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會(hui) 保障漢唐元明清無法企及

原標題：宋代的社會(hui) 保障與(yu) 社會(hui) 穩定

作者：李華瑞（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導;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來源：《探索與(yu) 爭(zheng) 鳴》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二月十六日乙巳

           耶穌2016年3月24日

摘要：宋朝則將中國古代的社會(hui) 保障推進到最高水平，可以說漢唐不能企及，元明清也沒有超過。宋代的社會(hui) 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形成全國規模民變的可能性。

“社會(hui) 保障”一詞於(yu) 20世紀30年代才比較完整地出現在西方相關(guan) 法典中。

中國古代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和實踐，雖然與(yu) 現代西方的社會(hui) 保障法和社會(hui) 保障工作不盡相同，但是出現得甚早。

戰國時期，孟子就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主張，又說：“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施四者。”“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周禮》已有較為(wei) 係統的“荒政”“保息”理論，漢唐時期，中國式的“社會(hui) 保障”已有相當水平的發展，至宋朝則將中國古代的社會(hui) 保障推進到最高水平，可以說漢唐不能企及，元明清也沒有超過。

1宋代社會(hui) 保障的對象

宋朝的社會(hui) 保障涉及麵比較廣泛，主要包括以下三大人群：

(1)一是自然災害造成的災民、饑民和流民。

宋代是一個(ge) 自然災害頻發、高發的曆史時期，據不完全統計，北宋各類自然災害發生1113次，南宋發生825次，合計1928次。

其中，明確記載死亡人數逾萬(wan) 人者，有骨肉相食、積屍滿野相類記載的特大災情23次;明確記載死亡逾千人的大災情48次;明確記載死亡人數逾百人的嚴(yan) 重災情249次。

從(cong) 宋代自然災害對社會(hui) 生活的影響整體(ti) 情況來看，水災(主要是黃河、長江泛溢與(yu) 海潮)對人民生命財產(chan) 的威脅最直接也最大;其次是疾疫;再次是地震;而造成人民背井離鄉(xiang) 和餓殍遍野的饑荒，則主要是旱災所致。

兩(liang) 宋時期見於(yu) 記載的饑荒年份，共計195年，其中發生在三個(ge) 州至一路較大範圍的饑荒年，計58年。兩(liang) 宋時期，災荒年間饑民和流民人數眾(zhong) 多，規模相當龐大，從(cong) 數千、數萬(wan) 至數十萬(wan) 乃至上百萬(wan) ，有統計的記載峰值是250餘(yu) 萬(wan) 人。

(流民)

(2)二是弱勢群體(ti) ，即無人供養(yang) 的鰥寡孤獨者;

(3) 三是貧困不能自存者和乞丐。

這兩(liang) 類群體(ti) 主要是社會(hui) 發展水平及社會(hui) 矛盾所致。中唐以後隨著均田製瓦解，至宋代土地買(mai) 賣變為(wei) 合法，貧富分化也日益擴大。

蘇洵曾從(cong) “田製”變化中敏銳地觀察到造成貧富的根源所在：“耕者之田資於(yu) 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ye) 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仆，安坐四顧，指麾於(yu) 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wei) 之耨，秋為(wei) 之獲，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yu) 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yu) 窮餓而無告。”

董煟在《救荒活民書(shu) 》中指出：“自田製壞而兼並之法行，貧民下戶極多，而中產(chan) 之家賑貸之所不及，一遇水旱，狼狽無策，隻有流離餓莩耳。”

因失去土地的人群絕大多數是貧苦的鄉(xiang) 村下戶和鄉(xiang) 村客戶。鄉(xiang) 村下戶和鄉(xiang) 村客戶在宋朝總戶數中所占比重極大，王曾瑜先生認為(wei) 占78.2%~93.5%，漆俠(xia) 先生估計為(wei) 85%左右，南宋時期所占比重還要更高一些。而宋代社會(hui) 保障的第二、三類對象主要就是這個(ge) 龐大群體(ti) 。

2宋代社會(hui) 保障的基本製度和措施

(1) 官府經營的倉(cang) 儲(chu) 救助機構

宋代的救荒倉(cang) 廩，大致可分為(wei) 五大類：

1.在京諸倉(cang) ;2.諸州都倉(cang) 、縣倉(cang) (省倉(cang) );3.轉般倉(cang) (大軍(jun) 倉(cang) );4.隸屬中央官府的常平、義(yi) 倉(cang) ，以及地方臨(lin) 時設置具有常平義(yi) 倉(cang) 類似性質的平糴、平糶、州儲(chu) 、均糴、州濟等倉(cang) ;5.民間組織的社倉(cang) 等。

前三種倉(cang) 儲(chu) 是兼具官員俸祿、備荒、軍(jun) 用等多用途的財政機構。

仁宗時，張方平在《論京師軍(jun) 儲(chu) 事》中指出：“今仰食於(yu) 官廩者，不惟三軍(jun) ，至於(yu) 京城士庶以億(yi) 萬(wan) 計，大半待飽於(yu) 軍(jun) 稍之餘(yu) ……夫金帛輕貨緩急易聚，至於(yu) 糧饋非素為(wei) 備，若因之以饑饉，倘別有不可預防之事，一旦闕誤，豈可倉(cang) 卒而致者?”

