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lan) “民族”建構與(yu) 1707年議會(hui) 聯合

作者：戴鵬飛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原道》第26輯，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初五日丙寅

           耶穌2015年10月17日

內(nei) 容提要：2014年蘇格蘭(lan) 舉(ju) 行獨立公投，其遠因就是1707年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的議會(hui) 聯合。這次議會(hui) 聯合對於(yu) 18—19世紀英國國家形態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yi) 。通過分析1603年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王室聯合之前蘇格蘭(lan) 民族認同的形成過程，及其同1707年議會(hui) 聯合的關(guan) 係，可以認為(wei) ，1603年之前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之間的關(guan) 係上有四個(ge) 階段即王國的雛形時期、封建化時期、獨立戰爭(zheng) 時期以及新教改革時期對蘇格蘭(lan) “民族”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而對於(yu) 1707年的議會(hui) 聯合而言，“光榮革命”在兩(liang) 國的相繼發生以及隨後議會(hui) 主權原則的確立對於(yu) 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議會(hui) 聯合的成功是重要的前提條件。20世紀以來，隨著不列顛帝國的逐漸解體(ti) ，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逐漸興(xing) 起，以至於(yu) 當下謀求脫離英國獨立。

關(guan) 鍵詞：民族認同 議會(hui) 主權 議會(hui) 聯合 民族主義(yi)  蘇格蘭(lan)

一、蘇格蘭(lan) 民族認同的形成

當浪漫的民族主義(yi) 在19世紀歐洲大陸如火如荼地發展時，蘇格蘭(lan) 民族似乎已經消融進不列顛浩大的帝國事業(ye) 之中。如果說彼時蘇格蘭(lan) 人放棄了自己的過去，那麽(me) ，當帝國事業(ye) 走向衰微，甚至連曾經凝聚著這個(ge) 帝國的“輝格派”政治史撰也遭受到了懷疑，關(guan) 於(yu) 民族曆史的敘事便又重新悄然崛起。在1603年王室聯合之前，蘇格蘭(lan) 曆史有四個(ge) 重要的階段，塑造著蘇格蘭(lan) 獨特的民族性格。

蘇格蘭(lan) 最早的居民是皮克特人。他們(men) 是原先占據愛爾蘭(lan) 的凱爾特人一支，後來跨海而來到蘇格蘭(lan) ，成為(wei) 斯科特人（Scots）。[1]羅馬人的征服與(yu) 統治使不列顛島處於(yu) 羅馬文明的一部分，但羅馬的統治主要地及於(yu) 不列顛東(dong) 南部地區，北部地區並未真正地處在羅馬的統治之下。羅馬人將不列顛北部的居民不加區別地稱作“喀勒多尼亞(ya) ”。這些不羈的喀勒多尼亞(ya) 人不停地侵襲羅馬不列顛。羅馬帝國衰落後，愛爾蘭(lan) 的凱爾特人以及不列顛北部皮克特人、斯科特人侵入了不列顛南部。不列顛人無力抵禦蠻族的侵擾，他們(men) 召請日耳曼的撒克遜人對付蠻族。9世紀初，北方維京人侵入奧克尼和設得蘭(lan) ，並在北部高地定居。因此，在整個(ge) 中世紀，蘇格蘭(lan) 高地與(yu) 低地地區的區別實際上是斯堪的納維亞(ya) 人與(yu) 蓋爾人之間的區別。[2]盎格魯—撒克遜人以及維京丹麥人的入侵導致的直接後果是皮克特人與(yu) 斯科特人的聯合，這為(wei) “蘇格蘭(lan) 王國”的形成提供了契機。公元844年，達爾裏亞(ya) 達的斯科特人的國王肯尼斯·麥克阿爾平繼承了皮克特王國的王位，因此，斯科特王國（Scot-land）的名字就成了整個(ge) 國家的名字。[3]

11世紀諾曼的威廉將歐洲大陸的封建製度引進了英格蘭(lan) 。英格蘭(lan) 的封建化具有與(yu) 眾(zhong) 不同的特點，它在權力分封的同時具有集權的特點，封建化的同時能夠確保了較為(wei) 穩固的王權。[4]諾曼征服後，英格蘭(lan) 撒克遜世係的繼承人埃德加和他的兩(liang) 個(ge) 妹妹逃往蘇格蘭(lan) 國王馬爾科姆•康默爾處尋求避難。康默爾娶了埃德加的妹妹瑪格麗(li) 特為(wei) 妻。瑪格麗(li) 特王後改革了蘇格蘭(lan) 的宮廷，並引入羅馬教會(hui) 的體(ti) 製改革古老的凱爾特基督教（Culdees）。蘇格蘭(lan) 的盎格魯化在大衛一世時期取得更大的進展。大衛一世推崇羅馬教會(hui) 體(ti) 製，努力擴展主教製度，摧毀了原始的凱爾特基督教體(ti) 製。更重要的是，大衛一世效仿英格蘭(lan) 諾曼君主將土地封授給追隨自己的主要貴族，以此在蘇格蘭(lan) 建立起封建體(ti) 係。同時，大衛一世也對蘇格蘭(lan) 宮廷進行改造，引進了英格蘭(lan) 諾曼君主所采用的樞密院，以及強化了同樣從(cong) 英格蘭(lan) 引進的官僚製度，使各個(ge) 重要官職成為(wei) 世襲官職。他的改革在蘇格蘭(lan) 確立了以盎格魯—諾曼貴族與(yu) 騎士為(wei) 主體(ti) 的統治秩序。自大衛一世起，蘇格蘭(lan) 係統的封建化持續了兩(liang) 百多年。蘇格蘭(lan) 封建化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盎格魯化的過程，甚至許多蘇格蘭(lan) 本土貴族在這一過程中也不得不采取諾曼貴族的生活與(yu) 行為(wei) 方式。但是，蘇格蘭(lan) 封建化也是極其不充分的。這首先體(ti) 現在蘇格蘭(lan) 的王權始終是十分衰落的，帶有更多部落首領的特色；其次即便到相當晚近，蘇格蘭(lan) 的體(ti) 製仍然具有許多部落的特征。蘇格蘭(lan) 的封建化遠不如英格蘭(lan) 的成功，這點也使得蘇格蘭(lan) 從(cong) 封建王國向主權國家的過渡變得異常艱難。愛德華一世極力以封建宗主權的名義(yi) 征服蘇格蘭(lan) ，而貴族林立的蘇格蘭(lan) 根本無力抵抗。經過獨立戰爭(zheng) 之後，蘇格蘭(lan) 民族情感都圍繞著對愛德華一世以及英格蘭(lan) 的仇視為(wei) 核心逐漸產(chan) 生。[5]蘇格蘭(lan) 王權承擔了保衛蘇格蘭(lan) 民族獨立這一重任，王權的力量同蘇格蘭(lan) 的民族獨立相互聯合。

