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根柢與(yu) 門徑是什麽(me) ？

作者：黃克劍

來源：鳳凰網綜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初七日戊辰

           耶穌2015年10月19日

10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舉(ju) 行國學院建院十周年係列活動，眾(zhong) 多學者圍繞“國學教育與(yu) 研究”的主題展開學術研討。以下是中國人民大學原國學院學術委員會(hui) 主任黃克劍教授分享的內(nei) 容：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黃克劍教授

很榮幸能借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建院十周年慶典的氛圍，參與(yu) “國學研究與(yu) 國學教學”的討論。我的講題是：我所理解的國學。

國學研究與(yu) 國學教學路徑的探尋，往往關(guan) 涉研究者或施教者對國學的理解，但願我下麵所談的對國學的粗淺理解與(yu) 在座各位已臻深入的思考多少有所感通。

“生”：國學之根柢

追溯載籍或文物可考的古昔，中國人可謂自來即重“生”。這對生命的看重和對生命之秘密的尋問，是別有宗趣的中國人文意識得以發生和持存的契機所在。

迄今我們(men) 可以得到的古人重“生”的最早消息，是由殷商時期即已存在的“帝”崇拜活動所報導的。“帝”字的寫(xie) 法在甲骨文中大體(ti) 定型，經心於(yu) 卜辭考辨的學者們(men) 或以其所指為(wei) 當時殷人的至上之神，或以其所指為(wei) 尚未達到至上地位的諸神之一。但沒有多大問題的是，即使隻是把“帝”視為(wei) 諸神之一，它也是諸神中愈來愈引人矚目而對當時和後世中國人心理影響最大的一位。況且，肇始於(yu) 殷商甚至更早一個(ge) 時期的“帝”崇拜原是一個(ge) 持續著的過程，這個(ge) 由周人承其緒的過程畢竟愈到後來愈益顯現出“帝”在人們(men) 心中那種非他神所可替代的至尊地位。事實上，甲骨文中的“帝”也是花蒂之“蒂”，“帝”由神化花蒂而來，而花蒂為(wei) 先民所神往則在於(yu) 它是植物結果、生籽以繁衍後代的生機所在。宋代史學家鄭樵談及“帝”字的構形時曾指出：“帝，象華（花）蒂之形。”（鄭樵：《通誌略·六書(shu) 略》）此後，清人吳大澂解“帝”字說：帝，“象花蒂之形……蒂落而成果，即草木之所由生，枝葉之所由發，生物之始，與(yu) 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吳大澂：《字說·帝字說》）。如此由花蒂之“蒂”解“帝”，幾可說是對淵源有自的“帝”崇拜這一千古之謎的道破。有趣的是，在“帝”崇拜發生的時代，“生”字業(ye) 已出現。甲骨文中的“生”字，上半部分象草木生發之形，下半部分則是摹地表之狀的一橫；它表明古中國人的“生”的初始意識是萌發於(yu) 草木的生殖的，而這則正可與(yu) “帝”崇拜由之衍生的花蒂的神化相互說明。

如果說“帝”崇拜是對古中國人生命崇拜意識的一種隱喻，那麽(me) 產(chan) 生於(yu) 殷周之際的《周易》則可視為(wei) 這傳(chuan) 承中的生命意識的一種象征。“易有太極，是生兩(liang) 儀(yi) ，兩(liang) 儀(yi)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係辭上》），這“生”的過程是依次把“太極”、“兩(liang) 儀(yi) ”、“四象”按“陰”、“陽”兩(liang) 種動勢盡分於(yu) “二”的過程，而六十四卦是依“陰”、“陽”兩(liang) 種動勢第六次盡分於(yu) “二”的結果，它象征著萬(wan) 事萬(wan) 物的“多”。比起古希臘人由萬(wan) 物“始基”的懸設所引出的“一是一切、一切是一”的哲學智慧來，中國的“帝”崇拜與(yu) 《周易》古經對“一”和“多”關(guan) 係的默示是另一種情形：在神化花蒂的“帝”崇拜之潛意識中，花蒂是“一”，由花蒂結果所生的種子是“多”；在《周易》古經中，“太極”是“一”，由“太極”依“陰”、“陽”兩(liang) 種動勢所生之八卦、六十四卦是“多”。古希臘人由萬(wan) 物“始基”所推演的是一種宇宙構成理論，古中國人從(cong) “帝”崇拜到“生生之謂易”（《易·係辭上》）所成就的是一種有機生成觀念。“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係辭下》），《易傳(chuan) 》的這個(ge) 說法道出了中國人文意識中最深切的理致，也道出了中國人文意識中最動人的情致。

