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子之核心思想——中和

作者：宋立林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第二屆國際和聖柳下惠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山東(dong) 友誼出版社，2011年8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初八日丁卯

           耶穌2016年2月15日

中國文化是崇尚“和諧”的文明體(ti) 係，而深刻影響甚至塑造這一文明特征的，要數儒家與(yu) 道家了，有學者稱中國文化是“儒道互補型”的文化，是有道理的。然而，如果仔細探究，我們(men) 發現對於(yu) 型塑中國文化起到最大作用的還是儒家，盡管魯迅曾經說過“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①]的話。而追根溯源，則在儒家的宗師孔子。我們(men) 根據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來思考先秦時期的文化和思想，會(hui) 發現孔子處於(yu) 這個(ge) “軸心時代”的“軸心地位”。我稱之為(wei) “軸心時代的軸心人物”。何以孔子能夠成為(wei) “軸心人物”？關(guan) 鍵就在於(yu) 其對待曆史文化遺產(chan) 的態度。我們(men) 知道，在先秦諸子之中，隻有孔子儒家對周代禮樂(le) 文明采取了積極的肯定態度，即“述而不作”的文化觀，而諸如道、法、墨等諸子都持否定的立場。唯有對曆史文化遺產(chan) 進行繼承，才能更全麵地代表這一文明的基本特征和路向。而同時，孔子又非完全接受、照搬照抄，而是運用“因革損益”的變革理念，對之前的三代文明進行“創造性轉化”，從(cong) 而對於(yu) 中國文明的進程產(chan) 生了極為(wei) 深遠的影響，其在中國文化史的地位，也自然格外重要，誠如近代文化史家柳詒徵先生所雲(yun) ：“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chuan) ；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②][1]正是由於(yu) 孔子文化深刻契合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與(yu) 性格，從(cong) 而能夠在此後的兩(liang) 千多年裏被奉為(wei) 正統思想，反過來，作為(wei) 正統的儒家思想，同時又型塑了中國文化的這一性格。此即有學者所提出的“儒家的製度化”和“製度的儒家化”過程。[③]經過這一過程，可以說孔子對於(yu) 中國文明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因此也非其他諸子百家思想所可以比擬的。而孔子文化對於(yu) 中國文化的性格之影響，最突出地表現為(wei) “和諧”、“中和”。

其實，和諧與(yu) 中和的思想觀念，也並非孔子的發明。這種理念可以上溯到非常遙遠的上古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文明的基因。中國文明在其發軔處，便體(ti) 現了濃厚的“中”與(yu) “和”的智慧。比如《尚書(shu) 》、《周易》等先孔子時代的元典，都十分強調這一思想。晚近剛剛公布的清華簡《保訓》[④]，其中便牽涉到“中道”的觀念，而又與(yu) 儒家所推崇的聖王堯舜禹文武有關(guan) 。這足以引起人們(men) 對於(yu) 中道思想的關(guan) 注。這種“中”的觀念，進一步凝結為(wei) “和”。從(cong) 西周末年史伯論和，到子產(chan) 、晏嬰，再到被孟子譽為(wei) “聖之和者”的賢人柳下惠，形成了一條“和諧”思想發展的清晰脈絡。春秋末期的孔子，更是在“述而不作”的文化觀指導下，全麵繼承並進一步闡發了這一“中”、“和”思想，從(cong) 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國文化的性格。

盡管中國的思想家沒有構建思想體(ti) 係的興(xing) 趣，尤其是像孔子這樣以“救世”“務治”為(wei) 信念的思想家，更是沒有自覺去建構什麽(me) 理論體(ti) 係。但我們(men) 在研究孔子時，卻會(hui) 發現，盡管看上去孔子思想十分瑣碎，而且有前後時期的不同和變化，但其中確實有“一以貫之”的東(dong) 西在。有學者認為(wei) 是“仁”，有學者以為(wei) 是“禮”，也有學者主張是“和”。[⑤]相對來說，我覺得後者較為(wei) 合理。因為(wei) “中和”才是貫穿於(yu) 整個(ge) 孔子思想中的東(dong) 西。“中和”不僅(jin) 是一種方法、手段，而且是目標、理想所在。而“仁”也好，“禮”也罷，無不是這一“中和”思想的體(ti) 現。因為(wei) 孔子的中和思想，是貫徹於(yu) 孔子的思維方式、政治觀、文化觀、修身觀等孔子思想體(ti) 係的各個(ge) 方麵的。所以考察孔子的“中和”思想，也必須從(cong) 如下幾個(ge) 方麵來進行。

