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後，我們(men) 應該如何看待“婦女”與(yu) “儒家傳(chuan) 統”關(guan) 係？

原標題：“革命史觀的合理遺產(chan) ——圍繞中國婦女史研究的討論”

作者：宋少鵬（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

來源：《文化縱橫》2015年8月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二月初一日丙申

           耶穌2016年3月9日

不經過女權主義(yi) 檢討的儒家文化的簡單回歸，會(hui) 複興(xing) 對婦女的壓迫和剝削。我們(men) 需要利用社會(hui) 性別的視角來檢測各種“儒家傳(chuan) 統”對於(yu) 男女兩(liang) 性的不同影響，以及是否存在對於(yu) 婦女的製度性和文化性的排擠和壓迫。 

反思五四婦女史觀

十年前，曾有一位美國的中國婦女史學者問我，1919年為(wei) 反抗父母包辦婚姻，在花轎裏刎頸自殺的長沙趙五貞女士有沒有主體(ti) 性？瞬間把我問住了，不知如何作答。趙五貞事件是近代婦女之死中非常著名的事件之一。趙五貞，長沙南陽街眼鏡作坊趙某之女，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許配給年長自己許多的吳姓商人為(wei) 繼室。花轎到吳家門口時，媒人掀開轎簾，發現其自殺。趙五貞之死引起了湖南媒體(ti) 的極大關(guan) 注，發酵成聲討傳(chuan) 統婚製、支持自由戀愛的新文化運動的強大輿論，青年毛澤東(dong) 就此事在報章連發九篇文章參與(yu) 討論。趙五貞，也成為(wei) 了五四婦女史中傳(chuan) 統父權製和舊婚製的受害者。

在時人的討論中，雖然其間兼雜著對於(yu) 趙五貞有無人格的討論，即，自殺是其自由意誌的體(ti) 現還是一種消極行為(wei) ，多少包含著對其主體(ti) 性的猜測。但是，當時輿論矛頭基本是指向“環境”，即舊製度，正如毛澤東(dong) 所言“環境殺人”、“非自殺”，社會(hui) 、母家、夫家的“三角形鐵網”“逼著他（她）求死”。即使批評趙女士不夠自強自立、自殺過於(yu) 消極的論者，但這種批評也是朝向未來的，鼓勵女性人格獨立，應該運用積極的方法，比如“自由戀愛”或是“逃亡”的方法來反抗舊製度，而不應“自暴自棄”。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輿論中，不管趙五貞是尋求女界解放的急先鋒，抑或是“萬(wan) 惡舊社會(hui) ”的犧牲者，她的死終究是父權製殺人的典型案例。五四婦女史觀中，人們(men) 首要關(guan) 注的不是趙五貞的個(ge) 人“主體(ti) 性”，而是急需改變的“舊製度”。

美國學者與(yu) 我討論趙五貞的主體(ti) 性，映射的是中國婦女史研究中出現的對於(yu) 女性主體(ti) 性追尋的風潮。相對的是對婦女作為(wei) 被動受害者的五四婦女史觀的質疑，甚至擱置。2005年台灣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年刊）推出了一期“跨界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專(zhuan) 號（第13期），分別對於(yu) 我國台灣、香港和大陸、美國等地區的近代婦女史研究，以及明代和清代婦女近代史的研究進行回顧性綜述。婦女史家、中研院近史所的遊鑒明在為(wei) 該專(zhuan) 號所撰寫(xie) 的《導言》中發現不同地區和不同斷代史的“學者的觀察與(yu) 反思有不少是相互交會(hui) 的”，概括這五篇綜論“除了都表明史料的運用走向多元，研究議題不斷的推陳出新之外”，最明顯的共性是“從(cong) 女性主體(ti) 出發的討論，呈現女性主體(ti) ，還原女性豐(feng) 富多彩的生活樣貌，是當前婦女史研究的主要趨勢”，並直言“這多少受到高彥頤反對“女性是被壓迫”的震撼論調所激發”。

