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世界對書(shu) 院與(yu) 學術關(guan) 係的研究

作者：陳仙

來源：《原道》第28輯，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十八日戊申

           耶穌2016年1月27日

內(nei) 容提要：作為(wei) 一門近代邊緣性學術，海外漢學研究的日趨深入揭示了中國學術研究的國際化趨勢。書(shu) 院研究在漢學研究領域屬於(yu) 後起之秀，對海外書(shu) 院研究的研究，目前還沒有出現相關(guan) 係列的研究專(zhuan) 著和論文。英語世界對書(shu) 院與(yu) 學術關(guan) 係的研究，既具有理論意義(yi) ，也有現實價(jia) 值。本文從(cong) 學人學派和理學基地這兩(liang) 個(ge) 視角分析英語世界對書(shu) 院與(yu) 學術關(guan) 係的研究，有助於(yu) 我們(men) 了解西方對書(shu) 院的研究現狀與(yu) 發展方向。通過發掘海外學者對書(shu) 院研究的新視角與(yu) 理論方法，能夠開闊國內(nei) 書(shu) 院研究視野，突破書(shu) 院研究的瓶頸，使中國書(shu) 院研究具有國際化風尚。

關(guan) 鍵詞：海外漢學  學人學派  理學基地  書(shu) 院研究

作者簡介： 陳仙，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研究生，中南林業(ye) 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本文獲湖南省教育廳科研項目“英語世界書(shu) 院研究的多視角考察”和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語科研聯合項目“海外中國書(shu) 院研究”資助。

一、引言

書(shu) 院是士子的公共活動場所。學者在書(shu) 院通過講學、授課等形式自由的進行學術傳(chuan) 授；不同學派的學者采用書(shu) 院會(hui) 講的形式開展學術交流。興(xing) 趣相投的學人聚集在同一書(shu) 院相互切磋學習(xi) ，久而久之，書(shu) 院便發展成為(wei) 思想學派的宣傳(chuan) 活動基地，與(yu) 學術研究呈現一體(ti) 化的繁榮狀態。20世紀50年代起，漢學家卜恩禮、林懋、穆四基、本傑明·艾爾曼等開始研究東(dong) 林學派與(yu) 東(dong) 林書(shu) 院的學術思想。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宋明理學研究逐漸發展為(wei) 漢學顯學，狄百瑞、賈誌揚、萬(wan) 安玲、李弘祺等漢學家開始關(guan) 注倡導理學精神的書(shu) 院。清代書(shu) 院研究學者如秦博理、麥哲維等人則著重考察乾嘉學派與(yu) 書(shu) 院的互動關(guan) 係。海外對書(shu) 院學術思想的研究，逐步經曆了以精英學者為(wei) 考察對象到以社會(hui) 史為(wei) 研究內(nei) 容的過程，研究方法以“外在進路”為(wei) 主，即將研究對象放在特定的社會(hui) 背景下進行分析。[1]

二、以學人學派和書(shu) 院運動為(wei) 中心的詮釋

書(shu) 院作為(wei) 介於(yu) 官學和私學之間特有的教育和學術研究機構，其獨立性和開放性導致書(shu) 院學術思想自由，不同的書(shu) 院追求的學術目標也不盡相同。以書(shu) 院為(wei) 基地，政治思想、學術主張比較一致的學者群體(ti) 聚集在書(shu) 院形成某一特定學派。例如以嶽麓等書(shu) 院為(wei) 基地，胡安國、胡宏、張栻等人創建了湖湘學派。嶽麓書(shu) 院“蓋欲成就人才，以傳(chuan) 斯道而濟斯民也”為(wei) 目標，[2]培養(yang) 傳(chuan) 道濟民的人才。金華學派代表人物呂祖謙曾訂《乾道四年九月規約》，次年又訂《乾道五年規約》，通過“預此集者”、“會(hui) 講”的形式將金華學人集合起來，若不能一心達成目標則令其退學。利用學規的約束，麗(li) 澤書(shu) 院成為(wei) 婺學的形成和傳(chuan) 播基地。

