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界發生了什麽(me) 變化？

作者：茅海建（華東(dong) 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兼院長，長江學者。）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廿八日丁亥

           耶穌2016年3月6日

清朝的滅亡與(yu) 明朝不一樣。

明朝的滅亡是征戰的失敗。清軍(jun) 的鐵騎一路掃蕩，雖有投降的官員與(yu) 士人，但許多讀書(shu) 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與(yu) 殉明，是當時官員與(yu) 士人所認定的最高境界，許多人出於(yu) 多種原因沒有做到，被認為(wei) 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盡管也是可以原諒的。清初的統治由此也遇到了許多麻煩。

清朝的滅亡完全是內(nei) 部的崩潰。在中央，內(nei) 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絕對不忠於(yu) 清朝；在地方，廣西巡撫沈秉堃、安徽巡撫朱家寶、江蘇巡撫程德金等人是主動革命。作為(wei) 清朝統治機器一部分——各省谘議局，普遍地同情或參加革命，許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作為(wei) 清朝統治機器最重要部分的軍(jun) 隊多有反叛，尤其是新軍(jun) ，在鎮（師）、協（旅）兩(liang) 級的高級軍(jun) 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幾乎沒有，叛清的卻大有人在。在上海進行南北議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趙鳳昌，都曾是清朝官員。張謇作為(wei) 清朝狀元，主動倒清，據稱是退位詔書(shu) 的起草者，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

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思想主體(ti) 的儒家思想，此時起到了什麽(me) 作用？此時發生了什麽(me) 變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麵相，然其最核心的麵相是政治思想，講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鹹同之際，儒家思想還催生出諸如曾國藩、江宗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駱秉章、沈葆楨、丁日昌、郭嵩燾、劉銘傳(chuan) 等等一大批忠義(yi) 之士。但到了此時，儒家思想表麵上還占據著主導地位，但已經抽出了忠義(yi) 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麵相已變。

清末許多官員與(yu) 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種族革命思想的影響，不願意為(wei) 異族效忠；但大多數並不主張種族革命，他們(men) 的思想又是如何發生變化，發生了什麽(me) 樣的變化？

嚴(yan) 修與(yu) 蔡元培

由此我們(men) 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兩(liang) 個(ge) 重要人物，他們(men) 分別是南開大學的創辦人嚴(yan) 修和北京大學“永遠的校長”蔡元培。

嚴(yan) 修（1860-1929）從(cong) 小受到了嚴(yan) 格的儒學訓練，進士出身，入翰林院。1894年以翰林院編修出為(wei) 貴州學政，主持一省之學務。很可能受到甲午戰爭(zheng) 的影響，他於(yu) 1897年上奏，提議開經濟特科。光緒帝接受了，相關(guan) 的準備也正在進行，成為(wei) 戊戌變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項。至戊戌政變後，他請假回到天津，辦理女學堂，自我學習(xi) 西學，曾兩(liang) 次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他應袁世凱之邀，任直隸學校司督辦，是直隸（尤其是天津）近代教育的發起人和主持人。1905年，清朝成立學部，他任侍郎，1910年以病回天津，至袁世凱組織內(nei) 閣，再任學部大臣。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實踐者和領導者。而在這一時期，他的思想從(cong) 原有的知識結構向新式教育轉變，似乎沒有遇到太多的障礙。他對清帝的退位，似乎並不意外，是順從(cong) 的；對民國的創建，似乎也不意外，是歡迎的。他後來創辦的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已經看不到太多過去儒學或經學的特點。

嚴(yan) 修

蔡元培（1868-1940），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學訓練，進士出身，入翰林院。戊戌政變後，請假回籍辦理中西學堂，後到上海，參預辦理澄衷學堂、南洋公學、中國教育會(hui) 、愛國學社。1904年，他參預組織了光複會(hui) ，後加入了同盟會(hui) （他有種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清朝派翰林出洋，他銷假回京申請，未能成行。次年，他隨清朝新任駐德公使孫寶琦到德國，入萊比錫大學旁聽三年（孫寶琦曾給予他一定的資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學。辛亥革命時回國，任南京臨(lin) 時政府教育總長，是重要的革命黨(dang) 人。北洋時期，再次出洋赴法國。191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主校期間提出了“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