更重要的是，愛德華一世的政策間接地催生了一部反映蘇格蘭(lan) “民族”獨特性的“曆史”。在愛德華一世向蘇格蘭(lan) 主張封建宗主權的過程中，蒙茅斯的傑弗裏的《不列顛諸王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傑弗裏寫(xie) 道，不列顛島的第一位國王布魯圖斯將不列顛島分給了他的三個(ge) 兒(er) 子，長子繼承了羅格裏亞(ya) ，次子得到威爾士，幼子分得蘇格蘭(lan) 。因此，在愛德華一世看來，作為(wei) 長子的後嗣，英格蘭(lan) 有權對蘇格蘭(lan) 行使封建宗主權。為(wei) 了對抗愛德華一世不斷高舉(ju) 的“帝國”旗幟，蘇格蘭(lan) 人相應地也“發明”了他們(men) 自己的“古典曆史”。在14世紀七八十年代，蘇格蘭(lan) 人富頓的約翰創作了一部蘇格蘭(lan) 人的史詩《蘇格蘭(lan) 民族紀事》。富頓的約翰把蘇格蘭(lan) 人的曆史追溯到一個(ge) 叫蓋瑟羅斯（Gathelos）的古希臘王子。他和埃及法老女兒(er) 斯珂塔（Scota）私奔，穿過地中海，來到了西班牙。他們(men) 的後代又通過愛爾蘭(lan) 最終來到了蘇格蘭(lan) ，並於(yu) 公元前330年創立了蘇格蘭(lan) 王國。蘇格蘭(lan) 人為(wei) 自己創造的這段民族曆史，無疑和傑弗裏一樣無稽。然而，正是這份臆造的“曆史”長久以來為(wei) “想象的共同體(ti) ”提供了智識源頭。

到中世紀晚期，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政製上的最重要差別在於(yu) 蘇格蘭(lan) 的王權弱小。各個(ge) 大貴族都是各自領地內(nei) 的諸侯，他們(men) 和各自的附庸控製著地方政府。蘇格蘭(lan) 的政治動蕩也主要在於(yu) 王權軟弱不堪，這種缺陷在國王年幼無法親(qin) 政時尤其突出，例如詹姆斯五世與(yu) 瑪麗(li) 女王年幼時蘇格蘭(lan) 貴族施行的各種內(nei) 外勾結的陰謀。英格蘭(lan) 由於(yu) 諾曼征服和亨利二世時期的改革而一勞永逸地解決(jue) 了的鞏固王權的問題，蘇格蘭(lan) 直到詹姆斯六世（即英格蘭(lan) 的詹姆斯一世）時才有機會(hui) 試圖解決(jue) 。蘇格蘭(lan) 的新教亦是在這種大背景之下發芽生根，因此它比英格蘭(lan) 王室領導下的宗教改革表現出更加極端的特點。蘇格蘭(lan) 王室必須依賴法國的支持以對抗英格蘭(lan) 國王，而法國是一個(ge) 天主教國家，這就導致蘇格蘭(lan) 國王不可能具有徹底改革教會(hui) 的動力，教會(hui) 改革的重任也落入了蘇格蘭(lan) 貴族的手中，並脫離了王室掌控。而支持宗教革新的是蘇格蘭(lan) 的貴族，他們(men) 與(yu) 其說是對新宗教的純潔性感興(xing) 趣，不如說是覬覦教會(hui) 地產(chan) ，這導致王室政府與(yu) 底層社會(hui) 的分離。王室政府試圖發展某種類似於(yu) 法國的絕對君主製，而底層社會(hui) 則被長老會(hui) 所控製。

16世紀中後期，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都已經致力於(yu) 宗教改革，在英格蘭(lan) ，宗教改革開始得比蘇格蘭(lan) 早，並且整個(ge) 進程始終由王室主導和掌控。詹姆斯六世試圖模範英格蘭(lan) 王室主導宗教改革的做法。然而，詹姆斯的努力來得太遲，在蘇格蘭(lan) ，長老會(hui) 已經茁壯成長，它所要求的已經不僅(jin) 僅(jin) 是宗教改革，而是政治革命。斯圖亞(ya) 特王朝入主英格蘭(lan) 後，宗教上的鬥爭(zheng) 引發的政治革命開始在整個(ge) 不列顛島蔓延。詹姆斯的努力開啟了不列顛“17世紀的危機”，並帶來了政治上一係列的混亂(luan) 。斯圖亞(ya) 特王朝政治上的失誤尤其是查理一世在主教問題上的錯誤，使得並沒有多少親(qin) 緣性的英格蘭(lan) 新教與(yu) 蘇格蘭(lan) 長老會(hui) 擁有了聯手的可能性。這些導致了王室的失敗，無論是丟(diu) 了性命的查理一世還是被廢黜的詹姆斯二世。

