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存與(yu) 的《尚書(shu) 》研究：對《尚書(shu) 既見》的新解讀與(yu) 新看法

作者：賴誌偉(wei) （北京大學曆史係博士後研究人員）

來源：《原道》第28輯，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初十日庚子

           耶穌2016年1月19日

內(nei) 容提要：莊存與(yu) 的《尚書(shu) 》研究專(zhuan) 以闡發聖人的微言大義(yi) 為(wei) 主，認為(wei) 考據訓詁之學並非研究經學的核心部分，這與(yu) 其長期身為(wei) 上書(shu) 房師傅有密切關(guan) 係，龔自珍於(yu)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中稱莊存與(yu) 此時以學術開帝為(wei) 己任；而偽(wei) 古文《尚書(shu) 》存廢之爭(zheng) 使當時的經學研究朝向以漢學為(wei) 主，漢學多崇荀子，莊存與(yu) 以孔孟為(wei) 正道，對當時學術的趨向充滿憂慮，故以學術自任，欲以其學開天下學術之先風，使士人治經回歸至以探尋孔孟之義(yi) 理為(wei) 主，而非專(zhuan) 注於(yu) 漢學之考據，為(wei) 此莊存與(yu) 撰寫(xie) 《尚書(shu) 既見》一書(shu) ，以《書(shu) 序》為(wei) 依歸，不分今古文之異同，直探孔子序《書(shu) 》、孟子論世之本意，並闡述《尚書(shu) 》中所蘊含的《春秋》微言大義(yi) ，開啟常州學派以《春秋》之義(yi) 貫五經的先風。

關(guan) 鍵詞：莊存與(yu) 《尚書(shu) 》《尚書(shu) 既見》張三世常州學派

一、莊存與(yu) 的經學特色

莊存與(yu) 為(wei) 常州學派的創始人，其學術之大端可從(cong) 《味經齋遺書(shu) 》中一窺究竟，魏源在《武進莊少宗伯遺書(shu) 序》中提到莊存與(yu) 在“乾隆中以經術傅成親(qin) 王於(yu) 上書(shu) 房十有餘(yu) 載，講幄宣敷，茹吐道誼，子孫輯錄成書(shu) ，為(wei) 《八卦觀象》上下篇、《尚書(shu) 既見》、《毛詩說》、《春秋正辭》、《周官記》若幹卷。”[1]即《味經齋遺書(shu) 》大多是依據莊存與(yu) 的上書(shu) 房教學講義(yi) 改編而成。清朝皇帝尊經崇儒，曆代罕見，康雍幹三帝之儒學根柢極厚，更是深知經學對於(yu) 治國理政的重要性，而上書(shu) 房乃是具備皇儲(chu) 身分的皇子受教育之處，陳康祺說：“上書(shu) 房設立雍正朝，凡諸皇子暨近支王公及歲讀書(shu) ，必特簡翰林官使授課。耆儒教胄，龍種傳(chuan) 經，古元子入學遺法也。”[2]故清朝曆代皇帝對上書(shu) 房之經學講授極其重視，且上書(shu) 房的皇室之學與(yu) 民間儒學之著重點有根本上的差別，正如同治帝師祁寯藻所說：“帝王之學不在章句訓詁，惟冀首端蒙養(yang) ，懋厥身修，務於(yu) 一言一動，以及天下民物之頤、古今治亂(luan) 之原，均各講明切究，係歸篤實。”[3]而乾隆評朱圭的《禦治說經古文後跋》時也提到“夫六經為(wei) 治世之書(shu) ，內(nei) 聖外王之道無不賅備，若止尋章摘句，僅(jin) 能得其糟粕，無由探所精微。”[4]莊存與(yu) 亦曰：“六藝在是，盡古今天下之能言者，且難為(wei) 言，而況明經、學究、進士出身之人乎？大體(ti) 不存，經文不玩，而日競於(yu) 煩言碎辭，末師口說，疑而拂者有之，擬而僭者有之，更定其篇章，變亂(luan) 其詁訓，改讀其書(shu) 名，侮慢自賢而告天下曰，此聖人之糟粕也。”“是聖言不達，後人達之；聖言不足，後人足之。東(dong) 漢迄南宋訓釋之通病，則豈如玩經文哉﹗”[5]

由此可知，帝王所重視的是經學在經世致用的部分，這也正是莊存與(yu) 對經學研究的主要方法，以“玩經文，存大體(ti) ，理義(yi) 悅心；若己問，作耳聞，聖賢在坐”[6]之居敬窮理的功夫來深探經學之底蘊，並“惟以知人論世為(wei) 準”[7]來闡釋經義(yi) 之實用，以期達到“融通聖奧，歸諸至當”，[8]發揮經中之微言大義(yi) ，貫“經術、政事、文章”為(wei) 一，以啟人君王道之治，故阮元在《莊方耕宗伯經說序》中曾轉述其師李道南論莊存與(yu) 之學，說莊存與(yu) “踐履篤實於(yu) 六經，皆能闡抉奧旨，不專(zhuan) 為(wei) 漢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yi) 於(yu) 語言文字之外。”[9]故《味經齋遺書(shu) 》的內(nei) 容不著重於(yu) 章句訓詁之學，而在於(yu) 通經致用之道。