家安國《紹聖創都倉(cang) 記》也說：“饑饉、軍(jun) 旅，非食不救。”“省倉(cang) 以待廩賜，而凶年又資以貸振。”

後兩(liang) 種常平倉(cang) 和義(yi) 倉(cang) 是專(zhuan) 門用於(yu) 救荒保障的糧倉(cang) 。

常平倉(cang) 從(cong) 太宗淳化三年(992)、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至天禧四年(1020)八月在全國範圍之內(nei) 陸續建置，南宋人董煟評論說：“漢之常平止立於(yu) 北邊，李唐之時亦不及於(yu) 江淮以南，本朝常平之法遍天下，蓋非漢唐之所能及也。”

常平倉(cang) 主要分布在州縣城，作為(wei) 宋代救荒之政的重要舉(ju) 措，未曾改變過。清人說：“漢耿壽昌為(wei) 常平倉(cang) ，至宋遂為(wei) 定製。”宋代常平倉(cang) 的主要功能，仍然是平糶、平糴。

義(yi) 倉(cang) 之設，在北宋時期置廢反複有四次，乾德年間、慶曆年間、熙寧年間、元豐(feng) 年間，四次置廢時間長不過八年，紹聖元年複置後，才得以長期維持。義(yi) 倉(cang) 的功能主要是用於(yu) 救濟。

(杭州富義(yi) 倉(cang) )

宋代的倉(cang) 儲(chu) 製度與(yu) 前代不同的特點是，漢唐時期各種倉(cang) 儲(chu) 製度是有嚴(yan) 格界限的，各有司職;而北宋仁宗朝以後，隨著中央對地方的集權，五大係統的倉(cang) 儲(chu) 製度逐漸打破界限，特別是常平倉(cang) 和義(yi) 倉(cang) 的儲(chu) 糧往往被臨(lin) 時調用，充作軍(jun) 糧或別的財政支出，即所謂常平倉(cang) 、義(yi) 倉(cang) 與(yu) 州縣倉(cang) 合流。

南宋時期，常平倉(cang) 、義(yi) 倉(cang) 在運用上也常相混，有時合稱常平義(yi) 倉(cang) 。由於(yu) 常平倉(cang) 儲(chu) 糧平時被移用或挪用充作軍(jun) 需和官吏支出費用，及救荒之時，軍(jun) 儲(chu) 、州縣倉(cang) 又被調撥充作賑災物質，而義(yi) 倉(cang) 糧穀被挪用的情形也和常平倉(cang) 相同。這種以東(dong) 牆補西牆的做法，在現實生活中已是司空見慣，並不妨礙救荒措施的正常進行。

常平倉(cang) 與(yu) 州縣倉(cang) 合流還有一個(ge) 表現是，南宋時期常平倉(cang) 與(yu) 各地省倉(cang) 在建置上漸趨合一。朱熹曾批評常平倉(cang) 與(yu) 省倉(cang) 相連的弊端：“某在浙東(dong) 嚐奏雲(yun) ：常平倉(cang) 與(yu) 省倉(cang) 不可相連，須是東(dong) 西置立，令兩(liang) 倉(cang) 相去遠方可。毎常官吏檢點省倉(cang) ，則掛省倉(cang) 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cang) ，則掛常平倉(cang) 牌子，隻是一個(ge) 倉(cang) ，互相遮瞞。”

(2) 官民互濟的社倉(cang)

社倉(cang) 是朱熹所創的一種社會(hui) 互助製度，由地方政府挪用或鄉(xiang) 裏富家提供糧穀，設置貸本，以低利貸給農(nong) 民，用作農(nong) 業(ye) 資本或生活費用。

(朱子社倉(cang) )

雖說朱熹創建社倉(cang) 其淵源可上溯至隋朝的義(yi) 倉(cang) ，但從(cong) 朱熹的陳述來看，其具體(ti) 做法和主旨顯然是直接取法於(yu) 王安石新法中的青苗法。