高彥頤（Dorothy Ko），享有盛譽的美國明清婦女史專(zhuan) 家，是中國婦女史領域一位思想型的領軍(jun) 學者。1994年她發表了《閨塾師》，在緒論中開宗名義(yi) ，批評了“五四婦女史觀”把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婦女塑造成了僵化的“受害者”的刻板形象。高彥頤認為(wei) 封建的、父權的、壓迫的“中國傳(chuan) 統”和“受壓迫的受害者”的傳(chuan) 統婦女形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共產(chan) 主義(yi) 革命和西方女權主義(yi) 學說共同作用的“非曆史的發明”，是特定曆史時期的創造物。在晚清到五四新文化時期，受壓迫的封建女性形象是舊中國落後的縮影，被賦予強烈的民族主義(yi) 感情，開始把象征符號製造成了不可置疑的曆史真實。而悲慘的傳(chuan) 統婦女的五四形象，又被中國國民黨(dang) 和共產(chan) 黨(dang) 的政治所利用和強化，因為(wei) 沒有生活在暗無天日的壓迫之中的傳(chuan) 統婦女，所謂的婦女解放運動就無從(cong) 說起。而沒有解放運動，就無法建構起一幅現代的新中國的藍圖。於(yu) 是，一個(ge) 政治象征符號變成了真實的曆史經驗。高彥頤質問“封建社會(hui) 盡是祥林嫂嗎”？她呼籲曆史學家對五四文化遺產(chan) 進行反思，從(cong) 五四婦女史觀再出發，讓社會(hui) 性別成為(wei) 分析中國曆史的一個(ge) 有效範疇。在高彥頤的理論圖景中，社會(hui) 性別範式成為(wei) 了五四婦女史觀，或者說“壓迫--解放”革命範式的替代性範式。

美國的中國婦女史研究中，199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高彥頤研究為(wei) 代表的“社會(hui) 性別範式”轉向，是因為(wei) “婦女添加史”——把婦女加進來攪一攪——的研究範式陷入了瓶頸。賀蕭（Gail Hershatter）和王政總結了始於(yu) 1970年代的“婦女添加史”的三條主要研究路徑，一條路徑是以婦女為(wei) 中心的中國親(qin) 屬製度；一條路徑是回答中國共產(chan) 主義(yi) 革命究竟對婦女是好還是不好這個(ge) 問題，來對20世紀的這場革命作出評價(jia) ；第三條路徑是發軔於(yu) 1980年代的“讓隱形的曆史主體(ti) 顯形”的學術努力，利用新開放的圖書(shu) 檔案資料，把婦女寫(xie) 入主要沿海城市的勞工史，以及在早期版本中對女黨(dang) 員沒有充分介紹的中共黨(dang) 史。

添加史的研究範式“作為(wei) 一種學術實踐雖然沒有耗盡其活力，但在概念上卻走入了死胡同”。這些研究成果雖然重視婦女，希望把婦女帶入中國學領域，但它們(men) 並未檢視學界裏早已存在的一些關(guan) 鍵假設。所謂的關(guan) 鍵假設，就是高彥頤對於(yu) 五四婦女觀的核心批評：同質化非曆史的“婦女”和“傳(chuan) 統”。第一，“婦女”是超階級、超地域、跨時空的一元化的非曆史存在；第二，把儒家典籍中關(guan) 於(yu) 男尊女卑的理念和規範當成普遍的生活經驗。被這兩(liang) 種無意識的預設所支配的曆史想象中，20世紀前的帝製中國就成了壓迫婦女的一成不變的“傳(chuan) 統中國”，婦女在漫長的父權曆史中一直處於(yu) 從(cong) 屬地位、擔當被支配者的被動角色。