二、莊存與(yu) 的《尚書(shu) 》研究

諸經中，莊存與(yu) 尤以《尚書(shu) 》見長，《光緒武進陽湖合誌．儒學》中雲(yun) ：“存與(yu) 幼傳(chuan) 山西閻若據之學，尤長於(yu) 《書(shu) 》。”[10]而龔自珍也曰：“大儒莊君，諱存與(yu) ，江南武進人。幼誦六經，尤長於(yu) 《書(shu) 》，奉封公教，傳(chuan) 山右閻公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11]在傳(chuan) 承閻若據的《尚書(shu) 》學中，莊存與(yu) 與(yu) 閻若據走的是不同的道路,閻若據的學術著重於(yu) 典籍的考辨，而莊存與(yu) 的經學則在於(yu) 對“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的追求，即如《係辭傳(chuan) 論》中所雲(yun) ：“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行事，何以為(wei) 法於(yu) 天下後世？不知孔子作春秋，合以為(wei) 王者之事？何以為(wei) 樂(le) 道堯舜之道？”[12]莊存與(yu) 對《尚書(shu) 》的研究著重於(yu) 經中所蘊含的唐虞三王心法與(yu) 孔孟之微言大義(yi) 的發揮與(yu) 應用，此種論學的方式成為(wei) 莊存與(yu) 《尚書(shu) 》學的最主要的特色，故阮元評論其《尚書(shu) 》研究則曰：“《尚書(shu) 》則不分今古文文字異同，而剖析疑義(yi) ，深得夫子序《書(shu) 》、孟子論世之意。”[13]莊存與(yu) 對《尚書(shu) 》之立論欲上追孔、孟，以《書(shu) 序》為(wei) 依歸，以《史記》為(wei) 羽翼，其曰：“漢初大儒所傳(chuan) ，多為(wei) 漢季魏晉人所改易，加以為(wei) 撰。其存者，在《書(shu) 》則《序》，《詩》有《毛傳(chuan) 》耳。……聖人之文，天文也；虞、夏、商、周之書(shu) 以《爾雅》訓詁讀之，炳如也。其德、其法、其事、其文章，天地也，日月也。陋儒不見，孟子昭然發其蒙矣。司馬遷好載世俗所造言，此其罪之大者也，而古訓傳(chuan) 尚多有存焉。”[14]

此外，莊存與(yu) 的《尚書(shu) 》研究方法在《尚書(shu) ·鹹有一德》中有所闡述，曰：“尹躬既湯，古文也；二公及王，今文也。疏通知遠之教，非屬辭比事之教，勿輕議古人書(shu) 。”[15]莊存與(yu) 以為(wei) 應將《尚書(shu) 》當作政治學，以疏通知遠的方法來研究，因疏通知遠之教即藉由研究《尚書(shu) 》來知人論世，如應深入理解如何由《鹹有一德》中湯與(yu) 伊尹之事，或《金滕》中關(guan) 於(yu) 周成王與(yu) 太公、召公之間來了解其人其事，由此知君臣一心之重要性，並以經義(yi) 作為(wei) 嘉言陳謨，或為(wei) 策論，或為(wei) 講章，如以《禹貢》以治河，或以《洪範》以察變，而非如漢學家以屬辭比事之考據方式研究《尚書(shu) 》，並以今古文之異來輕議古人之書(shu) 的是非真假，如“彼據‘克諧以孝’之文難‘完廩浚井’之使，亦將據‘黎民於(yu) 變時雍’之文難‘百姓不親(qin) ，五品不遜’之命邪！”[16]此乃莊存與(yu) 針對宋以後所興(xing) 起的疑經之風而發，亦是其撰寫(xie) 《尚書(shu) 既見》的深層因素。

三、《尚書(shu) 既見》撰寫(xie) 的始末及其出版後的評價(jia)

至乾隆中期，考據學漸居主流，當時閻若據《古文尚書(shu) 疏證》一出，證實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shu) 》為(wei) 偽(wei) 造，流風所及，“江左束發子弟，皆知助閻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yu) 朝，重寫(xie) 二十八篇於(yu) 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童諷頌，偽(wei) 書(shu) 毋得與(yu) 。”偽(wei) 《古文尚書(shu) 》麵臨(lin) 被廢於(yu) 學官的危機將莊存與(yu) 和漢學家之間的分歧凸顯出來，莊綬甲於(yu) 《尚書(shu) 既見跋》中雲(yun) ：“先大父（莊存與(yu) ）……後見閻征士若據《古文尚書(shu) 疏證》攻訐過甚，歎曰：‘此啟後人變亂(luan) 古經之漸，五經將由此糜爛矣。漢唐以來，聖教衰微，獨賴有五經在，猶得依弱扶微，匡翊人主，默持世道，安可更有興(xing) 廢哉！’”[17]龔自珍亦雲(yun) ：“（莊存與(yu) ）自語曰：‘辨古籍真偽(wei) ，為(wei) 術淺且近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複言。’古籍墜湮十之八，頗籍偽(wei) 書(shu) 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xi) 五經之簡，長以通於(yu) 治天下。昔《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jian) 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sang) 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屙養(yang) 關(guan) 後世，儀(yi) 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ye) 者。”[18]《尚書(shu) 》一書(shu) 向來是教導皇子的重要教材，《日講＜書(shu) 經＞解義(yi) 提要》對治《尚書(shu) 》的方法分為(wei) 經世與(yu) 考據兩(liang) 種，曰：“大旨在敷陳政典，以昭宰馭之綱維；闡發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訓詁，不複瑣瑣求詳。蓋聖人禦宇，將上規堯舜，下挹成康，所學本與(yu) 儒生異，故黼握之所對揚，玉音之所闡液，義(yi) 惟是大者遠者，與(yu) 儒生音訓迥然有殊。”[19]

