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神州中華，舉國上下響應中央“以德治國”號召，正在掀起一個弘揚傳統文化精華的新潮，大張旗鼓“重塑孔子”、“複興儒學”，意圖借助孔門儒學挽救“信仰危機”，實現“道德複蘇”。 

近見有些學者提出了“儒化”政治體製救中國的建議。其中以“新興保守主義者”康曉光先生的係列文章似最具代表性，拜讀後不禁拍案稱奇。康文針砭中國社會現狀，指出存在問題的性質及其嚴重性，果然透徹明白、可圈可點；再讀讀他的“儒化”主張，則宛然可見那幾乎斷送了中國國運的“偽儒化”卷土重來，甚至比“偽儒化”更“偽儒化”的架勢。 

愚以為“儒化”無限好，貴在辨真假，謹防偽劣貨。為此首先要弄清什麽是真版孔子儒家思想，特別要弄清孔子儒家思想的體係，而非停留在反複陳述一些老生常談的道德教條，或“經典”片言隻語，“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繼續把偽儒大師及其自欺欺人誤國誤民的的治國之道當作正宗偶像，那就不至於荒唐到了把“儒化”與中國政改的民主化大方向對立起來，把中國的未來與現代世界進步文明對立起來，沉湎專製政治永世其昌合法性黃梁大夢，深陷偽儒爛泥坑而不克自拔。 

孔子“述而不作”，沒有親自為自己的學說下定義，來不及作出係統性的解說。其後儒家慘遭秦始皇極端反儒政策（“焚書坑儒”）的毀滅性打擊。流傳下來的儒學經典原著，多為斷斷續續的語錄式記敘體，缺乏連貫性，加之古漢語簡約含蓄難解，闕疑偽書雜陳，動不動要用猜啞謎的辦法推考，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釋起來，很容易隨心所欲，說黑即黑，說白即白。 

自從西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來，中國進入了漫長的所謂“儒家思想統治”時期。實則由此為始，真孔蒙塵，偽儒當道，孔子的真版儒家學說從來沒有主導過中國思想政治領域一天；因此，這個“儒家思想統治”之說，應當明明白白地正名為“偽儒思想統治”。 

長期偽儒當道的結果是，人們心目中的孔子學說真假不分，甚至到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地步。如果今天仍然理不清這筆荒誕不經的天字號糊塗帳，奢談什麽儒化不儒化，那就什麽是非曲直也弄不明白了。 

為求毋忘偽儒誤國慘痛曆史，便於透過假象認清真相實質，讓我們簡略重溫一下這番千古恨事： 

曆史上的偽儒首席大師當推西漢禦用今文經學家董仲舒。漢武帝采納了他的“天人三策”，對儒家思想進行了神學的變性改造，建立了一套以虛妄的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說為基礎、唯上的“三綱五常” 為核心的準宗教型封建政治倫理思想體係，借以取消民眾的自我意識，否定“個人重要”的人本精神，使之成為貫徹忠君尊王的迷信宗教，以維護專製大一統政權永世其昌的“合法性”，實為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政儒合一）”型社會控製論，一種非常有利於專製君主體製穩定運行的愚民治國方略。 

劉、董政治雙簧貽禍最為深遠的作在精神禁箍，以“天不變，道亦不變”之說，封殺人類天賦靈性創造能力自由翱翔空間。董仲舒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中國借崇儒為名的文化專製、精神黑暗時期就此開始了。 

這套借孔孟令名而行之的偽儒學說，就是消滅中國人“個人本位”、“獨立人格”的殺手，造就了千載悠悠，“崇公抑私”、“公而忘私”、“大公無私”觀念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由此為始，中國臣民存在於天地間的“正當”理由，隻能是效忠代表天命即“大公”、“至公”的君主專製政權。一切謀求私利的自我意識被視為可恥的萬惡之源，本來天經地義的私心進取積極性，慘遭壓抑和閹割之餘，隻能“陽為道學，陰為富貴”，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贄《焚書》），在一派虛情假意中討生活，何來奢望靈性創造能力順暢發揮驅使社會發展進步？ 

董仲舒成功地篡改了儒家學說，但不可能一舉手將人性中第一性居主動地位的私心進取積極性趕盡殺絕。他的“義利之辨”，雖已趨向極端，但還承認“利”在某種程度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由漢而唐，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雖受偽儒製約，還沒有落到完全停滯或倒退的地步。 

到了宋朝，封建社會盛極而衰，經過五代喪亂、王安石變法，社會動蕩不寧，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外族侵犯禍亂無已。王朝為求鞏固政權，厲行高度中央集權政策，同時力圖強化內部精神控製。此前炫惑一時的玄學、佛教、道教，都因過於消極、出世，難於成為治國之道，於是偽儒得到了進一步勃興的曆史機會。偽儒思想家們配合政治需要，博采釋、道消極因素之精，融合發展，產生了所謂新儒學的理學，又叫做道學，達到了一個史稱後儒的偽儒理論新高峰，或者說是西漢武帝以來的又一次“儒學大改造”。 