書(shu) 院整合學人形成學派，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先進入漢學家研究視野的是東(dong) 林書(shu) 院與(yu) 東(dong) 林學派。卜恩禮論文《東(dong) 林書(shu) 院與(yu) 它的政治、哲學意義(yi) 》[3]介紹了北宋政和元年至明末東(dong) 林書(shu) 院的興(xing) 建、修複、禁毀和講學的曆史，重點闡述了萬(wan) 曆三十二年至天啟五年這21年間轟動晚明的東(dong) 林書(shu) 院政治和哲學意義(yi) 。他指出在政治上東(dong) 林書(shu) 院倡議讀書(shu) 和愛國的精神，成為(wei) 議論國事的主要輿論中心；哲學上東(dong) 林書(shu) 院直接批判王學，將學術由陽明心學轉向程朱理學，扭轉了浮誇虛無的學風。全文重點敘述了顧憲成、高攀龍、孫慎行的政治活動。顧、高二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活動，對東(dong) 林書(shu) 院的政治發展起著至關(guan) 重要的導向作用。文中提到東(dong) 林書(shu) 院聚會(hui) 諸友，顧憲成曰“自古未有關(guan) 閉門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離群絕類、孤立無與(yu) 的學問。”[4]對學者“群”的強調，體(ti) 現了東(dong) 林書(shu) 院的社團特征。學者聚集，既是學術團體(ti) ，又是政治組織，以東(dong) 林書(shu) 院為(wei) 基地，開展學術與(yu) 政治活動。東(dong) 林學人學術上擁護程朱理學，反對引儒入禪的王學末流，政治上“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哲學上稱為(wei) “東(dong) 林學派”。論文最後卜恩禮總結明末東(dong) 林書(shu) 院講學和議政相互滲透，學術上倡導“主敬”和“慎獨”，最終政治上的“東(dong) 林”與(yu) 書(shu) 院逐漸脫離，涵蓋麵更廣，影響更為(wei) 深遠。

作為(wei) 海外第一部書(shu) 院研究成果，卜恩禮《東(dong) 林書(shu) 院與(yu) 它的政治、哲學意義(yi) 》選擇東(dong) 林書(shu) 院和東(dong) 林學派為(wei) 研究對象，具有曆史視野和哲學眼光。卜恩禮在文首介紹中就提到，之所以選擇研究此課題，一是哲學上東(dong) 林學派講學在學術上扭轉了學術風氣，反對王學末流之弊。顧憲成雖然讚同王陽明的良知說，卻“於(yu) 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辯難不遺餘(yu) 力，以為(wei) 壞天下教法，自斯言始。”[5]另一個(ge) 讓卜恩禮選擇此課題的原因就是政治上東(dong) 林講學與(yu) 治國治民相結合，針對貴族大地主集團專(zhuan) 政，提出破格育才、提拔賢能的政治主張。他們(men) “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將學理和治國結合起來，真正做到“誌在世道”。卜恩禮指出東(dong) 林學人不畏宦官專(zhuan) 權，破格用人，改革科舉(ju) 製度，將程朱理學作為(wei) 其政治鬥爭(zheng) 的武器。如萬(wan) 曆年間“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案時，東(dong) 林學者以東(dong) 林書(shu) 院為(wei) 輿論宣傳(chuan) 基地，積極參與(yu) 辨議。在東(dong) 林講會(hui) 時，他們(men) “遠必稱孔孟，近必稱周程”。[6]他們(men) 所主講的東(dong) 林書(shu) 院，成為(wei) 學人學派與(yu) 理學運動的典範。

卜恩禮文中所提到的學人學派與(yu) 書(shu) 院運動的互動關(guan) 係引發了其它漢學家的共鳴，為(wei) 後來的海外書(shu) 院研究者指明了方向。林懋的論文《評明季禁毀書(shu) 院》分析了明代中後期嘉靖、萬(wan) 曆、天啟的書(shu) 院禁毀活動，對學人學派與(yu) 書(shu) 院的密切關(guan) 係也進行了詮釋。林懋認為(wei) 書(shu) 院嘉靖之毀，針對的是以王守仁為(wei) 代表的陽明學派和湛若水為(wei) 代表的甘泉學派在書(shu) 院的講學。王陽明否定程朱理學的“性即理”，推崇“心即理”，追求知行合一。他曾在龍岡(gang) 書(shu) 院、文明書(shu) 院、稽山書(shu) 院等地宣傳(chuan) 心學。不同於(yu) 宋明理學家對朱子章句的推崇，王守仁的教學更側(ce) 重於(yu) 精神上對經義(yi) 的理解，強調“經學即心學”，目的在於(yu) “致良知”。[7]湛若水則以“隨處體(ti) 認天理”為(wei) 宗。正德年間，湛若水與(yu) 王守仁在北京相會(hui) ，二者學說既有相通之處，也有心學門戶之分。湛若水的甘泉學派順應明代學術之勢，接近王學，與(yu) 之合流。王、湛兩(liang) 位大師帶來了明代書(shu) 院的興(xing) 盛局麵。然而，嘉靖元年開始，反對派先是針對王守仁的學說進行攻擊，在王守仁逝世後，又對湛若水及其講學的書(shu) 院展開禁毀活動。經曆了嘉靖、萬(wan) 曆之毀後，因為(wei) 東(dong) 林學派在東(dong) 林書(shu) 院的講學活動又招致了天啟之毀。林懋認為(wei) 明季書(shu) 院禁毀受到學人學派的政治表現與(yu) 書(shu) 院講學活動的影響。文中指出明初學術沉寂，明朝中後期書(shu) 院逐漸興(xing) 盛，成為(wei) 學術思想的研究傳(chuan) 播基地。擁有相同學術追求的學者聚集在書(shu) 院中，結成密不可分的網絡關(guan) 係。這種學術網絡又投射在社會(hui) 政治活動中，極大的影響到書(shu) 院的興(xing) 衰。