如果說《蘇格蘭(lan) 民族紀事》是塑造了蘇格蘭(lan) 民族意識的“古典曆史”，那麽(me) 喬(qiao) 治•布坎南的曆史著作在新教的語境下，則將蘇格蘭(lan) 民族認同提升到“天啟”的高度。從(cong) 此，蘇格蘭(lan) 人不再和埃及有什麽(me) 關(guan) 係，相反，他們(men) 成為(wei) 了上帝的選民。這樣，蘇格蘭(lan) 人的民族認同就從(cong) “古典曆史”轉向了“天意曆史”。正是喬(qiao) 治•布坎南的作品從(cong) 根本上塑造了蘇格蘭(lan) 長老會(hui) 的精神氣質。

二、1707年議會(hui) 聯合

與(yu) 蘇格蘭(lan) 民族認同的形成不同，英格蘭(lan) 民族性或者說民族認同的形成主要體(ti) 現在它對自身政治形態的認同，即英格蘭(lan) 人對輝格—哥特傳(chuan) 統的認同。這種認同在不同時期被賦予了不同的政治理論修辭，例如福蒂斯丘的“王室且政治”的英國例外論，以及愛德華•柯克對於(yu) 無法追憶其源頭的英格蘭(lan) 普通法和憲政體(ti) 製崇拜。甚至到19世紀八十時代，戴雪依然試圖用“議會(hui) 主權”來呼喚起英國人立基於(yu) 自由的愛國精神。這些都成為(wei) 英格蘭(lan) 民族認同最重要的體(ti) 現，並且深深地化入了英格蘭(lan) 日常生活與(yu) 尋常政治之中，成為(wei) 英語民族固有的、高貴的生活方式。

17世紀的不列顛始於(yu) 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的王室聯合。1604年，詹姆斯一世在其繼承英格蘭(lan) 王位之初就提出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議會(hui) 聯合的建議，但遭到了英格蘭(lan) 議會(hui) 的抵製。而在“清教革命”期間，蘇格蘭(lan) 長老會(hui) 試圖向英格蘭(lan) 輸出革命，將長老會(hui) 的宗教、政治體(ti) 製強加給英格蘭(lan) ，用“莊嚴(yan) 聯盟與(yu) 約法”的形式統一不列顛島，但未能成功。最後是1707年的議會(hui) 聯合。這三次聯合代表了看待不列顛國家形式的三種不同視角：首先是王室主導下的不列顛帝國的視角；其次是蘇格蘭(lan) 長老會(hui) 的視角；最後是議會(hui) 所代表的哥特視角。在蘇格蘭(lan) 人看來，1707年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的議會(hui) 聯合也正是英格蘭(lan) 議會(hui) 所代表的輝格—哥特傳(chuan) 統戰爭(zheng) 了神聖王權，更戰勝了長老會(hui) 帝國主義(yi) 的必然結果。

對於(yu) 1707年議會(hui) 聯合的成功而言，1689年發生的“光榮革命”異常重要。1688年6月30日，七位英格蘭(lan) 貴族簽署了邀請威廉入主英格蘭(lan) 的邀請信。1689年1月28日，議會(hui) 下院做出決(jue) 議：“國王詹姆斯二世在耶穌會(hui) 士和邪惡之人的引誘下，一直以來都試圖通過破壞國王與(yu) 人民之間的原初契約，推翻王國的憲製，違背根本性的法律。因此他已經棄位，並且王位因而而空缺。”[6]下院這份重要決(jue) 議的措施引起了上院中托利黨(dang) 人的爭(zheng) 論與(yu) 質疑。質疑主要集中在三點：原初契約、棄位和王位空缺。托利黨(dang) 人認為(wei) 曆史上從(cong) 未存在過所謂原初契約，原初契約隻是輝格黨(dang) 人的修辭與(yu) 想象。托利黨(dang) 人認為(wei) ，“棄位”一詞含有剝奪王位的含義(yi) ，應當改換成“拋棄”。最後，根據托利黨(dang) 人王位繼承權不可侵犯的原則，王位並未出現空缺，王位仍然應當屬於(yu) 詹姆斯二世所有。[7]在輝格黨(dang) 人在兩(liang) 院中占優(you) 勢的情況下，下院提交的這份決(jue) 議最終獲得了兩(liang) 院的通過。

同這次討論密切關(guan) 聯的是議會(hui) 之後關(guan) 於(yu) 王位安排的討論。按照輝格黨(dang) 人的觀念，輝格黨(dang) 可以不顧王位繼承權的要求，將王位直接交由威廉。[8]下院這樣做導致的後果就是直接否認了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王位繼承權，開了由議會(hui) 擁立國王的先河。這無疑是對議會(hui) 中托利黨(dang) 人原則的挑戰。按照托利黨(dang) 人的原則，王位繼承權是神聖的，因此，王位並沒有空缺，對於(yu) 王位安排，他們(men) 提出了由威廉攝政的要求。[9]在這種僵局下，最後由丹比伯爵提出將威廉和瑪麗(li) 共同宣布為(wei) 國王和女王，由他們(men) 聯合執政。議會(hui) 關(guan) 於(yu) 詹姆斯出逃後政治體(ti) 製的決(jue) 議以及關(guan) 於(yu) 王位安排的爭(zheng) 論都說明，這次革命不可能是輝格黨(dang) 一方大獲全勝的成果，而隻能是輝格黨(dang) 與(yu) 托利黨(dang) 相互妥協的結果。威廉登陸英格蘭(lan) 使英格蘭(lan) 避免了再次走向內(nei) 戰的深遠，因而保衛了英格蘭(lan) 的王權，使其免遭已經空前發展的革命氣氛可能最終導致的革命的傷(shang) 害。在1688年革命的氣氛已經相當濃烈，全國官員以及軍(jun) 中人士都有許多不滿與(yu) 焦躁不安，全國也爆發了許多次的反天主教暴亂(luan) 以及抗議。英格蘭(lan) 已經處在革命的邊緣。盡管輝格黨(dang) 人與(yu) 托利黨(dang) 人對於(yu) 革命都有不同理解，不過“他們(men) 都一致認為(wei) ，議會(hui) 應當成為(wei) 統治階層意見得以最佳表達的舞台。”[10]

