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分裂視角下的“中華民族認同”建設

作者：曹偉(wei) （蘭(lan) 州大學中亞(ya) 研究所、蘭(lan) 州大學管理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原道》第26輯，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初四日乙醜(chou)

           耶穌2015年10月16日

內(nei) 容提要：“民族”在現代漢語裏使用頻度很高，但含義(yi) 十分模糊。百年來圍繞著“民族”的涵義(yi) 中國學界曾爆發過數次爭(zheng) 論。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費孝通關(guan) 於(yu) “民族”的爭(zheng) 論表麵上看來是稱謂之爭(zheng) ，其核心則事關(guan) 中國的國家統一與(yu) 領土完整。中國的分裂主義(yi) 產(chan) 生於(yu) 國家認同弱化之際，並一直以族群民族主義(yi) 為(wei) 工具，力圖在中華民族之外建構新的“民族”，以達到分裂中國的目的。通過強化中華民族認同達到強化國家認同之目的，是反分裂的治本之策。

關(guan) 鍵詞：反分裂 中華民族 國家認同

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和費孝通兩(liang) 位先生圍繞著中國境內(nei) 的漢族、滿族、蒙族、藏族、回族是否應該稱為(wei) “民族”爆發了一場爭(zheng) 論。[1]顧頡剛先生認為(wei) ，中國隻有一個(ge) 民族——中華民族，漢、滿、蒙、藏、回等族不宜稱為(wei) “民族”，而費孝通先生認為(wei) 漢、滿、蒙、藏、回等族也可以稱為(wei) “民族”。這一爭(zheng) 論時至今日仍未有定論，其核心在於(yu) 在中國誰有資格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近代以來，中國經曆了由傳(chuan) 統帝國到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在此過程中國家民族主義(yi) 一方麵促進了“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及其民族國家的建立，另一方麵族群民族主義(yi) 也刺激了中國邊疆地區分裂主義(yi) 的產(chan) 生。[2]百年來，圍繞著國家認同，國家民族主義(yi) 與(yu) 族群民族主義(yi) 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激烈的較量，鬥爭(zheng) 的核心在於(yu) 中國究竟有幾個(ge) “nation”。分裂主義(yi) 分子力圖在中華民族之外建構出其他的“民族（nation）”，並以此作為(wei) 他們(men) 分裂中國的依據。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回過頭來重新認識和評價(jia) 70多年前的那場顧費“民族”之爭(zheng) 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yi) 。

一、“民族”、“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yi) 時代的產(chan) 物

欲對顧費二人“民族”之爭(zheng) 的實質有清晰的認識，必須搞清楚“民族”一詞的真實含義(yi) 。古漢語裏並無“民族”一詞，現代漢語裏的“民族”一詞源自日文，而日文“民族”一詞又源自英文“nation”，中國最早在現代意義(yi) 上使用“民族”一詞的是梁啟超。[3]孫中山先生則直接將“nation”音譯為(wei) “哪遜”：“英文中‘民族’的名詞是哪遜[nation]，哪遜這一個(ge) 字有兩(liang) 種解釋：一是民族，一是國家。”有時，孫中山先生也將“nation”譯為(wei) “國族”（國家民族的簡稱）。[4]

“nation”在英文裏的涵義(yi) 究竟為(wei) 何呢？“nation”的詞根源於(yu) 拉丁語“natio”，意指“出生、出身”。美國學者裏亞(ya) ·格林菲爾德對“nation”在語義(yi) 學上的演變情形進行了考證：在羅馬時代，nation指的是一群從(cong) 同一個(ge) 地域來的外國人；在中世紀的大學興(xing) 起以後，nation的意義(yi) 變成了一個(ge) 意見的社群；之後，nation的意義(yi) 又和教會(hui) 委員會(hui) 的參與(yu) 者有了連結關(guan) 係，而有了精英份子的含義(yi) ；在16世紀初期的英國，nation的意義(yi) 變為(wei) 對具有主權之人民的指涉；一直到其他的國家和人民也用nation這個(ge) 字來指涉他們(men) 自己以後，nation的指涉對象轉變為(wei) 一群獨特之人民的意思。[5]可見，盡管nation出現較早，但其現代含義(yi) 的出現則是晚近的事情，其中第四階段詞義(yi) 的變化至為(wei) 關(guan) 鍵。英國學者埃裏克·霍布斯鮑姆曾指出，“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yi) ，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yi) 創造了民族”。[6]換言之，民族是民族主義(yi) （nationalism）的產(chan) 物，國家（state）創造了民族，民族是後於(yu) 國家和民族主義(yi) 而產(chan) 生的。而在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裏，民族被進一步明確為(wei) 人為(wei) 建構出來的概念——“想象的共同體(ti) ”。[7]當民族與(yu) 國家相結合，便產(chan) 生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一新的國家形態。民族主義(yi) 作為(wei) 近幾百年來人類曆史上影響最大的社會(hui) 思潮之一，誕生於(yu) 資本主義(yi) 興(xing) 起與(yu) 勃發時代的西歐，並隨著歐洲殖民者對外資本主義(yi) 擴張的腳步傳(chuan) 遍全球。它不僅(jin) 推動了歐洲的反神權和反封建鬥爭(zheng) ，而且也為(wei)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殖反帝鬥爭(zheng) 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走向極端化的民族主義(yi) 卻為(wei) 人類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首先，盡管人類曆史上的人群以血緣、宗教、文化、經濟等聯係為(wei) 紐帶形成了眾(zhong) 多的人類共同體(ti) （族群），但是它們(men) 與(yu) 民族（nation）不是一回事。民族是資本主義(yi) 時代的產(chan) 物，並深深打上了西歐的烙印。民族從(cong) 其本源來看，主要是個(ge) 政治共同體(ti) 的概念，後來在資產(chan) 階級革命中又被逐漸賦予了文化內(nei) 涵。