關(guan) 於(yu) 東(dong) 林學派與(yu) 東(dong) 林書(shu) 院的關(guan) 係，本傑明·艾爾曼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帝國政治和儒學團體(ti) ，翰林和東(dong) 林書(shu) 院》將翰林和東(dong) 林這兩(liang) 大政治和儒學團體(ti) 並列，通過詳細描述明清翰林院和明中後期禁毀籠罩下的書(shu) 院，突出了東(dong) 林書(shu) 院的社團性和政治性。明清翰林學士是從(cong) 進士中選拔出來的翰林院最高長官。明代主管文翰，以備皇帝谘詢。清代主修國史，記載皇帝起居注，主講經史並草擬典禮文件。文中指出明清翰林院製度發展完善，清因明製，通過科舉(ju) 進入翰林院的大臣們(men) 集合成一個(ge) 政治儒學團體(ti) 。東(dong) 林書(shu) 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了許多學者和因朝政被貶斥的官吏，許多在朝任職的官員也與(yu) 東(dong) 林講學相呼應，一時東(dong) 林書(shu) 院成為(wei) 輿論中心和學術基地，聚集在書(shu) 院的學術團體(ti) 也形成一個(ge) 政治派別，被反對派稱為(wei) “東(dong) 林黨(dang) 人”。艾爾曼突出強調了翰林一派的群體(ti) 性，這種社團性也是“聯講會(hui) 、立書(shu) 院”東(dong) 林學派特征之一。同時，明末東(dong) 林書(shu) 院支援政治活動，反抗當權太監魏忠賢。艾爾曼將明清翰林和東(dong) 林書(shu) 院兩(liang) 大政治和儒學團體(ti) 作為(wei) 研究對象，把政治網絡與(yu) 書(shu) 院網絡進行橫向比較研究，拓展了書(shu) 院研究的新思路。作者考察了翰林和東(dong) 林書(shu) 院在政治上和儒學上的建樹表現，總結出明清時期的翰林和東(dong) 林書(shu) 院是當時社會(hui) 政治運動和學術思想的縮影。論文開篇詮釋了士子科舉(ju) 與(yu) 選拔官員的關(guan) 係，之後描述了明清翰林院的職掌功能以及“東(dong) 林黨(dang) ”的講學活動。文章指出翰林院作為(wei) 國家重要的選才、育才和儲(chu) 才基地，與(yu) 書(shu) 院有著相通性。考議國家製度、谘議政事的翰林院與(yu) 評議時政的東(dong) 林書(shu) 院相比，一個(ge) 是國家職官機構，一個(ge) 是民間社會(hui) 團體(ti) 。作者用Club（社團）來描述翰林學者，用Schoolmen（經院學者）和Partisan（黨(dang) 人）分別描述學派和東(dong) 林黨(dang) 人，可見其用詞的準確性。