瓊·斯科特（Joan Scott）的《社會(hui) 性別：一個(ge) 有效的曆史分析範疇》一文的問世，推動了歐美婦女史的研究從(cong) “添加婦女”轉向關(guan) 注“社會(hui) 性別”的研究範式。斯科特的社會(hui) 性別概念實質上是一個(ge) 分析框架，分成兩(liang) 部分：第一，社會(hui) 性別是各類社會(hui) 關(guan) 係的構成性元素（constitutive element of social relationship），可具化為(wei) 文化符號、規範性概念、政治社會(hui) 體(ti) 製和主體(ti) 性身份，既相互聯係又可獨立分析的四個(ge) 部分；第二，她把社會(hui) 性別視為(wei) 表意權力關(guan) 係的基本方式。斯科特的這個(ge) 分析框架，使婦女史研究走出了“婦女”本身，也跳出男女二元對立的思維局限，大大拓展了研究空間，近乎可以進入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和一切曆史過程。就像1992年哈佛大學召開的會(hui) 議中極具野心的研究計劃的命名——Engendering China，其是希望把社會(hui) 性別帶入中國研究的所有領域。這次會(hui) 議被賀蕭認為(wei) 是拓展斯科特開啟的新研究方向的一次重要時刻，也有大陸學者參與(yu) 這次會(hui) 議，烙印也留在了大陸的婦女/性別研究中。

斯科特的分析框架催生了英語世界中的大量研究成果，也給中國婦女史研究“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影響”，這個(ge) 影響幾乎滲透在從(cong) 遠古到當代的所有時段的中國研究中。高彥頤在《閨塾師》中明確提出借用斯科特社會(hui) 性別框架中的後三個(ge) 維度來呈現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儒學典籍中有關(guan) 社會(hui) 性別的規範性概念；親(qin) 屬製度和教育在建構社會(hui) 性別方麵的作用；17世紀上流婦女在她們(men) 的寫(xie) 作中展露出來的主體(ti) 身份認同。古代史中，也有學者關(guan) 注女性的身體(ti) 實踐（如纏足）、寫(xie) 作、空間安排（婚嫁儀(yi) 式、家內(nei) 空間）、婦女美德（貞操）、勞作、法律製度、醫學、宗教等，因為(wei) 這些領域和實踐不僅(jin) 對於(yu) 婦女自己的主體(ti) 身份認同密切相關(guan) ，也對性別製度、文化傳(chuan) 承、家庭生計、文化精英階層的存在、國家和社區的治理密切相關(guan) 。

斯科特第二個(ge) 分析層麵，社會(hui) 性別與(yu) 權力的關(guan) 係，特別是與(yu) 政治權力的關(guan) 係，與(yu) 儒家秩序中的觀念和政治運作非常契合，比如，夫--妻關(guan) 係與(yu) 君--臣關(guan) 係之間的隱喻、婦女的貞操與(yu) 士子忠誠之間的類比，國家對於(yu) 女子美德（貞操）的表彰。麵對19世紀以來西方對中國的強大壓力，社會(hui) 性別範式也突破了“衝(chong) 突--反應”的傳(chuan) 統分析模式，把性別嵌入其中，除了看到女性在麵對強勢西方和思索中國社會(hui) 近代轉型中的積極作用，如女留學生、女革命者。社會(hui) 性別也滲透在“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想象/話語之中，婦女成為(wei) 衡量社會(hui) 文明的尺度，“傳(chuan) 統婦女”被塑造成了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新女性”成為(wei) 現代性的表征，“女權”（從(cong) 興(xing) 女學、廢纏足到男女交際、自由戀愛等等）成為(wei) 中國通往未來文明社會(hui) 的機會(hui) 。