嚴(yan) 修與(yu) 蔡元培，都是進士出身，都進入翰林院，都去了東(dong) 洋或西洋，主動從(cong) 傳(chuan) 統思想中走了出來，並進行新思想、新學術的傳(chuan) 播，開始辦學。就清末時期而言，嚴(yan) 修更多一點官方色彩，蔡元培更多一點民間色彩，但並不影響他們(men) 的大方向。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來說，他們(men) 自我完成了思想革命，並從(cong) 事於(yu) 思想革命。他們(men) 在當時和後來都是影響極大的人。

順便地說一句，蔡元培主持的愛國學社，“愛國”一詞已不是“忠清”，而是有了現代國家的觀念。愛國學社的教員與(yu) 學員，後來大多是反清的。

蔡元培

葉昌熾的課題與(yu) 廢八股改策論

嚴(yan) 修與(yu) 蔡元培，是清朝最重要的學術機構——翰林院中走在最前麵的人，或者說從(cong) 傳(chuan) 統主動邁入近代的人。翰林院中的其他人呢？

最近由於(yu) 上課的原因，我在讀晚清四大日記之一的《緣督廬日記》，作者葉昌熾（1849-1917），蘇州人，學問精深，今天被視為(wei) 金石學家、文獻學家。他於(yu) 1889年中進士，入翰林院，1902年以翰林院編修出為(wei) 甘肅學政。1903年8月，他在蘭(lan) 州求古書(shu) 院出了三道課題：

允猶翕河義(yi) （典出於(yu) 《詩•周頌•般》，指允水、猶水合流為(wei) 黃河）

問歐洲各國皆用金鎊，中國用銀，金貴銀賤，公私漏卮甚巨。即以銀幣論，西人曰先令每一先令重二錢二分，易中國銀，浮於(yu) 所之重數懸絕，是同一銀幣，中西貴賤不相敵，不變圜法，匱可立待。何策以維持之？

蘭(lan) 州新設官書(shu) 局應排印何書(shu) 議（《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

求古書(shu) 院是蘭(lan) 州最重要的書(shu) 院，此時的學問已經完全變化（葉昌熾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記中稱：“省城蘭(lan) 山書(shu) 院，督臣為(wei) 政。求古書(shu) 院，學臣為(wei) 政。舊例也。”）。第一題仍比較傳(chuan) 統，葉昌熾此時在蘭(lan) 州，似乎也是頌“時周之命”。第二題我不知道今屬大學哪個(ge) 學係的專(zhuan) 業(ye) 內(nei) 容？經濟係、政治係、金融係、社會(hui) 係似乎都有點關(guan) 係。第三題是有所指的，即當時最為(wei) 缺少的時務書(shu) 。葉本人此類書(shu) 籍不多，主要來源是西安。西安此類書(shu) 籍也很少，蘭(lan) 州更少，由此而需要刊刻排印。而這些沒有讀過時務書(shu) 或讀過不多的蘭(lan) 州學子，又如何比較，如何回答？葉作為(wei) 一省學政，須在各府、州進行科、歲兩(liang) 試。其中在鞏昌府的院試，所出的生古題為(wei) ：

問地為(wei) 球體(ti) 行星之一，其體(ti) 皆有盡界而浮於(yu) 空中，所見地麵水麵有一定界線，試言其理

問鞏昌石刻上溯漢魏，下迄宋元，年月書(shu) 撰，或存或佚。各舉(ju) 所知以對

哥舒瀚論

所出的童古題為(wei) ：

問空氣流動而為(wei) 風，由於(yu) 冷熱漲縮，試言其理

問鞏昌隴右名區，人文所萃，前賢撰述，文獻足徵。試以四部條例其目，並論其著書(shu) 大意，略如提要之例

薑維論

其中第一、二題是“策”，葉昌熾怕生童做不出第一題（分別談地平線和風的產(chan) 生），特別說明“兩(liang) 策任擇一題，無庸全作”，由此可用地方知識來補其西學之不足（《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而他在西寧府的三試題中有：