除東(dong) 林書(shu) 院與(yu) 東(dong) 林學派外，漢學家還關(guan) 注了其它學人學派與(yu) 書(shu) 院運動。萬(wan) 安玲《新儒學的製度背景：中國宋元學者、學派與(yu) 書(shu) 院》以宋元明州（寧波）地區地方精英的書(shu) 院活動為(wei) 研究對象，按照時間順序考察了新儒學產(chan) 生的社會(hui) 教育製度背景。[8]開篇作者描述了北宋慶曆五先生楊適、杜醇、王致、王說、樓鬱“就妙音院（在府學西）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學者宗之”。[9]慶曆五子從(cong) 事講學活動，後又創立書(shu) 院，如樓鬱的城南書(shu) 院等，致力於(yu) 傳(chuan) 播儒學，教化民生。他們(men) 促進了宋代儒學地域化，是明州新儒學的發端，可惜“五先生之著述，不傳(chuan) 於(yu) 今，故其微言亦闕”。[10]之後文章通過12世紀明州學校重建和教學等地方史料，指出南宋作為(wei) 官學和私學的過渡階段，學校除了教學功能以外，更多的豐(feng) 富了祭祀、講學等教育製度。12世紀晚期，甬上淳熙四先生楊簡、袁燮、沈煥和舒璘傳(chuan) 承陸九淵心學，提倡尊德性，創立了四明學派。他們(men) 在明州諸書(shu) 院講學，因其傳(chuan) 播陸學角度的不同，又各自形成慈湖學派、絜齋學派、定川學派、廣平學派。作者隨後主要依據王應麟和狄百瑞的宋元文獻，講述了元代明州地區書(shu) 院重建以及慶曆五子、明州四先生對之後書(shu) 院學術思想的影響。由於(yu) 元代官方推崇程朱理學，同時有感於(yu) 有感於(yu) 陸學弊端，元代理學出現了“和會(hui) 朱陸”、“由陸入朱”的情況，書(shu) 院官學化日益加強。文章最後總結到地方學人以書(shu) 院為(wei) 基地，通過講學、祭祀、創辦新書(shu) 院等手段宣傳(chuan) 自己的學術思想，形成具有影響的學派。

秦博理著《中華帝國最後的傳(chuan) 統書(shu) 院：1864年至1911年長江下遊的社會(hui) 變遷》講述了乾嘉學派在書(shu) 院的傳(chuan) 承。[11]書(shu) 院從(cong) 成為(wei) 理學的傳(chuan) 播基地之後，不同學派一直在爭(zheng) 奪書(shu) 院這一重要的學術宣傳(chuan) 網絡。清代針對理學的空疏和空談，加上文字獄的壓力，以訓詁考據為(wei) 主的乾嘉學派興(xing) 起。繼清中葉阮元創辦詁經精舍、學海堂之後，興(xing) 辦專(zhuan) 習(xi) 經史詞賦、不課舉(ju) 業(ye) 的新型書(shu) 院成為(wei) 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秦博理在描述鍾山書(shu) 院、南菁書(shu) 院時，也對書(shu) 院的學術思想進行了闡述。作者首先按照時間順序論述了鍾山書(shu) 院的學術思想變化。乾隆年間江寧的鍾山書(shu) 院注重考據，以漢學教授生徒。漢學大師盧文弨、錢大昕、朱珔等先後任書(shu) 院山長，以經術導士，為(wei) 書(shu) 院奠定了訓詁之學的基本方向。1790年至1815年間，桐城派大師姚鼐任鍾山書(shu) 院山長，他提出“義(yi) 理、考據、辭章”三事說，提倡古文，宣傳(chuan) 程朱理學。姚鼐通過鍾山書(shu) 院傳(chuan) 播自己的學術理念和古文義(yi) 法，桐城古文的影響遍布天下。1828年之後的四十年，湖南籍官員陶澍、唐鑒均在書(shu) 院儒學教育中強調實學的重要性。之後曾國藩繼承桐城學派傳(chuan) 統，推行“義(yi) 理之學”。作者在談到南菁書(shu) 院的學術流派時，提到最多的則是書(shu) 院“供鄭朱兩(liang) 先儒栗主，掌教率諸生朔望行禮”。[12]南菁書(shu) 院既維護漢學正統，又十分尊崇程朱理學。秦博理在書(shu) 院與(yu) 學術思想方麵，僅(jin) 僅(jin) 隻是進行基本的史實論述，並沒有從(cong) 思想史切入對書(shu) 院進一步分析，這也是西方作者受到知識廣度的影響，在研究書(shu) 院曆史上容易犯的通病。秦博理本人也正是在完成此書(shu) 後意識到這方麵的不足，他在之後的學術道路中，逐漸轉向理學研究，還出版了《理學的自我修養(yang) 》一書(shu) 。