在西歐封建王國與(yu) 羅馬天主教廷的鬥爭(zheng) 中，民族主義(yi) 和主權觀念是資產(chan) 階級思想家的偉(wei) 大創造，世俗的民族主義(yi) 被用以抗衡羅馬教廷的宗教普世主義(yi) ，而國家主權觀念意在排斥和否定教皇的宗教神權。國家利用民族主義(yi) 不僅(jin) 創造了民族和民族國家，而且成功地將民族國家與(yu) 主權國家相結合，使擺脫了教廷控製的擁有完全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在17世紀上半葉的三十年戰爭(zheng) 之後逐漸成為(wei) 了國際舞台上的主要行為(wei) 體(ti) 。中世紀的羅馬教廷權傾(qing) 歐洲，各封建王國的君主也不得不向教皇表示臣服，其統治下的國民們(men) 盡管在政治上向君主效忠，但在宗教上則須向教皇輸誠。羅馬教廷在歐洲各國實行的經濟政策和西歐各國的封建割據局麵嚴(yan) 重阻礙了資本主義(yi) 的發展，此時的資產(chan) 階級由於(yu) 力量弱小尚需要封建王權的庇護，因此他們(men) 與(yu) 封建王權建立了政治聯盟。封建君主們(men) 挑戰教皇的權威必須獲得國民們(men) 絕對的支持，資產(chan) 階級思想家們(men) 提出了民族主義(yi) 的思想，將全體(ti) 國民建構為(wei) 統一的整體(ti) ——民族，並使其成為(wei) 國民的效忠對象。民族是國家的主人，其國民無論貴賤均是民族的平等一員（這對於(yu) 中世紀那些出身低微的民眾(zhong) 而言無疑提高了他們(men) 的身份），而君主則是民族的代言人，這便是早期的民族國家。與(yu) 此同時，資產(chan) 階級思想家們(men) 還創造了主權的概念，用以反對羅馬教廷對封建王國內(nei) 政、外交的幹涉。民族國家擁有至高無上的主權，羅馬教廷無權幹涉各國內(nei) 政、外交，西班牙、法國、英格蘭(lan) 是西歐最早的一批民族國家。在打敗了羅馬教廷以後，封建王權與(yu) 資產(chan) 階級的政治聯盟不僅(jin) 很快走向了解體(ti) ，而且雙方陷入了敵對狀態。資產(chan) 階級由於(yu) 不滿專(zhuan) 製君主的橫征暴斂，他們(men) 鬥爭(zheng) 的矛頭轉向了專(zhuan) 製王權，為(wei) 了動員國內(nei) 廣大民眾(zhong) 積極參與(yu) 到資產(chan) 階級民主革命中來，資產(chan) 階級啟蒙思想家們(men) 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要求專(zhuan) 製君主將國家主權交給人民。民族與(yu) 人民開始成為(wei) 同義(yi) 詞，人民由全體(ti) 民族成員組成。在法國大革命中，法國資產(chan) 階級又對民族成員的資格做出了限定，能否會(hui) 講法語成為(wei) 是否擁有法蘭(lan) 西民族資格的重要前提條件，唯有本民族成員才享有公民身份和憲法賦予他們(men) 的基本人權。至此，民族不僅(jin) 是一個(ge) 政治法律共同體(ti) ，而且是一個(ge) 曆史文化共同體(ti) 。民族國家的國民普遍具有互為(wei) 表裏的雙重身份——國家公民和民族成員身份，國家在政治上賦予國民公民資格和國籍，而在文化方麵要求國民具備共同的心理素質。