莊存與(yu) 清楚地表明其站在皇家導師的位置來維護偽(wei) 《古文尚書(shu) 》的實用價(jia) 值，並以通經致用的角度來肯定其治國理政之功用，並以此對訓詁考證之學表示輕視之意，認為(wei) 當時漢學以辨真偽(wei) 來論定古籍的價(jia) 值的作法隻是“誦師之言，僅(jin) 能弗失者，何足以及此。”（第223頁）故莊存與(yu) “居上書(shu) 房，深念偽(wei) 《書(shu) 》中如《禹謨》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太甲》之‘與(yu) 治同道罔不興(xing) ，與(yu) 亂(luan) 同道罔不亡’、《呂獒》之‘玩物喪(sang) 誌，玩人喪(sang) 德’等語皆帝王格言，恐偽(wei) 《書(shu) 》遂廢，後世人主無由知此，因作《尚書(shu) 既見》三卷。”[20]《尚書(shu) 既見》一書(shu) 可具體(ti) 而微地顯示莊存與(yu) 的學術風格，正如《味經齋遺書(shu) 》中其他著作，或名為(wei) “論”、或名為(wei) “說”、或名為(wei) “解”，其論學的特色以議論為(wei) 主，而不走漢學家之訓詁考證的學路。[21]

然而當時學界以漢學為(wei) 經學研究的主流，尤其在乾隆37年《四庫全書(shu) 》館開館後，經學的訓詁考證成為(wei) 顯學，考據學成為(wei) 當時評定學術價(jia) 值的標準，而莊存與(yu) 曾於(yu) 乾隆47年任《四庫全書(shu) 》總閱官，對於(yu) 此時的學術動態有相當深刻的了解，自知其治經不論家法，不以解詁為(wei) 目的，“所學與(yu) 當時講論或枘鑿不相入”，[22]故“乃計其委屈，思自晦其學”，“未嚐以經學自鳴，成書(shu) 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無聞焉。”[23]直至道光年間才出版，且“書(shu) 出而世儒大詬之”，[24]如李慈銘說：“莊氏之《尚書(shu) 既見》，……乃今閱之，既無一字辨證其真偽(wei) ，亦未嚐闡發其義(yi) 理，但泛論唐虞三代之事勢，憑私決(jue) 臆，蔓衍支離，皆於(yu) 經義(yi) 毫無關(guan) 涉。……乾隆間諸儒經說，斯最下矣。阮氏《學海堂經解》中屏之不收，可謂有識。”[25]而胡玉縉的《尚書(shu) 既見書(shu) 後》則全摘李氏之說。[26]樸學之士以考據作為(wei) 單一標準來論《尚書(shu) 既見》，使此書(shu) 在清中晚期的學界的評價(jia) 並不高。至晚清，今文經學風行一時，使得學者也僅(jin) 對以研究公羊學為(wei) 主的《春秋正辭》一書(shu) 予以重視。因此，在莊存與(yu) 經學思想的研究中，《尚書(shu) 既見》的重要性則為(wei) 人所忽略，尤其是其經說的核心精神與(yu) 《春秋正辭》之關(guan) 係。為(wei) 此，有必要對兩(liang) 書(shu) 的關(guan) 係作一深入探討。

四、《尚書(shu) 既見》對《春秋》微言之闡釋

《尚書(shu) 既見》一書(shu) 卻與(yu) 莊存與(yu) 的《春秋》研究息息相關(guan) ，甚至可以說此書(shu) 蘊藏著莊存與(yu) 對《春秋》微言的發揮和闡述。然而此書(shu) 卻不被學者所重視，其原因主要是時代的因素與(yu) 莊存與(yu) 有意為(wei) 之所造成，故以下乃嚐試去解析此書(shu) 的筆法及其相關(guan) 內(nei) 容，期望能找尋出莊存與(yu) 撰寫(xie) 此書(shu) 之本意。

