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麵細致呈現明代科舉(ju) 的原貌——評《中國科舉(ju) 製度通史：明代卷》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2016年03月02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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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2016年3月2日

《中國科舉(ju) 製度通史：明代卷》，郭培貴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140.00元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資助項目和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shu) 出版規劃項目——5卷本《中國科舉(ju) 製度通史》，2015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明代卷》由郭培貴教授耗時六年完成，通讀全卷，感慨和收獲頗多，以下僅(jin) 就筆者印象最深者談幾點體(ti) 會(hui) 。

該書(shu) 采用了明代科舉(ju) 五級考試的新體(ti) 係。關(guan) 於(yu) 明代科舉(ju) 考試的層級，以往學界主要流行“鄉(xiang) 、會(hui) 、殿試”三級說和再加最低一級“童試”的四級說兩(liang) 種看法。2006年，郭培貴教授首先提出明代科舉(ju) 實際包含科考、鄉(xiang) 試、會(hui) 試、殿試和庶吉士考試共五級考試，而“童試”在明代僅(jin) 為(wei) 生員入學考試，不屬科舉(ju) 考試的觀點（郭培貴：《明代科舉(ju) 的發展特征與(yu) 啟示》，《清華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但並未展開係統論證。而該書(shu) 就是以此觀點為(wei) 基本架構對明代科舉(ju) 製度進行深入和充分考實研究的成果。其中，尤對科考中的考生應考資格、報考、“保結”、“類考”、“大收”、錄取數及其演變，對鄉(xiang) 、會(hui) 、殿試的時間與(yu) 地點，會(hui) 、殿試的應試者，鄉(xiang) 、會(hui) 試內(nei) 外簾官及殿試讀卷與(yu) 執事官的選任與(yu) 職責，鄉(xiang) 會(hui) 試的考試與(yu) 評卷規則、搜檢重校落卷、錄取程序與(yu) 會(hui) 同拆卷登榜、考卷磨勘與(yu) 考生覆試、錄取額數與(yu) 中式比例，殿試的閱卷、讀卷、分甲規則及其發展，傳(chuan) 臚、恩榮宴與(yu) 進士題名以及庶吉士的考選、培養(yang) 、散館等製度，進行了係統探討與(yu) 精審論述；從(cong) 而不僅(jin) 有力確證了明代科舉(ju) 考試體(ti) 係由五級考試構成的結論，而且顯著拓展和充實了人們(men) 對明代科舉(ju) 的認識和研究範圍。

該書(shu) 史料豐(feng) 富可信，體(ti) 現出鮮明的考實特征。據不完全統計，全書(shu) 直接引用鄉(xiang) 試錄、會(hui) 試錄、登科錄等核心科舉(ju) 文獻以及《明實錄》、《明會(hui) 典》、《明史》、方誌、文集、筆記等相關(guan) 文獻達680餘(yu) 種，並在此基礎上，對相關(guan) 史料進行了認真梳理和嚴(yan) 謹考辨。如在充分肯定明代通行科舉(ju) 考生在現戶籍地報考原則的基礎上，還用大量實例確證了有些考生也可“在非現籍地合法報考和應試”，指出不能“一見到考生報考應試地和戶籍所在地不一致的情況就一概簡單地視為(wei) ‘冒籍’”（第89-91、35頁）。又如通過對大量史實的考證，得出“景泰元年至隆慶元年，兩(liang) 京47次鄉(xiang) 試中，錄取監生為(wei) 30名的僅(jin) 有2次”的結論，從(cong) 而糾正了史籍所載且廣為(wei) 流行的“兩(liang) 京鄉(xiang) 試各有30名解額專(zhuan) 錄監生”的錯誤（第240頁）。該書(shu) 還十分重視把製度規定與(yu) 其實施狀態的考察結合起來，如通過對兩(liang) 直十三省若幹科科考實際錄取數的逐一考證，得出嘉靖四十五年科考“每舉(ju) 人一名，取科舉(ju) 三十名”的新例在隆慶至萬(wan) 曆初年絕大多數直省都得以較嚴(yan) 格執行，而萬(wan) 曆中期後科考錄取數“超標省份不僅(jin) 增多，而且超標幅度也在上升”的實態（第61-70頁）。