社會(hui) 性別視角也為(wei) 1949年之後的婦女研究開啟了更多的研究問題，研究者的問題不再被中國革命/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於(yu) 中國婦女是好還是壞的問題困擾，而是轉移到這場革命與(yu) 社會(hui) 性別的關(guan) 係，包括社會(hui) 性別話語、女性的社會(hui) 性別身份認同、性別化分工（家外勞動和家務勞動）及其意義(yi) 的變化、各項政策的不同的社會(hui) 性別化的效應（如1950年的婚姻法對於(yu) 性別與(yu) 階級的不同影響），等等。社會(hui) 性別分析視角也進入到市場化中國各個(ge) 領域的研究中，仍在不斷催生大量的研究成果。199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社會(hui) 性別（Gender）概念進入中國，大陸的“婦女史”研究也悄悄轉變成“婦女/性別史”研究，透過學科的自我命名也稍能窺見社會(hui) 性別研究範式的影響。

個(ge) 人的“主體(ti) 性”和製度的“壓迫性”

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轉向社會(hui) 性別範式需要對“五四婦女史觀”的批判作為(wei) 橋梁呢？因為(wei) 高彥頤認為(wei) 五四婦女史觀最大的問題是把“女性受壓迫”看成是中國封建父權最突出的特征，這不僅(jin) 曲解了婦女的曆史，也曲解了19世紀之前中國社會(hui) 的本質。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的葉漢明教授於(yu) 1999年出版的《主體(ti) 的追尋：中國婦女史研究析論》一書(shu) 的書(shu) 名就頗能說明這股學術風潮。最近，曆史學家姚平為(wei) 自己所編的《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婦女史卷》所撰寫(xie) 的前言中，也把“非常注重發掘女性的能動性和主體(ti) 意識”作為(wei) 90年代以來中國婦女史研究最顯著的特點。至今，婦女史研究仍未走出對於(yu) 主體(ti) 性和能動性的癡迷。

高彥頤在《閨塾師》中提出，“三從(cong) ”雖然剝奪了女性的法律人格和獨立的社會(hui) 身份，但她的個(ge) 性和主體(ti) 性並未被剝奪，而儒家社會(hui) 性別體(ti) 係之所以能長期延續，應歸之於(yu) 其相當大的靈活性，甚至婦女的參與(yu) 。婦女在這個(ge) 體(ti) 係中充分發揮著自己的能動性，苦心經營自己的生存空間，發現生活的樂(le) 趣，給予自己意義(yi) 、安慰和尊嚴(yan) 。比如，纏足，雖然對男性有著性吸引力，但纏足是一個(ge) 由婦女控製的習(xi) 俗，若沒有女性的合作，纏足不可能延續千年之久。高彥頤用寬闊的視野和細膩的筆調描述了儒家士人對於(yu) 纏足的矛盾話語，因為(wei) 纏足並不符合身體(ti) 發膚受之父母不得毀損的儒家傳(chuan) 統教義(yi) ，更是揭示了纏足對於(yu) 構建合乎體(ti) 統（性別、階層）的婦女身份具有的意義(yi) 和功能。婦女守貞，特別是未嫁女子在未婚夫死後守貞的貞女，也不完全符合儒家教義(yi) ，儒家的男性精英對於(yu) 此種女德的論述充滿矛盾，並非一味支持。

盧葦菁對於(yu) 明清時期出現的貞女現象的研究，特別是通過貞女自己留下的詩詞，發現守貞是年輕女性違背父母和未婚夫父母意願的自主選擇，往往需要同父母慘烈抗爭(zheng) ，最後父母屈從(cong) 於(yu) 對女兒(er) 的愛而被迫接受女兒(er) 的選擇。貞女們(men) 對於(yu) 自己行為(wei) 的理解也是各異的，有人是基於(yu) 情和個(ge) 人責任，有人出於(yu) 義(yi) 和對儒家綱常的維護。作為(wei) 貞女而獲得的道德資本也為(wei) 其獲得了在家族中的一定影響力和權力，比如貞女在立嗣問題上的特權。當婦女從(cong) 被動的客體(ti) 轉化成主動參與(yu) 的主體(ti) 時，纏足、貞操——這些曾經作為(wei) 傳(chuan) 統父權製壓迫的典型象征——的壓迫性被解構了。這些研究對於(yu) 婦女主體(ti) 性的挖掘，確實讓我們(men) 頭腦中的被婆家拐賣的“祥林嫂”的形象轟然倒塌。這些研究展示出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的女性們(men) 遠不是儒家意識形態的簡單受害者，她們(men) 是儒家意識形態的維護者，甚至有權操縱的一分子。