（一）莊存與(yu) 在《春秋正辭》中對大義(yi) 與(yu) 微言的區分

莊存與(yu) 於(yu) 《春秋正辭·奉天辭》中將《春秋》之微言大義(yi) 分為(wei) 十項，一曰建五始，二曰宗文王，三曰大一統，四曰通三統，五曰備四時，六曰正日月，七曰審天命廢興(xing) ，八曰察五行祥異，九曰張三世，十曰俟後聖。[27]其中一至八項，莊存與(yu) 在第一章《奉天辭》中均有所詳述，唯獨九、十兩(liang) 項隻於(yu) 開頭部分作概括說明，缺而不論，其因何在？皮錫瑞論《春秋》曰：“《春秋》有大義(yi) ，有微言。所謂大義(yi) 者，誅討亂(luan) 賊以戒後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製以至太平是也。......孔子懼弒君弒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luan) 臣賊子懼，是《春秋》大義(yi) ；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義(yi) 竊取，是《春秋》微言。大義(yi) 顯而易見，微言隱而難明。”[28]莊存與(yu) 以一至八項為(wei) 《春秋》之大義(yi) ，可明而論之；九、十兩(liang) 項則是微言，故隱而不論，其於(yu) “張三世”中曰：“據哀錄隱，隆薄以恩，屈信之誌，詳畧之文。智不危身，義(yi) 不訕上，有罪未知，其辭可訪。撥亂(luan) 啟治，漸於(yu) 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29]當中“義(yi) 不訕上，智不危身”出自於(yu) 《春秋繁露·楚莊王》，董仲舒對此進一步闡述：“故遠者以義(yi) 諱，近者以智畏。畏與(yu) 義(yi) 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莊存與(yu) 引《春秋繁露》之言，乃以為(wei) “張三世”之說有訕上與(yu) 危身之可能，故在其論述中微其辭，以避開乾隆朝的文字獄，以免“有罪未知”。關(guan) 於(yu) “俟後聖”則曰：“春秋應天受命作製，孟子輿有言，天子之事，以托王法，魯無愒焉；以治萬(wan) 世，漢何覬焉。”[30]此部分則在闡述孔子托《春秋》以論天子之事，為(wei) 後世立法，以奠定太平之基，其與(yu) 張三世相表裏，故莊存與(yu) 將此兩(liang) 項歸於(yu) 微言之列。

（二）莊存與(yu) 在《尚書(shu) 既見》中對“張三世”的論說

莊存與(yu) 以“張三世”與(yu) “俟後聖”為(wei) 微言，但於(yu) 《春秋正辭》中不直接論其義(yi) ，造成學界一般認為(wei) 莊存與(yu) 以大義(yi) 為(wei) 主，微言為(wei) 輔，這與(yu) 其身為(wei) 上書(shu) 房師傅一職有關(guan) 。事實上，莊存與(yu) 對於(yu) 大義(yi) 與(yu) 微言是並重的，且認為(wei) 《春秋》與(yu) 《尚書(shu) 》中均有孔子之微言，二者可互通互證，而《尚書(shu) 》中的“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即是指公羊《春秋》中的“張三世”之說，是儒家思想中達到“天下平”這一終極目標的重要理論，兩(liang) 書(shu) 也均以堯舜時代為(wei) 太平世的原型，故“《春秋》樂(le) 道堯舜之道”，[31]而“堯舜之德著於(yu) 《書(shu) 》”。[32]因此，莊存與(yu) 撰寫(xie) 《尚書(shu) 既見》的真正目的即是為(wei) 了使“張三世”之說在相對隱密下“其辭可訪”，故《尚書(shu) 既見》以舜征有苗之事作為(wei) 全書(shu) 開頭後，書(shu) 中立即對“張三世”加以論述，依次論說堯舜時期、三代及春秋時代，其曰：“書(shu) 契以來，治亂(luan) 多矣。上有明天子，天下未嚐不安，百姓未嚐不相生養(yang) 於(yu) 其間。德必詎若堯舜，胥戕胥虐，則可以決(jue) 其必無也。”（第226頁）堯舜當政時期為(wei) 太平世，這時正如《春秋正辭》所曰：“《春秋》之誌行，天下並興(xing) 於(yu) 貞。男有分，女有歸，民人無偏喪(sang) 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33]天下之人均歸於(yu) 正道，“決(jue) 其必無”戕虐之事，故“民人無偏喪(sang) 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亦是《禮運》所言：“大道之行，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yu) 地也，不必藏於(yu) 己，力惡其不出於(yu) 身也，不必為(wei) 己，是故謀閉而不興(xing) ，盜竊亂(luan) 賊而不作。”次曰：“《禮運記》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製度。’此則三代所同也。一代之興(xing) ，自始受命之祖，傳(chuan) 之子孫……人主各有其親(qin) 且愛者，莫不欲富而貴之，肺腑亦皆自許必富貴，固而不易，則疏踰戚者也，必然之勢也。各寵所任，則新間舊者，又必然之勢也。不有伐也，將以何樹？不有奪也，將以何予？”（第226頁）三代之初為(wei) 升平世，亦是小康之世，即“大道既隱，天下為(wei) 家，各親(qin) 其親(qin) ，各子其子，貨力為(wei) 己，大人世及以為(wei) 禮”的時代，至其子孫，不刑仁講讓，故“有奪”使得“謀用是作”，“有伐”使得“兵由此起”，故三代之後，天下一治一亂(luan) ，循環不已。最後莊存與(yu) 寫(xie) 到春秋時期為(wei) 據亂(luan) 世，其曰：“去順效逆，好亡惡定，《春秋》所記亂(luan) 敗多矣”（第226頁），而在《春秋正辭》也言：“《春秋》以禮表天下之亂(luan) ”。[34]全書(shu) 結構依此分為(wei) 三部分，依次論說盤庚、周公、大舜，並將此三人視為(wei) 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中的典範人物。

