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正統性”才是理解清朝曆史的關(guan) 鍵

作者：楊念群

來源：《讀書(shu) 》2015年1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是二月初二日壬辰

           耶穌2016年1月11日

中國的清史研究包含著許多傳(chuan) 統議題，如清朝與(yu) 明朝宮廷結構與(yu) 製度的異同，超大疆域的控製與(yu) 民間治理的得失，滿漢關(guan) 係的持續糾結，人口的爆發式增長與(yu) 經濟發展之關(guan) 係等等。持續沉浸於(yu) 傳(chuan) 統議題容易形成路徑依賴，比如有些學者總是喜歡刻板地強調明清兩(liang) 朝的連續性，僅(jin) 僅(jin) 把清朝統治的成功經驗歸結為(wei) 對明朝體(ti) 製的再現與(yu) 模仿。甚至清朝被反複詬病的一些現象，如滿漢衝(chong) 突引起的民族壓迫，也被斷定為(wei) 滿人受文明浸淫的程度不夠，這是“漢化論 ”的核心觀點。

最近幾年強勢崛起的新清史則強調清朝與(yu) 前朝主要是明朝製度的差異性。由於(yu) 清朝是以異族身份入主大統，同時又實際控製著有史以來最為(wei) 廣大複雜的多民族共存的疆域空間，這兩(liang) 個(ge) 條件恰恰都是以往漢人王朝統治所不具備的，故在西方學者眼裏，清朝呈現出了一種貌似西方的帝國氣象。在我看來，這兩(liang) 個(ge) 極端論述均有失偏頗，很易為(wei) 對方的批評留下口實。

當代一些學者大致沿襲了宋學家們(men) 的看法，即以宋明王朝模式衡量清朝統治之得失，同時以汲取儒家意識形態的深淺程度作為(wei) 判別文明優(you) 劣的唯一標準。他們(men) 假設，以漢人為(wei) 中心打造完成的儒學係統在中國曆史上一直占有無可置疑的壟斷地位，其他民族要想入主大統，就必須以漢化作為(wei) 基本前提。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宋以前儒家對基層的控製力是極其薄弱的，它隻不過是上層王權爭(zheng) 奪統治正當性的工具，並沒有在鄉(xiang) 村治理層麵加以有效運用。至少我們(men) 沒有足夠證據表明儒家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起著決(jue) 定性的影響。我們(men) 可以設想，當朱子撰寫(xie) 《家禮》，率先把儒家禮儀(yi) 灌注於(yu) 鄉(xiang) 村基層，才得以使普通民眾(zhong) 有了接觸道德教化的機會(hui) 。可在此之前，儒學憑借什麽(me) 樣的渠道向下滲透呢？總不能僅(jin) 靠個(ge) 別 “循吏 ”心血來潮式的短期推廣就遍地開花了吧？

也就是說，在宋代以前，並不存在有說服力的儒學製度化普及模式，所以，所謂的 “漢化說 ”隻不過是宋人構造出來的一套想當然的儒家理想話語，對以往的曆史解釋力是非常有限的。這種看法明顯高估了儒教統合政治與(yu) 社會(hui) 資源的能力，容易墮入文化決(jue) 定論的窠臼。

而且我們(men) 要知道，“漢化論 ”背後隱藏著一套令人尷尬的曆史邏輯。宋代留給我們(men) 的印象總是被北方的遼金政權進逼勒索，軍(jun) 事上屢戰屢敗，領土日益縮窄。錢鍾書(shu) 先生有個(ge) 幽默的比喻，他說宋的國勢遠沒有漢唐強大，宋太祖睡的還是臥榻，到了南宋，那張臥榻更從(cong) 八尺方床收縮而為(wei) 行軍(jun) 帆布床了。既然 “一統 ”格局終成一夢，宋人自然要加倍努力培植文化優(you) 越感，突出主張種族之間的交往不應以武力取勝為(wei) 準，想借此麵對遼金威脅時仍保留心理上之優(you) 勢。 “夷夏之辨 ”在宋代興(xing) 盛，即起因於(yu) 疆域狹小引起的自卑感，也與(yu) 宋儒企圖用文化優(you) 勢彌補軍(jun) 事衰敗的脆弱心理有關(guan) ，對此微妙的局勢論者不可不深察明辨。