已往偽儒雖然重義輕利，還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理學家提倡人們在物質生活上安於現狀，專注於道德上的修養，又從佛教吸收了禁欲主義思想，對“人欲”采取極端虛偽、荒謬，背悖公理常識的嚴厲排斥、壓抑立場，不僅諱言利，排斥利，而且把董仲舒的“義利之辨”發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學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師朱熹說：“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號召人們“革盡人性，複盡天理” （均見《朱子語類》卷十三）；就是要徹底消滅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綱常倫理才能無條件實現，專製統治的地位才能絕對鞏固。其結果必然進一步扼殺了中國人原已飽受摧殘的天賦靈性創造性活力。 

以南宋陸九淵和明代王守仁（陽明）為代表的理學流派，即所謂陸王派心學，尤將偽儒愚民術推向了更加偏頗荒謬的極端。陽明學派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向外求理是荒謬的，隻可向內求理；講的是“知行合一”，卻要求學者們專司內心省察和修養，不事真才實學，“無事空袖談心性”，以至蔑視一切知識包括富國強兵的學問，到頭來隻能做一個“良知發現”、“無私無欲”、空疏浮陋，遊談無根的精神植物人。故晚明之世，王學風靡，正是國家道德淪亡，實力衰敗之日。 

清朝滿族入主之初，有過短暫的文化控製真空時期。此時一些進步知識份子沉痛地回顧了明亡的曆史教訓，認為理學和心學泛濫誤國，起而批判宋明理學的空疏，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黃宗羲反對“重義賤利”和“崇本抑末”之說，主張“工商皆本”；並以君主為“天下之大害”，主張“君民共主”，變學校為議政機構來代表民意等，具有民主色彩。王夫之認為，秦漢以後的儒學就絕大多數而言，並不是真儒，而是偽儒、敗類之儒，因此提出了清理和重建儒學傳統的任務。顏元直截了當戳穿了所謂後儒的非孔真麵目，認為：“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其後戴震指出天理不在人欲之外，隻存在於人欲之中，宋儒將理欲對立，把理說成欲外的東西是完全錯誤的，所謂欲外之理是尊責卑，長責幼的工具，是殘忍的殺人凶器。可惜他們的清醒觀念和撥亂反正活動僅是曇花一現而已。 

清室一旦大局既定，沿襲、發展了明代的文化專製，變本加厲殘酷專政。康、雍、乾曆朝大興文字獄，捕風捉影，穿鑿附會，羅織入罪，滿門抄斬、開棺戮屍，無所不用其極，實行文化恐怖高壓政策，重振後儒道統地位，逼得許多有見識的知識份子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倫理問題，轉入脫離政治，為考據而考據的考據之學，“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矣。在皇權支持下，早已失去生機的偽儒理學，仍然披著孔孟外衣，作為一具窒息國人精神的僵屍，高踞廟堂而不可易。 

偽儒是一種反人性的誅心術，是通過消滅自我意識，抑製以至消滅人的天賦靈性創造能力，把活生生的人變成匐伏於封建統治集團腳下聽憑使喚和宰割的奴才，借以確立政權的合法性、絕對性和永久性。因此偽儒思想體係無法導致人類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不可能推動科學技術發展進步，不可能產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權，以及公平競爭、市場經濟這樣的進步文明觀念，而且同它們勢同冰炭，水火不容。 

由宋入清，包括蒙古貴族入主的元朝，中國封建皇朝無不依仗偽儒理學為支持，把封建統治集團的自私，說成是天下的大公，以天下為專製帝王一家一姓的私有財產，為了維持統治權力永世其昌的超穩定係統（Ultrastablesystem），不惜代價把本已滯進的國家導向幾至毫無進步的非靈性動物型簡單再生繁殖狀態；盡管閉門以天朝上國自居，其實終於愚昧落後到了不堪外來強者一擊，沒有招架餘地，任憑欺淩宰割的悲慘境地。 

1840年鴉片戰爭打破了天朝大國自我陶醉的千年迷夢，可是清皇朝抱殘守缺，意圖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麵繼續維持偽儒於不墜，一麵通過洋務運動扭轉衰敗落後的頹勢，當然隻能是緣木求魚。 

統觀一部二十四史，孔孟之後，中國曆史上唯有過一次康有為（1858－1927）主導的短命的真性“儒化”改革實踐。 

甲午戰敗後，對照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以及中國洋務運動的失敗，康有為、梁啟超等有識誌士積極輔佐光緒帝實行維新改革。康氏認為隻有勵行變法才能使中國脫離惶惶亂世，進入“升平世”（小康），奔向“太平世”（大同）。為此，“中國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複興，智力的複興次之。隻有智力的開發，而不伴隨著道德和精神的成就，決不能滿足中國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幫她從容地應付目前的需要。”主張“以道德和精神複興帶動智力複興”。 

康有為默察西人富強之術，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推手作用；以為耶教“言人世間之事，其精不如孔子。然其所長者，在直接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皆上源於真理，下切於實用，於救眾生最有效焉。”他相信中國應有更好的選擇，遂發憤倡“儒化”之議。 

康有為反對頑固派“恪守祖訓”，以為東漢以來，經學多出於偽造，非孔子之見也，主張對孔子學說進行了全麵徹底的重新解說。1891年康有為發表了《新學偽經考》，論證孔子是“托古改製”的改革派聖人。他相信博大精深、曆久彌新的孔子學說包容了西方的進化論、民主、自由、人權、議會等人類先進觀念的全部真理內涵。他還主張變儒學為宗教，以凝聚民族精神，推動維新運動，進行政治改革，引導社會進步。由於過去所稱儒教的內容實為偽儒，康氏正名儒教為孔教，以孔子為教主；按照基督教的凡聖兩立，政教分途原則，發揮精神支持作用。他讚美孔教不僅有正確的哲理，而且富於人道精神和包容性，具有不同於基督教等傳統主流宗教的優越性，主張派人到國外傳教，弘揚孔教於普天之下。 