一、思維方式所體(ti) 現的“中和”觀

“中和”，或說“和諧”，經過幾千年的傳(chuan) 衍，實際上已經形成為(wei) 中華民族的一種思維方式，那就是中庸之道。孔子說：“中庸之為(wei) 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他認為(wei) 中庸之道，是一種極為(wei) 高深的境界，如《中庸》所說：“民鮮能久矣！”“中庸不可能也！”但是，中庸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智慧呢？

《中庸》記載孔子的話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可見，孔子所主張的中庸思想，是一種“時中”的思想。我們(men) 知道，中國古代十分重視“時”的觀念，尤其是《周易》，對於(yu) 時的觀念更是格外推崇。孔子在晚年好《易》，“居則在側(ce) ，行則在橐”（《帛書(shu) 易傳(chuan) ·要》），“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並“作”《易傳(chuan) 》，他準確把握了《周易》“時”的智慧，從(cong) 而提出“時中”的觀念。孟子讚譽孔子為(wei) “聖之時者”。所謂“時中”，就是一種靈活的處理問題的觀念，根據具體(ti) 條件、時空等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這也是一種深刻的辯證法。孔子從(cong) 他崇敬的先王那裏發現了這種高超的智慧和理念。中庸之道，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沿傳(chuan) 的上古文明的精髓。把握分寸，掌握火候，講究“度”，就是這一思想的本質所在。[⑥]

孔子“時中”的思想，既然是一種思維方式，因此更全麵地體(ti) 現在孔子思想的方方麵麵，而孔子尤其強調“過猶不及”，主張“執其兩(liang) 端，用其中”、“允執厥中”。這種中庸的思想，絕非折中主義(yi) 、也非庸俗的和稀泥，那種思想恰恰是孔子所批評的“鄉(xiang) 願，德之賊也”。

二、政治思想中的“中和”觀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黃金時代，而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麵，除了環境相對自由的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來自現實社會(hui) 的刺激，或說是需求。在先秦時代，湧現出的諸子百家，實際上大多數乃是出於(yu) 應對當時的政治和社會(hui) 問題而產(chan) 生的，正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指出的，“六家，此務為(wei) 治者也。”他們(men) 考慮的都是社會(hui) 和政治的治亂(luan) 問題，孔子尤其如此。因此我們(men) 說，孔子首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

作為(wei) 一位政治思想家，他首先確立了一種理想的社會(hui) 政治圖景，為(wei) 了實現這一美好藍圖，他又設計了諸多達致這一理想的路徑與(yu) 手段。

孔子在政治上曾經描繪了一幅“大同”理想的美好藍圖。他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禮記·禮運》）很明顯，這個(ge) “大同”社會(hui) 是一種十分和諧的理想狀態。孔子提倡“和而不同”，那麽(me) ，“大同”與(yu) “和”是什麽(me) 關(guan) 係呢？其實，所謂“大同”，正是一種“和”的狀態，而決(jue) 不等同於(yu) “同”。我們(men) 可以從(cong) 《禮運》篇孔子關(guan) 於(yu) “大同”的論述中發現，他描述的“大同”，與(yu) 其“和”的理想是一致的。

而那個(ge) “大同”時代，在孔子看來，是存在過的。那就是堯舜禹湯文武等聖王時代。他不止一次地表達了對這些聖王的仰慕之情。他說：“大哉堯之為(wei) 君也，巍巍乎，唯天為(wei)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泰伯》）又說：“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也與(yu) ？夫何為(wei) 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論語·衛靈公》）“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yu) 焉。”（《論語·泰伯》）對文王，他更是發出了文化道統承繼之宏願：“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論語·子罕》）無疑的，在孔子心目中，那個(ge) 時代是“和諧”的盛世，是值得人們(men) 向往和追求的。當然，他的曆史觀並非“倒退”的，因為(wei) 他清楚地意識到，曆史在向前發展，他在比較了夏商周三代之後，他聲稱：“吾從(cong) 周。”（《論語·八佾》）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周代之文化是在繼承和損益夏商兩(liang) 代文明的基礎上形成的。他說：“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wei) 政》）