儒家文化固然在宋明時期以相當穩健的姿態向宮廷和民間進行雙向滲透，最終成為(wei) 主導意識形態，但僅(jin) 憑源自 “夷夏之辨 ”影響的“漢化論 ”不足以明了清朝如何獲得了統治的正當性，很容易拘囿在對異族的妖魔化想象裏不能自拔。從(cong) 而無法理解清朝何以能夠實現《春秋公羊傳(chuan) 》中預設的 “大一統 ”格局，以及重新構造多民族共融共存局麵的真正意義(yi) 之所在。往遠了說，植根於(yu) 宋人輿論的 “漢化論 ”同樣無法解釋漢唐王朝形成的曆史特點。

自古以來，種族身份與(yu) 文化認同的關(guan) 係並非始終處於(yu) 劍拔弩張的對峙狀態，而是因時而變。自秦朝一統天下，來自西北的秦人就有混血夷狄的嫌疑，唐人身份雜糅胡漢已幾成定論。故陳垣先生在《元西域人華化考》這本著作中謹慎地使用了 “華化 ”而沒有沿用 “漢化 ”的表述，我以為(wei) 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另外一種極端的論述源自新清史，新清史假設清朝是與(yu) 明朝完全不同的王朝實體(ti) ，力主沿襲拉鐵摩爾“從(cong) 邊疆發現中國”的奇特思路，把清朝的曆史看作 “內(nei) 亞(ya) 性格”的展示，是一種征服王朝的類型。新清史聚焦於(yu) 中國是否為(wei)  “帝國 ”的討論，也是力圖把清朝對西北版圖的治理與(yu) 西方的帝國統治特性相接榫，據此聯想兩(liang) 種帝國形態的異同，以擺脫對中國傳(chuan) 統曆史敘述的依賴。

比如他們(men) 熱衷於(yu) 考證在歐洲人的眼中，何時中國成為(wei) 一個(ge) “帝國”，在他們(men) 看來，十三世紀，雖然馬可·波羅已經稱元朝為(wei) “帝國”，但馬可·波羅以契丹語 “Catai”一詞指稱的帝國，指的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國，位置在中原北部疆土一帶，而不是指的中原地區。在他的遊記中，今天覆蓋“中國”一詞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隻被稱 “蠻子”（Mangi），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

直到十七世紀中葉，西方仍然僅(jin) 僅(jin) 把中國看作某個(ge)  “地區 ”或 “王國 ”而已。十七世紀中葉以後，隨著滿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國，其開國功業(ye) 明顯讓歐洲觀察者感到其表現出了一種帝國本色。清朝統治聚合了多元種族，在歐洲人眼裏，必然與(yu) 神聖羅馬帝國（九六二至一八○六）、奧斯曼帝國（一二九九至一九二二）、莫臥兒(er) 帝國（一五二六至一八五七）和俄國羅曼諾夫王朝（一六一三至一九一七）等西方帝國相類似。如果日耳曼、莫臥兒(er) 、土耳其和俄羅斯能稱為(wei)  “帝國”，中國理所當然也可被稱作 “帝國”，它的統治者——皇帝（或者汗）自動成為(wei) 帝國的皇帝。這在十八世紀以後的歐洲各種語言論述中已達成共識。

正是接續了這一“共識”，新清史學者提出了他們(men) 的核心見解。即可否不經質疑地直接將清朝等於(yu) 中國？難道不該將其視為(wei) 是一“滿洲”帝國，而中國僅(jin) 是其一部分？新清史史家傾(qing) 向在 “清朝”與(yu) “中國”之間劃下一條界線，避免僅(jin) 僅(jin) 稱呼清朝為(wei)  “中國”，也不僅(jin) 僅(jin) 稱呼清朝皇帝為(wei) 中國皇帝。為(wei) 了論證清朝不是標準意義(yi) 上的 “中國”，新清史在清朝的製度運作裏努力尋找區別於(yu) 明朝的 “滿洲特性”。發現其建構的皇權是引自中國和亞(ya) 洲內(nei) 陸兩(liang) 個(ge) 不同政治秩序的混合體(ti) ，例如清廷中顯著的藏傳(chuan) 佛教成分、清朝的多語共用現象、從(cong) 非一般正式管道處理官方事務的偏好、對西北邊疆地區的重視與(yu) 經營等等。