其次，盡管民族不同於(yu) 族群，但二者界限並非不可逾越。伴隨著西歐民族國家的對外擴張，民族主義(yi) 及其創造的民族、民族國家也隨之擴散到西歐以外的其他地區。在東(dong) 歐和亞(ya) 非拉地區的反殖反帝鬥爭(zheng) 中，族群被民族主義(yi) 者建構為(wei) “民族”，[8]然後以民族為(wei) 基礎建立起民族國家，在這些地區民族反而先於(yu) 國家產(chan) 生。民族國家作為(wei) 一種新的國家形態，在動員和凝聚國內(nei) 民眾(zhong) 方麵有著諸多的優(you) 勢，因而成為(wei) 各國競相效仿的對象，這也推動了民族國家模式在全世界的普及。

在東(dong) 歐及亞(ya) 非拉等地區反殖反帝的鬥爭(zheng) 中，一些地區由於(yu) 曆史上未曾建立過國家或其曾經的國家被殖民者摧毀，在他們(men) 爭(zheng) 取獨立與(yu) 自由的過程中，也將建立民族國家作為(wei) 他們(men) 的目標。盡管其建立民族國家的目標與(yu) 西歐並無二至，但是路徑卻大相徑庭。在這些地區，不是國家創造了民族而是相反，當地的社會(hui) 精英分子為(wei) 了證明其獨立建國的合理性，往往在族群的基礎上以民族主義(yi) 為(wei) 工具首先建構出一個(ge) “民族”，然後再推動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譬如，在英國殖民下的印度，當地的印度教精英和穆斯林精英便是如此，先建構出印度民族和穆斯林民族，然後才有了後來的印巴分治和獨立建國。世界曆史上曾有過多種國家形態，譬如城邦國家、王朝國家、帝國等，民族國家則是近代資本主義(yi) 時代的產(chan) 物。帝國架構的一個(ge) 基本特點是其中囊括不同的種族、文化、區域，而近代民族國家的興(xing) 起促就了帝國的崩潰瓦解。與(yu) 龐大的帝國疆土相比，民族國家以族群、文化、宗教信仰單一或高度同質性為(wei) 特點。民族是民族國家的主體(ti) ，民族認同則是民族國家時代國家認同的重要載體(ti) ，政治認同與(yu) 文化認同則是其兩(liang) 大支柱。[9]民族國家的理想狀態是“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並要求國家邊界與(yu) 民族分布邊界重合，但這在現實生活中是很難實現的。民族人口是流動的並導致民族分布範圍的不斷變化，而國家邊界則是基本固定的；許多民族是混居的，各民族之間難以劃出清晰的邊界，而國家邊界則必須是明確無誤的。因此，各民族都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帶來的隻能是衝(chong) 突與(yu) 戰爭(zheng) 。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人員跨國流動、移民日益頻繁的情況下，多族群的民族國家[10]要想通過文化同化建立一種高度同質化的民族文化，並得到國民廣泛的認同幾乎是一項不可完成的任務，當今世界絕的大部分國家將維持一種“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多個(ge) 族群”的狀態。

二、此“民族”非彼“民族”

“民族”在現代漢語裏是一個(ge) 使用頻度很高但含義(yi) 十分模糊的詞匯，其含義(yi) 隻能在具體(ti) 語境中去辨別。正因如此，“民族”之爭(zheng) 至今在中國學界仍未結束，現代漢語將“nation”和人類曆史上那些依據血緣、宗教、文化、經濟等為(wei) 基礎形成的人類共同體(ti) 均稱作“民族”。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在於(yu) “民族（nation）”一詞在中國的指代對象經曆了複雜的變遷過程，大致可分為(wei) 如下幾個(ge) 階段：

1.將中華民族等同於(yu) 漢族，並將其與(yu) 滿、蒙、藏、回等族群體(ti) 均稱為(wei) “民族”。在清末中國資產(chan) 階級反清革命鬥爭(zheng) 中，一些革命黨(dang) 人接受了民族主義(yi) 思想，並將漢族、滿族均視為(wei) 民族，號召漢族團結起來進行民族革命以推翻滿族人的清政府，建立漢族自己的民族國家，[11]這在興(xing) 中會(hui) 的宗旨“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zhong) 政府”和同盟會(hui) 的革命綱領“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中有明確的體(ti) 現。此外，誕生於(yu) 這一時期的“中華民族”被視為(wei) 漢族的別稱。1905年，梁啟超明確撰文表示：“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12]楊度、章太炎等人也將中華民族認定為(wei) 漢族及其前身華夏族。