1688年，威廉的登陸又確實帶來了英格蘭(lan) 政製上的一次革新，這就是議會(hui) 主權的最終實現。英格蘭(lan) 議會(hui) 以回歸“古老憲製”的名義(yi) 拋棄了絕對王權，確立了傳(chuan) 統的“王在議會(hui) ”的議會(hui) 主權體(ti) 製，建立了君主立憲體(ti) 製。光榮革命在憲製上的成果集中體(ti) 現在《權利宣言》和《權利法案》之中。後者將前者中的大部分條文變成了法律，它限製了許多重要的王室特權，奠定了議會(hui) 主權的基礎。[11]在議會(hui) 與(yu) 國王為(wei) 主權而展開的長達一個(ge) 世紀的鬥爭(zheng) 中，議會(hui) 最終取得了決(jue) 定性的勝利。“議會(hui) 擁立了一位國王，確定了其權限，並為(wei) 其最高權威設定了範圍。議會(hui) 贏得了為(wei) 主權而進行的鬥爭(zheng) 。但是，在議會(hui) 取得這輝煌勝利的時刻，它的勝利果實卻被包裹在曆史悠久的古老憲製的語言之下，仿佛它確實理當如此似的。”[12]

如果說在英格蘭(lan) 光榮革命是一場通過輝格黨(dang) 和托利黨(dang) 的妥協而完成的保守革命，那麽(me) 它在蘇格蘭(lan) 導致的後果就要更加激進得多。[13]蘇格蘭(lan) 隻存在激進的領導革命的輝格黨(dang) 與(yu) 長老會(hui) ，以及站在革命對立麵的詹姆斯黨(dang) 人，而缺乏一股基礎廣泛的中間力量——這個(ge) 力量在英格蘭(lan) 體(ti) 現為(wei) 宗教上堅持國教、政治上堅持“古老憲製”的團體(ti) 。蘇格蘭(lan) 本身既缺乏議會(hui) 的傳(chuan) 統，主教製又處於(yu) 邊緣地位。因此，在麵對詹姆斯出逃這樣的事件時，蘇格蘭(lan) 所能做的隻有從(cong) 英格蘭(lan) 輸入革命。[14]在蘇格蘭(lan) ，輝格黨(dang) 幾乎成了革命唯一的領導者，詹姆斯被認為(wei) 由於(yu) 推行專(zhuan) 斷與(yu) 獨裁政府而被剝奪了王位，而不是棄位。蘇格蘭(lan) 的革命成果體(ti) 現在1689年蘇格蘭(lan) 召開的“無君議會(hui) ”通過的《權利聲明》與(yu) 《冤情陳述》。這兩(liang) 份憲法性文件奠定了蘇格蘭(lan) 革命的憲製基礎。《權利聲明》規定了一係列重要的憲政原則，包括羅馬天主教徒不得繼承王位、不得擔任公職；議會(hui) 應當經常性召開並享有言論與(yu) 論辯自由；人民有權向國王與(yu) 議會(hui) 請願。王室特權不能逾越法律，並且主教製是“對蘇格蘭(lan) 民族最嚴(yan) 重的傷(shang) 害，有悖於(yu) 自宗教改革以來蘇格蘭(lan) 人民形成的善良情感，因此應當被廢除”。[15]《權利聲明》還確立了蘇格蘭(lan) 王權的契約性質，它認為(wei) 詹姆斯七世沒有遵守法律所要求的誓言，侵犯了蘇格蘭(lan) 王國的根本憲製，並且將王權從(cong) 受法律限製的有限君主變成了專(zhuan) 製獨裁的王權，因此詹姆斯七世便被剝奪了王權。[16]《冤情陳述》要求廢除王室借以控製議會(hui) 的立法委員會(hui) ，並在1690年被廢除。根據《權利聲明》和《冤情陳述》，蘇格蘭(lan) 將王位聯合授予威廉和瑪麗(li) 。