這樣一套論述模式對習(xi) 慣於(yu) 漢化論的陳詞濫調以至於(yu) 耳朵裏能磨出繭子的清史界來說，的確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新清史企圖用 “帝國”的概念既涵蓋明朝以來漢人統治的曆史模式，同時又兼顧滿人在西北東(dong) 北發明的獨特治理技術，以取代中國傳(chuan) 統敘事脈絡裏的清史研究，不能不說開辟了一個(ge) 新路徑。但我以為(wei) ，弊端也由此而生。因為(wei) 新清史學者固然看出清朝在亞(ya) 洲內(nei) 陸的政治運作與(yu) 明代相比存在著差異，卻硬性地把明朝列入“中國”，並把清朝實施的內(nei) 亞(ya) 政策與(yu) “中國”曆史相切割，使得“亞(ya) 洲內(nei) 陸”與(yu) “中國”處於(yu) 截然對立狀態，然後再試圖用“帝國”這個(ge) 西方術語做黏合劑，生硬地拚貼兩(liang) 者。

問題在於(yu) ，這樣的拚貼術並沒有確切指明是什麽(me) 樣的因素使得亞(ya) 洲內(nei) 陸和 “中國”能夠整合在同一個(ge) 王朝的統治之下。或者說，清朝憑借什麽(me) 樣的政治理念獲取了廣大疆域中精英與(yu) 民眾(zhong) 的廣泛認同，簡單移用西式 “帝國”的解釋是無法回答這個(ge) 問題的。因為(wei) 充其量，新清史對“帝國”的模仿式敘述，太具有功能論的色彩，他們(men) 假設清朝是個(ge) 類似西方的征服王朝，一切的文化因素都附屬於(yu) 開疆拓土的功利性選擇，無論儒教還是所謂“滿洲特性”隻可能是皇帝在這種選擇過程中采取的變通策略而已。這套說辭貌似新穎卻無法回答清朝成功進行統治的深層合理依據到底是什麽(me) 。

所謂 “內(nei) 亞(ya) 性格”的輸入隻能說明清朝在軍(jun) 事擴張和政治治理方麵變得更加靈活多樣，但並不能證明其理所當然地獲得了正統地位。換言之，整合“中國”和“內(nei) 亞(ya) ”的關(guan) 鍵不能照搬西方的 “帝國”概念，而仍必須從(cong) 中國曆史形成的固有脈絡中尋找答案，這個(ge) 答案應該與(yu) 傳(chuan) 統的“漢化論”敘述嚴(yan) 格加以區分。無論是哪個(ge) 族群的人當了皇帝，無論是漢人、蒙人還是滿人，都無法繞過政權如何獲得“正統性”這個(ge) 關(guan) 鍵問題，清朝自然也不例外。

中國曆代任何族群在奪得大統之際，首要考慮的都是如何確立自身的 “正統性”。“正統性”包括三個(ge) 核心涵義(yi) ：一是 “大一統”，即王朝需要占據足夠廣闊的疆域，同時具備上天賜予的德性。二是需要製禮作樂(le) ，董仲舒就說過：“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三是以中國之地為(wei) 本位，“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處理好族群之間離合聚散的關(guan) 係。這第三條最容易被新清史學者所引用，作為(wei) 自古 “中國”與(yu) “夷狄”相互區隔的證據，或者當作清朝 “內(nei) 亞(ya) 性格”形成的遠源。

其實，如果仔細辨析“正統性”的獲得過程，中國之地從(cong) 先秦時期開始就不斷出現張弛伸縮的態勢，“夷狄”身份自然隨之變幻不定，往往被包含在“大一統”的論述之內(nei) ，並非總是處於(yu) 非此即彼的對立狀態，關(guan) 鍵在於(yu) 統治者是否真正采取德政。

古代記史有“正閏”之說，有“王霸”之辨，還有 “正史”、“霸史”之分，如果誰被寫(xie) 入 “霸史”，就會(hui) 處於(yu) 閏位，失去正統位置，這是每個(ge) 統治者都心存敬畏的標準，絲(si) 毫馬虎不得。唐代的王勃就主張唐朝直接繼承周、漢，魏晉以下皆是閏位。元朝是蒙人當政，在漢人眼裏當然處於(yu) 閏位，是霸道的典型。這些曆史書(shu) 寫(xie) 規則給同樣是異族統治的清朝皇帝以很大壓力，使他們(men) 不得不認真對待正統性問題。