青苗法是一種以抑製農(nong) 村高利貸為(wei) 目標的農(nong) 貸措施，政府運用常平倉(cang) 、廣惠倉(cang) (用於(yu) 賑濟州縣城郭中老幼貧疾不能自存的人)的錢穀，於(yu) 每年新陳不接時貸予農(nong) 民，農(nong) 民在收成後加息二分歸還。當時富家貸放利息達五分至一倍，而一般認為(wei) 合理的利息是三分。

青苗法雖然為(wei) 農(nong) 民而設，但常平倉(cang) 、廣惠倉(cang) 均設於(yu) 州縣城郭，而非鄉(xiang) 村，對農(nong) 民的澤惠自然受到限製，到後來反而以城郭之民為(wei) 其主要貸方對象。朱熹采用青苗法借貸收息的經營方式，設社倉(cang) 於(yu) 鄉(xiang) 裏，免除青苗法偏於(yu) 城邑的弊病，扶助農(nong) 民的功用因而得以確實發揮。

朱熹創建社倉(cang) 的意義(yi) 有三：

1) 其一，社倉(cang) 製度的主旨與(yu) 青苗法“耕斂補助，裒多補寡而抑民豪奪之意也”的主旨頗為(wei) 相近，也有“摧抑兼並”的意味。

不同的是，青苗法是以國家的權力壓抑豪強兼並，而朱熹追求的是人人各遂其所生的社會(hui) 藍圖，貧富相恤正是實現這種藍圖的途徑之一。而貧富相恤的中心思想是啟動和建立完備的民間救濟機製。

2) 其二，改變常平倉(cang) 、義(yi) 倉(cang) 難以惠及鄉(xiang) 村的弊端。

常平倉(cang) 、義(yi) 倉(cang) 是漢唐以來備受推崇的救荒製度，但是自實施之初就伴生了種種弊端，其中，常平、義(yi) 倉(cang) 都因設在遠離鄉(xiang) 村的州縣而遭到曆代有識之士的詬病。

朱熹在創建社倉(cang) 之製時就指出：“常平、義(yi) 倉(cang) 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yu) 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遊輩，至於(yu) 深山長穀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顯然朱熹將社倉(cang) 建在廣大鄉(xiang) 村，無疑是對常平義(yi) 倉(cang) 的一種補益。

“社倉(cang) 之設，其常平之輔乎?有餘(yu) 則斂，不足則散，與(yu) 常平無以異，然常平裒聚於(yu) 州縣，而社倉(cang) 分布於(yu) 阡陌，官無遠運之勞，民有近糴之便，足以推廣常平賑窮之意，此所謂輔也已。”救濟鄉(xiang) 村貧窮農(nong) 民的措施從(cong) 而落到實處，協助邊遠偏避農(nong) 民儲(chu) 蓄以改善生存環境成為(wei) 可能。

3) 其三，倉(cang) 儲(chu) 製度的目的在於(yu) 儲(chu) 糧備荒，以常平倉(cang) 、義(yi) 倉(cang) 及社倉(cang) 為(wei) 骨幹——在漢代首創常平倉(cang) ，繼之在隋代出現義(yi) 倉(cang) ，至南宋朱熹創設社倉(cang) 而三倉(cang) 具備，沿用至清代仍不衰。由於(yu) 朱熹和他的弟子們(men) 的不懈努力，社倉(cang) 製度至宋理宗時已遍行南宋全國，成為(wei) 倉(cang) 儲(chu) 製度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3) 社會(hui) 救濟福利製度及機構

1) 養(yang) 老、濟貧機構的繼承和發展。

宋代養(yang) 老濟貧的機構是居養(yang) 院。居養(yang) 院的前身源自唐代的悲田、福田院。北宋沿用其名稱和職掌，最早也隻設置於(yu) 京師，有東(dong) 、西二所，仍名福田院，主要收養(yang) “老疾孤窮丐者”。

(福田院舊址)

英宗即位前規模很小，隻收養(yang) 24人。英宗時擴大到300人，經費分別增加到5000貫和8000貫。宋神宗時增加對特殊天氣如寒冬異常下的收養(yang) 人數，福田院也由二所增加到四所，每天受到政府救濟的人數達到1200人。

神宗之前福田院的經費來自皇帝的私藏封樁庫收入，神宗元豐(feng) 以後則改由戶部左藏庫支付，這表明神宗以後社會(hui) 救濟從(cong) 皇帝的私人仁民為(wei) 主轉向以政府行為(wei) 為(wei) 主。

北宋前期福田院主要設於(yu) 京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以後，天下遍置廣惠倉(cang) ，以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租入用於(yu) 濟助京城中老幼貧疾不能自存，但沒有機構收容的人。