1.論盤庚。對於(yu) 盤庚所處的時代，莊存與(yu) “考司馬遷之記”而言：“盤庚之世，雖曰商不若周之大壞，然而亂(luan) 者數世，諸侯莫朝，則東(dong) 遷以後事勢也。”（第227頁）莊存與(yu) 將盤庚之世等同於(yu) 周室東(dong) 遷後的春秋時期，而《春秋》中所描繪的據亂(luan) 世即是根據春秋之亂(luan) 象而來，因此莊存與(yu) 即以盤庚所處為(wei) 據亂(luan) 世階段。在三代的君主中，莊存與(yu) 選擇盤庚作為(wei) 據亂(luan) 世之代表有其時代因素。莊存與(yu) 撰寫(xie) 《尚書(shu) 既見》的年代大概在乾隆中期以後，此時雖值盛世後期，然而國內(nei) 種種問題積弊已深，各種危機已蓄勢待發，與(yu) 此同時，和珅受乾隆之重用，大權獨攬，更使清朝中衰之勢日益明顯，莊存對此情勢深感憂慮，故魏源說莊存與(yu) ：“君在乾隆末，與(yu) 大學士和珅同朝，鬱鬱不合，故於(yu) 《詩》、《易》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往往發憤慷慨，流連太息，讀其書(shu) 可以悲其誌雲(yun) 。”[35]在論述據亂(luan) 世的情形時亦是如此。莊存與(yu) 以盤庚作為(wei) 典範，乃因盤庚非開創之主，而是一中興(xing) 之主，其背後的深意乃是深許皇子以其為(wei) 榜樣，於(yu) 未來旋幹轉坤，扭轉國勢而再現盛世，故其曰：“為(wei) 君難矣，守成尤難，盤庚其難之治者也。”（第228頁）由此更可印證莊存與(yu) “說經皆非空言，可以推見時事，乾嘉之際，朝章國政，隱喻其中。”[36]

莊存與(yu) 以遷都毫殷一事作為(wei) 盤庚撥亂(luan) 啟治的契機，並與(yu) 周平王東(dong) 遷洛陽對比分析。在“比九世亂(luan) ”後，盤庚所麵臨(lin) 因長期內(nei) 鬥所造成的分裂局麵可與(yu) 春秋之亂(luan) 相媲美，在恢複成湯之政的號召下，其撥亂(luan) 反正的做法分兩(liang) 步：第一為(wei) 振王綱。盤庚先“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使“自上以下胥戚，而不敢一日耽樂(le) ”，藉此將其臣民分為(wei) 兩(liang) 部分，民之善者與(yu) 盤庚一起遷都至殷，而“棄惡民皆留之而不遷也”；貴族部分，“世族能從(cong) 教者，因而與(yu) 之；不能改者，因而去之。”（第228頁）盤庚以遷都之幾來去逆留順，使大權統於(yu) 一尊，使國家“能綱紀而統理之”。第二步為(wei) 興(xing) 教化。盤庚對於(yu) 久處於(yu) 亂(luan) 世下的諸夏百姓，“欲止其亂(luan) 之心”，故“殖有禮，覆昏暴”，即以正禮俗入手，教民以義(yi) ，去其為(wei) 亂(luan) 之心，使“百姓由寧，殷道複興(xing) ，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百世視諸此矣。”（第228頁）盤庚以此成為(wei) 後世撥亂(luan) 反正的最佳典範，而盤庚之世乃由據亂(luan) 世至升平世。