孔子強調周禮，讚賞周禮。在孔子看來，由周公開創的周代禮樂(le) 文明，是較為(wei) 理想的文明秩序。他一生以弘揚周禮為(wei) 己任。孔子儒家其實準確地把握到了禮樂(le) 文明的精髓，那就是“和”。他的學生有子說：“禮之用，和為(wei) 貴。”（《論語·學而》）正是這一理解的最好表達。禮別異，樂(le) 和合，禮樂(le) 相互為(wei) 用，才能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當然，他更關(guan) 注的其實是禮樂(le) 背後的禮義(yi) 精神。正是這種內(nei) 在於(yu) 禮儀(yi) 的精神，支撐著禮樂(le) 的運作，從(cong) 而支撐著社會(hui) 的有序發展。但是，禮義(yi) 的失落，在孔子的時代成為(wei) 突出的問題。“僭越”之事時有耳聞。諸如季氏八佾舞於(yu) 庭、三家者以雍徹、季氏旅於(yu) 泰山等，都令孔子痛心疾首。正所謂：“禮雲(yun) 禮雲(yun) ，玉帛雲(yun) 乎哉？樂(le) 雲(yun) 樂(le) 雲(yun) ，鍾鼓雲(yun) 乎哉？”（《論語·陽貨》）他認識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le) 何？”（《論語·八佾》）而隻有將仁的精神與(yu) 禮的精神貫通起來，才能達到禮樂(le) 文明的理想狀態。鑒於(yu) “禮樂(le) 精神”的失落，又使他不得不提出另外一個(ge) “正名”的思想，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le) 不興(xing) ，禮樂(le) 不興(xing)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而正名的最為(wei) 關(guan) 鍵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意思就是君要盡君責，臣要盡臣責，父需盡父責，子需盡子責。隻有人們(men) 各盡其責，禮樂(le) 才能實現其理想的功用，這個(ge) 社會(hui) 才會(hui) 和諧有序。

對於(yu) 如何進行政治管理，采用什麽(me) 方式方法能夠達到“和”的目標，孔子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考察曆史上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德主刑輔”的政治主張。所謂“德主刑輔”，即是說，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是一種德治觀。他認為(wei) 為(wei) 政者的德行表率作用，是達到國家治理、天下和平的前提。因此，他更多地是在強調為(wei) 政者的個(ge) 人修養(yang) 。我們(men) 翻檢孔子的語錄，會(hui) 發現，他提到政治思想時，基本上是針對“君子”階層而言的。他認為(wei) ，政治的主體(ti) 是為(wei) 政者，因而責任也主要在為(wei) 政者。他認為(wei)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國家治理的好壞，主要責任應由為(wei) 政者來負。為(wei) 政者如果德行修養(yang) 好，那麽(me) ，治理國家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他說：“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論語·為(wei) 政》）如果為(wei) 政者德行不佳，那麽(me)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論語·子路》）。但是他卻不主張廢棄刑罰。如他讚譽子產(chan) 論政之寬猛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左傳(chuan) 》昭公二十年）寬猛相濟，正是這種德主刑輔思想的另一種表達。德主刑輔，同樣是一種不走極端的中和思想是表現。

孔子所堅持的政治思想是改良型的。到了孟子時代，才有了讚揚湯武革命的激進思想。而孔子從(cong) 來沒有表現出要推翻現存禮樂(le) 體(ti) 係，而是在維護周禮的原則下，實行一定程度上的改良。他認為(wei) ：“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體(ti) 現了一種製度上的“因革損益”觀。他認為(wei) 周公開創的禮樂(le) 文明是較為(wei) 完美的，當下存在的問題是背離了周公禮樂(le) 精神，解決(jue) 之道就在於(yu) 重新喚回人們(men) 心中失落的禮樂(le) 精神：親(qin) 親(qin) 尊尊。當然，在一些具體(ti) 的禮儀(yi) 禮製禮俗上，孔子也是主張改革的。他主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論語·衛靈公》）孔子一方麵，激烈地批評和抨擊當時“禮崩樂(le) 壞”的社會(hui) 現實，一方麵，努力地宣揚周代禮樂(le) 文明的先進性和合理性，希冀通過為(wei) 政者的自覺，來實現社會(hui) 和政治的有序發展。

另外，中和的思想還體(ti) 現在“興(xing) 滅國，繼絕世、舉(ju) 逸民”（《論語·堯曰》）的政治思想中。實際上，當時是一種列國林立、諸侯分峙的情況下，孔子反對以強淩弱、以大吞小，反對極端政治，起用隱逸的賢能之人，各盡所能，這是一種“中和平衡”的狀態。另外，如“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君子周急不繼富”（《論語·雍也》）的思想，同樣體(ti) 現了孔子為(wei) 弱勢群體(ti) 的一種呼籲，從(cong) 而為(wei) 實現社會(hui) 和諧奠定基礎。

