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性話語權的戰略支撐與(yu) 挑戰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多維CN》2016年3月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三十日己醜(chou)

            耶穌2016年3月8日

十八屆五中全會(hui) 提出要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製度性話語權”，這是中國承擔“負責任大國”之責任及構思推展新型發展援助模式的新承擔和新思維。這一戰略新思維至少體(ti) 現了兩(liang) 個(ge) 重要的轉變：第一，國家在國際體(ti) 係中的總體(ti) 角色從(cong) “規則參與(yu) 者”轉變為(wei) “規則製定者”；第二，在發展援助與(yu) 對外交往上從(cong) “經濟性話語權”轉變為(wei) “製度性話語權”。對外援助的傳(chuan) 統在新中國曆史上早已存在，毛澤東(dong) 時代有基於(yu) “國際主義(yi) ”的援助實踐，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和對“第三世界”戰略互動的需要，發展援助出現了新一波的擴展與(yu) 變遷。近來與(yu) 中國發展“製度性話語權”有關(guan) 的戰略舉(ju) 措主要包括亞(ya) 投行、一帶一路等。中國試圖以其改革開放帶來的雄厚資本與(yu) 發展經驗而構建與(yu) 西方（主要是美國）相抗衡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當然這不是新“冷戰”，因為(wei) 亞(ya) 投行也有西方發達國家參與(yu) 。不過中國構建“製度性話語權”的努力對1945年以來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ti) 係”必然造成結構性衝(chong) 擊，而美國亦以戰略性反製——主要是軍(jun) 事上重返亞(ya) 太和經濟上推展TPP——阻卻中國的體(ti) 係性崛起。

中國的經濟實力已占據世界前列，但“製度性話語權”嚴(yan) 重匱乏，與(yu) 其大國地位及對世界的應有貢獻不相稱。然而，中國構建“製度性話語權”的努力不能僅(jin) 僅(jin) 著眼於(yu) “對外開放”的維度，忽視或遲滯“對內(nei) 改革”的維度。換言之，如果沒有內(nei) 部意義(yi) 上突破性的製度改革以確立合法而有效的治理秩序，那麽(me) 外部空間上即便有所建樹亦難以持久。中國的“製度性話語權”的真正基礎不是國家經濟資本，不是自籌體(ti) 係內(nei) 的暫時性支配權，而是內(nei) 部治理上優(you) 良政體(ti) 與(yu) 民主法治的結構性生成。以此觀之，與(yu) 亞(ya) 投行及一帶一路之聚焦與(yu) 火熱相比，國內(nei) 的治理現代化與(yu) 依法治國則呈現出曲折反複，朝向民主法治的轉型共識受到侵蝕與(yu) 挑戰，體(ti) 製與(yu) 精英、大眾(zhong) 的關(guan) 係重新複雜化且趨於(yu) 緊張，法治並沒有取得對“威權”的製度性優(you) 勢。因此，中國確立其“製度性話語權”的戰略行動有可能麵臨(lin) 著內(nei) 外失衡、捉襟見肘的實踐困境與(yu) 理念誤區，亟需調理分辨。

發展優(you) 先還是民主優(you) 先

“發展援助”從(cong) 來不是單純的人道主義(yi) 慈善行為(wei) ，而是嚴(yan) 格的國際政治策略。二戰後的“馬歇爾計劃”和蘇聯體(ti) 係內(nei) 部的“經互會(hui) 機製”是冷戰格局下的內(nei) 部發展援助，後來隨著“第三世界”在國際政治中地位的上升，發展援助的重點開始外移，其理念、模式與(yu) 成效就成為(wei) 檢驗援助國軟硬實力與(yu) 國際道德正當性的標尺。發展援助通常是附條件的。西方對第三世界的發展援助與(yu) 冷戰對抗、“民主的第三波”以及1960年代末興(xing) 起的“法律現代化”運動息息相關(guan) ，通常以受援助國的民主改革與(yu) 法治化為(wei) 前提條件。這種“發展援助”因而帶上了“製度殖民主義(yi) ”或“文化殖民主義(yi) ”的色彩，以“援助”利益誘導受援助國精英的政治合作，從(cong) 而整體(ti) 上擴大西方民主的版圖與(yu) 優(you) 勢，進一步證明西方政治體(ti) 製的優(you) 越性。從(cong) 成效上看，轉型國家的民主化普遍遭遇了“民主鞏固”難題，甚至出現了秩序崩解和宗教原旨主義(yi) 的興(xing) 起，難民危機與(yu) 恐怖主義(yi) 更傷(shang) 及歐美內(nei) 部秩序。這種發展援助模式可以稱為(wei) “民主優(you) 先”模式。