問古人以兵戰，今東(dong) 、西各國以商戰、工戰、農(nong) 戰而實以學戰，試申言其意（《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從(cong) 這樣的課題出發，學子能得出什麽(me) 樣的結論來呢？葉昌熾不以西學見長，與(yu) 馮(feng) 桂芬、江標、費念茲(zi) 、張之洞有交往。我很懷疑他對國際匯兌(dui) 、地平錢、風和“學戰”等課題是否有完整並大體(ti) 準確的知識，也不知道他的評分標準，很可能由他的幕僚來操辦之。他不是新學的一派。他這麽(me) 做，是其職務使然。他所出的題目，應當被認為(wei) 是晚清最為(wei) 主流的政治思想與(yu) 學術思想，表達的是官方的意誌。

我讀了這一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葉昌熾日記，感受很深。我也知道相關(guan) 的背景，即兩(liang) 年前，1901年，清朝宣布從(cong) 明年起廢八股，鄉(xiang) 、會(hui) 試皆試策論。葉不能不變。1906年，清朝又廢學政，改設提學使，葉也就不再做官，返回鄉(xiang) 裏。他曾任江蘇存古學堂曆史、地理總校，民國後不再出仕。他聽到張勳複辟的消息時，有一點欣慰，但認為(wei) 不會(hui) 長久。

葉昌熾日記中所描寫(xie) 的這一年，1903年，清朝進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經濟特科，清朝通過了“癸卯學製”，規定了三段七級的教育體(ti) 製。後一年，1904年（光緒三十年），清朝在開封舉(ju) 行了最後一次會(hui) 試，即“甲辰恩科”會(hui) 試。考題大變。第一場史論（五題）：

周唐外重內(nei) 輕，秦魏外輕內(nei) 重，各有得論

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嚐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於(yu) ，其說未嚐不效論

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yu) 參謀，請於(yu) 私第見客論

北宋結金以圖燕趙、南宋助元以攻蔡論

第二場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題）：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xing) 實業(ye) 。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yang) 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dong) 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zhuan) 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nong) 、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xing) 實業(ye) 之教育也。三者孰為(wei) 最急策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盍縷舉(ju) 近百年來曆史以證明其事策

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yu) 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

《周禮》言農(nong) 政最詳，諸子有農(nong) 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nong) 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製，列為(wei) 專(zhuan) 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nong) 之策

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qiao) 民策

第三場四書(shu) 五經義(yi) （三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義(yi) （《大學》）

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義(yi) （《中庸》）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義(yi) （《易•係辭下》）

從(cong) 考題的內(nei) 容與(yu) 形式來看，與(yu) 原來的科舉(ju) 會(hui) 試有了本質性的區別。以今天的知識水準來判斷，第一場史論，大約最優(you) 秀的曆史學家都難以解答清楚，且也不能依據史實來回答，出題者另有其意在內(nei) ；第二場西政與(yu) 藝學，屬政治家和各行專(zhuan) 家討論的問題，且也不可能有標準的答案；第三場四書(shu) 五經義(yi) ，實際上也潛藏著對當時國政的新解。用這樣的題目來選拔人才，果真能找到經國濟世之才？

清代最後一榜（也是中國最後一榜）會(hui) 試進士共兩(liang) 百七十六人。如果去分析這兩(liang) 百七十六人的後來經曆，真是什麽(me) 樣的都有。此時離清朝滅亡已經很近了，但我記得這一批人中沒有忠清、殉清的。該榜探花為(wei) 商衍鎏，在清朝、北洋、國民政府任職，其中在國民政府任職極短，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出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

又一年，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科舉(ju) 廢除了。在新的教育體(ti) 係之中，經學隻是其中一科。抽去科舉(ju) 的支撐後，傳(chuan) 統的儒學軟軟地塌了下來，在青年學子的心中變得沒有什麽(me) 用處了。傳(chuan) 統的由“知書(shu) ”通向“達禮”的路上，人跡漸稀。