三、修身理念中的“中和”觀

如果從(cong) 修身論的角度看，孔子儒學，是一種“為(wei) 己之學”。所謂“為(wei) 己之學”，就是強調個(ge) 人的修身之本源價(jia) 值。德行的提升，是人之為(wei) 人的根本。孔子曾經將人分為(wei) 五等：庸人、士人、君子、賢人、聖人。（《孔子家語·五儀(yi) 解》）與(yu) 其說這裏強調的是人的才能，毋寧說是人的德行的境界。因此，儒學強調“君子人格”，進而有著“希聖希賢”的理想追求。而君子與(yu) 聖賢人格的一個(ge) 突出特點便是“中和”氣象。比如春秋時期的柳下惠，便是這一聖賢形象的典型代表。我們(men) 都知道，作為(wei) 原始儒家的代表，孔子和孟子都曾經極力讚譽柳下惠的德行。孟子尤其對柳下惠推崇不已。和諧的人生境界，和諧的人性光輝，在柳下惠身上有突出的表現：“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wei) 爾，我為(wei) 我，雖袒裼裸裎於(yu) 我側(ce) ，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yu)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孟子·公孫醜(chou) 上》）以致“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無怪乎孟子讚歎道：“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孟子·萬(wan) 章下》）

而孔子本人身上更是處處展現出“中和”的光輝。根據古書(shu) 記載，孔子是一位“力大”的“長人”，身體(ti) 魁偉(wei) ，但是正是孔子，在中國古代“士”階層從(cong) 武到文的轉化中起了關(guan) 鍵作用。在孔子弟子看來，“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孔子有威嚴(yan) 的一麵，他曾經出仕魯國，做過管理刑獄的大司寇，他麵對政治上的重大問題，向來是嚴(yan) 肅的。他批評季氏“八佾舞於(yu) 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齊國發生政變，他沐浴而朝，請求討伐之。但是，孔子身上體(ti) 現的更是一種溫和氣象。“溫良恭儉(jian) 讓”是其弟子對於(yu) 孔子的評價(jia) 和判斷，這除了天賦氣質之外，更多的是一種文化修煉的結果。

在《論語》中，我們(men) 看到的孔子是一個(ge) 感情豐(feng) 富的孔子。他與(yu) 弟子的教學生活充滿了和諧。即使弟子批評他，孔子也不當真地生氣；別人譏諷他，他也並不在意。這裏麵就是所謂“文質彬彬”的君子風度在起作用。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君子應當保持與(yu) 他人的和諧關(guan) 係，但不能無原則地苟同。“和”意味著差別，而不是取消差別。而要實現和諧，達到中和，就要靠規範的約束，也就是要講禮。“君子博學於(yu) 文，約之以禮”（《論語·雍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對待他人就要“恕”，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論語·衛靈公》）。而要真正使自己身得以修，就要“克己複禮”，這樣才能達到“仁”的境地。

除了身體(ti) 行為(wei) 的節製之外，在言論方麵也需要注意節製。孔子本人能夠“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他十分強調要“多聞厥疑，慎言其餘(yu) ”、“多見厥殆，慎行其餘(yu) ”（《論語·為(wei) 政》）。

除了自身的修養(yang) 極高之外，孔子還在思考更為(wei) 普遍和宏闊的問題。他將目光投放到整個(ge) 人類。人性問題，是中國哲學中十分重要的大問題，尤其是儒家對此更是進行了長期而深刻的探討與(yu) 爭(zheng) 論。這一探討在孔子那裏就開始了。盡管孔子沒有明確提出其人性論思想，但是他說：“性相近，習(xi) 相遠。”（《論語·陽貨》）其中其實蘊含著性善論的端倪。孔子對於(yu) 性與(yu) 天道的思想，在其晚年達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對人性的理解實際上來源於(yu) 他對天道的認識。[⑦]當然，盡管人性來自天道，但人與(yu) 人之間因為(wei) 後天的環境不同，所以差別甚大。因此，他一方麵強調修身，希望弟子養(yang) 成君子人格；另一方麵，他又注意到人與(yu) 人之間的差異，從(cong) 而不強求一致性，一律性。在其教化弟子的過程中，也體(ti) 現了這一智慧。他主張“有教無類”，又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針對不同性格、氣質的弟子進行不同方式的引導和教化。同時，他整理了六經，用以教化。這就是孔子的“六經之教”的思想。六經特色不一，功用不同，因此必須參互運用，才能更為(wei) 完善，效果上才能達到“博學於(yu) 文”，“教化殊方”。這也是一種中和觀的體(ti) 現。