民主優(you) 先的發展援助思路從(cong) 價(jia) 值觀及人類政治演進方向而言並沒有錯，因為(wei) 人類社會(hui) 發展至今，君主製和貴族製的社會(hui) 基礎與(yu) 觀念體(ti) 係已然解體(ti) ，大眾(zhong) 社會(hui) 與(yu) 多元主義(yi) 現實需要一種結構性的民主製度加以安頓。換言之，隻有在民主政體(ti) 的框架內(nei) ，政治與(yu) 社會(hui) 衝(chong) 突才能得到有效的製度性管控與(yu) 化解。當然，這裏的民主是一個(ge) 繁複的製度係統，是與(yu) 治理有關(guan) 的民主過程，而不隻是選舉(ju) 。將民主化約為(wei) 選舉(ju) 本身是一種以偏概全。不過，民主優(you) 先論過於(yu) 樂(le) 觀地估計了選舉(ju) 和成文憲法的規範性功能，相對忽視了民主化所需要的政治社會(hui) 條件。在內(nei) 外合力摧毀舊有世俗專(zhuan) 製政權之後，被壓製的宗教力量得到意外解放，個(ge) 人並沒有因為(wei) 選舉(ju) 和成文憲法而成為(wei) 得到合法保護的公民，選舉(ju) 與(yu) 憲法帶來的“新權威”並沒有深入人心。一個(ge) 舊的權力平衡被打破，一個(ge) 新的權力平衡長期無法確立，這就是所謂“轉型失敗國家”的困境，也是西方發展援助模式的困境。

與(yu) 西方開展“發展援助”競爭(zheng) ，從(cong) 理念、模式到行動，是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維度。所謂發展援助，都需要一個(ge) 經驗基礎或者模式鏡像。就像西方照著自己的“民主葫蘆”給發展中國家“畫瓢”一樣，中國的發展援助也是以自身的經驗為(wei) 基礎的。中國發展經驗或模式很複雜，保守派與(yu) 改革派各執一詞，其解釋取向就呈現出根本的政治態度與(yu) 立場分歧。盡管如此，從(cong) 中國官方的宏觀政策走向及對外發展援助思維來看，可以大體(ti) 界定為(wei) 一種“威權主義(yi) 發展”模式。所謂“威權”，是指政府在經濟發展與(yu) 社會(hui) 治理中占據絕對支配地位，其權力與(yu) 政策保持高度靈活性，預算保持彈性，尊重但不完全受製於(yu) 實證法律和民主程序。所謂“發展”，是指政府績效考核與(yu) 合法性聚焦鎖定於(yu) 經濟發展，以GDP作為(wei) 核心驅動力與(yu) 升職基礎。在西方發展援助遭遇困境而中國發展經驗與(yu) 資本快速形成的條件下，一種有別於(yu) 西方“民主優(you) 先”模式的中國發展援助模式已經走出國門，躍躍欲試。這種模式可以簡稱為(wei) “發展優(you) 先”模式。這種模式與(yu) 國內(nei) 新左派及國家主義(yi) 者概括的“中國模式”存在諸多暗合，但不完全一致。中國在亞(ya) 投行與(yu) 一帶一路規劃中突出經濟與(yu) 安全指標，基本屏蔽政治改革指標，並以此作為(wei) 尊重受援助國主權與(yu) 發展自主權的美德倫(lun) 理。