三、作為(wei) 理學研究宣傳(chuan) 基地的書(shu) 院

17世紀以來，傳(chuan) 教士漢學以尋找理論“支持他們(men) 基督教的教義(yi) ”為(wei) 目的開始關(guan) 注宋明理學。[13]以利瑪竇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教士指出宋明理學是對佛教之類偶像崇拜學派的模仿，認為(wei) 天主教義(yi) 中有更接近儒家思想的學說。[14]不同於(yu) 利氏推崇儒學貶斥宋明理學，白晉、傅聖澤等“索隱派”教士反對傳(chuan) 教士對儒學的“過度附會(hui) ”。[15]1874年英國聖公會(hui) 傳(chuan) 教士麥格基翻譯了朱熹關(guan) 於(yu) “理氣”的文章；1918年英國浸禮會(hui) 教士卜道成與(yu) 李約瑟辯論了朱熹理學的唯物與(yu) 科學性問題。[16]雖然通過傳(chuan) 教士譯介讓西方學界初步接觸到朱子哲學，引起了一定的關(guan) 注，但西方漢學研究整體(ti) 上重心仍在孔子儒學這一階段，隻有幾個(ge) 學者對朱子學說作了零星的研究，歐洲漢學對理學的興(xing) 趣仍停留在收集翻譯資料的階段。20世紀70年代，美國中國學興(xing) 盛，美國首位中國哲學教授、北美大陸“儒家拓荒人”華裔學者陳榮捷，在將中國哲學史上的代表性著作翻譯成英文的同時，對新儒學進行了大力推廣，開啟了漢學朱子學研究的時代。[17]作為(wei) 朱熹研究名家，陳榮捷向西方學界傳(chuan) 遞了理學“道統”學說，確定了新儒學道統的哲學原理。陳榮捷的合作夥(huo) 伴、東(dong) 亞(ya) 思想史專(zhuan) 家狄百瑞也是美國新儒學研究奠基者之一。

由於(yu) 中西學者的共同努力和國際宋史研究的發展，宋明理學研究逐漸成為(wei) 漢學研究的顯學。在書(shu) 院研究領域，狄百瑞、萬(wan) 安玲、李弘祺、包弼德、賈誌揚等漢學家分析了作為(wei) 理學研究宣傳(chuan) 基地的書(shu) 院。狄百瑞與(yu) 賈誌揚主編的《成型階段的理學教育》書(shu) 中共有25處明確討論書(shu) 院（精舍，Academies），另有7處分析了理學書(shu) 院。[18]由此可見，作為(wei) 理學運動基地，書(shu) 院是漢學家研究理學教育時一個(ge) 重要的方向。書(shu) 中收錄的陳榮捷《朱熹與(yu) 書(shu) 院》和賈誌揚《朱熹在南康：道學與(yu) 政治教育》著作均明確闡述了朱熹、書(shu) 院與(yu) 理學的密切關(guan) 係，指出書(shu) 院是理學社會(hui) 化的主要途徑和重要手段，也是理學發展的重要機製。

陳榮捷著《朱熹與(yu) 書(shu) 院》開篇用大量筆墨詳細描述了“精舍”一詞的起源與(yu) 定義(yi) ，辨析了“精舍”與(yu) “書(shu) 院”之間的相互聯係。[19]他指出書(shu) 院原意是用來保存編輯“書(shu) 籍”的封閉“院落”，精舍則是隱居的場所，更偏重私人性質。後來兩(liang) 者都逐漸演變為(wei) 教育學習(xi) 的地方，因為(wei) “教學場所”這一共同點，因而精舍也被稱為(wei) 書(shu) 院。在解釋了朱熹創辦的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即為(wei) 書(shu) 院後，陳榮捷講述了朱熹興(xing) 複白鹿洞書(shu) 院和在嶽麓書(shu) 院、城南書(shu) 院講學等活動。通過對白鹿洞書(shu) 院教學、學規、課程設置、講學、祭祀、藏書(shu) 等書(shu) 院製度分析，以及嶽麓書(shu) 院朱熹與(yu) 張栻會(hui) 講等活動的描述，作者總結朱熹在學術思想上闡明了“理”“氣”之間的關(guan) 係，“理”是“氣”的本原，“理一分殊”，完成了對理學基本方向的定義(yi) ，發展了“太極”的範疇，認為(wei) “太極”是“理”最初也是最終極的狀態，並將“仁”的思想貫穿其中，最終創建了“道學”傳(chuan) 統，編撰了《四書(shu) 集注》。陳榮捷認為(wei) 精舍和書(shu) 院是朱熹完成這一成就的“工具”（tools）。