葉昌熾

張之洞的內(nei) 心世界

科舉(ju) 試題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官方的意識形態，而科舉(ju) 消亡又顯示著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張之洞（1837-1909），主持著晚清的學製改革。他的主要代表作，當稱《勸學篇》，雖由其幕中人士代筆，仍體(ti) 現出他的思想，完成於(yu)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即戊戌）。

我最近重讀《徐世昌日記》，發現很有意思的記錄。1897年，翰林院編修、袁世凱的幕僚徐世昌來到武昌，張之洞與(yu) 徐相見多達十六次，每次談話的時間都很長，經常是夜半談到三四更，甚至天明。他們(men) 是同鄉(xiang) 。張又是喜歡夜談之人。更重要的是，甲午戰爭(zheng) 初期，1894年10月，徐世昌上奏提議調張之洞主持朝政大局，朝廷為(wei) 此命張之洞進京，後因兩(liang) 江總督劉坤一赴山海關(guan) 督師，改張之洞署理兩(liang) 江總督。張由此對徐另眼相待。徐世昌日記記錄了他們(men) 的談話內(nei) 容，從(cong)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張的內(nei) 心世界：

問當今挽回大局之要，當從(cong) 何處下手？薌翁雲(yun) 其要有三：曰多設報館，多立學堂，廣開鐵路。而曰收三者之效之曰士農(nong) 工商兵，然必欲觀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變科舉(ju) 。多設報館，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聾瞆；多立學堂，可以興(xing) 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傑出之士以搘拄殘局；廣開鐵路，可以通萬(wan) 國之聲息，如粵漢之路、盧漢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納與(yu) 俄國之路聯接，五六年內(nei) 一律告成，中國可不至於(yu) 危亡。大哉斯言，高出尋常萬(wan) 萬(wan) 矣。至於(yu) 變科舉(ju) ，尚不可以旦夕變，然終必至於(yu) 變而後已。（《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薌翁”即張之洞，號香濤。奉天，今沈陽。伯都納，今吉林扶餘(yu) 。張之洞之意是中國新修的山海關(guan) 到奉天的鐵路，延至伯都納，與(yu) 俄國的中東(dong) 路相連接。當時俄國已獲得修築中東(dong) 路（滿洲裏經哈爾濱到綏芬河）之權，該鐵路連接西伯利亞(ya) 大鐵路，至海參崴，尚未獲得修築中東(dong) 路支線（哈爾濱經長春、沈陽到大連）之權。

張之洞

張之洞本是科舉(ju) 健將，虛歲十四歲中生員，虛歲十六歲中舉(ju) （順天府試解元）、虛歲二十七歲中進士，殿試探花（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院。過了這些年之後，竟然主張變科舉(ju) 。而他講的報館、學堂、鐵路，與(yu) 傳(chuan) 統的儒學體(ti) 係是有衝(chong) 突的，而與(yu) 前文提到的葉昌熾新式考題卻是聯通的。徐又記：

薌翁雲(yun) ：士農(nong) 工商兵五者，兵須藉商之財之為(wei) 養(yang) ，而又非農(nong) 工不能成，然農(nong) 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訓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務立國，夢夢者幾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眾(zhong) 喙。而為(wei) 士者仍不力求實學以副其名，能無懼乎。又言中國之弱，上溯其源，始於(yu) 老氏之清靜，繼之於(yu) 佛學之空虛，又繼之以理學之迂拘。老氏盛於(yu) 漢，一洗秦之苛擾；佛盛於(yu) 晉，亦稍弭一時殺戮之慘；理學盛於(yu) 宋，大有功於(yu) 五代之亂(luan) 。是皆有益於(yu) 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靜為(wei) 之，不欲其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不動也，以至於(yu) 積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極矣。又自唐專(zhuan) 以文字取科名，有所為(wei) 詞章之學者其汩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於(yu) 小楷試帖，束縛為(wei) 已極矣。官到卿貳，不免於(yu) 文字之考，何由得經濟之才。不思變計，中國斷無振興(xing) 之機，彼飾皮毛，無益也。又言：能師管、葛，必大有功於(yu) 世。（《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張之洞認為(wei) ，士農(nong) 工商兵五者，士是最為(wei) 關(guan) 鍵者，即“農(nong) 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訓教不能精”。他此時反對老學、佛學與(yu) 理學，更反對科舉(ju) 之製度，主張“變計”，主張師從(cong) 管仲、諸葛亮。作為(wei) 清朝的高官，作為(wei) 當時許多讀書(shu) 人的精神領袖，張的這種思想將會(hui) 發生重大的作用。徐又記：