中美共治與(yu) 霸王道雜之

隨著美國短暫撤出中亞(ya) 而重返亞(ya) 太，中國為(wei) 避免過早的戰略衝(chong) 撞及尋求寬闊的戰略腹地，采取了西進戰略，以“發展優(you) 先”模式廣泛開展對西部區域的發展援助。這一舉(ju) 措對中國還具有特別突出的戰略吸引力，即在美國失敗的地方開展競爭(zheng) 性重建，是證明“中國模式”的絕佳機遇。當然，這種中西之間的外線競爭(zheng) 遊戲，其對立思維與(yu) 行動是相互建構的結果，互為(wei) 假想敵，也互為(wei) 尋求承認的主要對象。美國會(hui) 為(wei) 緬甸民主化或越南憲法改革的突破而歡呼，中國同樣會(hui) 為(wei) 阿富汗或其他國家的“中國式重建”的進展而雀躍。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兩(liang) 種模式不應該成為(wei) 對立模式，就像中美不應在全球治理中過分突出衝(chong) 突麵向而人為(wei) 加深“修昔底德陷阱”一樣。更加開放和普遍受益的發展不是民主化的替代品，而恰恰是民主化的必要前提。在宗教與(yu) 專(zhuan) 製的“凍土”上，民主之花無法開放，而在世俗權威保障下的發展過程中，民主化的實質土壤卻在恰恰改良。以發展為(wei) 民主奠基，不僅(jin) 應成為(wei) 中東(dong) 等區域的整合性現代化之路，也應成為(wei) 中國自身的轉型取徑。中國構建“製度性話語權”的過程，同樣需要做到“發展倫(lun) 理”與(yu) “民主倫(lun) 理”的平衡。

在中國人描述優(you) 良治理的詞匯中，民主與(yu) 專(zhuan) 製固然較為(wei) 高頻，但“王道”和“霸道”也是最常使用的。“王道”思維並非局限於(yu) 中國，而是人類關(guan) 於(yu) 美好政治的普遍想象。柏拉圖《理想國》念茲(zi) 在茲(zi) 的就是“哲學王”的“王道”，但局限於(yu) 城邦世界，而後才有普遍主義(yi) 乃至世界主義(yi) 的發揮。中國之“王道”則本於(yu) 對古典賢王及”三代之治”的理想化，本於(yu) 對超越有限性政治存在的“天下”的烏(wu) 托邦想象。“霸道”則標榜現實主義(yi) 和理性主義(yi) ，在西方以“國家理性”隱秘前行，而在中國則以“法家”正道而行。“霸王道雜之”是帝王理想，也是中國治理的真正秘密。

吊詭的是，當代全球治理中的中國和美國在二者之間常有失衡。就美國而言，其民主國與(yu) 帝國的二元性導致了國內(nei) 行“王道”而國外行“霸道”，人道主義(yi) 與(yu) 民主修辭難掩帝國霸權，其中東(dong) 政策失敗及對全球治理的負麵影響與(yu) 此有關(guan) 。就中國而言，法治的威權化與(yu) 高壓的維穩政治顯露出“霸道”麵向，而國際層麵的“大手大腳”又有古典“朝貢貿易”及“新王道”的痕跡。由此，中國當代政治形象呈現出“法家治國”與(yu) “王道天下”的獨特二元性。中美各自承受自身的治理二元性，各有困頓和艱難。有識之士常慨歎，取美國國內(nei) “王道”與(yu) 中國國際“王道”兩(liang) 麵合一，不正是一種愜意的“新世界主義(yi) ”嗎？中國學者趙汀陽對世界治理的診斷是，民族國家的有效性與(yu) 世界的無效性並存，由此出發繼續想象一種“天下體(ti) 係”，想象“內(nei) 含天下的中國”對世界政治秩序的構成性甚至終結性意義(yi) 。然而，王道理想與(yu) 霸道現實曆來有各自理據與(yu) 邊界，美國的“新羅馬帝國”衝(chong) 動固然有重蹈曆史覆轍之虞，中國的“天下無外”亦可能重陷春秋戰國的亂(luan) 世悠悠之境。中美合作是各自福音，也是世界福音。