賈誌揚著《朱熹在南康：道學與(yu) 政治教育》敘述了淳熙年間朱熹知南康軍(jun) 任內(nei) 興(xing) 複白鹿洞書(shu) 院的事跡。作者講述了當時朱熹理學書(shu) 院興(xing) 起的教育與(yu) 社會(hui) 政治背景。[20]教育上，由於(yu) 金兵入侵、北宋南遷、東(dong) 京太學廢棄，地方州縣學校疲軟，士人隻能通過書(shu) 院來獲取更多的教育機會(hui) ，書(shu) 院興(xing) 複是必然之路；政治上，由於(yu) 唐末五代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加上北有金朝對峙，麵對內(nei) 憂外患，趙宋政權迫切需要重整綱常，加強中央集權，此時能論證封建道德綱常、等級秩序和專(zhuan) 製集權合理性、神聖性的理學也進一步發展壯大。賈誌揚指出不同於(yu) 北宋五子對理學奠基和宣傳(chuan) ，南宋理學最大的特點是以書(shu) 院為(wei) 傳(chuan) 播工具來宣傳(chuan) 理學，這也成為(wei) 當時的社會(hui) 潮流。朱熹則將書(shu) 院作為(wei) 理學據點，推崇書(shu) 院理學教育，貶斥官學與(yu) 科舉(ju) 。賈誌揚總結認為(wei) ，朱熹通過《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來弘揚理學精神，同時以書(shu) 院為(wei) 陣地的講會(hui) 、祭祀等活動成為(wei) 理學社會(hui) 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徑，書(shu) 院也成為(wei) 理學得以發展的重要機製。文章最後通過參考日本田中健次和陳榮捷對朱熹門徒的研究，講述了考亭學派通過創辦書(shu) 院、講學、聯講會(hui) 等手段來弘揚朱子道學。

包弼德著《曆史上的理學》認為(wei) 書(shu) 院是宣揚理學的重要場所，書(shu) 院學規也滲透了理學家的思想，通過對宋元時期理學書(shu) 院的分析，能夠更加清楚的了解理學所傳(chuan) 遞的“道統”與(yu) 學說。[21]書(shu) 中第七章“社會(hui) ”（Society）第一部分談及理學是宋元時期士人之學的一種選擇時，專(zhuan) 門用一小節闡述了書(shu) 院。包弼德指出朱熹將理學完善成一個(ge) 能滿足士人全部學術領域需求的新課程，他的四書(shu) 集注為(wei) 理學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學習(xi) 教材，而這種課程學習(xi) 實現的場所就是“書(shu) 院”。作者認為(wei) 書(shu) 院最初起源於(yu) 南方私人學校，由大家族或是學者、退休官員創辦，是一個(ge) 教育、學術交流、獲得一定名譽的場所。在理學尚被官學大肆推崇時，理學家就發現了書(shu) 院這個(ge) 能自由實踐他們(men) 的理學教學理想的地方。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理學家宣傳(chuan) “為(wei) 己之學”，排斥科舉(ju) 和官學，創辦理學書(shu) 院。朱熹的《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則成為(wei) 所有理學書(shu) 院的共同的教學方針。作者提出朱熹出任南康知軍(jun) 重建白鹿洞期間，不同於(yu) 二程強調官學資助，他舍棄了以州縣學為(wei) 理學學習(xi) 中心的想法，轉而大力扶持書(shu) 院。他建議“書(shu) 院功役雖小，名頗具載國典，事體(ti) 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施行。竊恐歲久複至湮沒”，希望利用朝廷資源將白鹿洞書(shu) 院建成朝廷批準、賜名額、賜禦書(shu) 的理學書(shu) 院，構建以書(shu) 院為(wei) 學習(xi) 基地、以理學為(wei) 教學目的的教育體(ti) 製。慶元黨(dang) 禁結束後，越來越多擔任官員的理學家開始大量創建理學書(shu) 院。他們(men) 仍然踐行朱熹創建的白鹿洞書(shu) 院模式，在朝廷承認下，獲取地方精英的支持和地方政府的資助。宋末至元代政府對理學書(shu) 院的支持，甚至影響到了官學的發展。包弼德在文章中反複提到理學書(shu) 院一詞，他指出並不是所有的書(shu) 院都提倡理學，大部分的理學書(shu) 院由擔任官員的理學家建立、興(xing) 複、講學，或者是由理學大師的祠堂發展而來，例如建康程顥的明道書(shu) 院。理學家們(men) 利用理學書(shu) 院這一學習(xi) 中心，成功的宣傳(chuan) 了理學，保持了學術的獨特性。