2.中華民國建立以後，盡管中華民族和漢、滿、蒙等族均稱為(wei) “民族”，但是已不再是漢族的別稱，而是全體(ti) 中國人的代稱。盡管許多人已經認識到中華民族與(yu) 漢、滿、蒙等“民族”並非一個(ge) 層次的概念，但在漢語裏找不到有別於(yu) “民族”的詞匯用於(yu) 稱呼漢、滿、蒙等族。20世紀40年代，蔣介石曾試圖用“宗族”指代國內(nei) 的漢、滿、蒙等族，後因受到多方質疑和反對而作罷。

3.將中華民族視為(wei) “nation”，而將漢、滿、蒙、藏、回等族視為(wei) “нация”，並認為(wei) “нация”不同於(yu) “nation”，但是又將“нация”也譯為(wei) “民族”。[13]列寧在準備反對沙俄政府的民主革命時，使用“нация”一詞指代俄國國內(nei) 的烏(wu) 克蘭(lan) 人、白俄羅斯人、格魯吉亞(ya) 人等群體(ti) ，並賦予他們(men) 脫離帝俄獨立建國的權利。之後，俄國境內(nei) 的“нация”紛紛獨立建立了自己的主權共和國，後來這些國家又作為(wei) 加盟共和國被整合進統一的國家——蘇聯。[14]基於(yu) 蘇聯的“нация”概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中央政府領導下進行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工作，並且在法律上正式確立了我國“56個(ge) 民族”的“民族”格局。

總的來看，參與(yu) “民族”之爭(zheng) 的人大體(ti) 可以分為(wei) 知曉“民族（nation）”和不清楚“民族（nation）”確切含義(yi) 的兩(liang) 類人。前一類人裏又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種情況：清末革命派人士出於(yu) 反滿革命的需要，有意將漢族、滿族均視為(wei) “民族（nation）”，且將中華民族視為(wei) 漢族的同義(yi) 詞，誌在建立漢族的民族國家——“中華民國”。另一種情況是中國的分裂主義(yi) 分子故意混淆視聽，堅持將“中華民族”視為(wei) 漢族的別稱，將中華民國視為(wei) 漢族的國家，並將滿、蒙、藏、回等族群體(ti) 與(yu) 漢族等量齊觀地視為(wei) “民族（nation）”，意在為(wei) 他們(men) 分裂國家的行徑提供依據。後一類人大多並不清楚“民族（nation）”的確切含義(yi) 及其在西歐產(chan) 生的曆史背景，出於(yu) 民族自卑感和曆史虛榮心而將漢、滿、蒙、藏、回等族稱為(wei) “民族”。這些人的說辭往往被分裂分子所歪曲利用。有鑒於(yu) 上述情況，一些學者基於(yu) 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考慮，堅持中國隻應有一個(ge) 民族——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漢、滿、蒙、藏、回等族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且不宜也稱為(wei) “民族”，因為(wei) 一旦承認中國存在多個(ge) “民族”，勢必將導致國家的四分五裂。

遺憾的是，盡管將漢、滿、蒙、藏、回等稱為(wei) “民族”的情況並不合適，但是漢語裏又找不到其他更合適的稱謂，舊的稱謂隻能將錯就錯地延續下來。俄文“нация”一詞的出現似乎為(wei) 打破僵局提供了一絲(si) 機會(hui) ，因為(wei) 一些人認為(wei) “нация”與(yu) “nation”並不是一回事，且蘇聯就用“нация”稱呼其國內(nei) 的俄羅斯人、烏(wu) 克蘭(lan) 人、格魯吉亞(ya) 人等群體(ti) ，但是“нация”也被譯為(wei) “民族”引入中文，並用來稱呼漢、滿、蒙、藏、回等群體(ti) 。這樣，在漢語裏還是無法將“中華民族”之“民族”與(yu) 漢、滿、蒙、藏、回等“民族”進行有效區分。近年來，有人建議，將“nation”譯為(wei) “國族”，用“民族”繼續稱呼漢、滿、蒙、藏、回等群體(ti) ，問題是在英文裏又該尋找哪個(ge) 詞與(yu) “民族”相對應呢？nationality[15]與(yu) ethnic group[16] 是可列入選擇的菜單，但還是有人認為(wei) 這兩(liang) 個(ge) 詞不足以表達漢、滿、蒙、藏、回等“民族”的涵義(yi) ，無奈之下“Minzu”被創造了出來，但是在我們(men) 不掌握國際話語權的情況下，它在英語世界很難被認可使用。另有一部分學者主張“民族”專(zhuan) 指中華民族，而將英文裏的“ethnic group”譯為(wei) “族群”指代中國的56個(ge) 民族。至此，國內(nei) 學術界目前大致形成了關(guan) 於(yu) “民族”研究的兩(liang) 套話語體(ti) 係。