正閏位的曆史書(shu) 寫(xie) 規則往往以區分“正統”與(yu) 偽(wei) 、賊、蠻夷的界線為(wei) 己任，在宋代遂成顯學。正閏與(yu) 王霸問題相對應，昭示出僅(jin) 靠武力平定天下是得不到“正統”地位的。清朝入關(guan) 後麵臨(lin) 的正閏問題非常突出，一是清朝以武力滅掉明朝，有用 “霸”的嫌疑，二是滿人以異族身份入主中原，易遭夷狄篡權的指控。這正是新清史研究的盲點，他們(men) 誤以為(wei) 僅(jin) 靠軍(jun) 事征服就可立足於(yu) 天下，可以絲(si) 毫不顧及文化層麵的考量。

歐陽修在《正統論》中有一個(ge) 對“正統”的經典定義(yi) ，他說：“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用這個(ge) 標準衡量，清初的統治者雖開疆拓土，征服各類族群，占據前朝無可匹敵的廣袤空間，卻也隻具備“合天下之不一”的功績，要博得正統之位，還須盡量剔除異族的膻腥，遮掩強霸的麵孔。否則就與(yu) 偽(wei) 、賊和蠻夷的稱號脫不開幹係，在正統的譜係裏找不到位置。為(wei) 了擺脫困境，雍正帝采取了一個(ge) 聰明的論述策略，他刻意模糊種族的地域性，把它納入 “大一統 ”的解說範疇。他說，遠古帝王和聖人都曾擁有東(dong) 夷西夷的身份，看來，蠻夷稱號並不限於(yu) 一時一地，也不會(hui) 為(wei) 某個(ge) 族群所特有，這就把華夏與(yu) 蠻夷的邊界變成了一個(ge) 可以自由變動的體(ti) 係。

清朝皇帝還引用了《北史》中的一段話，說：“南書(shu) 謂北為(wei) 索虜，北書(shu) 指南為(wei) 島夷。”相互攻訐，誰都看不起對方，這段文字說明了一個(ge) 道理，“漢人”的身份也是不斷變化的。譚其驤先生曾考證出湖南人的“蠻族”血統就是一個(ge) 很好的驗證。由此可見，清朝皇帝早已打破了 “漢人中心論”，卻並不意味著他們(men) 放棄了中國的“正統”資格，另外開辟出一個(ge) 什麽(me) 具有 “內(nei) 亞(ya) 性格 ”的帝國。也許恰恰相反，清朝對獲得“正統性”的重視程度反而遠高於(yu) 前代，並希望接續前朝的正統譜係，與(yu) 之形成一個(ge) 連續體(ti) 。滿人入關(guan) 之初就打出剿滅闖賊，為(wei) 明代王室複仇的旗號，其寓意也在這裏。所以，在新清史和“漢化說”的爭(zheng) 論中，一些學者不斷頻繁使用“漢化”這個(ge) 詞描述清朝的曆史實在是個(ge) 誤讀，因為(wei) 中國曆史上從(cong) 未存在過純粹的“漢化”理論。

即使摘出一些最激烈的 “夷夏說”言論做點分析，也發現其不過是一種廣義(yi) 的 “華化論”而已。在傳(chuan) 統的曆史敘述中，統治者隻要有“德”，行王道政治就可居正統王位。哪怕最重“夷夏”區隔的宋人也說正統霸統之別，端在於(yu) 是否“以功德而得天下者”。秦朝短命的原因就在於(yu) 雖有一統之局，而曆數不得於(yu) 天，治亂(luan) 不得於(yu) 人，所以不能稱正統。這與(yu) 秦人是否具有西北的夷狄血統沒有太大關(guan) 聯。故那些強調 “漢化”的學者無異於(yu) 授人以柄，給自己挖掘了一個(ge) 陷阱。

史上最激烈的夷夏對抗言論當推鄭思肖的《心史》，鄭思肖斷言：夷狄行中國之事曰 “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 “逆”，並說聖人、正統、中國必須合體(ti) 而觀，得天下者如果是夷狄入主未可以言中國，得中國者因多有統而不皆正則未可以言正統，得正統者未可以言聖人。這幾條入圍文明的門檻條件實在太高，把它們(men) 統統加諸清人之身未免過於(yu) 苛刻，卻又是促使其 “中國化”的內(nei) 在動力，這並非 “漢化”的狹隘種族觀所能解釋。