盡管高彥頤的申明無意於(yu) 捍衛父權製或者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辯護，希望讀者抱持“受害者”與(yu) “能動者”的雙焦點視角來理解儒家社會(hui) 裏的婦女。盧葦菁也稱盡管五四女性以自殺來逃避包辦婚姻與(yu) 明清貞女以自殺來維護包辦婚姻，這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描繪並無對錯之分，二者都是各自時代的產(chan) 物。這些90年代以來的中國婦女史研究在修正五四婦女史觀中婦女受壓迫的刻板形象時，也修正了儒家秩序壓迫婦女的僵化形象和“吃人”的凶殘麵貌，表現出包括女性參與(yu) 的彈性和溫情的一麵。客觀上鬆解了（若非完全解構的話）五四對儒學和儒家秩序的嚴(yan) 厲批判，也鬆動了基於(yu) 儒家壓迫之上的婦女解放的正當性。

正如高彥頤犀利指出的，“婦女受壓迫”的婦女史曾經服務於(yu) 政治議程，而對“婦女受壓迫”的解構直接導致對於(yu) “革命”正當性的解構。這就留給當代讀者一個(ge) 非常嚴(yan) 肅的問題：麵對這些基於(yu) 紮實史料的研究和解讀，我們(men) 該如何理解傳(chuan) 統儒家體(ti) 製下的壓迫性？該如何理解婦女的主體(ti) 性和能動性？五四婦女史觀以及基於(yu) 其上的“婦女解放”的訴求是被誤導的錯誤判斷？一個(ge) 時代的錯誤？

比較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對於(yu) 趙五貞之死的論述與(yu) 90年代以來的婦女史的論述，我們(men) 會(hui) 發現兩(liang) 者關(guan) 注焦點的曆史性挪移：從(cong) “製度”悄然轉移到製度下生存的“主體(ti) ”，對製度不良的控訴轉移到女性自我身份認同（階級與(yu) 性別身份）和生存意義(yi) 的建構。盡管研究者並沒有完全赦免儒家父權體(ti) 製的壓迫性，但當研究的關(guan) 注點聚焦於(yu) “主體(ti) ”時，基本製度就退居為(wei) 主體(ti) 生存的外部環境，淡出研究視線。

我的那位美國朋友對趙五貞主體(ti) 性的判斷是對其自殺內(nei) 在動機的猜測，趙五貞沒有死在自家而是死在吳家門口，按當地民間說法是可以化作厲鬼報複吳家的。當研究聚焦於(yu) 主體(ti) 身份認同和生存意義(yi) 的建構時，即使儒家父權製的基本社會(hui) 秩序--父權、父係、從(cong) 夫居的基本製度沒有根本性變化，女性（特別是精英階層的女性）可以通過文學創作、美德和責任的踐行，穿越內(nei) 外界線，與(yu) 國家政治/社會(hui) 文化發生關(guan) 聯，賦予自身生存的意義(yi) 、尊嚴(yan) 和情感依托。所以，與(yu) 其說追尋“主體(ti) 性”赦免了對客觀存在的父權製的批判，不如說這種主觀研究路徑有意無意地遮蔽和消隱了製度的壓迫性。