三、反分裂背景下的“中華民族”認同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邊疆地區爆發了嚴(yan) 重的治理危機。地理環境封閉、存在文化差異、中央權威衰落和外部勢力介入是分裂主義(yi) 產(chan) 生的四個(ge) 基本條件。[17]西藏、新疆、外蒙等邊疆地區既是地理空間意義(yi) 上的邊疆，也是政治和文化意義(yi) 上的邊疆。從(cong) 曆史上看，中國邊疆地區與(yu) 內(nei) 地在地理方麵多有高山、大漠等阻隔，人員往來及經濟文化交流存在諸多不便，導致邊疆與(yu) 內(nei) 地在文化方麵存在許多差異。另一方麵，地理環境也限製了中央政府對邊疆的治理和中央在邊疆的權威。晚清以來，伴隨著中央政府權威的衰落和西方列強對中國邊疆的滲透蠶食，最終催生了中國的分裂主義(yi) 。

分裂主義(yi) 產(chan) 生於(yu) 這一時期的邊疆地區絕非偶然，它是我國國家認同[18]發生危機的必然結果。這一時期，伴隨著滿清政府的覆滅和中華民國的建立，中國的國家形態經曆了從(cong) 帝國體(ti) 製和民族國家的轉換。傳(chuan) 統的帝國體(ti) 製下，中央政府重政治統治而輕文化建設，國家認同嚴(yan) 重依賴政治認同，一旦政治認同發生危機邊疆地區民眾(zhong) 的國家認同將被嚴(yan) 重動搖。清帝國滅亡後，維係清政府在邊疆地區統治合法性的傳(chuan) 統的政治認同（皇權效忠）陷入瓦解，而中華民國所確立的新的政治權威尚未被普遍接受，曆史上形成的文化認同的基礎又十分薄弱。[19]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在意識形態領域圍繞著中華民族認同，民國政府與(yu) 分裂分子分別以國家民族主義(yi) 和族群民族主義(yi) 為(wei) 思想武器進行了激烈的較量。

梁啟超作為(wei) “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的首倡者，對中華民族的認識經曆了一個(ge) 轉變的過程。梁啟超在初期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時比較混亂(luan) ，有時指漢族（“小中華民族思想”），有時又指中國的所有族群（“大中華民族思想”）。中華民國建立之後，“中華民族”才逐漸轉變為(wei) 指代中國境內(nei) 的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人群。1912年的“外蒙獨立”鬧劇中，內(nei) 蒙古愛國王公通電全國申明：“蒙古疆域，向與(yu) 中國腹地，唇齒相依，數百年來，漢蒙久成一家”，“現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係中華民族，自宜一體(ti) 出力，維持民國”。[20]1918年，孫中山表示：“我們(men) 要擴充起來，融化我們(men) 中國所有各族，成個(ge) 中華民族。”希望能營造一個(ge) 超越了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民族意識、與(yu) 中華民國國家的規模相一致的統一的中華民族。[21]抗日戰爭(zheng) 時期，為(wei) 了實現全民總動員，蔣介石更明確主張中國隻有一個(ge) 民族——“中華民族”，而包括漢族在內(nei) 的各個(ge) 族同是屬於(yu) “中華民族”的宗族。經過抗日戰爭(zheng) ，當時社會(hui) 已廣泛使用和認同中華民族這一整體(ti) 性稱謂。但是邊疆地區一些分裂分子在族群民族主義(yi) 的影響下，拒絕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而堅持認為(wei) 中華民族係漢族的別稱，中華民國隻是漢族人的民族國家，他們(men) 也具有民族地位，有權利獨立建國。

“近代西方建立民族國家的方法是從(cong) 國家到民族，即按照國家的規模形成民族；而近代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方法則是從(cong) 民族到國家，即按照民族的規模形成國家。”[22]中國的近代國家建設從(cong) 一開始就麵臨(lin) 著邊疆地區分裂主義(yi) 的威脅，中華民族認同是中國民族國家建設的核心，也是應對分裂主義(yi) 威脅的應有之義(yi) 。從(cong) 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圍繞中華民族認同建設經曆了曲折的曆程，至今仍有一些問題未能得到解決(jue) ：

