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與(yu) 《四書(shu) 集注》文化經典地位的確立

作者：馬照南

來源：《光明日報》（ 2016年03月19日 11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二月十一日庚子

           耶穌2016年3月19日

朱熹像

從(cong) 世界範圍看，大的文化類型都有文化經典。中國古代文化經典以四書(shu) 五經為(wei) 代表，也包括《老子》《莊子》《墨子》以及佛教典籍等。《五經》是儒學重要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初始原典。孔子總結夏、商、周以來的曆史，並收集有文字以來的各類典籍，增刪《詩》《書(shu) 》《禮》《周易》《春秋》《樂(le) 》，形成儒學經典文本。到西漢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學《五經》地位樹立起來。由此一直延續到隋唐，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五經時期”。

東(dong) 漢時期，思想文化界發生了兩(liang) 件影響深遠的大事。一是外來的佛學傳(chuan) 入，二是本土的道教產(chan) 生。這兩(liang) 件大事說明，當時的思想理論發展滯後，滿足不了時代的需要。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是中外思想交融的重要時期。原始儒學沒有得到進一步理論化係統化，回應不了社會(hui) 思想需求和佛學的挑戰，思想文化領域道學、佛學盛行。

《四書(shu) 集注》是朱子確立的。朱熹出生於(yu) 福建尤溪。他一生71歲，有66年在福建度過，主要生活在尤溪、建州、建陽、崇安（今武夷山市）一帶。朱子之前，《周易》《禮記》《詩經》《尚書(shu) 》《春秋》被稱為(wei) 《五經》，《五經》不包括《論語》和《孟子》。《論語》在漢代不受重視，隻是小學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不受重視，甚至連經書(shu) 都不算。《五經》與(yu) 佛教經典相比，理論的係統性、徹底性、深刻性都有差距。朱子全麵研究《五經》，從(cong) 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同時也認真研究佛經和道家思想。他還將《論語》《孟子》提升到“經”的地位，從(cong) 《禮記》中分出《大學》《中庸》兩(liang) 篇，合並為(wei) 《四書(shu) 》。

《四書(shu) 集注》是在福建完成的。由於(yu) 中原戰亂(luan) 和生態環境的改變，唐宋時期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逐步向南方轉移。特別是幾次移民潮，大大加快了南方經濟社會(hui) 文化發展。到宋代，福建浙江一帶，經濟文化已躍居全國前列。朱子曾感歎，“天旋地轉，閩浙反為(wei) 天下中”。朱子從(cong) 33歲到71歲，用了將近40年的時候，來撰寫(xie) 修訂《四書(shu) 集注》。他重新選定經典文本，堅持以孔子思想為(wei) 主導，回應時代的要求，同時也融合融會(hui) 佛教道教思想。他將印度佛學中的一些思維方式、思維的方法和儒家經典結合起來，豐(feng) 富並提升了儒學。通過注釋、闡發義(yi) 理等理論改造，形成一個(ge) 係統的思想理論體(ti) 係。《四書(shu) 集注》視野開闊，理論深邃，從(cong) 而使中華文化有了主題鮮明、意義(yi) 明確的新經典，開創了“四書(shu) 時代”。

《四書(shu) 》成為(wei) 公認的中華文化的核心經典，是由《四書(shu) 》文本的經典性、權威性，理論的創新性、深刻性，體(ti) 係的完整性、貫通性，內(nei) 容的豐(feng) 富性、包容性，傳(chuan) 播的廣泛性、普及性決(jue) 定的。