三更，薌翁約談，座有念劬，極言科舉(ju) 之當變，而又申說其辦法緩急、難易之故。一尊小酌，橫論古今，直至四更□盡始散。（《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念劬”，錢恂）

薌翁酌夜話，小酌，論中西學術，論西政、西學之分，論時人之愚闇，太息痛恨。問餘(yu) 誌學之所向屬，擇一事言之。告以時事孔亟，願聞經世立身之道。雲(yun) ：目前新學，中年通籍之人，以講求西政為(wei) 先，西學隨性之所近而涉獵之，仍以中學為(wei) 主。因論中學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後有為(wei) 。又論同治中興(xing) 名臣。寅正始就寢。（《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寅正，早上四點。此外，徐世昌還記：“薌翁約夜酌，深談，論各直省生人材質性情，欲提倡直隸人材有三要，曰多看書(shu) ，多走路，多見人。俟通俄幹路成，能多出洋遊曆，方有實濟。”）

徐世昌是很謹慎的人，日記中一般不太會(hui) 記錄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會(hui) 寫(xie) 下這麽(me) 多，自然是受到了張的內(nei) 心世界的感染。

從(cong) 徐世昌日記之中，我驚詫地發現，張之洞的這些言論與(yu) 梁啟超此期在《時務報》上發表的《變法通議》等政論文章，有著很多相似之處。我們(men) 不能認為(wei) 張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響，他與(yu) 徐的談話中，清楚地說明：“宜極力講求與(yu) 諸務並舉(ju) ，不可惑於(yu) 邪說。”“邪說”一語，指的就是“康學”。然而，從(cong) 光緒二十三年武昌總督府的一次次夜談中，我們(men) 可以隱隱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學製”的影子，看到張上奏停止科舉(ju) 的影子。張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實際上已經發動了思想革命——“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是他的設計——持續長達數百年的傳(chuan) 教事業(ye) ，已為(wei) 這個(ge) 國家鋪墊了最為(wei) 基礎的西學知識；持續長達數十年的洋務企業(ye) ，也顯示了西學知識的實際運用效果。但是，舊的科舉(ju) 製度改變之後，新的教育製度建立之後，中學漸漸地不能為(wei) 體(ti) 了。

在這裏，我似乎還需幫“中體(ti) 西用”說幾句話。今天的人們(men) 對“中體(ti) 西用”有著誤讀之處，甚至指責其不能徹底地改為(wei) “西體(ti) 西用”。最早明確使用“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說法的是孫家鼐，他是光緒帝的老師，也是京師大學堂的首任管學大臣。在“中體(ti) ”與(yu) “西用”之間，張之洞、孫家鼐強調的是“西用”（“中體(ti) ”在當時根本不存在任何疑問），即容納西學，使西學能正式進入清朝官方的意識形態體(ti) 係之中。這從(cong) 《勸學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們(men) 的這一提法在當時還有一定的政治風險：戊戌政變後，守舊的勢力上台，“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緒二十六年）之變，與(yu) “西”與(yu) “洋”有點關(guan) 係的五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儀(yi) 、聯元，內(nei) 務府大臣立山），被守舊派殺了。

徐世昌

思想革命的主體(ti)

由此可見，晚清的思想革命是從(cong) 甲午戰敗開始的。過去的人們(men) 過多地關(guan) 注康有為(wei) 、梁啟超的自我宣揚，認為(wei) 他們(men) 甚至認為(wei) 革命黨(dang) 人是思想革命的發動者。從(cong) 廣大的人群來看，從(cong) 寬闊的地域來看，康、梁和革命黨(dang) 人的宣揚效果有限。以上談到的人士，張謇、嚴(yan) 修、蔡元培、葉昌熾、張之洞、徐世昌，以及後麵還將提到的張百熙，都是兩(liang) 榜進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響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對康、梁的人物。他們(men) 代表著那個(ge) 時代學術的主流，代表著知識的最高階層，也是思想影響力最大的團體(ti) 。