第一，關(guan) 於(yu) 中華民族的法律地位、包含範圍及其與(yu) 國內(nei) 各族群的關(guan) 係問題。構建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是近代以來中國國家形態轉型的重要目標，而中華民族認同是其中的關(guan) 鍵。中華民族是我國的“nation”，盡管國歌中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字句，但是在國家法律體(ti) 係中並無它的正式法律地位。我國憲法雖然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全文中找不到“中華民族”的提法。關(guan) 於(yu) 中華民族的範圍及其與(yu) 國內(nei) 各族群的關(guan) 係問題，盡管我們(men) 認為(wei) “中國的56個(ge) 民族構成了中華民族”，但是一些分裂分子故意將“中華民族”之“民族”與(yu) 中國“56個(ge) 民族”之“民族”均視為(wei) “nation”。筆者認為(wei) ，中華民族首先是一個(ge) 政治共同體(ti) ，其成員身份在法律上主要體(ti) 現在國籍方麵，凡擁有中國國籍者均為(wei) 中華民族的成員，已入外國籍的華裔不在此列。有鑒於(yu) 上述情況，已經有學者建議盡快確立中華民族作為(wei) 我國“國族（nation）”的法律地位，並明確中華民族的範圍及其與(yu) 56個(ge) 族群的關(guan) 係。此外，“中華民族”之“民族”與(yu) 中國“56個(ge) 民族”之“民族”二者明顯不是一個(ge) 層麵的概念，應在稱謂上進行必要的區分為(wei) 好。

第二，關(guan) 於(yu) 中華民族認同的文化基礎問題以及中華文化與(yu) 各族群文化的關(guan) 係問題。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形成的文化基礎，它應是中國各族群優(you) 秀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種能夠得到各族群認同的共有共享的先進文化。我國56個(ge) 族群的地位是平等的，其各自的族群文化的地位也是平等的，處理好各族群文化的關(guan) 係及共存相處問題是和諧族群關(guan) 係的基礎。世界上在處理多種文化關(guan) 係方麵主要有三種選擇：文化同化（族群同化）已越來越多受到弱勢族群的反對和抵製；文化多元主義(yi) 導致不同文化之間的隔離與(yu) 排斥；文化涵化（族群融合）則更易為(wei) 弱勢族群接受。在中華文化的建設過程中，盡管漢族是我國人口最多的族群，漢文化也處於(yu) 主體(ti) 文化地位，但是中華文化不等於(yu) 漢文化，漢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與(yu) 此同時，也要反對不斷強化各族群文化之間的差異，強化族群邊界，割裂各族群文化與(yu) 中華文化的有機聯係，否定中華文化與(yu) 中華民族的傾(qing) 向。國家應該促進邊疆少數族群地區與(yu) 內(nei) 地在人員、商貿、文化等方麵的交流與(yu) 合作，實現邊疆少數族群地區與(yu) 內(nei) 地的經濟一體(ti) 化，並逐步促進少數族群積極參與(yu) 到中華文化的建設中來，為(wei) 此可以考慮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hui) ”改組為(wei) “中華民族事務委員會(hui) ”，專(zhuan) 門負責將56個(ge) 族群整合為(wei) 統一的中華民族。值得一提的是，費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理論旨在從(cong) 理論上解釋中華民族與(yu) 中國各族群的關(guan) 係，並將中華民族作為(wei) 中國各族群融合的目標。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核心應該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觀，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ye) 、誠信、友善”的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可作為(wei) 未來中華文化建設的努力方向。

第三，關(guan) 於(yu) 中華民族的政治認同問題以及公民如何有序參與(yu) 國家政治生活的問題。民族國家裏國民在政治生活領域內(nei) 以公民的個(ge) 人身份參與(yu) 其中，而在文化生活中則以族群的集體(ti) 身份出現，而應避免族群以政治共同體(ti) 的麵目參與(yu) 國家政治生活。當前我們(men) 的民族政策在法律上給予各族群一定的政治地位，並賦予其以集體(ti) 的身份參與(yu) 政治生活的權利。此外，現行民族政策不僅(jin) 嚴(yan) 格限製國民族群身份的自由轉換，並且將族群身份作為(wei) 國民參與(yu) 利益分配的依據。國家針對少數族群群體(ti) 實行了一係列的優(you) 惠政策，其結果是：一方麵，在工具理性的驅動下，一些漢族群體(ti) 以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將自己的族群身份變更為(wei) 少數族群身份；另一方麵，導致族群身份政治化，族群差異越來越大、族群邊界越來越清晰，族群認同越來越強化，中華民族越來越虛化。“所有國家都應將戰略重心放在加強國家認同教育上，而加強國家認同必須把公民意識的培養(yang) 放在首位。”[23]基於(yu) 上述情況，馬戎教授提出了中國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建議，[24]盡管他的建議遭到了一些質疑和反對，但從(cong) 反分裂的角度而言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政治權利方麵，更應突出各族群成員一律平等，而非含糊地規定各族群一律平等。