宋哲宗元符年間，居養(yang) 救濟製度有了一定發展。收養(yang) 機構的設置已不僅(jin) 限於(yu) 京城開封，地方上開始陸續建置類似於(yu) 京城福田院的居養(yang) 機構，由知州、縣令一幹地方官親(qin) 自負責，收養(yang) 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及乞丐、凍餒者，以戶絕者的屋室、財產(chan) 、常平倉(cang) 的息錢為(wei) 收養(yang) 經費，官府也修建房屋。

根據地方誌知曉，明州(慶元府)所屬慈溪、定海、奉化、象山等縣都建有居養(yang) 機構，從(cong) 此地方的老病孤寡之人也由政府提供房舍，收容安養(yang) 。到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正式將這類機構定名為(wei) 居養(yang) 院。

居養(yang) 院收養(yang) 老人，據大觀元年(1107)的規定，必須年齡在50歲以上，每日領米、豆一升，支錢十文，每五日一發放。高齡者待遇更為(wei) 優(you) 厚，80歲以上，給新色白米及柴錢;90歲以上，每月增給醬菜錢20文，夏月支布衣，冬月給衲衣絮被;百歲以上，每日添給肉食錢並醬菜錢共30文，冬月給綿絹衣被，夏月給單絹衫袴。

2) 安濟坊(醫院)的建立。

宋代療病的機構是安濟坊，安濟坊的建立經曆了仁宗至哲宗時期的緩慢發展。宋仁宗時，對於(yu) 疾病患者的救治已引起朝廷的關(guan) 注。“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方藥，為(wei) 頒《慶曆善救方》。知雲(yun) 安軍(jun) 王端請官為(wei) 給錢和藥予民，遂行於(yu) 天下。”

宋哲宗元祐年間，蘇軾知杭州，看到杭州作為(wei) 一個(ge) 水陸交通的大都會(hui) ，來往客商多，遇到疾病，在異域他鄉(xiang) 人生地不熟，無法得到及時的救治，於(yu) 是籌集一部分結餘(yu) 經費，又自出俸祿，建立了病坊，專(zhuan) 門收治無人照料的病患。

這兩(liang) 項措施，可以說是安濟坊的前身。

(療病)

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朝廷詔令諸郡設安濟坊，收養(yang) 有病而無力醫療的病人，隨後又推廣到各縣。南宋時除安濟坊外，又有養(yang) 濟院，也是醫療貧病的機構。安濟坊與(yu) 養(yang) 濟院內(nei) 均有醫生，由城內(nei) 醫生輪差，為(wei) 病人看病。

自北宋以來，政府又設有藥局，以廉價(jia) 供應藥物給民眾(zhong) 。藥局初創於(yu) 宋神宗時，起初隻在京師有一所，崇寧二年(1103)增為(wei) 五所，又增設和劑局二所。南宋紹興(xing) 六年(1136)，設置行在和劑藥局，給賣熟藥;紹興(xing) 二十一年(1151)進一步令諸州皆置和劑藥局，於(yu) 是藥局的設立推廣到地方。

地方官在疫病流行時，注重藥政、設置藥局，如寧宗嘉定年間豐(feng) 有俊在江西建昌軍(jun) 任職時就創辦兩(liang) 所藥局，交由善士主持，以平價(jia) 售藥給民眾(zhong) 。朝廷也編集藥方，頒行諸路，作為(wei) 藥局合藥療治民病的參考。臨(lin) 安府的藥局，除賣藥之外，又分遣醫人至民眾(zhong) 家中治病，兼事醫、藥兩(liang) 方麵的工作。

宋徽宗時期，蔡京主政，社會(hui) 救濟製度有較大發展，他把此前設置於(yu) 京師地區和部分地區的救濟機構，運用國家的行政力量向全國推廣，崇寧初年“蔡京當國，置居養(yang) 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饍，給以衲衣絮被”。

3) 漏澤園：助葬製度的建立。

漏澤園的緣起在宋代有兩(liang) 種說法：

一是宋真宗天禧年間，由政府在京畿近郊買(mai) 地設公共墳場，用以埋葬無主屍骸，“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這種做法沒有堅持下去，直到宋仁宗嘉祐年末才重新下詔執行。[14]宋神宗元豐(feng) 二年三月，令畿縣撥出荒地將開封府僧寺寄留的棺柩掩埋。

二是徐度記載說：“漏澤園之法，起於(yu) 元豐(feng) 間。初，予外祖以朝官為(wei) 開封府界使者，常行部，宿陳留佛祠，夜且半，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皆貧無以葬者，委骨於(yu) 此。意惻然哀之，即具以所見聞，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神宗仍命外祖總其事，凡得遺骸八萬(wan) 餘(yu) ，毎三十為(wei) 坎，皆溝洫什伍為(wei) 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wei) 佛寺，歲輪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陳氏名向，字適中，睦州人。”