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說，有了文（文籍）獻（賢者）就有了“學”，今人所稱之“國學”可以說是發軔於(yu) 古人重“生”的那點靈韻的，這靈韻為(wei) 後來愈益顯現出其獨異精神性狀的中華學術文化培壅了“陰”、“陽”化“生”的致思根柢。

“道”：國學之綱維

“生”不能沒有必要的環境條件，因而它首先是有待的。生命的有所待因為(wei) 外部變故的難以預期、難以操控而給人以一種無常感，這使人這一唯一達到了對“生”的自覺的生靈產(chan) 生了“命”意識。春秋晚期以前的中國人所顧念的“命”主要落在一種或然性或偶然性上。它為(wei) 人留下了一定分寸的選擇的可能，於(yu) 是以占筮方式作人事決(jue) 斷的古代中國遂有了關(guan) 係到天人之際的“史巫之學”。

不過，“生”在人這裏還有另一個(ge) 維度，它是相對於(yu) 有待維度的無待維度。人生有待維度的問題主要是生死、利害問題，人生無待維度的問題主要是人格、品操問題；人在人格、品操上的提升對外部條件無須依賴，因而人生的這一維度無所待。與(yu) 人生有待維度上的“命”意識相對應，伴隨著人生無待維度的自覺，中國人開始關(guan) 注人成其為(wei) 人的所謂“性”。與(yu) 人的“命”意識相始終的是人對死生、富貴價(jia) 值的欲求，由人的“性”意識的自覺所引出的是人對自己心靈境界的看重。於(yu) 是，因著對人生兩(liang) 個(ge) 維度及這兩(liang) 個(ge) 維度上的人生價(jia) 值如何對待、如何引導的問題的提出，春秋戰國之際產(chan) 生了所謂“道”這一意趣雋遠的運思範疇。

“道”字不見於(yu) 甲骨文，金文中“道”的最初寓意是尋路或辨路而行。尋或辨涉及行路方向的選擇，所以“道”的本意當如唐人陸德明所說：“‘道’本或作‘導’。”（陸德明：《經典釋文·爾雅音義(yi) 》）清末民初以來，學者們(men) 多以宇宙本體(ti) 詮釋“道”，也有人以所謂規律性理解“道”，從(cong) “道”的字源到“道”在老子、孔子那裏的運用看，我以為(wei) ，還是把它從(cong) 功能——而不是實體(ti) ——意義(yi) 上領悟為(wei) 虛靈的“導”更妥當些。

“道”在“導”的意味上有朝向性，有實踐性，所以它主要是一個(ge) 與(yu) 人的生命體(ti) 驗息息相關(guan) 的實踐範疇，而不可將其執著為(wei) 一個(ge) 思辨性的認知範疇。此外，我要指出的是，“道”在老子、孔子這裏都已有了“形而上”的品格，《周易·係辭上》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即是就此而言。

與(yu) 老子、孔子前後古代中國人心靈眷注的焦點“由‘命’而‘道’”的移易相應，中國學術的主流由先前的“史巫之學”漸次轉為(wei) “為(wei) 道”或“致道”之學。孔子對於(yu) 《易》有“吾求其德而已，吾與(yu) 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馬王堆帛書(shu) ·要》）之說，其實，曾為(wei) “周守藏室之史”而終於(yu) “自隱”做了“隱君子”的老子，與(yu) 囿於(yu) 數術的史巫們(men) 又何嚐不是“同途而殊歸”。老子“尊道而貴德”（《老子》五十一章），孔子“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論語·述而》），皆以“道”而“道德”為(wei) 其學說之要歸。自此以降，先秦以至晚清的諸子百家之學幾乎無不在孔、老——兩(liang) 漢之際佛學西來中國遂有“釋”——之學所構成的運思張力的籠罩下；先秦儒家倡言“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其實“學”而“致道”的旨趣在抽象的意義(yi) 上又何嚐不為(wei) 其他諸家之學所恪守。

