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複觀的治學觀：態度高於(yu) 方法 不憑空造“空中樓閣”

原標題：徐複觀的治學觀

作者：郭繼民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一月廿八日戊子

           耶穌2016年1月7日

作為(wei) 熊十力先生弟子之一的徐複觀先生（1903—1980），年過不惑（43歲）方開始回歸“中”學，46歲開始著述，十年後就同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聯名發表了《中國文化與(yu) 世界》。後來，他與(yu) 唐、牟被並稱的“當代新儒學三大師”。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在於(yu) 徐先生對日趨“飄搖零落”的中國文化有一種責任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以遲暮之年，開始學術工作，主要是為(wei) 了抗拒這一時代中許多知識分子過分為(wei) 了一己名利之私，不惜對中國數千年文化采取自暴自棄的態度，因而感憤興(xing) 起的。”（《兩(liang) 漢思想史》卷三代序）。除了這份責任外，與(yu) 其獨到的治學觀與(yu) 治學路徑也是分不開的。

態度高於(yu) 方法

學者治學，多重視方法，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wei) 方法是治學成敗的關(guan) 鍵，好的方法可以事半功倍，而拙劣的、錯誤的方法則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一事無成。然而，從(cong) 政治生活中“曆練”出來的徐複觀先生卻獨具慧眼，明確表達過這樣的看法：“在我看，態度問題，比方法問題更重要。”在《學術與(yu) 政治之間》（乙集）自序中，他寫(xie) 道：“其實，人類文化，都是由堂堂正正的人所創造出來，都要由堂堂正正的人傳(chuan) 承下去。隻有由平實正常的心理所形成的堂堂正正的態度，才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平鋪在自己麵前，一任自己理性良心的評判，選擇、吸收，消化。”之所以有此看法，乃是當時學風墮落、學者人格墮落使然。在徐先生看來，作為(wei) 一名學者，“無真實國族社會(hui) 之愛，即不能有人類之愛。無人類之愛，則心靈封鎖鄙惡，決(jue) 不能發現人生。此種人，此種作品，皆與(yu) 文學無關(guan) 。”徐先生臨(lin) 終之前，念念不忘的《兩(liang) 漢經學史》的寫(xie) 作，他躺在病床上，自知生命不久，便與(yu) 老朋友說出自己最大的遺憾，“已活了這麽(me) 大年齡，應當死了；可惜想寫(xie) 的《兩(liang) 漢經學史》，竟沒有動筆的機會(hui) 。因為(wei) 這種冷題目，我不動筆，是沒有人動筆的。”可見，其寫(xie) 作的動因，除了紹述中華學術外，絕無任何私利。

徐複觀先生之所以秉持“態度高於(yu) 方法”之見解，因為(wei) 他是一個(ge) 真正的儒者。為(wei) 己之學乃在於(yu) 了解自己、開辟自己、建立自己，最終是成就自己的德性，所謂儒者“明理見性，見性成人”；儒者為(wei) 學的目的就是“成人”之學，“求仁”的態度乃是為(wei) 學根本性前提，正如陽明所謂“學者先立其大”一樣，真誠的態度決(jue) 定了儒者之學的品性和格局。

“客觀地理解”是做學術的前提

談及學術、思想，人們(men) 常常籠統談之，以為(wei) 二者是一回事。事實上，“學術”與(yu) “思想”是有區別的，“學術”工作更像“續家譜”，旨在說清楚學術自身的來龍去脈，並根據學術自身發展的規律，申明學術的發展方向。自然，無論“家譜”還是“續家譜”都需建立在可靠、真實可信的文獻基礎之上，要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不可張冠李戴、越俎代庖。至於(yu) “純粹的思想”，則自由的多，似乎可以“淩空”發揮，在寬泛意義(yi) 上，隻要能自圓其說，自成體(ti) 係，大致即可稱之為(wei) 思想。但是，“學術”絕不可以這樣“瀟灑”，即便是發揮“學術”所蘊含的思想（即“學術思想”）也必須建立在可靠的證據、文獻之上，做到“持之有據”，對文獻有“客觀地了解”，而不可憑空建造“空中樓閣”。