兩(liang) 種說法主要是時間有異，助葬活動的興(xing) 起不應是一蹴而就，而是經曆一個(ge) 發展時期，徐度記載已是比較成熟的製度。

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在蔡京的主持下，宋廷將宋神宗時協助寺院妥善安葬死屍的做法製度化，正式設置了漏澤園，“至是，蔡京推廣為(wei) 園，置籍瘞人，並深三尺，毋令暴露……亦募僧主之”。

宋徽宗大觀、政和期間，擴大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建置的規模和範圍：“諸城砦、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yang) 院給錢米救濟。孤貧小兒(er) 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襴於(yu) 常平頭子錢內(nei) 給造，仍免入齋之用。遺棄小兒(er) ，雇人乳養(yang) ，仍聽宮觀寺院養(yang) 為(wei) 童行。”

宣和二年，詔：“居養(yang) 、安濟、漏澤可參考元豐(feng) 舊法，裁立中製。應居養(yang) 人日給粳米或粟米一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兒(er) 減半。安濟坊錢米依居養(yang) 法，醫藥如舊製。漏澤園除葬埋依見行條法外，應資給若齋醮等事悉罷。”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等，於(yu) 是得以廣泛設立於(yu) 全國主要的州縣。

(“回回墓”舊址，明代改建為(wei) 漏澤園)

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等機構的經費來源有以下幾部分：

一是戶絕財產(chan) ;二是常平息錢;三是個(ge) 人捐助。

個(ge) 人捐助隨意性大，不穩定。就政府而言，首先是戶絕財產(chan) ，若戶絕財產(chan) 支出不夠，則撥用常平息錢。蔡京推行的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製度，由於(yu) 州縣奉行過當，不免率斂，故而“貧者樂(le) 而富者擾矣”。然而，這一定程度上正反映出製度推行中的“抑富濟貧”思想和對社會(hui) 財富再分配的實踐。

救助機構也有一套規範的監督管理製度。從(cong) 京師的開封府尹到路級的提舉(ju) 常平司、提點刑獄司官員，地方州縣的知州、通判、縣令、佐再到鄉(xiang) 村的保正長，都要對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的管理負責。監察機構禦史台和提舉(ju) 常平司、提點刑獄司均有權監督製度推行情況和受理百姓投訴。

而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等內(nei) 部的管理也很規範。經費出納有賬目，被救助人員的接收、救治和死亡原因、時間、年齡、葬埋時間等都有記錄。

4) 慈幼。

北宋以來，民間有“生子不舉(ju) ”的習(xi) 俗盛行。民家或由於(yu) 家貧而無力養(yang) 育，或由於(yu) 無力負擔丁稅，往往在子女生出後，即予以溺死或拋棄;還有災荒逃難，也往往使父母拋棄子女。

宋代政府做得更多的，是對於(yu) 孤兒(er) 的收養(yang) 。對於(yu) 凶年災民所遺棄的子女，政府鼓勵富有的人家收養(yang) ，收養(yang) 之後，政府每日給常平米二升。收養(yang) 的年齡最早規定為(wei) 三歲以下，乾道元年(1165)改為(wei) 十歲以下，嘉定二年(1209)又改為(wei) 七歲以下。

政府並且規定，在災荒中遺棄的小兒(er) ，父母不得複取，使養(yang) 父母能夠安心收養(yang) 。除了鼓勵富家收養(yang) 之外，政府本身也從(cong) 事孤兒(er) 的收養(yang) 。前述的居養(yang) 院，一方麵收容孤苦無依的老人，另一方麵也收養(yang) 幼兒(er) 。南宋晚期，一些地方官設置慈幼莊、嬰兒(er) 局等專(zhuan) 門收養(yang) 棄嬰機構。

南宋晚期設立的慈幼局是全國性的，淳祐七年(1247)，朝廷詔令臨(lin) 安府首先設置，到寶祐四年(1256)推廣於(yu) 全國。慈幼局除收養(yang) 棄嬰外，又資助貧困的產(chan) 婦，貧家子多、無力養(yang) 育者，也可以把嬰兒(er) 送到局中來。由政府給錢雇乳婦，養(yang) 在局裏，哺育幼兒(er) ;對於(yu) 收養(yang) 的小兒(er) ，政府也每月給錢米絹布，使其保暖，養(yang) 育成人。從(cong) 居養(yang) 院到嬰兒(er) 局、慈幼局，收養(yang) 棄嬰的方式基本上沒有改變。

收養(yang) 棄嬰之外，政府還對產(chan) 婦進行濟助，當孕婦懷孕、尚未生產(chan) 時，已給予經濟的支援。例如在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與(yu) 南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政府都頒發胎養(yang) 令，對於(yu) 不能自存的孕婦，賜之以穀。貧乏人家的婦女，在生產(chan) 之後，政府又給予常平錢或義(yi) 倉(cang) 米，作為(wei) 生活上的補助，這種補助在南宋時期尤其常見。