我以為(wei) ，晚清的思想革命起於(yu) 近代教育：從(cong) 廢八股到廢科舉(ju) ，從(cong) 辦學堂到派留學，西學進來了，一點點擴大，成為(wei) 知識的主體(ti) 部分。然而，所有這一切的發生和發展，都來自於(yu) 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張之洞、孫家鼐、嚴(yan) 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員推動的，葉昌熾等一大批官員裹挾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於(yu) 1906年在清朝的京師譯學館教了一個(ge) 學期的國文與(yu) 西洋史。由此，我以為(wei) ，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導的，其主體(ti) 是包括翰林院眾(zhong) 多官員在內(nei) 的清朝最高精英層。

我以為(wei) ，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導在那個(ge) 時代的決(jue) 定性作用。在科舉(ju) 製的時代，大多數苦心讀書(shu) 的人，決(jue) 非為(wei) 個(ge) 人知識的增加、個(ge) 人修行的提升，而是為(wei) 稻粱謀，為(wei) 了能進入政府謀得官位與(yu) 名利。到了此時，清朝政府主辦或倡導的各類新式學堂，需要大量的教員，需要大量的教科書(shu) ，引出更多的士人與(yu) 近代讀書(shu) 人投身於(yu) 此；新式學堂的畢業(ye) 生除了繼續從(cong) 事近代教育外，也進入社會(hui) ，進入政府，進入軍(jun) 隊，進入各行各業(ye) 。他們(men) 所憑借的，不再是對聖賢經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詩賦、小楷，而是數算格致、聲光化電、各國語言文字，乃至各行各業(ye) 的專(zhuan) 業(ye) 技能。為(wei) 了彌補中國知識（中學）的不足，外國知識（西學）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為(wei) 了彌補中國知識人（新學人才）的不足，留學又成為(wei) 清朝的國策。外洋的博士，最初還隻是比附中國的進士，後來又淩駕之。

科舉(ju) 與(yu) 教育的變化，促進了近代傳(chuan) 媒的發展，促進了各類社會(hui) 團體(ti) 的產(chan) 生。我在前麵提到了葉昌熾的課題，蘭(lan) 州求古書(shu) 院的學子、甘肅各地的生童，隻能通過這類新書(shu) 刊來獲取新知識。以各種知識名義(yi) 成立的社會(hui) 團體(ti) ，吸引著許多知識饑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變的四書(shu) 五經，比起那些科舉(ju) 參考的高頭講章，這類新書(shu) 報更具吸引力；在舊的知識體(ti) 係之中，從(cong) 讀者到作者需要幾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識體(ti) 係之中，由於(yu) 需求的旺盛，許多讀者很快就成為(wei) 作者。上海、天津、漢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譯、出版、書(shu) 報等文化產(chan) 業(ye) 的中心，進而成為(wei) 輿論和社會(hui) 團體(ti) 活動的中心，成為(wei) 新式文明與(yu) 文化的中心。

作為(wei) 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學堂的師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與(yu) 清末新式教育相聯係的海軍(jun) 與(yu) 陸軍(jun) （新軍(jun) ），也有相當大比例的軍(jun) 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現的新式媒體(ti) ——報館、出版機構的從(cong) 業(ye) 人員亦多有傾(qing) 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更為(wei) 明顯的現象是，清朝的官員，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員，後來大多成了民國的官員。北京政府似乎隻是換了一塊招牌，內(nei) 部人員沒有太多的變化，外交部和海軍(jun) 部尤其如此。我曾經幫忙審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hui) 編寫(xie) 的人物傳(chuan) 紀，主要是光緒朝後半段，發現其中許多人按照傳(chuan) 統史學應列入“貳臣傳(chuan) ”。從(cong) 清末到民國以至到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清朝官員不僅(jin) 是“貳臣”，而且當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做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晚清官員棄舊朝而投新朝，自然有著生計的原因，但他們(men) 在做政治選擇時，並沒有太多的思想痛苦。這樣的情景與(yu) 明末清初大不相同的。當然，還有一些官員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棄。