但是，用“主體(ti) 性”解構五四革命史觀，可能也存在著時代的錯位，核心是規範與(yu) 經驗的錯位。五四婦女史觀，與(yu) 其說是關(guan) 於(yu) 曆史的論述，不如說是麵向未來的規範陳述。被作為(wei) 五四婦女史觀典型批判的陳東(dong) 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作為(wei) 一部曆史著作，高彥頤的批評是有效的，作為(wei) 一部理論著作，高的批評可能缺少了曆史的同情和學科的錯位。晚清到新文化時期，對於(yu) 儒家的批評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儒家製度的規範批評。陳東(dong) 原在該書(shu) 緒論中明確說寫(xie) 作該書(shu) 的兩(liang) 個(ge) 希望：一個(ge) 是希望趨向新生活的婦女，得著她的勇進方針；二個(ge) 是希望社會(hui) 上守舊的男女看看，明白舊道德是怎樣的一種假麵。揭穿舊道德假麵的指導方針征引的是陳獨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宣布的原則：“尊重個(ge) 人獨立自主之人格，勿為(wei) 他人之附屬品。”在此原則下，三綱五常下的依附關(guan) 係失去了正當性，陳東(dong) 原批判舊製度的目的是為(wei) 了“知道新生活的趨向”。所以，五四婦女史觀確實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是服務於(yu) “解放理論”的麵向未來的規範論述。

高彥頤認為(wei) “五四”對傳(chuan) 統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和意識形態建構，她是對的。但是，任何一種規範理論本質上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如果我們(men) 不把“意識形態”作貶義(yi) 化理解的話。一種社會(hui) 製度存在對婦女的壓迫，這是對“製度”的規範性判斷，支持變革現存社會(hui) 製度的人為(wei) 了證明這種判斷的正確，選擇性使用各種事例，如趙五貞之死；或者某種文化表現，如祥林嫂的形象，來證明現存製度的不正當。這種規範判斷往往是基於(yu) 某種規範性價(jia) 值。某種意義(yi) 上，規範價(jia) 值是一種人為(wei) 選擇，是一種信仰。“平等”和“自由”的價(jia) 值取代“等級”和“專(zhuan) 製”，成為(wei) 現代社會(hui) 的規範性價(jia) 值和社會(hui) 組織原則，並非是曆史進化的必然，而是（假定）社會(hui) 成員的共同選擇，是社會(hui) 核心價(jia) 值觀的轉變。“婦女解放”的正當性正是來自於(yu) 這種價(jia) 值體(ti) 係的轉變。當去政治化的“主體(ti) 性”穿越以等級為(wei) 規範的前現代社會(hui) 和以平等為(wei) 規範的現代社會(hui) 時，實質上是規範使用的曆史性錯位。在“平等”和“自由”原則下，儒家秩序中的等級安排、婦女製度性的屈從(cong) 地位已然不正當。所以，婦女解放理論所強調的儒家秩序對於(yu) 婦女的壓迫首先是製度性的壓迫。

公允地講，對製度的規範性判斷本身並不是曆史學家的工作，本文無意於(yu) 指責史家，隻是想指出這種規範與(yu) 經驗的錯位，以及籠統地批判五四婦女史觀，在“去革命化”與(yu) 儒學複興(xing) 的曆史語境下，可能會(hui) 被中國讀者誤讀，造成對追求婦女解放的革命本身的質疑和解構。

婦女史研究的“去革命化”與(yu) “去政治化”

毋庸諱言，以西方女性的生存方式作為(wei) 標準來衡量中國女性的意識，從(cong) 清末民初直到今天仍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但是，這裏關(guan) 注的是知識的跨時空旅行可能存在意想不到的對接。定位於(yu) 西方學術脈絡和西方曆史語境的中國婦女史研究，以自己的著述說明第三世界（中國）婦女的主體(ti) 性和能動性，甚至自由和自主的意象，以改變西方社會(hui) 持有的第三世界婦女都是受害者的刻板模式。這裏潛在預設的讀者首先是西方人。當這種主體(ti) 性和能動性的意象挪移到中國時，與(yu) 中國當時的曆史語境對接，卻可能產(chan) 生完全不同的效應。在西方語境中具有革命潛力的知識生產(chan) ，在中國卻可能是保守的效應，產(chan) 生去革命化的效果。當然，我們(men) 也不會(hui) 忘記90年代的國際世界原本就是一個(ge) 準備放棄宏大革命的時代，這也是（個(ge) 人）主體(ti) 性盛行更大的政治背景。