但是常平倉(cang) 、義(yi) 倉(cang) 都設在城市，不易濟助鄉(xiang) 民，因此在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及以後，在生子不舉(ju) 風氣最盛的福建等地又有舉(ju) 子倉(cang) 的設立，並且與(yu) 社倉(cang) 相結合。福建安撫使趙汝愚在淳熙年間建議設舉(ju) 子倉(cang) ，以戶絕田租作倉(cang) 本，充一路養(yang) 子之費，而社倉(cang) 也在同時推廣，兩(liang) 者同有以糧穀濟助農(nong) 家生活的作用，於(yu) 是相互結合。

3宋代社會(hui) 保障實施的特點

(1) 首先，損有餘(yu) 補不足的社會(hui) 共濟模式。

宋朝統治者常以推行仁政為(wei) 標榜，故“賑荒之要：抑有餘(yu) 而補不足”，是宋朝從(cong) 中央到地方施政的重要內(nei) 容。

“摧豪強，惠小民，王者政教之美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yang) ，以之足斯民之用有餘(yu) 也，特有偏而不均之患耳，富者庾滿，則貧者甑空，勢也。於(yu) 是均平之政生焉，曰常平，曰勸分，曰由狹徙寬，凡所以使之有豐(feng) 而無凶，損有餘(yu) 以補不足，皆王政之綱也。”

所以胡太初論縣令居官之道時說：“今之從(cong) 政者，類以抑強扶弱為(wei) 能。其說曰貴者勢焰熏灼，而喑嗚叱吒，可使賤者奪氣;富者田連阡陌，而指麾拱揖，可使貧者吞聲。吾能中立不移，劘貴沮富，故凡以勢利至者，不問是否，例與(yu) 摧抑。”

“勸分”作為(wei) 一種社會(hui) 救助現象在先秦時代已出現，其意是指勸導人們(men) 有無相濟。到了宋代，“勸分”更是成為(wei) 救荒的重要舉(ju) 措。

“勸分以均貧富”;“大抵勸分之政，為(wei) 富而積粟者設，為(wei) 愚而嗜利者設……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損有餘(yu) 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xiang) 井盛事也。”

“勸分”成為(wei) 官府通過以爵位官職、優(you) 惠價(jia) 格、免役等條件為(wei) 號召，鼓勵或激勵富民、士人、商賈等有力之家將儲(chu) 積的糧食拿出來賑濟、賑貸和賑糶災民的一種救荒補助辦法。

但是自北宋中後期至南宋，“勸分”由自願發展成為(wei) 一種強製性的措施：“州縣勸諭賑糶，乃有不問有無，隻以戶等高下，科定數目，俾之出備賑糶。”由此可見，“勸諭”已完全名不副實，實乃成為(wei) 強製出粟的別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光宗紹熙五年(1194)，宋政府“令巨室、富家約度歲計食用之外，交相勸勉”“接濟細民”的做法，與(yu) 北宋初“劫富濟貧”的王小波、李順所為(wei) ——“悉召鄉(xiang) 裏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何其相似乃爾。

(2) 其次，確保社會(hui) 保障落實到位的抄劄製度。

抄劄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在救荒和社會(hui) 救助活動中普遍實行的一種排查核實登錄製度。抄劄在宋代社會(hui) 是一個(ge) 使用較為(wei) 廣泛的詞匯。抄劄又寫(xie) 作鈔劄。抄劄的含義(yi) 與(yu) 現今的登記、調查、核實相似。抄劄也與(yu) 抄籍、抄檢、括責等意義(yi) 相近。

據任廣《書(shu) 敘指南》卷十八雲(yun) ：“抄劄家業(ye) 曰簿錄其家(劉晏)”，意指抄劄與(yu) “簿錄”相通。“簿錄”在漢唐以來，是一種沒收財產(chan) 的刑罰。根據北宋中期以來至南宋救荒和社會(hui) 救濟活動中抄劄製度實施的情況來看，抄劄製度包括以下三個(ge) 環節：

1) 第一，路、州、縣長官是臨(lin) 災或災後實施調查登記災民戶口的組織者。執行抄劄的具體(ti) 工作是由胥吏和鄉(xiang) 一級的職役者鄉(xiang) 官、裏正、保長、社甲首、副等擔當。

2) 第二，抄劄製度調查登記對象不僅(jin) 包括遭遇大災、特大災害，如水災、疾疫、地震後失去基本生活資料，不分有無產(chan) 業(ye) ，需要救助的男女老幼全部人口;而且包括水災、疾疫、地震、旱蝗等災情延續過程中，生活、生存受到影響，需要賑濟、賑貸、賑糶的男女老幼全部人口;還有都城收養(yang) 救助鰥寡孤獨、寒冬季節無助貧困人群，登記事項包括姓名、大小、口數、住處等幾項。