四、文化觀中的“中和”思想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已是中國文明發展積累了數千年的高度文明時期。而他出生的國度又是以“周禮盡在”而聞名的魯國，他幼時便能“為(wei) 兒(er) 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史記·孔子世家》），在成長和學習(xi) 的過程中，他轉益多師，四處求學，成就了自己的學問，也奠定了他自己對文化的理解。孔子熟悉曆史，熟悉文化的演進。在此基礎上，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觀”，那就是“因革損益”、“述而不作”。眾(zhong) 所周知，一個(ge) 民族體(ti) 賴以形成和發展的動力，在於(yu) 其文化。文化就像基因一樣，決(jue) 定著一個(ge) 民族的成長。那麽(me) ，如何對待曆史文化遺產(chan) ？孔子顯示出了他的智慧來：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yu) 我老彭。”（《論語·述而》）乍看起來，孔子的這種“述而不作”好像是一種過於(yu) 保守，缺乏創新的觀念。但是，殊不知這正是孔子的高明之處。

《中庸》雲(yun)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即是對此最好的概括。“述”與(yu) “作”相當而言。《中庸》記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wei) 父，以武王為(wei) 子。父作之，子述之。”作，創造之意。述，繼承之意。與(yu) 此正同。而並非有些人們(men) 所理解的“隻說不寫(xie) ”。孔子生活在中國文明有了兩(liang) 千多年發展的春秋時代，之前光輝燦爛的文明成果深深吸引了他。偉(wei) 大的文明使孔子為(wei) 之傾(qing) 倒，投入了一生的精力，學習(xi) 它、理解它、傳(chuan) 授它、弘揚它。孔子生活在周禮保存最為(wei) 完整的魯國，使他有機會(hui) 自幼接觸那偉(wei) 大傑出的文明，從(cong) 而“好古，敏以求之”（《論語·述而》），加之他四方遊學，遍訪名師，以至“博學於(yu) 文”，對先王之道和禮樂(le) 文明有了精深的理解。但又處於(yu) “樂(le) 壞禮崩”的春秋末期，這又激發了他“挽狂瀾於(yu) 既倒”的抱負和擔當，於(yu) 是他轉而以“述而不作”為(wei) 誌向，以保存先王之道，使天下重新恢複到禮樂(le) 和合的文明秩序。孔子的這一思想確實深深地影響了後世的儒者，也影響了整個(ge) 中國文明的發展特征，形成了一種長於(yu) “保守”和“繼承”，而短於(yu) “創新”，同時不易“斷裂”的文明。這在近代新文化運動中遭到了猛烈的抨擊，成為(wei) 儒學阻礙中國進步的第一大罪狀。然而，如果拋開暫時的利益考慮，我們(men) 將會(hui) 發現這一文化觀，顯示的是一種深刻的智慧。孔子“述而不作”並非純粹的“複古主義(yi) ”，而是“寓作於(yu) 述”、“以述為(wei) 作”的辨證文化觀。而隨著現代社會(hui) “單線進化論”所帶來的負麵影響愈益嚴(yan) 重，“述而不作”的文化觀對於(yu) 保存人類曾經創造的輝煌文明成果，為(wei) 所謂“創新”積累養(yang) 料和淵源的重大意義(yi) 將愈發突顯。

總而言之，孔子以其高超的智慧，繼承了其先民的中和思想，並予以了高度的理論闡釋和認真的生命踐履，為(wei) 後世中國的各個(ge) 方麵留下了寶貴思想財富，值得今天的我們(men) 學習(xi) 和借鑒。

注釋：

[①]魯迅：《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冊(ce)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53頁。

[②]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冊(ce) ，北京：東(dong) 方出版社，1988年，第231頁。

[③]幹春鬆：《製度儒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68頁。

[④]釋文見《文物》2009年第6期。其中有四個(ge) “中”字。學者對此意見分歧甚大。但是，如果結合相關(guan) 文獻，自然會(hui) 發現其與(yu) 儒家的“中道”觀念的密切聯係，同時可以發現所謂儒家“道統”之說值得信據。

[⑤]最早提出孔子思想為(wei) “和”的是我的前輩駱承烈教授，後來張立文先生對此進行了更為(wei) 深入的闡述，發展為(wei) 和合學的理論。

[⑥]可參考楊朝明等著《孔子的智慧》（人民日報出版社，2004年）第三章的相關(guan) 論述。

[⑦]參看徐剛：《孔子之道與(yu) 論語其書(shu)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