革命限製了王權，確立了議會(hui) 的主權地位，這樣才使議會(hui) 聯合的建議不會(hui) 遭受到來自議會(hui) 的反對，議會(hui) 不必像1604年反對詹姆斯一世時那樣，他們(men) 不再擔心國王借議會(hui) 聯合加強自身的權力，危害英國的憲政體(ti) 製。然而，議會(hui) 主權的確立隻是議會(hui) 聯合成功的前提條件之一。對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最終不得不走向議會(hui) 聯合起到催化作用的是光榮革命後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兩(liang) 國關(guan) 係間爆發的危機。蘇格蘭(lan) 人過於(yu) 輕易地承認了英格蘭(lan) 人發動的廢黜詹姆斯二世的“光榮革命”，並追隨“光榮革命”的腳步，承認英格蘭(lan) 人邀請而來的威廉國王也是蘇格蘭(lan) 的國王。這些為(wei) 革命後蘇格蘭(lan) 王國在同英格蘭(lan) 王國鬥爭(zheng) 的失敗埋下了伏筆。1695年，依照蘇格蘭(lan) 議會(hui) 的法案，蘇格蘭(lan) 人成立了“蘇格蘭(lan) 非洲與(yu) 印度公司”。這家公司的第一項計劃就是試圖在中美洲的達裏安地區建立一個(ge) 蘇格蘭(lan) 人的殖民地，並利用其優(you) 越的地理位置壟斷美洲與(yu) 歐洲的貿易。英格蘭(lan) 東(dong) 印度公司強烈地反對蘇格蘭(lan) 人的達裏安計劃，公司的下院議員向威廉國王強烈抗議蘇格蘭(lan) 議會(hui) 的做法。威廉離不開議會(hui) 的支持，因此不能違背英格蘭(lan) 議會(hui) 的意願。英格蘭(lan) 議會(hui) 中代表東(dong) 印度公司利益的議員迫使英格蘭(lan) 以及大陸投資者收回投入到蘇格蘭(lan) 非洲公司中的資本。[17]同時，當西班牙軍(jun) 隊進攻蘇格蘭(lan) 人的達裏安殖民地時，威廉也沒有派出軍(jun) 隊支持蘇格蘭(lan) 人，並禁止英格蘭(lan) 人的殖民地對蘇格蘭(lan) 人伸出援手。威廉這樣做是出於(yu) 外交政策上的考慮。由於(yu) 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在即，威廉需要西班牙人在他同法國的鬥爭(zheng) 中支持自己，他隻能拋棄了蘇格蘭(lan) 人的計劃。因此，蘇格蘭(lan) 的殖民事業(ye) 就由於(yu) 英格蘭(lan) 的商業(ye) 利益以及威廉自身的外交政策而被犧牲掉了。

在蘇格蘭(lan) 人看來，威廉與(yu) 英格蘭(lan) 要為(wei) 蘇格蘭(lan) 人的失敗負責。達裏安計劃的失敗證明威廉為(wei) 了英格蘭(lan) 人的利益而犧牲蘇格蘭(lan) 人的利益。達裏安事件對兩(liang) 國之間的關(guan) 係造成了不可愈合的裂痕。蘇格蘭(lan) 議會(hui) 以及民意將怒火發泄到威廉國王身上。威廉國王幾乎就像詹姆斯二世一樣不受人歡迎，蘇格蘭(lan) 人甚至威脅不再擁戴威廉為(wei) 國王，並終止王室的聯合。更加嚴(yan) 重的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時刻都在關(guan) 注著蘇格蘭(lan) 人對威廉的不滿，並試圖加以利用，扶持詹姆斯複辟。[18]這意味著，正在與(yu) 法國進行交戰的英格蘭(lan) 如果不適當地解決(jue) “蘇格蘭(lan) 問題”，那麽(me) 蘇格蘭(lan) 很有可能將倒向法國，成為(wei) 絕對主義(yi) 政權侵害英格蘭(lan) 自由政體(ti) 的跳板。

麵對這種危機，出於(yu) 統治末年的威廉向議會(hui) 提出了兩(liang) 國議會(hui) 聯合的建議。然而，危及國王的建議得到適當的討論與(yu) 實施，威廉就駕崩了。安妮繼位後，更大的危機將考驗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兩(liang) 國的關(guan) 係。1700年安妮最後一個(ge) 孩子夭折之後，英格蘭(lan) 議會(hui) 已經通過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將英格蘭(lan) 王位的繼承權授予了漢諾威的索菲亞(ya) 公主或者她親(qin) 生的信奉新教的子嗣。但是，英格蘭(lan) 議會(hui) 在確立王位繼承權時並未獲得蘇格蘭(lan) 議會(hui) 的同意，這部法律對蘇格蘭(lan) 王位的繼承沒做任何規定。而在王室聯合下，任何單方麵對王位繼承權的確定都有可能導致王室聯合的終止。在1701年蘇格蘭(lan) 人吸取了教訓，再沒有讓決(jue) 定王位繼承的權利輕易地從(cong) 自己手中溜走。蘇格蘭(lan) 議會(hui) 通過《王國安全法案》以及《戰爭(zheng) 與(yu) 和平法》逼迫英格蘭(lan) 人向他們(men) 讓步。《王國安全法案》的目的就是要迫使政府要麽(me) 將兩(liang) 國關(guan) 係調整到令蘇格蘭(lan) 人滿意的程度，要麽(me) 在安妮女王駕崩之後，王室聯合解體(ti) ，蘇格蘭(lan) 成為(wei) 獨立自主的國家。以輝格黨(dang) “革命原則”為(wei) 理論基礎的“革命政權”在實際上絲(si) 毫不具有多少輝格特征，蘇格蘭(lan) 議會(hui) 被“革命政權”控製了長達14年之久，革命原則也淪為(wei) 宮廷黨(dang) 人統治的借口。1703年，蘇格蘭(lan) 經曆了“二次革命”，新一屆的議會(hui) 通過的這兩(liang) 部法案自光榮革命以來又一次地革了宮廷黨(dang) 人的命。在某種程度上，《王國安全法》可以說是蘇格蘭(lan) 的“獨立宣言”。