康有為很像推動一項中國化的路德式宗教改革，以重新解說了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儒家學說為理論基礎，力求儒家文化以宗教形式發揮“新教倫理”那樣重整信仰、指導人生的曆史作用，其良苦用心令人感佩；但他沒有能夠從大本大源理順重新解說的依據，而是隨意改動經典原文，把西方觀念牽強附會地硬塞給孔子，然後當作孔子的發明公出來；他倡導孔教，卻沒有一種像樣的神學體係為支持。所以康氏拉孔子大旗借助神性發動改革的意圖，顯得非學術、非科學、非理性，非宗教，不神不人，不倫不類，非驢非馬，龐雜矛盾，感覺怪異，不僅遭到頑固派強力反擊，而且也不能為民眾接受。他關於改用孔子紀年的主張，則被政敵戴上了“欲人不知有本朝（清朝）也”的政治大帽子。隨著百日維新運動軟弱的主導人光緒皇帝敗於後黨，迅速垮台，康有為的創意努力頓失憑藉，付諸東流了。 

康有為急於求成，多有牽強附會之處，但畢竟把握了真版儒家學說體現先進文化方向性的本質。如果說中國人今天意識到儒家學說原理可為框架基礎，藉以建設中國特色的現代先進文化，並且推介整個人類大家庭重整信仰體係，康有為就是了不起的先驅者。 

今天以康曉光先生為代表的“儒化”論，本質上與那位姓康的前輩的立場截然相反，卻同前朝偽儒的主張聲氣相共，如出一轍，因而可以得出“民主化將葬送中國的未來”、“中國民主化是禍國殃民的選擇”、這樣宛然出自慈禧太後、袁世凱、馬可仕之輩的斷語。 

康曉光先生去年11月24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發表題為《我為什麽主張“儒化”》的演講中如是說： 

“儒家的政治哲學、儒士共同體、政府之間是一種什麽關係呢？原則性的東西已經都有了。它們就在古人的智慧裏。道統、學統和政統的‘三位一體’是中國古代政治的軸心，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精華。” 

“儒家建立道統，儒家的學統培養儒士，儒士入朝做官掌握政統，就這樣道統、學統、政統實現了統一。” 

“儒家可以承認‘主權’屬於全體人民，但堅持‘治權’隻能屬於儒士共同體。這是因為，天道高於民意，而隻有儒士共同體才能體認天道。” 

“儒家認為，大德應該統治小德，大賢應該統治小賢。也就是說，隻有賢人才配擁有統治權。” 

“儒士就是有賢德的仁者，所以統治者隻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選舉。” 

“盡管儒家主張儒士共同體之外的人沒有統治的權利，但他們有獲得良好統治的權利。” 

“現狀不可持續，又不要自由民主主義，中國是不是走投無路了？天無絕人之路。還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仁政”！” 

“說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體專政。無須諱言，仁政屬於權威主義的範疇，但它又有別於一般的權威主義，其區別就在於它是一種仁慈的權威主義。” 

“與軍閥、黨棍和暴發戶相比，知識分子總還是要仁慈一點。這是一個世界性規律。所以，我認定，仁政能給我們帶來一個更加人道的社會。” 

“有人說，隻有民主製度，才能保證大眾的利益。這是錯誤的。權威主義同樣能夠保障大眾的利益。” 

從上麵的引文可見，這位“儒化”倡議人心目中，說白了，人民被定義為無可救藥的愚民，人民根本沒有選擇政府的權利；所謂“仁政“就是“人治”加 “奴化”，“三位一體”就是王權、禦用官僚和偽儒體係相結合的專製主義翻版，鼓吹的“儒化”實質上就是古往今來行之有效的“偽儒化”。 

不要以為這是在說滑稽相聲。他接著提出了“儒化的策略”： 

“儒化的策略是‘雙管齊下’，在上層，儒化共產黨，在基層，儒化社會。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來替代馬列主義。黨校還要保留，但教學內容要改變，把四書五經列為必修課，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務員考試要加試儒學。要有意識地在儒家學統與政統之間建立製度化的聯係，而且是壟斷性的聯係。有一天，儒學取代了馬列主義，共產黨變成了儒士共同體，仁政也就實現了。” 

無論共產黨人或非共產黨人，隻要稍稍有政治頭腦，恐怕都會對此“仁政”妙論啞然失笑。如果政治就那麽簡單天真，中國兩千年來早就仁政德治不絕，用不著什麽改革和革命的了。難道你不知道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化的鐵律嗎？沒有民主，沒有共和（權力製衡），憑什麽確定你這個儒士一定是賢德的仁者？或者說，即便你曾經是賢德的仁者，憑什麽知道你不會變成一個偽君子，一個十惡不赦的大混蛋？如果統治者就是不想施行“仁政”了，你又該怎麽辦？這樣的事情還少見嗎？ 