勿忘改革，才有開放

就刻下“製度性話語權”議題，中國的真正難處還在於(yu) 內(nei) 政修為(wei) 。實際上，習(xi) 李組合的改革意誌勝於(yu) 前任，內(nei) 部治理亦不可謂不用力：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突出“治理現代化”，四中全會(hui) 突出“依法治國”。但這些政治承諾層麵的製度現代化進程並不順暢，甚至法治還出現了自我悖反的現象與(yu) 邏輯：新一輪司法改革以司法精英大量流失而基本宣告失敗；維權律師遭受嚴(yan) 峻壓力，法治權威與(yu) 法律公共理性遭受消解；小組政治在打破官僚製梗阻的同時也陷入了威權化困境；反腐運動造成“選擇性執法”難題和對“發展型政商精英”的動力消解；意識形態管控與(yu) 網絡言論治理陷入“泛安全陷阱”，寒蟬效應凸顯；新一輪基層人大選舉(ju) 空間繼續受壓。從(cong) 憲政層麵來看，四中全會(hui) 承諾“依憲治國”，設立憲法日，規劃製度性解決(jue) 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的憲法解釋與(yu) 監督問題，憲法學界亦滿心追隨推動《憲法解釋程序法》，但至今未果。官方對第二個(ge) 憲法日並無特別關(guan) 注，主流媒體(ti) 亦淡化處理。“黨(dang) 規嚴(yan) 於(yu) 國法”的法律體(ti) 係自洽性與(yu) 規範整合難題依然嚴(yan) 峻無解。這些內(nei) 部挑戰時刻造成對中國外部“製度性話語權”建構的張力與(yu) 牽製。

五中全會(hui) 之“製度性話語權”高揚於(yu) “開放”維度，對“改革”著力不足。“改革”是源，“開放”是流，若全麵深化改革不能“源流貫通”，所謂依靠“經濟性話語權”暫時轉化成的“製度性話語權”勢必不能鞏固。甚至，“經濟性話語權”在中國內(nei) 部之港台地區還不能有效轉化為(wei) “製度性話語權”。人心不服與(yu) 人心不歸，“經濟”、“製度”皆為(wei) 強權基礎上的“外物”，無法內(nei) 化。因此，五中全會(hui) 的“製度性話語權”不能單純以亞(ya) 投行和一帶一路體(ti) 係為(wei) 基礎，也不能單純以中國資本及發展經驗為(wei) 基礎，而應當以三中全會(hui) 的“治理現代化”和四中全會(hui) 的“依法治國”為(wei) 基礎。如果將習(xi) 李組合的執政作為(wei) 一個(ge) 內(nei) 在意義(yi) 融貫而富於(yu) 戰略決(jue) 斷的改革新紀元，則中國對外的“製度性話語權”建構就不能孤立脫韁於(yu) 中國自身的現代化製度進程，而且要以後者為(wei) 基礎和界限。否則，中國的發展援助就有可能演變為(wei) 中國納稅人的福利災難、受援助國的腐敗來源以及中國內(nei) 外治理失衡的火山噴發點。

勿忘改革，才有開放。勿忘國民，才有天下。勿忘民主法治，才有“製度性話語權”。對立是一種保守與(yu) 自限姿態，威權是一種“霸道剩餘(yu) ”，而包容超越才能獲得更廣大的存在，才是王道。中國未必是趙汀陽式的“政治神學”概念，但確實是“生生不息”的世界曆史奇跡，而且重新開始了曆史性的“生長”。我們(men) 要在中國固有的發展智慧之外賦予它規則理性和責任倫(lun) 理，使“製度性話語權”建基於(yu) 古今、內(nei) 外的平衡結構之上。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