總之，我國反分裂鬥爭(zheng) 必須強化國家認同，國家認同的核心是中華民族認同。未來中華民族政治認同的建設的關(guan) 鍵在於(yu) ，使公民（無論其族群身份是什麽(me) ）而非族群成為(wei) 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體(ti) ，公民權利一律平等；文化認同的重點在於(yu) ，在堅持各族群文化平等的基礎上，積極鼓勵各族群參與(yu) 到中華新文化的建設中來。

四、結論

“民族”之爭(zheng) 不僅(jin) 是身份之爭(zheng) ，而且是地位與(yu) 權利之爭(zheng) ，爭(zheng) 論的背後更事關(guan) 中國的國家統一與(yu) 領土完整。漢語“民族”一詞的本源是“nation”，而“nation”是國家通過民族主義(yi) 建構出來的人類共同體(ti) ，是資本主義(yi) 時代的產(chan) 物，並非曆史上那些基於(yu) 血緣、宗教、語言等因素自然形成的人類共同體(ti) 。“民族”不僅(jin) 具有政治屬性，而且具有文化內(nei) 涵。顧費之爭(zheng) 中，由於(yu) 視角的差異，顧從(cong) “民族”的政治屬性出發反對將中國的漢、滿、蒙、藏、回等族群體(ti) 稱為(wei) “民族”，唯有中華民族才可以貫之“民族”的稱謂，且漢、滿、蒙、藏、回等族群體(ti) 屬於(yu) 中華民族；而費則看重“民族”的文化屬性，認為(wei) 漢、滿、蒙、藏、回等族群體(ti) 應該稱為(wei) “民族”，且“民族”一詞引入中國之初的確被用於(yu) 稱呼漢、滿、蒙、藏、回等族群體(ti) 。應該說，顧費二人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從(cong) 維護國家統一與(yu) 領土完整的角度出發，顧頡剛先生的考慮要更深為(wei) 深遠，“民族（nation）”在民族主義(yi) 的話語體(ti) 係裏被賦予了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一旦漢、滿、蒙、藏、回等族群體(ti) 被賦予“民族”的地位，那意味著它們(men) 均可以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中國將因此陷入分裂的境地。當時中國的分裂主義(yi) 已經產(chan) 生，外蒙、西藏、新疆的分裂分子正千方百計在建構自己的“民族（nation）”，以便為(wei) 其分裂主張提供理論依據，這正是顧頡剛先生最為(wei) 擔憂的地方。

顧費二人的爭(zheng) 論盡管已經過去70多年，但是“民族”之爭(zheng) 至今仍未結束，“民族”一詞在漢語裏的含義(yi) 依然模糊不清。盡管“中華民族”之“民族”與(yu) “56個(ge) 民族”之“民族”不是一個(ge) 層次的概念，但是依然在混用，這好比兩(liang) 個(ge) 人共用一個(ge) 名字。如何在漢語裏對二者進行有效的區分，在學術界逐漸形成兩(liang) 套話語表達體(ti) 係：“中國有一個(ge) 國族，56個(ge) 民族”和“中國有一個(ge) 民族，56個(ge) 族群”。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中華民族”係中國境內(nei) 全體(ti) 國民的觀念已經得到越來越多中國人的認可。無論采用哪種表達方式，漢、滿、蒙、藏、回等族群體(ti) 不是西方的“nation”是大家基本的共識，唯有分裂分子才故意混淆視聽，並極力排斥和否定中華民族是中國唯一“nation”的現狀，希望在中國建構出多個(ge) “nation”。

中國的分裂主義(yi) 產(chan) 生於(yu) 中國新舊國家形態轉換之際，傳(chuan) 統的國家認同崩塌而新的國家認同尚未確立之時。自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來，中國人已民族國家作為(wei) 自己國家轉型的目標，並在國家認同建設方麵進行了諸多的努力，其中最核心的是“中華民族認同”的構建。“中華民族認同”在當今中國依然是進行時而非完成時，在推動“中華民族認同”建設方麵我們(men)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未來應著力從(cong) 文化整合與(yu) 政治整合兩(liang) 個(ge) 方麵入手進一步夯實中華民族的文化基礎和政治基礎，這是反分裂鬥爭(zheng) 的治本之策。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最終狀態將體(ti) 現為(wei) ，它不再是中國56個(ge) 族群的簡單組合，而是億(yi) 萬(wan) 中國人形成的命運共同體(ti) 。

