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何以稱中國傳(chuan) 統經學為(wei) “無上之法典”？

原標題：經學與(yu) 法典

作者：喻中（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廿二日辛巳

           耶穌2016年2月29日

經學大師蒙文通有一個(ge) 判斷：“由秦漢至明清，經學為(wei) 中國民族無上之法典，思想與(yu) 行為(wei) ，政治與(yu) 風習(xi) ，皆不出其軌範。”這個(ge) 判斷，論及經學與(yu) 法典的關(guan) 係，頗有進一步思考的價(jia) 值，也包含了比較寬廣的解釋空間。

按照蒙文通的意思，在傳(chuan) 統中國居於(yu) 至高無上地位的法典，就是經學。所謂經學，顧名思義(yi) ，就是關(guan) 於(yu) 經的學問。所謂經，具體(ti) 說來就是“五經”、“六經”或“十三經”。不同的時代，經包含的具體(ti) 內(nei) 容是變化的。不同時代的經，既是傳(chuan) 統中國思想與(yu) 行為(wei) 的依據，也是傳(chuan) 統中國政治與(yu) 風習(xi) 的依據。

經既然是“無上之法典”，以現代的語言來說，就相當於(yu) 國家的憲法與(yu) 法律。但是，即使是憲法與(yu) 法律，依然沒有窮盡經的作用與(yu) 功能。因為(wei) ，今日的憲法與(yu) 法律雖然可以規定人的行為(wei) ，可以規定政治關(guan) 係。但是，憲法和法律通常不能規定人的思想，甚至也不能規定風習(xi) 。風習(xi) 是自然形成的，包括一時一地的風俗與(yu) 習(xi) 慣。譬如，有些地方在春節的大年初五，有放鞭炮的風習(xi) ，這樣的風習(xi) 就不是憲法與(yu) 法律規定的，憲法與(yu) 法律甚至也不讚成這樣的風習(xi) ，因為(wei) 這種風習(xi) 可能導致火災、人身意外傷(shang) 害、空氣質量下降等方麵的消極後果。還有，人的思想，按照現在流行的法理，通常也不是憲法和法律調整的對象；憲法和法律隻能調整人的外在行為(wei) ，而不是規定人的思想——對此，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shu) 報檢查令》一文中，已經做出了詳盡的論證。可見，傳(chuan) 統中國的經“軌範”的領域，既包含了憲法和法律調整的領域，同時也超越了現在的憲法和法律調整的領域。

與(yu) 此相關(guan) 的另一個(ge) 問題是，經學是法典嗎？或者說，關(guan) 於(yu) 經的學問是否相當於(yu) 法典？這個(ge) 問題，可以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看。一方麵，通常說來，經可以說是相當於(yu) 法典，經學作為(wei) 關(guan) 於(yu) 經的學問，亦可以理解為(wei) 關(guan) 於(yu) 法典的學問。但是，如果僅(jin) 僅(jin) 是學問，則很難直接產(chan) 生像法典那樣的“軌範”作用。一個(ge) 學問家，即便是像蒙文通這樣的大師，他對於(yu) 經有一些學術觀點，他形成了個(ge) 人對於(yu) 經的理解與(yu) 解釋。但是，這樣的理解與(yu) 解釋，並不能直接產(chan) 生強製性的約束力。否則的話，所有的經學家，都可以稱為(wei) 立法者了。因此，經學的常態是經典解釋學，它相當於(yu) 今日所見的法律解釋學。作為(wei) 一種解釋經典或法典的技藝與(yu) 方法，經學（或解經學，或經典解釋學）提供了人們(men) 理解經的方法、途徑。但是，解釋經的作品，並不一定就是經典。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來看，從(cong) 中國經學的具體(ti) 情況來看，直接“軌範”中國人思想與(yu) 行為(wei) 、政治與(yu) 風習(xi) 的法典或經典，確實也體(ti) 現為(wei) “經學”作品。譬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這部“董氏春秋學”就是董子解釋《春秋》的經學作品。《春秋》的微言大義(yi) 是什麽(me) ？從(cong) 君主到百官再到民眾(zhong) ，都不大清楚。董子通過自己的作品告訴人們(men) ，《春秋》的真實意思應當如何理解。由於(yu) 董子的解釋得到了普遍的承認，於(yu) 是，董子的經學確實成為(wei) 了“中國民族無上之法典”。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蒙文通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

隻是，經學家的經學作品能夠充當“法典”的情況並不多見。在中國經學史上，董子的“董氏春秋學”達到了這樣的標準。再往下，朱子的“四書(shu) 集注”在元朝之後，充當了科舉(ju) 考試的標準教科書(shu) ，朱子的經學作品得到了國家的正式承認，成為(wei) 了經典。“朱子理學”在“董氏春秋學”之後，大致也達到了“法典”的高度。但是，其他經學家的經學作品，距離“法典”的標準恐怕都還有或大或小的距離。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像董子、朱子這樣的經學家，其實是被國家確認的立法者——當然是事後追認的立法者。用現在的話說，相當於(yu) 法律解釋領域中的“有權解釋”或“正式解釋”。這樣的解釋，具有與(yu) 法典本身同等的效力。或者說，法典本身隻能通過這樣的解釋才能產(chan) 生“軌範”的功能。

經學與(yu) 法典的關(guan) 係，啟示我們(men) 重新思考“古之學”與(yu) “今之學”的差異。古代的經學，雖然也叫學，但卻不同於(yu) 今天的“學術”。今天的學術，是專(zhuan) 業(ye) 分工的產(chan) 物，“為(wei) 學術而學術”是一個(ge) 值得提倡的追求。把一個(ge) 具體(ti) 的學術問題弄清楚，就達到目的了。但是，古人之學，恐怕就不是這樣。因為(wei) 以經學為(wei) 典型代表的古人之學，旨在“軌範”人的思想與(yu) 行為(wei) 、國家的政治、社會(hui) 的風習(xi) 。這似乎就不能止步於(yu) “為(wei) 學術而學術”。因為(wei) ，“格物致知”的目的在於(yu) “修齊治平”。一個(ge) 有識之士，對於(yu) “學”的追求，一定要產(chan) 生“修身”或“潤身”的效果，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不能走上這樣的路徑，“學”有何益？因此，古之學不同於(yu) 今之學。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