2.論周公。莊存與(yu) 於(yu) 書(shu) 中第二部分論周公相武王、成王之事正是為(wei) 了闡述在周公輔政下如何由升平世至太平世的過程。莊存與(yu) 從(cong) 周公之誌與(yu) 周公之政來論之。首先，他以明德之深淺將聖人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層次：舜與(yu) 周文王治國至仁而不殺人，均以太平世之道為(wei) 政，故為(wei) 第一層；湯、伊尹、周武王、太公則以禮義(yi) 為(wei) 紀，遏惡揚善，不殺不辜，以升平世之法治世，故為(wei) 第二層。在“商周之際，文王之德純矣，武王身之也。迪知上帝命者十人，周公至矣。”（第223頁）莊存與(yu) 以為(wei) 此十人中，唯有周公知文王欲達太平之誌，並以文王之誌為(wei) 己誌，故周公曰：“文王，我師也。”（第231頁）或曰：“文王之心，惟周公知之矣。”（第230頁）或曰：“與(yu) 文王一德者惟周公。”（第233頁）故在《金滕》之冊(ce) 中，周公自言其誌，為(wei) 天子請命，與(yu) 以身代武王之請命說不同，莊存與(yu) 以為(wei) 周公之誌為(wei) “周公所自以為(wei) 功代武王之說也”（第240頁），即周公所請之命，乃欲完成武王未竟之業(ye) 與(yu) 實現文王未成之遺誌，而其餘(yu) 九人雖賢，僅(jin) 知撥亂(luan) 反正，至升平之世而止。因此，莊存與(yu) 以為(wei) 周公均以達太平之世為(wei) 施政的目標，如相較於(yu) “成湯克夏則黜夏命”，放桀於(yu) 南巢，“立姒姓之親(qin) 且賢者為(wei) 禹後”，[37]武王與(yu) 周公則行文王之道，仿帝舜以“鯀則殛死，禹乃嗣興(xing) ，虞帝所以奉天道”之例（第230頁），不黜殷命，“立武庚俾守其宗廟社稷，修其禮物以客事天子”。（第238頁）正如，《春秋》緣禮義(yi) 以致太平，明王化之漸，故在東(dong) 征平亂(luan) 後，周公開始製禮作樂(le) ，“欲天下諸侯師文王也”，[38]以太平世為(wei) 目標，使“明德光於(yu) 上下四方”，故莊存與(yu) 曰：“維此聖人，牖民孔易，作新大邑，民大和，會(hui) 告商王，士邑明而事勤矣。周公於(yu) 是製作禮樂(le) ，單文祖德，而以太平告焉，維天之命是也。《行葦》《既醉》，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刑既措矣。”（第236頁）周公完成文王之誌，因其國以容天下，廣禮樂(le) 而教化行，使天下人皆“服其心，革其俗，各正其性命，而受祿於(yu) 所瞻仰之天”，[39]故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此即中庸所言“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因此，周公之時為(wei) 由升平世至太平世之階段。

3.論舜。在諸聖王中，莊存與(yu) 於(yu) 書(shu) 中選擇舜為(wei) 太平世的代表，一來是因舜前接堯而後接禹，其主要任務是如何維持太平世的延續；其次是因為(wei) 莊存與(yu) 對舜尊崇至極，其在《尚書(shu) 說》雲(yun) ：“若夫知人安民，柔遠能邇，猶非大舜之至難也。所難者，處非常之變而不懼，遇非常之事而不驚，而終克全乎天下，古今之大常，則惟虞帝一人而已矣，其可及哉？其可及哉？故作《書(shu) 》者必曆敘其難而後著為(wei) 之典，示天下後世以聖人之極，實君臣父子之極也。是乃天性之至常，五倫(lun) 之彝法乎！非大聖孰能成此懿典乎！”[40]即舜經非常之大難卻可全乎天下，達到聖人之極致，其為(wei) 人治世不留一絲(si) 一毫的缺失，為(wei) 後世展現出太平世的完美典範。其中，莊存與(yu) 以舜化象與(yu) 瞽瞍之至惡為(wei) 善的過程作為(wei) 舜何以為(wei) 古今聖王之典範。萬(wan) 章引《舜典》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cong) 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鹹我績。牛羊，父母；倉(cang) 廩，父母。幹戈，朕；琴，朕；，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人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唯茲(zi) 臣庶，汝其於(yu) 予治。’”莊存與(yu) 以為(wei) 舜之所以為(wei) 大聖可由其“遭骨肉之變而察微知顯，不失其忸怩之一幾”（第243頁）中看出，舜在遭遇人倫(lun) 大變之時，不隻不失其本性，反而因勢利導，抓住象出於(yu) 人性所發出的忸怩之色的時機，封象於(yu) 有庳之國，使象由“昏然迷，適然驚，憮然悔，蘧然覺，日者欲殺舜之心，不知何自盡矣，於(yu) 是日以愛兄之道事舜。”（第244頁）且舜以變化象為(wei) 契機，據“能悅親(qin) 者弟也”之現實，以父母“欲象之貴，舜則貴之；欲象之富，舜則富之；欲兄弟之相見而樂(le) ，舜則常常見象而樂(le) 之，父母遂不欲舜之欲者。昔從(cong) 之敖，今樂(le) 其順。”以此瞽瞍的不慈之心亦息矣，達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最終如子夏所曰：“父子一體(ti) 也，兄弟一體(ti) 也。”莊存與(yu) 由此闡發《舜典》之大義(yi) ，曰：“謂象終不仁者，不知性；謂瞽瞍未嚐聽象殺舜者，不知盡性。彼謂天下必無至不仁之變事，實不信天下有至仁之能事也。”（第246頁）《舜典》記載瞽瞍與(yu) 象如此至不仁之事，正是為(wei) 凸顯舜之至仁，由此使人知道何謂盡性，“是以著其終事，書(shu) 之為(wei) 典，以告萬(wan) 世，俾天下後世知人心之危必有所極，而皆可得反，絕非天之降命有如此也。性善無可疑矣。”（第244頁）莊存與(yu) 以為(wei) 《舜典》記載瞽瞍聽象殺舜這種大不道之事是為(wei) 了闡述雖如瞽瞍之頑囂與(yu) 象之大惡，最終乃可由惡返善而成為(wei) 舜之徒，並以此說明孟子之性善論為(wei) 堯舜之道的基礎。莊存與(yu) 以為(wei) 舜正是以性善作為(wei) 其修齊治平的核心精神，推而廣之，由至親(qin) 至夷狄，最終連三苗之頑也在舜之盛德教化下，“皆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也”，最終達到“及其既同”（第225頁），成為(wei) “夷狄進至於(yu) 爵，遠近大小若一”的太平世時代。