針對蘇格蘭(lan) 議會(hui) 的兩(liang) 部法案，英格蘭(lan) 議會(hui) 做出了全麵的反擊。英格蘭(lan) 議會(hui) 很快通過了一部所謂“外國人法案”，並在1705年3月14日獲得王室批準。這部法案的全稱是《為(wei) 有效地保證英格蘭(lan) 王國免遭蘇格蘭(lan) 議會(hui) 最近所通過的若幹法案所帶來的明顯危險而製定的法案》[19]這是一部極其明智的法案。因為(wei) 它一方麵製定了反製蘇格蘭(lan) 議會(hui) 立法的措施，另一方麵，它又為(wei) 更加徹底地解決(jue) 蘇格蘭(lan) 問題提供了可選擇的道路。首先，這部法案規定，自1705年12月25日起，所有蘇格蘭(lan) 人除了少數人之外，都應當被視為(wei) 並非生而效忠於(yu) 英格蘭(lan) 女王的外國人，直到蘇格蘭(lan) 議會(hui) 通過法案確定安妮女王無嗣而終後，繼承蘇格蘭(lan) 王位的人有權按照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即漢諾威的女選舉(ju) 人索菲亞(ya) ，或者她親(qin) 生的新教子嗣）繼承英格蘭(lan) 王位為(wei) 止。並且，外國人法案進一步規定，自1705年12月25日起，蘇格蘭(lan) 與(yu) 英格蘭(lan) 的貿易在許多最重要的事項上都將受到法律處罰的限製，直到蘇格蘭(lan) 議會(hui) 通過了上述關(guan) 於(yu) 蘇格蘭(lan) 王位繼承的法案。

其次，這部法案為(wei) 蘇格蘭(lan) 議會(hui) 同英格蘭(lan) 議會(hui) 的聯合談判提供了機會(hui) 。法案授權女王任命就兩(liang) 國聯合進行談判的委員。女王行使這項權力的條件是，蘇格蘭(lan) 王國通過法案正式任命了蘇格蘭(lan) 委員。[20]蘇格蘭(lan) 的《戰爭(zheng) 與(yu) 和平法》以及《安全法案》表明，在英蘇關(guan) 係的衝(chong) 突中蘇格蘭(lan) 更傾(qing) 向於(yu) 重建獨立的蘇格蘭(lan) 國家。並且，隻要蘇格蘭(lan) 王位繼承問題沒有確定，他們(men) 就擁有打破王室聯合、建立獨立國家的合法手段。然而，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蘇格蘭(lan) 獨立便意味著不列顛北部與(yu) 南部之間內(nei) 戰的爆發，而蘇格蘭(lan) 又能夠得到法國的支持，並能夠通過同英格蘭(lan) 的詹姆斯黨(dang) 人結盟而獲得支持。這些對1689年的革命成果與(yu) 新教安全都將是最致命的威脅。英格蘭(lan) 議會(hui) 的《外國人法案》意在從(cong) 經濟與(yu) 貿易上迫使蘇格蘭(lan) 人屈服，並提供了一條和解的道路。這是英蘇關(guan) 係史上最嚴(yan) 重的危機，而1707年兩(liang) 國議會(hui) 的聯合也從(cong) 這一危機中孕育而生。

麵對這些危機，英格蘭(lan) 議會(hui) 唯一能做的就是調整兩(liang) 國關(guan) 係，而徹底的辦法就是用英格蘭(lan) 議會(hui) 吸收蘇格蘭(lan) 議會(hui) 。因為(wei) ，蘇格蘭(lan) 議會(hui) 是蘇格蘭(lan) 對英格蘭(lan) 表達不滿的主要源頭。同時，英格蘭(lan) 必須付出最重大的代價(jia) 就是殖民地貿易必須同蘇格蘭(lan) 人分享。從(cong) 此，《航海條例》不再針對蘇格蘭(lan) 商人。經過雙方艱難的談判，1707年《聯合法案》終於(yu) 在兩(liang) 國議會(hui) 獲得通過。雙方談判的主要議題集中在在新的議會(hui) 中蘇格蘭(lan) 議席分配，以及蘇格蘭(lan) 將享受到的貿易權力方麵。《聯合條約》的內(nei) 容也反應出了談判的內(nei) 容，它大致由三個(ge) 部分組成：關(guan) 於(yu) 憲政製度的安排、關(guan) 於(yu) 經貿稅收方麵的規定以及關(guan) 於(yu) 保留蘇格蘭(lan) 法律製度的條文。條約第1-3條以及第22-23條對聯合之後的憲政製度做了安排。第1條規定兩(liang) 國聯合成統一的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第2條對安妮女王歿後聯合王國的王位繼承權做出規定；第3條規定聯合王國由同一個(ge) 議會(hui) 即大不列顛議會(hui) 代表。第22-23條規定對蘇格蘭(lan) 的議員名額以及上院中的蘇格蘭(lan) 議員的權利做了規定。戴雪認為(wei) ，通過議會(hui) 的聯合，蘇格蘭(lan) 的立法權力以及最終的執行權由蘇格蘭(lan) 議會(hui) 轉交給大不列顛議會(hui) ；蘇格蘭(lan) 議會(hui) 長久以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事實上都從(cong) 未成為(wei) 至高無上的主權機關(guan) ；而大不列顛議會(hui) 繼承了議會(hui) 最高主權的傳(chuan) 統以及議會(hui) 主權的立法實踐。[21]因此，事實上通過議會(hui) 的聯合，英格蘭(lan) 最終將蘇格蘭(lan) 納入了議會(hui) 主權的傳(chuan) 統之內(nei) 。