1990年代中期，社會(hui) 性別理論傳(chuan) 入中國，正契合了中國婦女界追尋婦女研究/婦女運動獨立性和主體(ti) 性的潮流，也應和了後革命時代對於(yu) 革命的解構思潮和呼籲（個(ge) 體(ti) ）主體(ti) 性的市場時代的意識形態需求。在近代中國社會(hui) 變革時期誕生的“婦女史”（確切地說是“婦女壓迫史”）和婦女解放話語，曾經是革命史和革命話語的內(nei) 在組成部分。在後革命時代，去革命化又與(yu) 解構婦女解放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密切聯係在一起。認為(wei) 革命和社會(hui) 主義(yi) 時期的婦女解放實踐實質上是一種被動的“解放”，婦女沒有主體(ti) 性；反之，對儒家秩序下各類婦女的主體(ti) 性和能動性（特別是精英階層的才女、貞女烈婦）的重塑，從(cong) 前後兩(liang) 個(ge) 時段同步擠壓，參與(yu) 到對革命及其壓迫--解放話語的解構中。也許這種時代效應已遠遠超出了學者的意圖，隻是學術文本的溢出效應，但這確實是追求主體(ti) 性的學術文本所處的曆史語境。

更有意思的是，斯科特為(wei) 發現父權製再造機製的社會(hui) 性別理論，在去革命化的時代 ，演化成了去政治化的中性的分析工具。對於(yu) 一統的“婦女”實體(ti) 的解構，關(guan) 注種族、階層、地域等各類差異，交叉理論下浮現的卻是多樣的文化身份。婦女史，也從(cong) 五四時期的政治史，演化成1990年代以來的社會(hui) 史、文化史。

小結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從(cong) 學術角度回顧性評論中國婦女史的研究。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婦女史研究成果豐(feng) 碩，呈快速增長趨勢，即使不算浩如煙海，也快汗牛充棟了，非我學識和能力所能擔當的。且已有一些資深學者做了非常精彩的綜論性評述，除了前文提到了幾篇綜述文章外，代表性的綜論還有賀蕭的著作。本文是從(cong) 大陸讀者的角度來討論讀史中的困惑，把婦女史放在社會(hui) 思潮中進行的反思性回應。

筆者也並非要全然否定高彥頤、盧葦菁等婦女史家們(men) 對於(yu) 五四婦女觀的修正，以及社會(hui) 性別研究範式的作用和意義(yi) 。反之，筆者深為(wei) 歎服她們(men) 的敏銳和對史料的細致解讀，她們(men) 的研究增進了我們(men) 對於(yu) 曆史中不同群體(ti) 婦女的心靈及其生活的了解，功不可沒，心存感激。但是，對於(yu) 主體(ti) 性和能動性的張揚，並不能取消革命理論對於(yu) “儒家製度”的批判。從(cong) 不存在沒有任何能動性的主體(ti) ，也從(cong) 不存在不受製度約束的主體(ti) ，不管是適應、反抗或是權宜之變，都是主體(ti) 在製度結構下的能動生存。對主體(ti) 的追尋，並不能完全解除父權製度的壓迫性，婦女解放的革命範式仍有其曆史的正當性。五四婦女史觀不能被全然否定。