梁啟超針對這種讓專製統治者善待被統治者以維護專製統治的把戲，說過：“吾中國人惟日望仁政於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則為之嬰兒，遇不仁焉者，則為之魚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數千年來祖宗之遺傳，即以受人魚肉為天經地義，而權利二字之思想，斷絕於吾人腦質中者故以就矣”（《新民說》）二十一世紀中國所謂思想界精英之類，居然還停留在這種自欺欺人的“老天真”狀態，實在是十分可笑和可怕的現象。 

康曉光反民主的偽儒立場有其價值觀基礎，表現在不承認什麽天賦人權，不承認立足個人本位的人本主義，無視“社會契約論”的曆史地位和作用，依然迷戀千載而下玄玄乎乎顛倒眾生的“大公無私”、“一大二公”之類太虛幻景。他說： 

“我認為自由民主主義所倡導的一些基本價值是壞的。例如，自由民主主義倡導個人主義。我不認同個人主義，我還是認同天下本位、社會本位。” 

“基於自然狀態、人性假設、個人本位、人人平等理念編造出來的社會契約論，也沒有任何曆史事實上的根據，完全是人為的理論建構。” 

但他似乎不太有把握，又說： 

“即使自由民主主義的價值是好的，即使它的那些邏輯前提是真實的，即使它的推論是正確的，在實踐中它也表現為一套謊言，從來沒有真正兌現自己的承諾。自由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都是烏托邦。” 

那就索性睜眼說瞎話了。 

康曉光先生為了否定西方自由民主，搜羅了許多海內外統計資料，旁征博引，牽強附會而不得要領。如果康先生承認實踐可以檢驗真理，請問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是不是建成了世界上最為先進發達的現代文明楷模，那裏的人民是否享有世界上最高的自由平等權利和最高的物質生活水平？中國從遜清洋務運動到今天改革開放所進行的現代化努力，那一樣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創造的成果？難道這一切都來自烏托邦？ 

至於發展中國家在追隨學習自由民主的過程中走許多彎路，甚至出現倒退，應從自身水土不服的內因以及方法步驟是否對頭去檢討；豈能本末倒置，像個成績一塌糊塗，滿腦袋歪理的劣等生，以愚昧無知為無所不曉，反過來倒打一耙，說老師的學問和優等生的榜樣統統是壞東西，根本不值得學習。 

康先生否定西方的自由民主，卻不得不認同西方自由民主培育成熟的市場經濟，並且為他的“儒化”辯護道：“儒家從來都不反對市場，而且可以與市場和睦相處。風行一時的“儒家資本主義理論”支持這一判斷。台灣、新加坡、韓國、日本的經驗也證實了這一點。” 

中國儒家傳統曆來將商業定義為末業，打擊壓抑不遺餘力，不知有那門子“儒家資本主義理論”可以支持他的“判斷”。至於亞洲四小龍，十餘年前，由前新加坡總統李光耀先生為首，把該地區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與所謂“儒家文化圈”扯在一起，歸功於“儒家文化”的優越性，據此提出了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亞洲價值觀”，確曾風行一時，為東亞一些民族主義者和專製政權大張誌氣。可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李光耀先生不失為君子，恍悟昨日之非，老老實實帶頭公開檢討，承認四小龍的成功歸因於引進西方經驗的結果，而種種不健康現象，以至出現大滑坡，倒要從“（偽）儒家文化”上去找根由；從而否定了這個自作多情、空中樓閣的“亞洲價值觀”，此後幾已無人問津。很難想象“中國科學院國情中心研究員”康先生對於這樁公案，會如此健忘或無知，以至完全搞顛倒了。 

同理，中國今天改革開放，經濟起飛，舉世驚豔的成就，還不是向西方移樽就教、全方位實施“拿來主義”的佳績？現在中國麵臨的亂像、危機，以至深化改革的阻抗，卻一點也離不開偽儒長期釀造、積重難返、根深蒂固的“國民劣根性”作祟呢。 

必須指出的是，康曉光先生把憲政共和也排斥於他的仁政之外。 

“共和”是“共同利益”的守護神；在某種意義上是“權力製衡”的代名詞。世界史告訴我們，憲政共和常常先於民主，成為民主政治的前導；即便在封建專製政治環境中，有了憲法規定的有效的“權力製衡”，就可能導致一種難以逆轉的良性發展進步大趨勢。反之，沒有“權力製衡”的民主是不健全的民主，沒有“權力製衡”的人民政權是站不住腳的人民政權；或者說，一個沒有“權力製衡”的政權，無論它起初好得如何不得了，總不免在自私“原罪”驅動下，一步步偏離美好立意，背叛神聖承諾，走向自己的反麵；統治者將會戴著代表人民利益的光環，利用人民信托的手中權力，以人民公仆的冠冕堂皇名義，去做出較之明火執杖的強盜可惡不知多少倍的彌天大罪。 

康曉光先生提到了“製衡”，但在這個大題目下，居然偷梁換柱，講的隻是“製約”。 

他說：“我聽到很多質疑，頻率最高的一個就是：‘仁政已經實行了兩千多年，搞得也不怎麽樣，問題一大堆，今天再搞能成功嗎？’個人專斷、政治腐敗、王朝循環這些問題為什麽在古代政治中反複出現？那是因為古代社會缺乏製約權力的力量和機製。現代不同了。 