通過1707年的聯合，詹姆斯一世曾經夢想但從(cong) 未實現的大不列顛統一的國家形態在法律上得以實現。雖然蘇格蘭(lan) 議會(hui) 從(cong) 未像哥特傳(chuan) 統下的英格蘭(lan) 議會(hui) 一樣擁有長久的獨立地位，是人民自由的象征，但自從(cong) 蘇格蘭(lan) 追隨英格蘭(lan) 光榮革命的腳步，尤其是18世紀初以來，蘇格蘭(lan) 議會(hui) 已經變得越來越獨立自主。對於(yu) 英格蘭(lan) 而言，通過1707年的議會(hui) 聯合，它事實上消滅了蘇格蘭(lan) 議會(hui) ，成功地解決(jue) 了邊疆地區對英格蘭(lan) 憲政體(ti) 製帶來的壓力。因此，不列顛島就能采取統一的經濟、外交政策，避免英蘇兩(liang) 國內(nei) 部的摩擦，也避免了蘇格蘭(lan) 在經濟與(yu) 政治上成為(wei) 荷蘭(lan) 、法國等國家侵入英格蘭(lan) 的後門。對於(yu) 蘇格蘭(lan) 而言，聯合不可避免將切斷同法國、荷蘭(lan) 的密切聯係，但同時為(wei) 蘇格蘭(lan) 商人打開了英格蘭(lan) 及其殖民地這一巨大的市場。可以說，議會(hui) 聯合以及自由貿易的實現是18世紀蘇格蘭(lan) 繁榮的主要前提，也是亞(ya) 當·斯密倡導的自由貿易最有利例證。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的聯合為(wei) 18世紀不列顛帝國的擴張與(yu) 成長奠定了基礎。對此曆史學家評價(jia) 道：“其他的帝國無不從(cong) 血腥的戰場和無度的暴力中誕生。而聯合王國卻完全可以自誇有著更加高貴的起源，它是和平談判精神的勝利——這種精神戰勝了自私的政策和空洞的愛國主義(yi) 。”[22]憲法學家戴雪則認為(wei) 1707年的聯合堪比於(yu) 美利堅合眾(zhong) 國的聯邦立憲。[23]議會(hui) 聯合成功之後，蘇格蘭(lan) 人精神被從(cong) 長老會(hui) 狂熱的宗教激情中解放出來，投身到貿易與(yu) 工業(ye) 化的大潮之中。可以說，近現代所有蘇格蘭(lan) 人值得全世界尊重的貢獻都是在聯合之後的歲月中創造出來的，並且，蘇格蘭(lan) 本身也在這段曆程中逐步擺脫了貧窮與(yu) 落後的麵貌，格拉斯哥、愛丁堡等城市從(cong) 破舊的小鎮一舉(ju) 而發展成著名的大城市，成為(wei) 不列顛國家中的工商業(ye) 重鎮。

三、“分裂之家之危機”

在不列顛帝國事業(ye) 蒸蒸日上之時，議會(hui) 聯合是一項雙贏的事業(ye) ；在其衰落之後，民族主義(yi) 運動開始正式興(xing) 起。20世紀20年代，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運動開始興(xing) 起與(yu) 發展，對當代英國政治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其發展曆程可分為(wei) 四個(ge) 階段。[24]

第一階段，即1920-1950年代，是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運動的興(xing) 起時期。1928年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者成立了蘇格蘭(lan) 民族黨(dang) ，1934年該黨(dang) 和蘇格蘭(lan) 黨(dang) 合並組建了新的蘇格蘭(lan) 民族黨(dang) 。[25]但民族黨(dang) 的直接政治目標並非蘇格蘭(lan) 獨立，而是要求建立蘇格蘭(lan) 地方議會(hui) 。第二階段，即1960-1970年代，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運動進一步發展。從(cong) 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民族主義(yi) 者在選舉(ju) 中不斷取得進展。在1962年6月的西洛錫安補選中，民族黨(dang) 獲得了總數23%的選票，表明民族主義(yi) 者已經成長為(wei) 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第三階段，即1980-1990年代中期，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運動受到一定的挫折。撒切爾執政的保守黨(dang) 政府始終反對向蘇格蘭(lan) 放權，而在野黨(dang) 則一直支持民族主義(yi) 運動，為(wei) 蘇格蘭(lan) 獨立議會(hui) 的重開創造了條件。1980年代對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者來說是黑暗的時期，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一度受到打壓。撒切爾政府明確反對立法放權，強調在現行的聯合王國框架下關(guan) 注蘇格蘭(lan) 的利益，而不考慮民族主義(yi) 者的放權要求。第四階段，即1997年工黨(dang) 執政以來至今，是所謂權力下放時期。所謂權力下放，即將一部分原屬於(yu) 聯合王國議會(hui) 與(yu) 政府的權力下放給獨立的蘇格蘭(lan) 議會(hui) 。布萊爾當選工黨(dang) 領袖後，兌(dui) 現了工黨(dang) 的放權承諾。1997年大選，工黨(dang) 贏得了議會(hui) 的絕對多數，而且在各地區都擁有多數席位。從(cong) 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運動發展的角度看，1997年大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yi) ，放權成為(wei) 了可以實現的目標。2014年，在蘇格蘭(lan) 獨立戰爭(zheng) 勝利700周年的日子，在民族黨(dang) 黨(dang) 首薩爾蒙德的倡議下，蘇格蘭(lan) 舉(ju) 行了獨立公投，但投票結果，蘇格蘭(lan) 人選擇繼續留在聯合王國之內(nei) 。

從(cong) 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運動的發展階段來看，其發展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上的。正如蘇格蘭(lan) 人當初同意1707年議會(hui) 聯合的根本目的是為(wei) 了分享英格蘭(lan) 人開創的殖民地利益一樣，民族主義(yi) 的發展也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在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運動中，1970年代北海油田的發現給了民族主義(yi) 者極大的經濟獨立的信心。隨著北海地區石油的發現，蘇格蘭(lan) 民族黨(dang) 又打出了蘇格蘭(lan) 的石油的競選口號，號稱北海石油能使蘇格蘭(lan) 擺脫經濟上的困境。如果蘇格蘭(lan) 獨享巨額的石油收入，蘇格蘭(lan) 的社會(hui) 福利、工業(ye) 和文化生活的複興(xing) 都能依靠石油而實現。可見，石油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運動的發展。