該書(shu) 廣泛運用了統計和量化分析的方法。如研究明代鄉(xiang) 、會(hui) 試同考官的工作量，作者選取不同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直省鄉(xiang) 試科次和會(hui) 試科次作為(wei) 統計對象，以各科考生人數及所交試卷份數和答題道數為(wei) 依據，統計出各科試卷總份數和答題總道數，再除以各科同考官數及其閱卷天數，即得出每科同考官的日均閱卷份數和閱題道數。如景泰元年、成化十六年、弘治五年、嘉靖三十一年、嘉靖四十三年、萬(wan) 曆十年應天鄉(xiang) 試同考官日均閱卷就分別為(wei) “64餘(yu) 份、68餘(yu) 份、66餘(yu) 份、112份、61份、89餘(yu) 份”，日均閱題分別為(wei) “405餘(yu) 道、428餘(yu) 道、416餘(yu) 道、708道、389道、564餘(yu) 道”；建文二年、正統元年、成化八年、嘉靖二十三年、萬(wan) 曆十四年會(hui) 試同考官日均閱卷分別為(wei) 50份、37餘(yu) 份、85餘(yu) 份、70份、76份，日均閱題分別為(wei) 316餘(yu) 道、237餘(yu) 道、538餘(yu) 道、447餘(yu) 道、485餘(yu) 道；由此把考官閱卷工作的繁重狀態清晰呈現在讀者麵前（第170-172、366頁）。又如，以往人們(men) 對庶吉士散館隻有“優(you) 者留翰林為(wei) 編修、檢討，次者出為(wei) 給事、禦史”的籠統認識，該書(shu) 則對景泰五年至崇禎元年間38科庶吉士散館的人數及其授職做了統計，得出授編修、檢討者380名，授給事中、禦史者293名，分別占庶吉士散館授官總數的50.46%和 38.91%的結論（第543-547頁）。此類例子在該書(shu) 中可謂俯拾皆是，由此大大提高了相關(guan) 論題的研究精度。

該書(shu) 全麵深入製度內(nei) 裏，不僅(jin) 揭示了各種製度的內(nei) 涵，而且揭示了其內(nei) 在聯係與(yu) 影響。如其不僅(jin) 對各級科舉(ju) 考試考官與(yu) 執事官的職掌做了準確闡釋，而且對考試班子的運行機製做了係統研究，指出其運行是否規範不僅(jin) 直接決(jue) 定著“考試的秩序”，而且決(jue) 定著“科舉(ju) 取士的質量和公平公正原則的實現程度”（第304頁）；又如，指出鎖院製度“以對考官的鎖閉隔離為(wei) 核心，同時又涉及到對整個(ge) 貢院的封閉管理”；指出搜檢重校落卷製度不僅(jin) 有效減少了“佳卷的落選”，而且保證了“簾內(nei) 正常的錄取秩序”；指出中式考卷限期解部磨勘、落卷返還下第考生和覆試製度“不僅(jin) 強化了中央對各處鄉(xiang) 試錄取結果的複查和監督力度，而且進一步增強了科舉(ju) 的公正性和公信度”；指出解額製度對“維護科舉(ju) 選才的優(you) 勢、鞏固統一以及學校、科舉(ju) 與(yu) 選官之間的生態平衡關(guan) 係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第208-262頁）。還深入揭示了庶吉士考選、銓選與(yu) 吏治政風之間的相互關(guan) 係和影響（第558-563頁）。由此，顯著提高了明代科舉(ju) 製度研究的深度。

該書(shu) 也存有一些遺憾，如對武舉(ju) 和貢院等科舉(ju) 製度的重要內(nei) 容，皆未進行專(zhuan) 門探討。但瑕不掩瑜，該書(shu) 的出版必將對明代科舉(ju) 製度乃至科舉(ju) 學研究的深入起到重要促進作用。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