“民主是一種製約政府的機製。但是，除了民主之外，還有許多強有力的製約機製和力量。首先是市場。市場經濟意味著財富擺脫了權力的控製。獨立的財富本身就是一種強有力的製約力量。其次是有組織的大眾。如果建立了法團主義的話，大眾就是有組織的力量了，他們將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利益。還有就是獨立的媒體。最後是海外示範壓力。仁政要麵對來自民主製度的競爭。這種競爭壓力會迫使權威主義者不敢為所欲為。所以，沒有民主，不等於沒有製約。” 

顯然，他諱言“共和”，避談“製衡“，隻講“製約”，絕非用辭上的疏忽。 

“製衡”不同於“製約”。“製衡”必須是一種權力，而且是說了一定能算數的權力。“權力”隻能通過“權力”來限製，空談“人民製約政府”是毫無意義的。所以製衡者不能是製衡對象的部屬或附屬體，其地位必須與製衡對象平行或更高，這恰恰是康先生堅持“權威主義”的“（偽）儒化”政治體製無法接受的大忌。康先生難道沒有看到，今天中國在執政黨領導下的監察、監督、信訪、舉報、反貪等“製約”機構以算術級數增長，較之“古代政治”不知強上多少倍，可是結構性腐化以幾何級數增長的嚴酷事實嗎？ 

慈禧太後的“中學”和袁世凱的“尊孔”無疑都是玩弄偽儒政治；但慈禧最終還是啟動了憲政改革，而袁世凱在登基之前，不是信誓旦旦承諾“君主立憲”，定“年號”為“洪憲”嗎？相形之下，可見康曉光先生忌諱憲政共和的所謂“儒化”，連她（他）倆老人家的都不如，既偽且劣矣。 

康曉光直言不諱地指明中共政權“沒有合法性”，可是他在“大罵”之後，來了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特大幫忙”。他說：“我想通過這樣一種論說，來確立儒家的道統地位，也就是用儒家的政治哲學規定中國的政治合法性。”就是說，一朝“儒化”生效，儒士在位，康先生將為那個無需民選，也無需“製衡”的“儒化”政權貼上認可 “合法性”的標簽 。想來除了董仲舒的“君權神授”論，真不知康先生有什麽“儒家的政治哲學”可以提供這個“合法性”。 

然而，康先生的“特大幫忙”苦心好意，能否為他的“儒化”對象――中國共產黨笑納呢？看來答案最可能是否定的。 

中共不認同西方式民主製度，但曆來以實現“人民民主”使命為己任。中共靠民主起家，也是靠民主贏得政權的。在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動民主運動非常成功。當今新一屆領導層更確定了“積極發展黨內民主，帶動和促進人民民主”的新路向，顯示出推動民主政治發展的決心。去年9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全國人大成立5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把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麵。他引用當年毛澤東在延安的談話，指出：實行人民民主是跳出曆史興亡周期率的根本途徑，“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胡錦濤最近在法國國民議會演講中，又重提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承諾將“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製改革”。 

中共一直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要借鑑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抄、照搬別國政治製度的模式；盡管“遲遲吾行“，但絕不會放棄民主這個大目標。 

康曉光先生指出：“現存秩序是不可持續的。想就這麽混下去是不可能的。”誠然，執政黨隻“混”不改，可以說是“等死”，但若照了康先生的“儒化”做去，非但放棄馬克思主義，還公開宣布一股腦兒否定民主自由、憲政共和，從此將在體認天道的儒士擁戴下實行“儒士共同體”專政，用“禪讓”法傳承千秋萬代，永享執政“合法性”；那麽，除非中國人民確是世界上與眾不同、不可救藥，徹底喪失自我的超級愚民，這個政權的“合法性”恐怕就此走到了盡頭，“穩定大局”的奢想也將成為泡影，無異政治自殺，立即“找死”了。 

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舉行曆史性的民主選舉。盡管充斥著反美武裝力量的死亡威脅，仍有60％以上合格選民不顧生命危險到投票站進行投票，對自己國家的命運作出選擇。伊拉克人民以巨大的勇氣，顯示了追求和平、民主和自由的決心，贏得了世人的尊敬。 

難道康先生在伊拉克人民的覺悟和表現麵前不覺得難為情？難道中國人民命中注定是人類大家庭與民主絕緣的的另類？難道執政黨決策層的政治智商會低劣到敢冒自遭唾棄的天下大不韙？ 

康先生也該知道此事大難。他一麵說儒化的原則是“和平演變” ，一麵又予言神州中華“今後二十到五十年內，儒家必將與西化派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內進行決戰。這是一場殊死的決戰。” 非僅決戰，而且是駭人聽聞的“殊死的決戰”，不知會不會鬧到血流漂杵。 

如果中國真的貫徹了康先生設想的那個“儒化”建議，不僅國內出現“殊死的決戰”，中國與整個進步人類，勢將處於“殊死決戰”狀態；除非康先生有辦法挽世界自由民主狂瀾於既倒，“儒士共同體”全球專政，實現“（偽）儒化全人類”。 

康曉光與一百多年前的那位康先生畢竟有一個共同點，即主張“把儒教（孔教）確立為國教”。十九世紀末葉，科學昌明，工業勃興，中世紀宗教黃金時代一去不返，康有為要把孔子的理性學說變造成為神性的宗教，已然失諸陳腐，和者蓋寡，貽笑大方。今天世界進入高科技資訊時代，所有發達國家都是政教分離，信仰自由，以人為本，理性主導，實行民主和法治，建設豐富多彩的世俗文化，為進步人類共識主流；在許多國家，傳統宗教果然還起著不可忽視的濟世作用，但不可避免趨於式微；若非愚民邪教製造奇跡迷信興風作浪，沒有必要過分誇大宗教的作用。今日重彈偽儒“封神立教”舊調，實屬匪夷所思，不識時務，何來可行性？如果請教一貫崇尚理性、篤信“事在人為”的孔聖人本尊，怕會博得一個“不可教也”、“非吾徒也”，甚至“鳴鼓而攻之”的重量級批語吧。 