由上可知，在《尚書(shu) 既見》中，盤庚為(wei) 轉變據亂(luan) 世而成升平世的模範君主，周公則成為(wei) 立足升平世以開太平之門的聖人，而舜則是為(wei) 天下後世展現太平世的聖君，莊存與(yu) 於(yu) 書(shu) 中以此三人間接地來論說張三世之說，以補充《春秋正辭》中所省略的微言論說。

五、結論

乾隆中期以後，在漢學風潮的席卷下，考據學對科舉(ju) 的學術表達模式——辭章之學與(yu) 經典解釋方式——程朱理學的否定，對非漢學家造成一股學術壓力，如章學誠、桐城派的姚鼐、常州學派的莊存與(yu) 等人，其響應的方式，一是建構“六經皆史”的史統，一是建構“文以載道”文統，而莊存與(yu) 則欲建構一套超越漢宋、以策論方式直接闡述微言大義(yi) 的學統，而將莊存與(yu) 治學的目的表露最清晰的是龔自珍。嘉慶二十四年，龔自珍受莊綬甲之托在北京為(wei) 莊存與(yu) 作的神道碑銘，為(wei) 此，龔自珍請教宋翔鳳為(wei) 其推測莊存與(yu) 之誌，並據此作《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文中開頭即言莊存與(yu) 一生為(wei) 學分兩(liang) 階段，其曰：“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群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學足以開天下，為(wei) 有所權緩急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古籍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為(wei) 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跡，門生、學徒、愚子孫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41]龔自珍以為(wei) 莊存與(yu) 前半生以其深厚的經學功底受到乾隆的重用而成為(wei) 上書(shu) 房師傅和經筵講官，故其為(wei) 學的目的乃是成為(wei) “能以學術開帝者”，以培養(yang) 一位符合儒家理想的統治者為(wei) 其奮鬥的目標，故此時偏重於(yu) 大義(yi) 的發揮。然而因乾隆中期的偽(wei) 《古文尚書(shu) 》存廢之爭(zheng) 凸顯漢學已成為(wei) 學術的主流，而漢學多推崇荀子之學，因漢“儒林之興(xing) ，多自孫卿”，“故漢之儒其未能盡醇者，孫卿之儒也。”[42]荀子言性惡，而“以性為(wei) 惡，或曰性可以為(wei) 不善，或曰有性不善，皆紂之遺教。”（第229頁）使得莊存與(yu) 憂心以性善論為(wei) 基礎的堯舜孔孟之道不彰，學界將為(wei) “誣聖畔經”之學所奪，即考據學興(xing) 起後將對後世學術帶來極大負麵的影響，因此，莊存與(yu) 將其為(wei) 學的目標轉變成“以學開天下”，欲“以六藝之名，正天下之析言亂(luan) 名者”，[43]希望將士人治經由以漢學考據為(wei) 主回歸成以研究聖人微言大義(yi) 為(wei) 主，而《尚書(shu) 既見》則成為(wei) 莊存與(yu) 為(wei) 此目標所撰寫(xie) 的經學代表作，而李兆洛於(yu) 《莊方耕先生〈尚書(shu) 既見〉序》中稱此書(shu) 的作用如“欲問日於(yu) 羲和、容成，而以靈台疇人為(wei) 之導也”，[44]即他以聖人之道喻作日，而以羲和、容成喻作莊存與(yu) ，而以靈台疇人喻作《尚書(shu) 既見》，將庸夫、孺子喻作當時隨風逐流之士子，強調莊存與(yu) 欲以此書(shu) 來導引士子回歸至孔孟之道，這就是莊存與(yu) “以學開天下”之誌。故此書(shu) 出版後最受漢學家的批評，但此書(shu) 也由此開啟常州學派以《春秋》之義(yi) 貫五經的先風。但因時代條件的限製，“為(wei) 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天下”，莊存與(yu) 自晦其學為(wei) 史之大隱以俟來者，將“以學開天下”之誌寄托於(yu) 《尚書(shu) 既見》一書(shu) ，故龔自珍接下來在銘文中以近半的篇幅敘述《尚書(shu) 既見》撰寫(xie) 的前因後果，以此顯示《尚書(shu) 既見》在莊存與(yu) 和常州學派的學術思想中具有重要特殊的地位。

【注釋】

[1]魏源：《武進莊少宗伯遺書(shu) 序》，《魏源集》，中華書(shu) 局1976年版，第237頁。

[2]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1，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第17頁。