因而宋代在丁簿、五等丁產(chan) 簿、稅賬、保甲簿等戶口統計係統之外，還存在一個(ge) 登記全部人口的賑災戶口統計係統。

3) 第三，抄劄的作用是為(wei) “計口給食”提供直接的依據。“賑濟官司止憑耆、保、公吏抄抄劄第四等以下逐家人口，給曆排日支散。”淳熙七年(1186)知臨(lin) 安府韓彥質“欲以二十萬(wan) 人為(wei) 率，將所委官當日抄劄到貧乏老疾之家人口，每名先支錢四百文、米二鬥計錢八萬(wan) 貫，米四萬(wan) 石，候抄劄盡絕，將散不盡錢米再行均給”。

宋代計口給食的標準通常有大人小兒(er) 之分，大致是成人不分男女每人每日一升，小兒(er) 減半，“賑給大人，每名一貫，小兒(er) 五百，仍委官巡門俵散”。“抄劄被水人戶，計口大人日支一升，小兒(er) 減半支給常平米斛。”也有成人“大口”日給二升，小兒(er) 減半的情況。孝宗時湖州“賑糶，人日食米二升，小兒(er) 一升，各給印曆一道”。

抄劄的目的有二：一是調查登記受災人數即救助範圍;二是排查核實，防範假冒，使救助落到實處。因而一般要給被抄劄對象發放一個(ge) 稱作“曆子”、“曆頭”、“牌曆”或“帖子”的憑證。

從(cong) 宋朝編製戶口統計係統的目的來看，除了賑災戶口統計係統外，其他丁簿、五等丁產(chan) 簿、稅賬、保甲簿，都是為(wei) 國家和地方官府課稅、科差、治安、征役等提供勞動力依據，概括地說，就是為(wei) 國家和各級官府“取之於(yu) 民”服務;而賑災戶口統計係統則相反，是為(wei) 國家和各級官府救助民眾(zhong) 提供依據，帶有一定的“養(yang) 民”和“回饋”色彩。

從(cong) 戶口統計按財產(chan) 家業(ye) 劃分取民和養(yang) 民戶等來看，兩(liang) 者之間又出現一個(ge) 悖論：在為(wei) 國家和各級官府“取之於(yu) 民”服務的戶口統計係統中，民戶承擔的義(yi) 務大小是隨著戶等由低向高遞增，即戶等越高承擔的義(yi) 務越多;而在賑災戶口統計係統中，民戶所受救助賑濟的程度恰好相反，戶等越高得到的救助或資助就越少。

“大率中產(chan) 之家與(yu) 貧乏之家，其為(wei) 缺食而仰給於(yu) 官則一，嚐聞其言率多怨懟曰：‘吾薄產(chan) 之家，歲輸秋夏二稅以報國家，今吾田荒不種，無所得食，而國家止濟無產(chan) 之家耶?’”中產(chan) 以上家庭不僅(jin) “無所得食”、“不係賑救”，而且還要被“勸分”，即出糧幫助各級政府賑濟貧民。

(3) 其三，層次分明的救災、救助措施。

宋朝建立了較為(wei) 完備的救災、減災製度：救災主要是臨(lin) 災和災後的救助措施，南宋人指出：“朝廷荒政有三：一曰賑糶，二曰賑貸，三曰賑濟，雖均為(wei) 救荒而其法各不同。市井宜賑糶，鄉(xiang) 村宜賑貸，貧乏不能自存者宜賑濟。”具體(ti) 的內(nei) 容是：

賑濟：主要是在災歉時對貧乏無助的城鄉(xiang) 貧困戶及鰥寡孤獨病殘人群，大災、特大災年導致流離失所的流民實施直接的救助。由政府提供無償(chang) 的活命口糧。

賑貸：一般多是在災害發生後的恢複階段，在這一階段如是冬春青黃不接之際，受災民眾(zhong) 的生產(chan) 和生活難以為(wei) 繼而需要救助。其救助對象“專(zhuan) 及中等之戶，與(yu) 夫農(nong) 民耕夫之無力者”，一般是無償(chang) 借給糧種和牲畜飼料。

賑糶：通過平抑糧價(jia) 達到救助災民的一種方法，亦即常平法的基本職能。其對象主要是家中無糧食積蓄的下層民眾(zhong) 。

賑濟、賑貸和賑糶的糧食來源，屬中小災的，一般由州級路級地方官府主持，從(cong) 常平倉(cang) 和義(yi) 倉(cang) 調撥糧食，或置場糴買(mai) 。大災、特大災則主要由中央官府調集糧食和籌措資金。