康文奇談妙論，狂言誑語，幾乎俯拾即是；他將對手的理論隨意斥為“陳詞濫調”、“學術笑話”、“信口開河”，把自由主義者貶為“無知”、“弱智”、“偏見”…… 聲稱：“我之所以‘要’挽狂瀾於既倒，那是因為我相信我“能夠”挽狂瀾於既倒。我相信勝利最終一定會屬於我。”這些根本不是學術討論的正常語言，絲毫無助於增進說服力。互聯網上的評論中，有人稱之為“康曉光現象”，以為如此以筆助孽，“決不是無聊的文字遊戲，而分明是倒退到了原始儒、道兩教把文字當成巫術符咒來妖言惑眾的‘亂力怪神’的地步！” 甚至感歎“中國……專業搞人文科學的精英們的水平實在是慘不忍睹，令人汗顏。”似非過甚其辭。 

無論如何，康先生是個憂國憂民的思考者。他自己說得好：“當代的中國政治哲學家肩負極為重大的曆史使命，因為他們思考的成敗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存亡！”他強調“政治脫離不了文化。隻有立足於深厚的文化土壤，政治才能獲得持久的生命力。”“從現實出發，強調曆史的連續性，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這就是保守主義思考未來的基本態度。中國當下最需要的就是這種態度！”那麽康先生對於他思考大有心得的“儒家學說”究竟造詣多深呢？ 

康先生對當前中國儒學界和反對儒家的人的批評很尖刻，他說：“現在中國大陸也有一些搞儒學的人，但他們基本是吃儒學的，他們把儒學當作謀生的飯碗，既不信仰它，也不同情它。更有甚者，許多人對儒家一無所知，但你一跟他說儒家，他想都不想就說那破玩意不行。現在反對儒家的人，你把他拎過來，問問他什麽是儒學，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說不出個皮毛。但是，他就敢說儒家不行。” 

可惜康先生對儒學的了解，看來除了幾項泛泛道德教條外，也就是錯以為中國“儒家道統”的偽儒誤國之道了。 

他把偽儒的贗品傑作――“仁政”當作了法寶，深中千年蠱毒而不自知。他以為“在中國……重建仁政不僅可以保民，可以王天下，也可以重新發揚光大那些使中國人成其為中國人的東西。” 

偽儒論仁，表麵上依然陳義甚高，實際上已成為從屬於以三綱為主幹的禮教之下的一種幌子、一種工具，一種軟刀子，具有極其虛偽的愚民特性。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什麽真實的“仁政”，充其量隻是中國近代曆史學家翦伯曾稱之為大亂之後、新政之初，封建皇朝時為圖穩定局麵、鞏固政權而短暫行之的“讓步政策”，一種冠冕堂皇口號和可有可無的權宜之計罷了。 

康先生對於仁和仁政，有過一個定義式的說明，他說：“什麽叫‘仁’？孔子說‘仁者愛人’。‘仁’就是那種愛人之心。什麽叫‘仁政’？說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孟子說得最簡單，也最透徹，那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說，為政者你要有點惻隱之心。” 

《論語》中提到“仁”109次，每次都有不同說法，當遠非“愛人”兩字所能囊括。 

康先生不能從思想體係高度理解真版孔子思想，大言不慚，以為點到“愛人之心”、“惻隱之心”這樣的基本道德訓示就說明了“仁”和“仁政道統”的精義，實在羞煞當今儒學時賢君子。 

毛澤東說得好：“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如果除了重拾“性善論”牙慧，再也說明不了“愛人之心”、“惻隱之心”的緣故，就沒有資格談什麽當代“仁政”，更不會懂得隻有民主才能確保“仁政”的道理。 

須知“愛人之心”、“惻隱之心”，不僅孔孟之道有，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的經文裏都有；任何民族，任何文化，任何宗教，都沒有少講了的。以“愛人”為核心的道德金律和有關原則，千百年來早為人所熟知，幾成人雲亦雲、有口無心的陳辭濫調，而且1948年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已有相當詳盡的歸納。時至今日，如果依然停留在一些老生常談的道德教條（好比基督教教會重申摩西十誡）之上，指指點點要怎麽樣，不要怎麽樣而已，這樣的思路能產生多少解救信仰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實效呢？ 

兩百年前德國首席哲學家黑格爾眼中的孔子就是這樣一個實際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個哲學家，“在他那裏，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隻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條，從裏麵我們不能獲得什麽特別的東西。” 甚至認為，“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如果不服氣，卻不能立足現代科學觀念，建立一種具有確切定義和嚴謹邏輯性的理論體係，憑什麽回駁黑格爾，憑什麽證明孔學至今還有其生命力？憑什麽去偽存真？憑什麽奢談什麽“儒化”救國？ 