作為(wei) 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當大數量的留學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費留學。為(wei) 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預備學校。其中一位，名為(wei) 胡適之，是清朝政府選派的“庚款”學生。清朝留下的京師大學堂，在民國年間成為(wei) 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學生，成了民國思想革命的中堅。晚清開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了結局。我們(men) 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兩(liang) 者之間的連續性。1898年張之洞提出“中體(ti) 西用”時，意在中學容納西學；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提出“兼容並包”時，已是對舊式學人和儒學的寬容。不到二十年間，中學與(yu) 西學已是主客易勢。

由此，我以為(wei) ，從(cong) 晚清開始的思想革命，通過近代教育和傳(chuan) 媒工具，通過張之洞、葉昌熾、嚴(yan) 修、蔡元培、胡適之等人，一步步到達彼岸。西學的內(nei) 容進來了，其中的政治學說也是清朝最為(wei) 警惕的部分，清朝學部對教科書(shu) 亦有審查，然這類審查隻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詞匯。西學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不是一些名詞的變換即可以攔截，而傳(chuan) 統的“四書(shu) 五經”崇高至上的地位無可挽回地一天天墜落。我們(men) 再來看惲毓鼎日記中的兩(liang) 段話：

……近來新學盛行，四書(shu) 五經幾至束之高閣。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場精力彌滿，至末場則草草了事，多不過三百餘(yu) 字，且多為(wei) 隨手掇拾，絕無緊靠義(yi) 理發揮者，大有如不欲戰，不屑用心之勢。閱卷者以頭、二場既薦，於(yu) 末場亦不能不稍予寬容。久而久之，聖賢義(yi) 理不難棄若弁髦矣。學術人心，可憂方大。張、袁二製軍(jun) 立意欲廢科舉(ju) ，其弊害至於(yu) 是，更有不可勝言者。袁世凱（慰庭）不足道，張香老舉(ju) 動乃亦如此，豈不可痛哉！書(shu) 至此憤懣萬(wan) 分。

三年新政，舉(ju) 中國二千年之舊製，列聖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鏟除。無事不紛更，無人不徇私，國脈不顧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異月新，釀成土崩瓦解、眾(zhong) 叛親(qin) 離之大避，而吾屬橫被其憂，念及此，不禁放聲大哭，罪魁禍首則在張之洞、張百熙之力主令學生留學東(dong) 洋。（《惲毓鼎日記》，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

光緒二十九年會(hui) 試，形式改變：頭場為(wei) 史論，二場為(wei) 策論（包含西政西藝之內(nei) 容），三場為(wei) 四書(shu) 五經義(yi) 。按照以往的習(xi) 慣，會(hui) 試隻重視頭、二場，三場多為(wei) 陪襯。第二年，即光緒三十年最後一次會(hui) 試，仍沿用之。

惲毓鼎也是進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編修。前一段話寫(xie) 於(yu)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他任“癸卯會(hui) 試”同考官，閱卷有感，矛頭指向張之洞。後一段話寫(xie) 於(yu) 武昌起義(yi) 之後，清朝大勢已經不穩。張之洞、張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學大學，是近代教育體(ti) 製的設計者，也是留學日本的推動者。在惲看來，清朝之所以滅亡，在於(yu) 思想的變動，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變化。

清朝滅亡了，這是不變的事實。然而清朝該不該亡，又是另一回事。從(cong) 曆史的過程來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運動和武昌的新軍(jun) 起義(yi) ，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發生，思想革命已經在進行。清朝即便不滅亡，其主導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須得有一個(ge) 革命性的變化，其政治結構與(yu) 學術製度須得有一個(ge) 革命性的變化，才能適應新知識之下的士人和近代讀書(shu) 人。

（2015年11月在澳門大學曆史係主辦的“晚清的重新審視”學術研討會(hui) 上的發言，2016年1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