主體(ti) 性範式，讓婦女成為(wei) 了曆史的行動者，展現婦女的能動性，這是婦女史學家對於(yu) 女權主義(yi) 知識生產(chan) 的一個(ge) 隱性貢獻，也是一些想維護學術“客觀性”的曆史學家們(men) 往往不願明言的。對婦女能動性的挖掘，不是要解構製度的壓迫性，而是要賦權婦女，看到婦女作為(wei) 曆史中積極行動者的智慧和力量，而非等待拯救的無力者。主體(ti) 性範式確實從(cong) 這個(ge) 角度修正了五四婦女觀。從(cong) 晚清到五四構建的婦女史觀中，呼籲解放婦女的同時，問題化了婦女，把婦女塑造成了中國社會(hui) 的問題，需要改造的對象。這個(ge) 影響在當代仍有回響，比如婦女素質論。我們(men) 需要結合革命範式對於(yu) 製度性壓迫的關(guan) 注，以及主體(ti) 性範式對婦女能動性的承認，把主體(ti) 和製度同時納入分析視野，才能走出把婦女麵臨(lin) 的問題歸咎婦女自身的悖論，把婦女視為(wei) 推動社會(hui) 變革的主體(ti) 力量，看到婦女參與(yu) 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這本身就是革命範式的寶貴遺產(chan) 。革命範式承認婦女是變革主體(ti) ，重視其能動性。

五四婦女史觀的另一個(ge) 珍貴遺產(chan) ，是把婦女和性別議題納入到社會(hui) 整體(ti) 結構中來考慮。關(guan) 注中國社會(hui) 未來走向的思考者，不管何門何派都應該接續這份思想傳(chuan) 統。從(cong) 五四婦女史觀再出發討論中國未來社會(hui) ，離不開如何看待“婦女”和“儒家傳(chuan) 統”關(guan) 係的問題。“儒家傳(chuan) 統”在當下，女權主義(yi) 需要對此作出自己的回應。筆者認為(wei) 需要區分作為(wei) “文化”的儒家傳(chuan) 統與(yu) 作為(wei) “製度”的儒家傳(chuan) 統。作為(wei) “製度儒家”，儒家的等級秩序與(yu) 現代社會(hui) 的平等價(jia) 值規範是衝(chong) 突的，已失去了其正當性。至於(yu) “文化儒家”，不能簡單拒絕、粗暴地一棍子打死，我們(men) 需要辯證和創造性的視野。

從(cong) 女權視角出發，儒家思維模式也存在著創造性轉化的可能性。比如，儒家重視性別秩序、重視婦女、重視女德（毫無疑問的是，道德的內(nei) 容必須討論，與(yu) 時俱進），婦女和性別並非不可見，這就不同於(yu) 自由主義(yi) 對於(yu) 中性或無性化製度的偏愛中可能隱藏的男性標準。又如，儒家的關(guan) 愛倫(lun) 理、集體(ti) 主義(yi) 在市場社會(hui) 裏仍是有價(jia) 值的思想資源。希望以傳(chuan) 統禮俗來拯救和重新打造被市場和資本摧毀的社群和傳(chuan) 統人倫(lun) ，也是儒家興(xing) 起的時代背景之一。西方女權主義(yi) 批判獨立自主的原子化個(ge) 體(ti) 實質是一種男性化的自由主義(yi) ，但其關(guan) 懷倫(lun) 理卻是從(cong) 母性中建基的，容易滑向本質主義(yi) 。而中國的關(guan) 懷倫(lun) 理和集體(ti) 主義(yi) 根源於(yu) 中國的儒家傳(chuan) 統和社會(hui) 主義(yi) 新傳(chuan) 統，建基於(yu) 依存互惠的社群。但是，不經過女權主義(yi) 檢討的儒家文化的簡單回歸，會(hui) 複興(xing) 對婦女的壓迫和剝削。我們(men) 需要利用社會(hui) 性別的視角來檢測各種“儒家傳(chuan) 統”對於(yu) 男女兩(liang) 性的不同影響，以及是否存在對於(yu) 婦女的製度性和文化性的排擠和壓迫。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