康先生本是研究生態學的學者，也許對儒學了解的深度有限，那麽他不是和許多當代著名新儒家反複切磋過嗎？去年7月康先生參加了“大陸五十年來第一次傳統意義上的儒學會講”，這場會講被稱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峰會”。難道不曾有所得益嗎？ 

謎底其實不遠。隻要抬頭看看上述峰會會場的招牌――貴州龍場銀盤山“陽明精舍”，就不言自明了。據說精舍主人，有“現代大儒”之稱的蔣慶先生對偽儒大師王陽明無論學理還是做人，都著迷崇拜，進而模仿。蔣先生退休以後，在當年王陽明“龍場悟道”的山洞附近買了塊地，種了些果樹，蓋了幾間磚瓦房，取名“陽明精舍”，成了晚年生活和讀書的去處。試問“龍場之會”竟能幫助康先生跳出偽儒窠臼嗎？ 

蔣慶先生編了套《中國文化經典幼兒誦本》，提倡幼兒讀經。大家知道，中國蒙童讀經讀了千百年，讀出了什麽東西？還不是終生沉浸偽儒毒液而懵然不自覺？今天在中國教育體製亟待改進，學生死記硬背負擔過重的情況下，不惜“時空錯位”，嘩眾取寵若此，令人想起了七十餘年前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發出的呐喊：“救救孩子”吧！ 

近百年來，炎黃子孫在救亡和革命的名義下，輪番踐踏糟蹋孔子，甚至一舉挖盡了孔林八十餘代墳丘。河東河西，風水輪轉，今朝孔子成了特大熱門。新一代儒學界人材輩出，官民組織、網站不計其數，會議、報告、書刊滿天飛，小兒讀經、重開私塾之類奇聞頻傳；可惜由於儒學界對於真版孔子思想體係缺乏了解，找不到準確的著力點，表麵上儒學複興轟轟烈烈，實際上無論說理或社會實踐都顯得蒼白乏力。數不盡大塊文章，除了真偽不分“黑房子裏捉黑貓”，多屬反複闡釋道德教條ABC，內容雷同，了無深意，看不出從何產生救世濟民，普渡眾生的實效。盡管如此，偽儒千載而下釀成的“假大空”現象，卻已如火如荼而起。 

如今從曲阜到各地文廟“祭孔”成風。“儒商”美名與市場大鱷共舞。教育部門要到海外開設大批“孔子學院”（其實隻是中文學校，沒有孔學課程）。飯店老板揚言以“半部論語”治美食。“孔府家酒”成為中國出口量最大的中檔白酒。曲阜市用與孔子名字有關的字體命名的香油、煎餅等各類產品達一百多種；“孔門豆腐”、“詩禮銀杏”是遊客必須一嚐為快的名吃。孔子第76代孫開設“孔氏手工布鞋坊”，自建“孔氏手工布鞋坊”網站，生意越做越大。孔子像前集體宣誓“即使未來婚姻生活中出現危機也永不離婚” 。專家提出恢複孔子美男子形象…… 

孔子頭上桂冠紛呈，有源源不絕，不勝枚舉之勢。從前帝王家給夫子上了素王、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大成至聖文宣王……等等尊號，現在社會分工細化，夫子的高貴身份更其應接不暇了。在‘偉大’和‘第一’後麵接上名目諸如：詩人、政治家、哲學家、思想家、道德家、仁學家、禮學家、教育家、革命家、謀略家、外交家、文學家、藝術家、音樂家、舞蹈家、編輯家、考據家、軍事家、法學家、美學家、美食家、史學家、科學家、人才學家、文獻學家、考古學家、語言學家、博物學家、經濟學家、倫理學家、心理學家、營養學家、體育學家、民俗學家、邏輯學家、文藝理論家……還有什麽文化巨人、古典美學奠基人……不一而足。 

這種“頭重腳輕根底淺”，大轟大嗡“複興儒學”的局麵，無非為虛矯的“國民性格劣根性”平添粉墨登場新天地。值此假冒偽劣，自欺欺人，商業噱頭鋪天蓋地之際，處處掛羊頭賣狗肉，多掛幾個孔頭又何妨。 

今日崇仰宣揚孔子的活動，花俏風騷，聲勢浩大，欲問實效如何，不揣冒昧，實話直說，愚以為正如達摩所言：“毫無功德”。――南朝梁武帝蕭衍問菩提達摩：“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人出家，有何功德？”答：“毫無功德”。 

如果康曉光先生的“仁政”付諸實施，那可是一場開曆史倒車的民族災難，當非“毫無功德”所能形容的了。 

試觀今日域中，若要指望借助儒家道德挽狂瀾於既倒，最需要“探本溯源”、“追本窮源”、“正本清源”，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大本大源開始，認識孔子心路曆程，理清孔子思想脈絡，悟通內在關聯，通過嚴謹的邏輯推證，解說透徹明白，毫不含糊地交待出一個“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理路清晰、自圓其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不可毀也的“孔子思想體係”。 

青年毛澤東嚐言：“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執此以對付百紛，駕馭動靜，舉不能逃，而何謬巧哉？”（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信） 

這個大本大源，可以理解為天道（人之所以為人必遵的客觀規律性，或稱天理）與人性達成一致的交匯點。由此出發，神而無奇，毋庸謬巧，融會貫通，明辨真偽，天機解密，此其時乎？ 

這樣的“孔子思想體係”，絕非誤盡蒼生的“天下本位”、“社會本位” 型誇誇其談，更非 “破私立公”、“大公無私”、“盡天理，滅人欲”、“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之類自欺欺人偽善說教。 