如何理直氣壯地持有 “正統性 ”的資格，是盛清時期幾個(ge) 皇帝殫思竭慮急需解決(jue) 的重要課題，乾隆帝修正史館對楊維楨曆史觀的評價(jia) 就是個(ge) 突出的例子。楊維楨雖為(wei) 元朝臣子，卻繼承宋人的書(shu) 寫(xie) 習(xi) 慣，以“道統”配合 “治統”，認為(wei) 元朝應該接續宋朝的正統地位而非與(yu) 遼金曆史糾纏捆綁在一起，就是想說明即使擁有夷狄身份，也有可能通過接受 “道統”的教化進入正統譜係，這套正統論正合清朝皇帝的心意，乾隆帝深諳其中之利害，指示史官把清朝與(yu) 宋元明三朝相對接，果斷舍棄了與(yu) 遼金接統的筆法，可見其對清朝在“中國”脈絡中處於(yu) 什麽(me) 樣的地位是何等關(guan) 注。清帝的論述顯然得到了漢人精英的支持，如李慈銘就說過“正閏當論邪正，不當論內(nei) 外”，從(cong) 此更新了“內(nei) 諸夏外夷狄”這類過度強調種族對立的僵硬史觀。

有趣的是，“正統性”可以在不同種族與(yu) 王朝之間往來轉移，猶如接力傳(chuan) 遞。朝鮮對清朝的態度就是個(ge) 很好的例子。我們(men) 都知道，朝鮮皇室曾經長期不認同清朝統治，認為(wei) 滿洲人是夷狄，清朝統治是夷狄僭位，這與(yu) 明代遺民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朝鮮因懷抱接續明朝正統的夢想，自稱“小中華”，由此形成了學習(xi) 模仿儒教的強大心理動力。凡事都嚴(yan) 格遵守以明朝為(wei) 代表的中華禮儀(yi) 風俗，對正宗儒教和朱子家禮的研習(xi) 更是普及到了農(nong) 村。在朝鮮人的眼中，中國大陸的文化傳(chuan) 統已經遭受汙染而趨於(yu) 喪(sang) 失，隻有朝鮮才有資格維係其純潔性。

不過，朝鮮對明代 “華夷”秩序的堅守又證明，華夷概念並不是中國或漢人所獨有的，而是處於(yu) 不斷移動的狀態，其中包含普遍主義(yi) 的立場，任何地域和民族隻要具備合適的條件，就可以成為(wei) “華”。後來日本也出現了鄙視中國文明的核心地位，嚐試以日本為(wei) 中華文明繼承人的“華夷變態論”。當年日本侵華據說也動了和清朝統治者同樣的心思，覺得中國已經落後，自己當年雖是中國的藩屬國，現在乃是東(dong) 亞(ya) 先進文明的代表，隻要通過軍(jun) 事征服就可徹底改變現代 “華夷”秩序，成為(wei) 東(dong) 亞(ya) 霸主，結果終因並未獲得足夠的“正統性”而歸於(yu) 失敗。這也從(cong) 反向證明，“正統性”的建立和持有仍是維係清朝統治的基本條件。

由上麵的論述我們(men) 可以得出一點結論，那就是，討論何謂 “中國”，不宜采用 “外在於(yu) ”或“內(nei) 在於(yu) ”清代“帝國”的所謂新視角。因為(wei) 新清史所展示的清朝頗具“內(nei) 亞(ya) 性格”的邊疆治理舉(ju) 措隻是一種技術手段，甚至隻是實現 “大一統 ”格局的前提因素，手段和前提固然非常重要，卻隻具功能性的意義(yi) ，不能隨意拔高為(wei) 王朝政治運作的正當性基石，也無法成為(wei) 清王朝的普遍性製度基礎。相反，我們(men) 更應該看到，清朝統治的核心依據恰恰是與(yu) 前代王朝獲取“正統性”的曆史經驗相接續的，是不可割裂的一個(ge) 連續性過程，這個(ge) 過程無法用 “漢化論”加以概括。概言之，新清史所標榜的那些頗具“內(nei) 亞(ya) ”品格的社會(hui) 控製和管理技術，隻不過是為(wei) 清朝更好地承接以往王朝“正統性”準備了更加充分的條件而已。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