其次，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運動在黨(dang) 派利益的驅動下發展。[26]在英國議會(hui) 中，政黨(dang) 往往為(wei) 了獲得選民的支持，被棄政黨(dang) 原先的政策，轉而支持民族主義(yi) 政策。政黨(dang) 支持民族主義(yi) 運動、支持放權更多地是出於(yu) 選舉(ju) 的需要，基於(yu) 策略的考慮，而不是出自既定的政治原則，沒有哪種民族主義(yi) 原則是他們(men) 必須永恒遵守的信條。

第三，歐洲一體(ti) 化進程降低了蘇格蘭(lan) 獨立的門檻，減少了獨立可能帶來的衝(chong) 擊。歐洲一體(ti) 化的發展使不列顛聯合王國對於(yu) 蘇格蘭(lan) 的吸引力在不斷下降。而英格蘭(lan) 主導下的歐洲政策仍然堅持其一貫的孤立主義(yi) 立場，這點引起蘇格蘭(lan) 的不滿。無論在政治、法律、文化傳(chuan) 統上，還是出於(yu) 利益考慮，蘇格蘭(lan) 都更願意同歐洲大陸保持更加密切的接觸。

然而，民族主義(yi) 運動所訴諸的各種“民族神話”並未開創出足以抗衡“輝格—哥特”傳(chuan) 統的生活方式。和1707年議會(hui) 聯合是通過議會(hui) 選票而不是通過戰爭(zheng) 實現的那樣，當分離的動議被提出時，它也並未以任何理由訴諸於(yu) 戰爭(zheng) ，這點亦是議會(hui) 聯合所具有的優(you) 點。並且，我們(men) 也應當看到，“議會(hui) 主權”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在美洲、在更大的領土範圍內(nei) 得到了承繼與(yu) 發展。而在歐洲，也已經並不存在對自由、民主政治生活構成威脅的絕對主義(yi) 政權。誠如伯爾曼所言，民族主義(yi) 隻在19世紀才獲得其生命力，因為(wei) 民族主義(yi) 同個(ge) 人主義(yi) 、理性主義(yi) 構成了民主的三位一體(ti) 之神——解放之神。[27]

* 戴鵬飛，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注釋：

[1] 可參閱[愛]艾德蒙·柯蒂斯：《愛爾蘭(lan) 史》，江蘇師範學院翻譯組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美]克裏斯托弗·斯奈德：《不列顛人：傳(chuan) 說和曆史》，範勇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2] Robert. Rait，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s: Scotland， pp.7—11.

[3] 有關(guan) 曆史敘述參閱Robert. Rait，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s: Scotland以及William Ferguson， Scotland's Relations的相關(guan) 論述。參閱William Ferguson， Scotland's Relations， p. 10。

[4] [英]梅特蘭(lan) ：《英格蘭(lan) 憲政史》，第142頁；[比]範·卡內(nei) 岡(gang) ：《英國普通法的誕生》，第9頁。

[5] William Ferguson， Scotland's Relations， p.26.

[6] Tim Harris， Revolution， p.324; George Moore，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Revolution of 1688—89， London: Longman Press， p.245.

[7] George Moore ，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Revolution， pp.245—253; Maurice Ashley，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pp.182—183.

[8] Lois G. Schwoerer， “Locke， Lockean Ideas， and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51， No. 4， pp. 531—548.

[9] George Moore，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Revolution of 1688—89， pp.257—260; Maurice Ashley，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p.183.

[10] Maurice Ashley，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p.176.

[11] Jeffrey Goldsworthy，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Clarendon Press， 2001， p.159.

[12] Joyce Malcolm， ed.， The Struggle for Sovereignt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Tracts， vol. II，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9， p.31.

[13] 關(guan) 於(yu) 光榮革命在蘇格蘭(lan) 展開的情況可參閱Robert Barnes， “Scotland and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Albion: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Vol. 3， No. 3， pp. 116—127。

[14] Rait，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s: Scotland， p.276.

[15] Rait，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s: Scotland， p.277.

[16] 關(guan) 於(yu) 《權利聲明》對蘇格蘭(lan) 憲製的改變可參閱William Ferguson， Scotland's Relations， p.172。

[17] 資本募集以及具體(ti) 的殖民過程，參見[英]戴雪：《思索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的聯合》，戴鵬飛譯，未刊打印稿，第42—43頁；James Mackinnon， The Union of England and Scotland， pp.30—43.

[18] William Ferguson， Scotland's Relations， p.179.

[19] [英]戴雪：《思索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的聯合》，第48頁。

[20] [英]戴雪：《思索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的聯合》，第48—49頁。

[21] [英]戴雪：《思索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的聯合》，第68頁。

[22] William Ferguson， Scotland's Relations， p.238.

[23] [英]戴雪：《思索英格蘭(lan) 與(yu) 蘇格蘭(lan) 的聯合》，第59頁。

[24] 參見王磊：《當代蘇格蘭(lan) 民族主義(yi) 運動探析》，《世界民族》2011年第5期。

[25] 參見許二斌：《蘇格蘭(lan) 獨立問題的由來》，《世界民族》2014年第4期。

[26] 參見許二斌：《蘇格蘭(lan) 獨立問題的由來》，《世界民族》2014年第4期。

[27] [美]哈羅德·伯爾曼：《法律與(yu) 革命》，中國大百科全書(shu) 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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