這樣的“孔子思想體係”，定然以人為本，以民為本，順乎人性，合乎“天道”；肯定“人欲”，防範“貪欲”，倡“利他之心” 調諧“利己之心”，以驅動人類特秉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產生“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達則兼濟天下”的優化和諧社會效果，歸根到底是符合每個人根本的長遠的最大利益的極高明利己之道，是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當行之路”，先進文化的源頭，社會信仰之基石。 

這樣的“孔子思想體係”，必要指出 “當行之路” 的前進方向，追求的近景和遠景目標，以及相應的可操作政策綱領，提供一部經小康臻大同的分階段“社會發展目的論”。一旦與時俱進，觸類旁通，當然導向一個保障每個人自身權益，並且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樣的權益的公正社會體係，建立自由民主共和政治，發展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造就發明創造紛至遝來，先進生產力進階不止，社會持續發展進步的大趨勢。 

這樣的“孔子思想體係”，以導布“天理”為己任，必要擺正天人關係，提倡一種具有“模糊化”特色的“信天觀”，無限敬畏、尊重那貫通神性之最（代表至上神）和理性之最（代表客觀規律性總成）的“天”，不悖宗教情懷，又“不問鬼神”，排除奇跡迷信，確保理性清純；唯其如此，利於“萬物之靈”避開“有神”、“無神”（“唯心”、“唯物”）無謂爭論，可與馬克思主義精髓，“三個代表”指導思想，古今中外一切優秀思想哲學體係，以及傳統主流宗教文化的真理內涵息息相通，交融無礙，相得益彰，利於調動人人自覺貫徹“當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積極性，導致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效益最大化。 

有了這樣的“孔子思想體係”，仁、孝、忠、恕、敬、禮、中庸……一眾德目才能找到確切的意義，弄通相互有機聯係。不僅象牙塔裏不再昏天黑地，最要緊讓千千萬萬“下裏巴人”聽得進去，聽出滋味，心悅神服，豁然開朗，感受震撼性靈的強大說服力，體認為人不可不遵，“汝意還與吾意同”的“人間正道”；始能撥亂反正，建立一種立足中華傳統文化精華（不是偽儒糟粕）之上，常葆先進導向功能的理性信仰體係。至此，儒學返老還童，用於當代道德重整、普渡眾生、指引人生、振興中華，躋身進步人類前列，就有了可行性，有了成功的希望。 

一旦證明確實存在這樣的思想體係，可以對照曆史和現實，見得真偽儒家涇渭分明，識透偽儒的邪惡本質及其貽禍千載的欺騙性，深刻理解真版儒家學說的優越性，找到一條清新健康的前瞻思路，研發優化創新超越，可以穩步過渡，不落西方傳統窠臼，切合中國特色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模式，開啟中國現代政治文明建設新紀元，並為整個人類大家庭的政治進步提供重要貢獻。 

如果做不到，那麽這場儒學複興新潮，若非導致“殊死的決戰”，難免始亂終棄，怕是“毫無功德”可言的又一陣虛火潮熱而已。 

洞察真相的前輩們早就說過： 

“孔子於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聖哲。故餘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曆代時君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製政治之靈魂也。”--《李大釗選集．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 

“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著中國的經濟組織、政治狀況與學術思想的變遷而挨此出現。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議單獨推尊孔子其實漢朝所尊奉的孔子，隻是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決不是真的孔子。若使說到學術思想方麵，那孔子的變遷就更多了。所以孔子雖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周予同《孔子》 

“曆代王朝在孔廟裏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決不是真孔子”--匡亞明《孔子評傳》 

美國知名漢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克裏爾（Herrlee G. Creel， 1905－1994）所著《孔子與中國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1949年初版，1960年修訂再版；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有中譯本）認為，漢武帝時開始了對孔子思想的重大篡改，宋明理學家闡述的孔子思想不會被孔子認可。他說首先作出上述判斷的是明代在華傳教的西方耶蘇會教士，他們質疑當時流行的儒學，認為充滿迷信思想和知性謬誤，主張返回到真孔子那裏。結果傳教士們把他們發現的真孔子及其思想傳播了到歐洲，使當時歐洲許多有識之士深受啟發鼓舞；通過這種渠道，孔子思想對於歐洲的啟蒙運動產生了直接影響，並進而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他認為，如果現時的許多中國人不能適當地區分正統的國家儒學與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麽，他們所有一切認識便都不是真實的了。   

明代在華傳教的一些西方耶蘇會教士，認為中國固有文明的精華無疑隻在於早期儒學，孔子所開創的道德哲學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無與倫比的。他們主張中國文化的發展應該是批判否定後儒，通過對先儒精義的闡釋與重建，最終達到超儒，以建立中國文明的新體係，走出一條能夠長期發展的新路。 

“儒化”確是好題目。呼喚、重建真版“孔子思想體係”，爭取達成21世紀“超儒”任務，曆史地落到了今日誌士仁人的肩上。筆者本是“人文科學（Soft Science）”門外漢，隻是不勝杞憂，不揣冒昧，敢效“小兒辯日”（《列子．湯問》），縱情思想自由，綠竹猗猗，海闊天空，百無禁忌，打破砂鍋，共襄盛舉。願與康曉光先生和一切同好共勉之。 

2005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