徐複觀先生治“思想史”，尤其強調“客觀了解文獻”之立場，對他而言，“客觀地理解”乃是做學術的前提。在做《兩(liang) 漢思想史》時，在文獻考證上可謂下足了功夫。自清末尤其民國以後，“考據成風”，學界掀起一場“疑古過勇”的思潮。按當時說法，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shu)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是不可信賴的材料。於(yu) 是徐先生親(qin) 自做起考據的工作，每一篇文章，都進行了認真的考證工作，力爭(zheng) 在“證據的打擂台”上得出紮實的結論。“我若不自己下一番考據功夫，要便是把這些著作，從(cong) 兩(liang) 漢思想中，武斷地加以刪除；要便是不考慮異同之見，我行我素地加以闡述。這都不是真正負責的態度。”順便提及，牟宗三先生的著作之所以能經得起曆史的考驗，亦在於(yu) 他對古代文獻有“客觀的了解”，對古文獻下足了功夫。其二十幾部皇皇巨著皆非從(cong) 自己的主觀想法下手，而是從(cong) 文獻的掌握、爬梳入手，漸次理清文獻的思路，把隱匿於(yu) 文獻中的思想以體(ti) 係的方式“呈現”出來，讓人讀後，信服且過癮。

今天，人文領域的年輕學者，不能全麵地閱讀文獻，缺乏“坐冷板凳”的定力，質言之，缺乏“客觀了解的工夫”。學術上盲目追求“短平快”，以斷章取義(yi) 的方式抽取幾句話演繹下去，來展示個(ge) 人“哲學的思辨之功”，雖然暫時取得了“豐(feng) 碩的成果”，然從(cong) 長遠來看，畢竟得不償(chang) 失，因為(wei) 缺乏客觀了解、缺乏根基的“思想”是走不遠的。

方法從(cong) “工夫”中來

強調治學態度，並不意味著否定方法的重要性。問題在於(yu) ，方法是在累積的學習(xi) 中“流淌”出來的，沒有正確的態度和具體(ti) 的“實做”，方法也將失靈。譬如遊泳，倘若不下水，再好的《遊泳指南》，也無濟於(yu) 事。反過來，有了具體(ti) 的實踐，方法自然會(hui) 流淌出來，徐複觀先生即作如是觀。他認為(wei) ，有了能虛、能勤、能慎、能改的態度，則方法是在工夫中產(chan) 生、修正的——筆者將徐先生的這一態度稱之為(wei) “工夫方法論”。徐複觀先生嚐言：“我所用的，乃是一種笨方法。十年以前，我把閱過的有關(guan) 典籍，加以注記，先後由幾位東(dong) 海大學畢業(ye) 的同學為(wei) 我摘抄了四十多萬(wan) 字，其中有關(guan) 兩(liang) 漢的約十多萬(wan) 字。”徐先生的“工夫論”可謂是“過來人”語，沒有真實的工夫，妄談方法又何用？功夫到了，方法自然會(hui) 流露出來。

除了“工夫論”外，徐複觀在《兩(liang) 漢思想史》（卷三）代序還談及“治思想史”中的考據，必然地向另外三個(ge) 層麵拓展”的話題，這三個(ge) 拓展，其實就是徐先生治思想史的方法，茲(zi) 介紹如下：其一，治思想史者當采用孟子所謂“知人論世”的方法。思想史的工作，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後人做一種解釋。由此，解釋和解釋者的人格，是密切相關(guan) 的。由此推測，古人的思想，必然與(yu) 其性格、個(ge) 性、家世、遭遇息息相關(guan) 。因此，後人“做”思想史萬(wan) 不可憑個(ge) 人狹隘之偏好，盲目評價(jia) 古人，而需做客觀的了解，不以喜惡論英雄，不以成敗論英雄。其二，要善於(yu) 在曆史的脈絡中探求思想發展的軌跡。思想固然隱秘，但有其自身的發展邏輯，因為(wei) 思想終極要顯現，而思想的脈絡總是在“學術史”中顯現出來，“隻有把握到這種動態的發展演變，才能盡到所謂‘史’的責任”。其三，歸納的方法。治理思想史，首先要通讀全書(shu) ，要把訓詁、校勘、版本等問題概括在內(nei) ；然後進條理，加以分析、摘抄，前後貫通，左右比較。其四，通過歸納理出思想脈絡和思想精華。當然，上述這三個(ge) 方法，究極處，仍是“工夫”。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