《大學》為(wei) 孔子弟子曾參所作。這篇短文是戴聖等人編輯的《禮記》中的一篇。這篇文章在很長的曆史時期沒有產(chan) 生大的影響。北宋程顥、程頤評價(jia) 《大學》為(wei) “初學入德之門”。真正認識這篇文章價(jia) 值的是朱子。朱子對這篇文章傾(qing) 注了最多精力。他少年時從(cong) 父學習(xi) 《大學》，臨(lin) 終前仍在修改《大學章句》。他將《大學》區分為(wei) 經和傳(chuan) ，在注釋時廣泛吸收了漢唐和當時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在研究文本時發現《大學》僅(jin) 有“格物致知”之語，但沒有加以解釋。他認為(wei) 流傳(chuan) 原本丟(diu) 了“釋格物致知義(yi) ”，並補進“即物窮理”等134字，使《大學》邏輯通順，文氣貫通，意義(yi) 更加完整。同時通過補進“即物窮理”等134字，深刻闡釋了儒學認識論，使“格物致知”成為(wei) 新儒學重要的思想和實踐指南。他還明確把《大學》作為(wei) 《四書(shu) 》首篇。他認為(wei) 《大學》確定的“三綱領、八條目”，明確提出了儒學的宗旨和綱領。“三綱領”即：“明明德、親(qin) 民、止於(yu) 至善”。“明明德”是要通過修身使人的善良本性恢複起來；“親(qin) 民”即新民，也就是通過道德教化成為(wei) 新民；“止於(yu) 至善”是要不斷努力、與(yu) 時俱進，力求達到最好的境界。這是求學的目的，也是治國綱領。“八條目”是指修身與(yu) 學習(xi) 的過程，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即認識事物；“誠意、正心”是格物致知的目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指修己齊家，為(wei) 國家為(wei) 社會(hui) 服務，實現天下太平的人生最高價(jia) 值和理想。

《論語》是孔子弟子和再傳(chuan) 弟子對孔子言行的匯集。《論語》平易親(qin) 切，深入淺出，寓意深刻。《論語》到東(dong) 漢時才被列入經部，雖然也算受到了重視，但仍僅(jin) 被視為(wei) 啟蒙讀本。《論語》倡導“仁者愛人”。社會(hui) 是人構成的，人和人之間的關(guan) 係，首先是“仁者愛人”，要尊重人，其次是“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再次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知禮，無以立”。他認為(wei) 禮的含義(yi) 是重視社會(hui) 秩序，重視人們(men) 交往的禮儀(yi) 、禮貌和禮節，倡導人們(men) 之間相互尊重，倡導禮節。“義(yi) ”就是要求人們(men) 的行為(wei) 要合乎規則，並保衛和捍衛規則；“智”即知識。“仁、義(yi) 、禮、智”體(ti) 現了中華民族的基本價(jia) 值觀、思想方式和行為(wei) 方式，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並內(nei) 化為(wei) 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

《孟子》主要貢獻體(ti) 現在性善、養(yang) 氣、義(yi) 利觀和民本思想。在宋代以前，《孟子》同樣不被重視。直到宋代，《孟子》的地位才提高。孟子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認為(wei) “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孟子發揮了性善、民本、盡心、知性、知天、浩然之氣、天道、人道、誠等性善天道思想。朱熹對它很是重視，他說，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yi) 者，心之製、事之宜也。人之所以為(wei) 人之理也。

《中庸》原是《禮記》中的一篇，為(wei) 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中庸》3545字。全篇以“中庸”作為(wei) 最高的道德準則和自然法則。“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一開篇就提出哲學命題：“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命之謂性”是指天命也屬於(yu) 人性，性即理，把天和人，天道與(yu) 人道聯係起來；“率性之謂道”是說要自我管理而不可放縱本性，人性要受到道的製約和引領；“修道之謂教”是說改善自我要通過教育，這個(ge) “教”不僅(jin) 指教育教化，還包含禮、樂(le) 、刑、政等社會(hui) 治理方法。在這裏，朱子通過對《中庸》的注釋，論述了天命、性、道、教等重要概念，並使之升華到“人之所以為(wei) 人”，“無一不本於(yu) 天而備於(yu) 我”這樣的哲學高度。

《四書(shu) 集注》傾(qing) 注了朱熹一生的心血。他以做“聖人”為(wei) 誌向，攻讀“聖賢之學”，慨然發奮，日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無間斷。他致力於(yu) 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詮釋，曆經四十多年的研究，最終形成《四書(shu) 集注》。他說“若理會(hui) 得此四書(shu) ，何書(shu) 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確實，四書(shu) 是教做人的道理，讀四書(shu) 能悟出做人的道理。它從(cong) 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人如何有尊嚴(yan) ，如何保持人格力量，並實現人生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朱子還致力於(yu) 理論的大眾(zhong) 化普及化，注重教育，注重普及化讀本的編寫(xie) ，注重民俗的改造。從(cong) 而使四書(shu) 成為(wei) 中國人的文化心理追求，成為(wei) 中國人潛在的文化習(xi) 慣與(yu) 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