見，他說：“其(朱子)晚歲故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wei) 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chuan) 《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wei) 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yu) 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謬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yu) 見聞，不過持循講習(xi) 於(yu) 此。”[14]88-89王陽明所編輯的34封書(shu) 信雖然有考證方麵的失誤④，對此，陽明也大方承認，但他還是進行了辯解——“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yu) 晚年，固多出於(yu) 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wei) 重。”[18]可見，陽明的關(guan) 注點並不在每一封書(shu) 信年代的考證上，而是在整體(ti) 書(shu) 信所揭示的思想義(yi) 理上。王陽明之後，陳建《學蔀通辨》繼續以考證編年的形式，選擇朱熹相關(guan) 書(shu) 劄，指出陽明和程敏政在考證和取材上“顛倒早晚”之錯漏，力證朱熹“早年常出入禪學，與(yu) 象山未會(hui) 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中年始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功之力也”、“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沒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6]111

陽明與(yu) 陳建為(wei) 後人以文本考證性思路解決(jue) “朱陸異同”問題開辟了一條嶄新的方法論路徑。朱陸異同論的曆史進程轉入到了方法之變階段，這種變主要是指，明中期以來特別是清代學人通過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圖回歸朱陸文本元典以考辨朱陸異同問題，義(yi) 理問題的爭(zheng) 論與(yu) 考據學聯係在一起。⑥王陽明對朱熹信函的編輯可算是這種鑒證式研究方法的開端，自他以後，學人們(men) 開始普遍采用文獻考據的方法來分析朱陸異同問題，在清代達到了頂峰。無論是朱門學者，還是陸門學者，他們(men) 更是將“早晚”之考推入到細微極致之境，試圖將朱熹一生的為(wei) 學曆程考證清楚，以明朱陸是“同”還是“異”。

李紱是清初陸王學派的典型代表，他對“朱陸異同”亦有深入研究。李紱乃陸氏鄉(xiang) 人，嚐撰《陸象山年譜》二卷，以申陽明之說。但李紱又以為(wei) 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罐漏百出，而陳建之書(shu) 於(yu) 朱子之論，援據未全，且語錄出於(yu) 門人所記，未足以為(wei) 依據。由此，李紱從(cong) 朱子正集、續集及別集中，選取既經考定為(wei) 50歲至71歲與(yu) 人答問、講義(yi) 題辭之類凡三百餘(yu) 篇，排比編次，逐條各附考證論辨於(yu) 下，稱為(wei) 《朱子晚年全論》。《全論》避免了《定論》疏於(yu) 考證之誤，所為(wei) 論辨，亦多客觀公允而具說服力。⑤

作為(wei) 朱門學者的王懋竑(1668-1741)，與(yu) 其他學者僅(jin) 著眼於(yu) “早晚”之辯不同，不再僅(jin) 僅(jin) 著眼於(yu) 朱熹晚年之思想，而是試圖詳細考訂朱熹一生的為(wei) 學曆程。王懋竑此舉(ju) 意圖十分明晰：如果一生的為(wei) 學曆程都揭示清楚了，所謂的“早年”、“晚年”當然就全部囊括進去了，如此“朱陸異同”是非曲直自然一目了然。《朱熹年譜》這本書(shu) 超出了“朱陸異同”問題本身，而把視野擴大到朱熹一生的為(wei) 學曆程上。在這過程中，王懋竑很好地做到了把考據論證和義(yi) 理分析結合起來。該書(shu) 在考證上的精細程度正如梁啟超所說，“盡力搜羅客觀事實，把年月日調查得清清楚楚，令敵派更無強辯的餘(yu) 地”[19]。至於(yu) 在義(yi) 理分析上，王懋竑對朱熹文獻潛心涵泳，“沒有一個(ge) 字不經過一番心，而且連字縫間也不放過”[20]，力求真切把握文義(yi) 。

在李紱與(yu) 王懋竑之外，清代學者對於(yu) 朱陸學術之異同也有考辨。朱門學者夏炘有感當時治朱學之弊端而作《述朱質疑》以期望厘清朱熹思想早晚發展曆程，進而明晰“朱陸異同”問題。該書(shu) 在考證上雖不如王懋竑精細，但夏炘能采用義(yi) 理分析的方法批評李紱的《朱子晚年全論》，證明朱熹晚年並沒有轉向陸學。張夏則撰《洛閩源流錄》十九卷，取有明一代講學之儒，分別其門戶，大旨闡洛閩之緒而力辟新會(hui) 餘(yu) 姚之說。此書(shu) 以程朱之派為(wei) 主，而於(yu) 陸氏之派亦節取所長。以示不存門戶之見，用意頗深密。王宏撰《正學隅見述》，格物之說以朱子所注為(wei) 是，無極之說則以陸九淵所辯為(wei) 是，持論甚為(wei) 平允。雷錠作《讀書(shu) 偶記》三卷，大旨以朱子為(wei) 宗，然能不競門戶。而且，更為(wei) 可貴的是，一些學者已經能夠從(cong) 門戶之爭(zheng) 中解脫出來，從(cong) 更為(wei) 廣闊的背景上來看待朱陸學術論爭(zheng) 的社會(hui) 意義(yi) ，其中最值得一說的是乾隆時的鄭之僑(qiao) 和他的《鵝湖講學會(hui) 編》[21]。