4宋代社會(hui) 保障的效應

宋代社會(hui) 保障的作用可以從(cong) 多方麵來探究，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比較突出。

(1) 其一，在大災大難時機，救死扶傷(shang) 甚為(wei) 突出。

現隻檢索部分有代表的材料和數據如下以作說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四月癸未，歲歉，陝西轉運使鄭文寶誘豪民出粟三萬(wan) 斛，活饑者86000餘(yu) 人。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閏四月戊申，知並州薛映言民饑設糜粥濟之，計30餘(yu) 萬(wan) 人。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十二月癸酉，益、梓、利、夔路饑。韓琦活饑民190餘(yu) 萬(wan) 。慶曆三年(1043)十二月，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yu) 州軍(jun) ，物價(jia) 翔貴，饑民相率東(dong) 徙。(韓琦、許宗壽)所活凡2542537人。皇祐元年(1049)二月辛未，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dong) 者不可勝數，凡活50餘(yu) 萬(wan) 人。募而為(wei) 兵者又萬(wan) 餘(yu) 人。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六月癸酉，開封府民饑。四日，開封府賑濟乞丐22000餘(yu) 人。宋高宗紹興(xing) 十八年(1148)冬，浙東(dong) 、江淮郡國多饑，紹興(xing) 尤甚。民之仰哺於(yu) 官者，286000人。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二月八日，隆興(xing) 府、江、筠州、臨(lin) 江、興(xing) 國軍(jun) 五郡，各係災傷(shang) 及七八分以上，先行賑給緣人口幾及百萬(wan) 。

(大災大難)

(2) 其二，在中國古代史上，與(yu) 秦、漢、隋、唐、元、明、清相比，宋朝盡管有數百次的中小規模群體(ti) 性事件發生，卻是一個(ge) 唯獨沒有發生全國範圍的民變(農(nong) 民起義(yi) )的朝代。

對於(yu) 這個(ge) 問題學界一般多從(cong) 社會(hui) 結構、經濟製度、民族矛盾、統治階級的策略、民變領袖素質等方麵提出了許多有益的見解，不過還應當從(cong) 宋朝建立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上找原因。

因為(wei) 民變(農(nong) 民起義(yi) )無疑是社會(hui) 矛盾激化的最終表現，但是從(cong) 導致曆代農(nong) 民戰爭(zheng) 發生的原因看，社會(hui) 矛盾激化形成全國性對抗，主要有兩(liang) 個(ge) 因素：

一是較大範圍和特別嚴(yan) 重的自然災害的發生，一部農(nong) 民戰爭(zheng) 史是最好的說明，新莽末年、東(dong) 漢末年、隋末、唐朝後期、元末、明末等時代爆發的農(nong) 民戰爭(zheng) ，均發生在自然災害時期;

二是統治者在自然災害發生時不僅(jin) 不采取緩和矛盾的政策和措施，反而征調和剝削不已，從(cong) 而加劇矛盾的激化，從(cong) 前麵提到的曆代農(nong) 民戰爭(zheng) 爆發原因看，無不是如此。

而宋代恰恰彌補了這種不足，前揭宋代社會(hui) 保障有兩(liang) 大特點與(yu) 宋前後曆朝不同：

其一，社會(hui) 保障始終貫穿著“摧抑兼並”、抑製豪強的思想和方針，並將其落實，如“勸分”從(cong) 自願到強製，令豪強富人出糧出錢救助貧困饑民，這種做法一石三鳥，既緩和兼並、富人與(yu) 下層民眾(zhong) 的矛盾，又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同時也能安撫貧困饑民，使他們(men) 不至於(yu) 因自然災害造成無衣無食不能生存下去而最終鋌而走險。

其二，宋朝對嚴(yan) 重自然災害後的鄉(xiang) 村下戶和鄉(xiang) 村客戶的救助，通過嚴(yan) 格的抄劄製度可以落實，盡管這一製度在專(zhuan) 製社會(hui) 的吏治條件下完全達到公平和公正是不可能的，但是能在相當大程度上得到落實，對於(yu) 避免流民和饑民走上反抗道路有著“積極”的消弭作用，這是有據可查、有案可依的。

正如南宋人所說：“甑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張)儀(yi) 、(蘇)秦說之，不能使為(wei) 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yu) 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與(yu) 盜賊”，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廣大農(nong) 民隻要還有一息生存的條件或機會(hui) 都不會(hui) 走上反抗的絕路。

宋代的社會(hui) 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瀕臨(lin) 絕望的民眾(zhong) 總是在最後能得到一息生存的機會(hui) ，從(cong) 而消弭了形成全國規模民變的可能性。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