萬(wan) 安玲著《新儒學的製度背景：中國宋元學者、學派與(yu) 書(shu) 院》除了表達學人學派與(yu) 書(shu) 院運動的關(guan) 係外，在全書(shu) 第二部分也特別闡明了13到14世紀書(shu) 院製度化和理學官學化。宋末元初，宋遺民通過創建書(shu) 院、退隱講學、受聘教學等形式來抒發亡國的遺恨。他們(men) 通過在書(shu) 院研究和傳(chuan) 播程朱理學來減輕心理壓力，以捍衛儒家道統的尊嚴(yan) 。宋遺民的大肆興(xing) 學，獲得了元統治者的保護和支持，政府承認其所創建、講學的書(shu) 院，並將書(shu) 院製度化，視為(wei) 地方官學，委任遺民為(wei) 山長，變“遺民”為(wei) “臣民”。在官方的支持下，南方理學書(shu) 院繼續發展的同時，理學以書(shu) 院為(wei) 依托向北方推廣。理學與(yu) 書(shu) 院北移，蒙古貴族將理學從(cong) 異端提升為(wei) 官方正統哲學，並定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內(nei) 容，書(shu) 院則成為(wei) 傳(chuan) 播程朱理學最重要的途徑。萬(wan) 安玲另一部著作《中國南宋書(shu) 院與(yu) 社會(hui) 》書(shu) 中第5-9、17、20、33、46-47、51-53、62-63、70、85、113、203、206、209等頁均明確提到理學。[22]書(shu) 中第一部分第一章節就描述了理學與(yu) 書(shu) 院運動。具體(ti) 來說，因為(wei) 唐末五代禮樂(le) 崩壞，南宋政府偏安江南，統治者采用了抑武揚文政策來維持中央集權。麵對內(nei) 憂外患，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學者們(men) 通過理學這一學術思想來重新詮釋儒家精神，表達對教育的人文關(guan) 懷。為(wei) 了宣傳(chuan) 理學思想，再加上遭受“慶元黨(dang) 禁”的限製，為(wei) 了對抗政治壓迫和學術專(zhuan) 製，他們(men) 放棄傳(chuan) 統的官學教育宣傳(chuan) ，另辟蹊徑，通過創建興(xing) 複書(shu) 院、講學、祭祀、著書(shu) 等書(shu) 院運動形式來宣傳(chuan) 理學。理學家以書(shu) 院為(wei) 依托，書(shu) 院也自然而然與(yu) 理學交融一體(ti) 。書(shu) 中第51頁還回顧了書(shu) 院精神與(yu) 佛教、道教的關(guan) 係。萬(wan) 安玲首先辨析了理學產(chan) 生的淵源，涉及到常見的“佛道儒三教合一說”和“排佛抑道說”。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說：“宋代經過更新的儒學有三個(ge) 思想來源。第一個(ge) 思想來源當然是儒家本身的思想。第二個(ge) 思想來源是佛家思想、連同經由禪宗的中介而來的道家思想。在更新的儒學形成的時期，佛教各宗派以禪宗為(wei) 最盛，以至更新的儒家認為(wei) ，禪宗和佛教是同義(yi) 詞。如前所述，就某種意義(yi) 說，更新的儒學可以認作是禪宗思想合乎邏輯的發展。更新的儒學還有第三個(ge) 思想來源便是道教，在其中陰陽學家的宇宙論觀點占有重要地位。更新的儒家所持的宇宙論觀點，主要便是由來於(yu) 此。”[23]萬(wan) 安玲雖未明確引用馮(feng) 友蘭(lan) 的觀念，卻也指明了理學可能是佛、道、儒三教思想整合而來。同時，在對比理學思想與(yu) 佛教、道教的區別時，萬(wan) 安玲也指出理學是對佛教、道教思想挑戰的一種回應。解釋完理學思想來源後，萬(wan) 安玲指出南宋時理學精神成為(wei) 書(shu) 院的傳(chuan) 統精神，即是以書(shu) 院為(wei) 中心的理學運動的內(nei) 在精神。理學精神的這兩(liang) 種來源，直接影響到書(shu) 院精神，因而作者在其後花費筆墨研究了佛教、道教聖地與(yu) 書(shu) 院的關(guan) 係。從(cong) 解讀書(shu) 院精神與(yu) 理學精神這一角度，作者也表明了理學與(yu) 書(shu) 院的一體(ti) 化關(guan) 係。