【參考文獻】

[1] 馬戎：《如何認識“民族”和“中華民族”》，《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12年第5期。

[2] 筆者認為(wei) ，國家民族主義(yi) 與(yu) 族群民族主義(yi) 的區別在於(yu) ，前者表現為(wei) 國家建構民族，並通過強化民族認同鞏固國家統一，後者表現為(wei) 族群精英力圖將族群建構為(wei) 民族，為(wei) 其建立新國家提供依據。

[3] 據考證，1899年梁啟超在《東(dong) 籍月旦》文中第一次使用“民族”一詞。1901年和1902年，梁啟超又分別在《中國史敘論》和《論中國學術思想史變遷之大趨勢》中使用“中國民族”和“中華民族”的概念。

[4]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嶽麓書(shu) 社2000年版，第2頁。

[5] [美]裏亞(ya) •格林菲爾德：《民族主義(yi) ：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王春華等譯，上海三聯書(shu) 店2010年版，第411頁。

[6] [英]埃裏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yu) 民族主義(yi) 》，李金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頁。

[7] 參見[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ti) ：民族主義(yi) 的起源與(yu) 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 此時的“民族”並非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民族，唯其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它才有資格成為(wei) 真正的民族。

[9] 賀金瑞、燕繼榮：《論從(cong) 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08年第3期。

[10] 常常看到“單一民族的民族國家”“多民族的民族國家”的說法，這就將兩(liang) 個(ge) “民族”有意或無意混為(wei) 一談，“單一民族”“多民族”裏的“民族”實為(wei) “ethnic group”，“民族國家”裏的“民族”則為(wei) “nation”。

[11] 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解》中所描繪的中華民國，即由漢族構成的“中華民國”。

[12] 李喜所：《梁啟超是提出"中華民族"稱謂的第一人》，參見https://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7/49163/4089792.html

[13] 斯大林對“нация”的界定是：“民族是人們(men) 在曆史上形成的一個(ge) 有著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yu) 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ti) ”斯大林堅持4條同時並用，缺一不可。參見《斯大林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64頁。

[14] 蘇聯時期，並無全國範圍內(nei) 的統一的“nation”，國內(nei) 的俄羅斯人、烏(wu) 克蘭(lan) 人、格魯吉亞(ya) 人等仍被稱為(wei) “нация”，並且他們(men) 都建立了屬於(yu) 自己的加盟共和國。

[15] 用nationality來指代國內(nei) 族群其實並不合適，從(cong) 它的另外一個(ge) 含義(yi) “國籍”來看，nationality與(yu) nation的關(guan) 係是整體(ti) 與(yu) 個(ge) 體(ti) 的關(guan) 係。

[16] “ethnic group”一詞產(chan) 生於(yu) 20世紀60年代，並於(yu) 1980年代被引入漢語。國家民委的英文名稱現已改為(wei)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原為(wei) State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mmission），但這個(ge) 譯名也是有問題的，因為(wei) 其字麵含義(yi) 其實是“國家族群委員會(hui) ”。

[17] 參見楊恕：《分裂主義(yi) 產(chan) 生的前提及動因分析》，《世界經濟與(yu) 政治》2011年第12期。

[18] 在中文中，1911年梁啟超在《中國的前途之希望與(yu) 國民責任》曾使用“國家認同”一詞，他在此時關(guan) 注國家認同問題絕非偶然，應與(yu) 當時中國國家認同危機息息相關(guan) 。參見王卓君、何華玲：《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認同：危機與(yu) 重構》，《中國社會(hui) 科學》，2013年第9期。

[19] 十三世達賴曾明確表示，隨著清朝的滅亡，他對清朝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效忠也隨之結束，不接受中華民國的法統。參見P. C. Chakravarti，India`s China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2,pp.1516.

[20] 《西盟會(hui) 議始末記》，《民國經世文編》第18冊(ce) ，第1516頁。轉引自鄭大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yi) 與(yu) 中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1] 王柯：《構築“中華民族國家”――西方國民國家理論在近代中國的實踐》，參見https://www.aisixiang.com/data/568512.html

[22] 王柯：《構築“中華民族國家”――西方國民國家理論在近代中國的實踐》。

[23] 門洪華：《兩(liang) 個(ge) 大局視角下中國國家認同的變遷（1982-2012）》，《中國社會(hui) 科學》2013年第9期。

[24] 參見馬戎：《理解民族關(guan) 係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0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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