“覺”：國學之門徑

隨著“道”作為(wei) 一個(ge) 虛靈而至高的致思範疇在孔、老時代的出現，“學”之為(wei) “學”本身亦愈益臻於(yu) 自覺。“學”的本字“斅”在甲骨文中已見雛形，但其或可能指示某種祭祀活動，或用於(yu) 人名，學之為(wei) 學的涵義(yi) 似尚在朦朧處醞釀中。“惟殷先人，有冊(ce) 有典”（《書(shu) ·周書(shu) ·多士》），這“冊(ce) ”、“典”當指甲骨卜辭、刻辭的有序輯集，而卜辭、刻辭及其有序輯集即隱示著學問或學術意味上的學的萌朕。誠然，最早的勉可以學術視之的學隻是史巫之學，但當著“與(yu) 史巫同途而殊歸”的老子、孔子揚棄數術而立“教”以稱“道”，一種屬意於(yu) 人生意義(yi) 而竟至把與(yu) 人生相關(guan) 的一切皆輻輳於(yu) 此的學問產(chan) 生了。差不多同時，“學”在被反省中有所自覺，問學的契機與(yu) 途徑亦開始被留意。

《說文》釋“學”：“學，篆文‘斅’省”，“斅，覺悟也”（《說文解字》卷三下）。《廣雅》釋“學”：“學，覺也。”（《廣雅·釋詁四》）不過，此所謂“覺”或“覺悟”絕不是離群索居者的苦思冥想所能奏效的，所以《廣雅》又釋“學”：“學，效也。”（《廣雅·釋詁三》）“效”不是為(wei) 效而效的那種外在模仿，而是為(wei) 了“覺”，因而“效”的過程也是“覺”的過程。朱熹注《論語》“學而時習(xi) 之”之“學”時就說過：“學之為(wei) 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wei) ，乃可以明善而複其初也。”（朱熹：《四書(shu) 集注·論語集注》卷一）誠然，明確以“覺”或“覺悟”釋“學”是漢以降的儒者之所為(wei) ，但“學”之“覺”義(yi) 則早已見之於(yu) 春秋戰國之際的典籍。

“覺”意味著所“學”對於(yu) “學”者的心靈有所默示而對其生命有所觸動，這“學”而“覺”之的祈求決(jue) 定了自覺於(yu) 春秋戰國之際的中國人的學問的精神性狀。它的重心不落於(yu) 知識的記誦，也不落於(yu) 概念的推理，而是在於(yu) 生命的感通。“古之學者為(wei) 己，今之學者為(wei) 人。”（《論語·憲問》）孔子這句托重古人以強調“學”而“為(wei) 己”的話是就儒學旨歸於(yu) 人的心靈境界的提升而言的，老子不曾有過類似的說法，但道家之學的趣致依然在於(yu) 人的靈府的安頓。儒家“依於(yu) 仁”，道家“法自然”，孔、老雖價(jia) 值取向異趣，但都因其發於(yu) 生命的價(jia) 值祈求而使其學說同為(wei) “覺”或“覺悟”之學。“道”在春秋戰國之際作為(wei) 係著人生終極趣向的虛靈而至高運思範疇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曆史文化的“軸心時代”（雅斯貝斯語）的蒞臨(lin) ，它從(cong) 大端處決(jue) 定了往後的中國學術或學問——近現代人稱其為(wei) “國學”——的非以邏輯思辨為(wei) 能事的“覺悟”的品格。

以“生”為(wei) 根柢、以“道”為(wei) 綱維、以“覺”或“覺悟”為(wei) 要徑的國學，其研究或教學自當是生命化的。所謂“生命化”，簡而言之，即是把知識的授受、智慧的開啟導之於(yu) 生命的點化或潤澤。我曾說過：“‘道’隻在致‘道’者真切的生命祈向上呈現為(wei) 一種虛靈的真實。隻有詩意的眼光才能發見詩意，曆史中的良知也隻有當下的良知才能覺解……不論是傳(chuan) 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物，都隻能活在富於(yu) 生命感的闡釋中，闡釋者從(cong) 闡釋對象那裏所能喚起的是闡釋者自身生命裏有其根芽的東(dong) 西。虛靈的人文傳(chuan) 承也許在於(yu) 生命和曆史的相互成全——（此即）以盡可能蘊蓄豐(feng) 贍的生命由闡釋曆史而成全曆史，（也）以闡釋中被激活因而被升華的曆史成全那渴望更多人文潤澤的生命。”（黃克劍：《由“命”而“道”》初版自序）我在今天這個(ge) 場合重溫這些話，固然主要在於(yu) 自我警策，卻也期待以之與(yu) 眼下從(cong) 事國學研究與(yu) 國學教學的諸位同仁、同道同途共勉。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