四、結語

綜上所述，海外漢學家對書(shu) 院學術思想研究主要從(cong) 學人學派與(yu) 理學基地這兩(liang) 點切入，指出書(shu) 院在學術思想宣傳(chuan) 、交流、傳(chuan) 承上的重要作用。從(cong) 現實上講，他們(men) 的研究符合新史學研究趨勢，適應文化與(yu) 時代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漢學家普遍具有較好的漢語閱讀能力，口語溝通卻受到一定的限製。這個(ge) 特點在學術研究中，最大的表現就是論文引用書(shu) 麵文獻材料較多，實踐研究成果略顯不足。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曆史係教授，東(dong) 亞(ya) 研究中心主任羅威廉就曾坦言自己在研究湖北麻城地方史時，由於(yu) 漢語說的不太好，沒有能夠采訪當地居民，深感遺憾的同時，隻能憑借較高的漢語閱讀能力翻閱了七部麻省地方縣誌。[24]在漢學家的書(shu) 院著作中，大量的數據統計等均非第一手資料，這也與(yu) 海外書(shu) 院曆史資料缺乏有關(guan) 。在用詞方麵，也有較大的差異。例如西方學者對“理學”一詞的描述，秦博理在《中華帝國最後的傳(chuan) 統書(shu) 院》一書(shu) 第34、37、38、55、64等頁用Cheng-Zhu Neo-Confucianism（程朱新儒學）表示；第123、142頁描述為(wei) Neo-Confucian education（新儒學教育）；在第34、84、85等頁也用Song learning（宋學）來指代理學。另外，書(shu) 中第100、124頁出現了school of principle（理學派）一詞來指理學。包弼德著《曆史上的理學》中文版序中解釋到英文“Neo—Confucianism”指代的是《宋史》中的道學，也就是宋明理學，通常直譯為(wei) “新儒學”。[25]萬(wan) 安玲的《中國南宋書(shu) 院與(yu) 社會(hui) 》則用True Way Learning 和拚音（Tao-hsueh）同時來詮釋理學。

注釋：

[1] 黃俊傑：《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的回顧與(yu) 展望》，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 張栻：《南軒文集》卷10，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宋本，1981年刊印。

[3] Heinrich B.The Tung-Lin Academy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J].Monumenta Serica, 1955(14):1-163.

[4] 顧憲成：《會(hui) 語》，《顧涇陽先生東(dong) 林商語》上，雍正《東(dong) 林書(shu) 院誌刻本》卷3。

[5]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58，中華書(shu) 局1985年版，第1397頁。

[6] 顧憲成：《顧端文公遺書(shu) 》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王陽明全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 Walton L.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Neo-Confucianism:Scholars,Schools,and Shu-yuan in Sung-Yuan China[A].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C].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457-492.

[9] 宋濂：《文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0] 全祖望：《鮚崎亭集外編》卷16，《四部叢(cong) 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29年版。

[11] Keenan B C. Imperial China's Last Classical Academies: Social Change in the Lower Yangzi, 1864-1911[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ast Asian Institute, 1994.

[12] 柳治微：《江蘇書(shu) 院誌初稿·左宗棠奏創建書(shu) 院片》，《中國曆代書(shu) 院誌》，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3] 陳榮捷：《朱學論集》，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4] 顧立雅：《孔子與(yu) 中國之道》，高專(zhuan) 誠譯，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15] 劉耕華：《詮釋的圓環：明末清初傳(chuan) 教士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及其本土回應》，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6] 盧睿蓉：《美國宋代思想史研究的多視角考察》，浙江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

[17] 施忠連：《現代新儒學在美國》，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18] Theodore D.B,Chaffee J W.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9] Wing-tsit C.Chu Hsi and the Academies.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389-413.

[20] Chaffee J W.Chu Hsi in Nan-k’ang:Tao-hsueh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A].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C].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414-431.

[21] Bol P K.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

[22] Walton L.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M].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

[23] 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簡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24] 薑異新：《以中國的方式闡釋中國——羅威廉教授訪談錄》，《書(shu) 屋》2009年第12期。

[25] 包弼德：《曆史上的理學》，王昌偉(wei) 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