[3]祁寯藻：《呈進書(shu) 籍疏》，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卷1“學術一·聖學”章，光緒23年思補樓本。

[4]趙之恒等主編：《大清十朝聖訓》，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9頁。

[5]莊存與(yu) ：《四書(shu) 說》，光緒8年重刊陽湖莊氏藏板，第47、34頁。

[6]莊勇成：《少宗伯兄養(yang) 恬傳(chuan) 》，《毗陵莊氏增修族譜》卷30，光緒元年刊本，第29頁。

[7]臧庸：《禮部侍郎莊公小傳(chuan) 》，《碑傳(chuan) 集補》卷3，台北明文書(shu) 局1985年版，第228-232頁。

[8]李兆洛：《莊君卿珊行狀》，《養(yang) 一齋文集》卷12，光緒戊寅年重刊本，第31頁。

[9]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味經齋遺書(shu) 》卷首，光緒8年重刊陽湖莊氏藏板。

[10]董似榖、湯成烈主編：《光緒武進陽湖合誌》卷23“儒學”，台北學生書(shu) 局1968年版，第3頁。

[11]龔自珍：《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龔定庵全集》，世界書(shu) 局1935年版，第27-28頁。

[12]莊存與(yu) ：《係辭傳(chuan) 論》，光緒8年重刊陽湖莊氏藏板，第41頁。

[13]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味經齋遺書(shu) 》卷首。

[14]莊存與(yu) ：《四書(shu) 說》，光緒8年重刊陽湖莊氏藏板，第48頁。

[15]莊存與(yu) ：《尚書(shu) 說》，光緒8年重刊陽湖莊氏藏板，第4頁。

[16]莊存與(yu) ：《尚書(shu) 既見》，《續四庫全書(shu) ·經部·書(shu) 類》第44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第246頁。下引該書(shu) 僅(jin) 在正文適當處夾注頁碼。

[17]莊綬甲：《尚書(shu) 既見跋》，《拾遺補藝齋文鈔》，道光18年李兆洛刊本，第34頁。

[18]龔自珍：《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第28-29頁。

[19]《日講〈書(shu) 經〉解義(yi) 提要》，《四庫全書(shu) 總目題要》，台北藝文印書(shu) 館1989年版，第288頁。

[20]李慈銘：《越縵堂讀書(shu) 記》“《味經齋遺書(shu) 》”條，台北世界書(shu) 局1975年版，第1167頁。

[21]譚獻：《複堂日記》卷7，光緒15年刊本，台北華文書(shu) 局1970年版，第9頁。

[22]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味經齋遺書(shu) 》卷首。

[23]董士錫：《易說序》，《味經齋遺書(shu) 》卷首。

[24]李慈銘：《越縵堂讀書(shu) 記》“《味經齋遺書(shu) 》”條，第1167頁。

[25]李慈銘：《越縵堂讀書(shu) 記》“《尚書(shu) 既見》”條，第1167頁。

[26]胡玉縉：《尚書(shu) 既見書(shu) 後》，《學術集林》第4冊(ce) ，上海遠東(dong) 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頁。

[27]莊存與(yu) ：《奉天辭第一》，《春秋正辭》，《皇清經解》卷375，廣州學海堂庚申補刊版，第1頁。

[28]皮錫瑞：《春秋通論》，第1-2頁。

[29]莊存與(yu) ：《奉天辭第一》，《春秋正辭》，第1頁。

[30]莊存與(yu) ：《奉天辭第一》，《春秋正辭》，第1-2頁。

[31]莊存與(yu) ：《禁暴辭第七》，《春秋正辭》，第2頁。

[32]莊述祖：《皇上七旬萬(wan) 壽頌序》，《藝珍宦文鈔》卷1，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shu) 館藏清刻本，《續四庫全書(shu) 》“經部·集部”，第1475冊(ce) ，第1頁。

[33]莊存與(yu) ：《內(nei) 辭辭第三》，《春秋正辭》，第15頁。

[34]莊存與(yu) ：《正天子辭第二》，《春秋正辭》，第106頁。

[35]魏源：《武進莊少宗伯遺書(shu) 序》，《魏源集》，第238頁。

[36]譚獻：《複堂日記》，第9頁。

[37]劉逢祿：《書(shu) 序述聞》，《續四庫全書(shu) 》，第371頁。

[38]莊存與(yu) ：《正天子辭第二》，《春秋正辭》，第5頁。

[39]莊存與(yu) ：《尚書(shu) 既見》，第236頁。

[40]莊存與(yu) ：《四書(shu) 說》，第8頁。

[41]龔自珍：《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定庵文集》卷上，第27頁。

[42]莊述祖：《與(yu) 趙億(yi) 生司馬書(shu) 》，《珍蓺宦文鈔》，《續四庫全書(shu) 》，第110頁。

[43]莊存與(yu) ：《四書(shu) 說》，第75頁。

[44]李兆洛：《莊方耕先生〈尚書(shu) 既見〉序》，《養(yang) 一齋文集》卷2，《續四庫全書(shu)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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