概括而言，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的文本和考證研究方法為(wei) 許多學者提供了榜樣，王陽明在朱陸之爭(zheng) 中的知名對手羅欽順也鼓吹“追溯本源”是解決(jue) 朱陸異同的重要途徑，並且為(wei) 捍衛朱熹“性即理”，反對陸九淵“心即理”，他引用了數段典籍來支持自己的觀點，而李紱與(yu) 王懋竑更是嚐試從(cong) 考據入手以解決(jue) 朱陸早晚異同的爭(zheng) 議。在此之外，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都以王陽明為(wei) 榜樣而投身於(yu) 儒家文本的考證實踐，這竟引發了理學內(nei) 部的爭(zheng) 辯向經學考證轉變。江永就是“通過對傳(chuan) 統儒家經典的挖掘和詮釋，重新理清和闡釋聖賢之道”[22]。當然，由於(yu) 這些考證仍然是為(wei) 義(yi) 理服務的，所以在清代考據學者中仍不免存在朱陸的對壘，由此開啟了一段學術公案，對此餘(yu) 英時有較詳細的討論，此不具述。⑦

同時，從(cong) 思考朱陸異同論的方法而言，明清之際雖然經曆了從(cong) 義(yi) 理分析到考據論證的轉變，大體(ti) 卻仍是儒學內(nei) 部對朱陸學說論辯。進入20世紀以後，隨著西學東(dong) 漸的日益加深，朱陸異同雖仍在分合之中被國內(nei) 學者一再提及，但這些討論已不是儒學內(nei) 部的分際，更多的是一種西學方法論映照下的論述，因為(wei) 學人們(men) 普遍是從(cong) 西方哲學、史學等現代學科以一種多元的視角來重新審視朱陸異同論問題。

朱熹與(yu) 陸九淵在世時，雙方學術已經存在差異。在學術史上則大致以“性即理”、“心即理”或“尊德性”、“道問學”來區分朱熹與(yu) 陸九淵二人的分歧所在。而就“朱陸異同”的議題來看，宋代以後的學術發展過程中，尊朱貶陸或尊陸貶朱，每一時代都有學者支持，也有各自學術上的體(ti) 證與(yu) 選擇，形成紛雜萬(wan) 端的現象，然而此是彼非之間，每每成為(wei) 曆來學人努力突破之處。而在儒學發展中，對於(yu) 朱陸相爭(zheng) 等問題的討論，則在辯證與(yu) 消長的過程中，影響或推進了中國學術的走向。研究者或因不同研究方法取徑與(yu) 立場，或是援取理論、關(guan) 注麵向的不同，對於(yu) “朱陸異同”的觀點，往往甚為(wei) 分歧，但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紛擾之中，更加證明此一議題乃是每位學人無可回避的問題。當然，朱陸異同演變的脈絡牽涉朱學與(yu) 陸學相互的糾結與(yu) 轉變、消融，其間大致可以按照時間的發展梳理其脈絡，將其在不同進程中所呈現的曆史形態總結概括為(wei) 朱(朱子)陸(象山)之辯、門戶之見、朱陸之和、早晚之爭(zheng) 、方法之變等五種。但是，不同的曆史形態在時段上往往又有一定的交叉，而且在時間之外，空間也是與(yu) 時間交織在一起而影響朱陸異同論之演進變遷的一個(ge) 重要因素，也就是說朱陸異同論的曆史形態實則有著明顯的地域性分布，而關(guan) 於(yu) 這一點，顯然值得另文探討。

【注釋】

①有關(guan) 元代“朱陸和會(hui) ”的討論，可參唐宇元：《元代的朱陸合流與(yu) 元代理學》，《文史哲》1982年第3期，第3-12頁。

②由“朱陸異同”轉向“朱王異同”的討論，可參戴景賢：《論陽明與(yu) 象山思想之關(guan) 連及其差異》，氏著：《明清思想史論集》上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8-138、141-144頁。

③蔡龍九即指出陳建《學蔀通辨》失誤之處有：批判的前提與(yu) 過程錯誤、對“同異”處理不清晰、對陸王思想掌握不清晰、論證有效性不足。參見氏著：《論陳建〈學蔀通辨〉之貢獻與(yu) 失誤》，《“國立”台灣大學哲學評論》2008年第36期，第179-188頁。

④如羅欽順指出陽明有考證之誤，認為(wei) 他把朱子中年之說當作晚年之作，並且還擅自增字以引導讀者認定朱熹肯認《集注》、《或問》之中年未定之作。參見(明)羅欽順：《與(yu) 王陽明》，見《困知記·附錄》，中華書(shu) 局1990年。

⑤黃進興(xing) 指出，《朱子晚年全論》是當時考證學家使用實證法的典型代表，李紱則是把朱陸異同從(cong) 一個(ge) 哲學問題轉移到文本問題的極好例子，其研究風格的顯著特性在於(yu) 他傾(qing) 向於(yu) 用文獻方法來分析、解決(jue) 學術問題。參見黃進興(xing) ：《李紱與(yu) 清代陸王學派》，郝素玲、楊慧娟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2-112頁。關(guan) 於(yu) 李紱與(yu) 《朱子晚年全論》的基本信息還可以參見徐公喜：《李紱與(yu) 〈朱子晚年全論〉》，《上饒師專(zhuan) 學報》，1999年第5期。

⑥陳林將“朱陸異同”學術史所發生的這種轉變稱之為(wei) “由義(yi) 理思辨向義(yi) 理思辨與(yu) 考據考證相結合的內(nei) 在發展理路”，參見陳林：《義(yi) 理與(yu) 考據之間：“朱陸異同”學術史的內(nei) 在發展理路》，《求索》，2015年第4期。

⑦關(guan) 於(yu) 宋明理學轉向清代考證學的內(nei) 在理路，可參見餘(yu) 英時：《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與(yu) “朱陸異同”論》，《論戴震與(yu) 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05年，及餘(yu) 英時：《從(cong) 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亦可參加候宏堂：《“新宋學”之建構：從(cong) 陳寅恪、錢穆到餘(yu) 英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10-4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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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