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4周年：為(wei) 什麽(me) 武昌起義(yi) 能夠一舉(ju) 成功？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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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八月廿八日己未

            耶穌2015年10月10日

公元1911年，為(wei) 清宣統三年，論幹支為(wei) 辛亥。這一年八月十九（公曆10月10日），武昌城的一夥(huo) 新軍(jun) 倉(cang) 促起事，放了幾槍，居然一舉(ju) 成功，占領武昌全城，湖廣總督瑞澂棄城而逃，起義(yi) 軍(jun) 推舉(ju) 黎元洪為(wei) 都督，成立鄂軍(jun) 都督府。自此，清帝國土崩瓦解的第一塊骨牌被湖北新軍(jun) 推倒，短短一個(ge) 月內(nei) ，湖南、陝西、山西、四川、江蘇、浙江等14省相繼宣告獨立。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後頒下《清帝退位詔書(shu) 》，帝製結束，亞(ya) 洲第一個(ge) 共和國建立。

武昌革命的勝利出乎人意料，連革命黨(dang) 人都感到意外。要知道，比武昌革命激烈百倍的洪楊之亂(luan) ，都未能擊垮清政府的統治。清廷在剿滅太平天國政權之後，反而迎來了回光返照的“同治中興(xing) ”。不過，早在同治中興(xing) 之期，卻有一個(ge) 人預見了清廷的潰敗。這個(ge) 人是趙烈文，中興(xing) 名臣曾國藩的幕僚。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1867年7月21日），趙烈文與(yu) 曾國藩進行了一次交談。曾國藩對京城“明火執仗之案時出，市肆乞丐成群”的末世亂(luan) 象憂心忡忡，趙烈文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wei) 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趙烈文預言：不出五十年，清政權將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麵。果然讓他言中了！宣統三年清室遜位，跟趙烈文作出預言的同治六年，為(wei) 四十四年。真個(ge) 是“不出五十年”。

清政府之所以在辛亥年的武昌城遭遇滑鐵盧，有許多偶然因素。最大的一個(ge) 因素是，這一年夏天，四川人因為(wei) 清廷要收回鐵路利權，爆發了保路運動。四川總督趙爾豐(feng) 誘捕了保路同誌會(hui) 的領袖，而保路同誌會(hui) 的主力軍(jun) 哥老會(hui) 勢力又圍困成都城，朝廷震驚，調派端方率湖北新軍(jun) 入川，結果不但端方在資州被嘩變的新軍(jun) 捕殺，也造成武昌空虛，給了起義(yi) 新軍(jun) 可乘之機，這才有了歪打正著的武昌革命。用保路運動參與(yu) 者曹篤的話說：“四川保路同誌會(hui) 與(yu) 四川保路同誌軍(jun) 實為(wei) 吾黨(dang) 辛亥革命之始，促亡滿虜，不可謂無功。”

但是，百年之後，我們(men) 回過頭來看，清廷在辛亥年的潰敗，又有其必然的道理。這個(ge) 必然的道理，需要放入“官—紳—民”三角關(guan) 係的框架中分析。官，當然指清政府；民，是社會(hui) 基層民眾(zhong) ；紳，則是連結官府與(yu) 社會(hui) 基層的中間階層。在傳(chuan) 統中國，“官—紳—民”的三角關(guan) 係構成了社會(hui) 的框架結構，帝國也將它的社會(hui) 控製機製建立在這個(ge) 框架結構上，通過對“官—紳—民”關(guan) 係的調節，維持社會(hui) 秩序的平穩。當“官—紳—民”的關(guan) 係達到均衡狀態時，社會(hui) 秩序保持穩定；反過來也可以說，“官—紳—民”關(guan) 係失衡，則將導致原有的社會(hui) 控製失效。武昌起義(yi) 、各省獨立，無非就是清政府對社會(hui) 幾乎完全失控的烈性反應。

為(wei) 了使接下來的分析更形象一點，我用等邊三角形來表示一個(ge) 穩定社會(hui) 的框架結構，見下圖：

辛亥革命104周年：為(wei) 什麽(me) 武昌起義(yi) 能夠一舉(ju) 成功？“官—紳—民”三角的三條等邊，可以看作是三條“力臂”——分別代表官對紳的有效控製力、官對民的有效控製力與(yu) 紳對民的有效控製力。等邊，並不是表示這三組控製力的矢量完成相等，而是象征它們(men) 之間的作用達成了均衡。如果三條“力臂”發生了改變（比如，官的控製力削弱了，或者紳的控製力增長了，或者民的離心傾(qing) 向加強了），新的三角平衡又未能建立起來，這個(ge) 等邊三角形就會(hui) 發生變形（見虛線圖），我用它來表示一種失衡的、傾(qing) 斜的社會(hui) 結構。宣統年間，清廷治下的社會(hui) 就是一個(ge) 傾(qing) 斜的、失衡的三角形。

從(cong) 官的方麵來看，曆經甲午戰敗、戊戌政變、庚子之亂(luan) 之後，清廷權威江河日下，趙烈文所說的“主威素重”已不複存在了。權力者的腐敗、低能與(yu) 聚斂，也導致官府越來越難以取信於(yu) 民、立威於(yu) 眾(zhong) ，反映到“官—紳—民”三角上，即官的“力臂”不斷收縮，失控的民變此起彼伏，有學者統計，清末最後十年，全國爆發民變一千多起，民變的年發生率是清中期的數百倍。

當局在清末最後十年倉(cang) 促推出的新政，本意是為(wei) 了緩解清王朝的統治危機，但實際上，新政所牽動的利益洗牌，比如從(cong) 地方收回財權，從(cong) 紳民手中收回路權，卻加劇了朝廷與(yu) 地方實力派、立憲派的緊張關(guan) 係，為(wei) 日後的分崩離析埋伏下“定時炸彈”。

當國祚傳(chuan) 至宣統小皇帝手上時，清王朝最後一位強人——慈禧太後已逝世，接盤的攝政王已沒有慈禧那樣的威信，帝國對地方、對社會(hui) 的控製力如強弩之末，當時民間流傳(chuan) 著一首謠諺：“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兩(liang) 年半，今年豬吃羊，明年種地不納糧”，顯示了清王朝的“氣數”（政權合法性）正在受到危險的質疑，這類暗示清廷國運已終的謠諺，又很容易誘發清政府的反對勢力“問鼎”廟堂的野心，清末，正是秘密會(hui) 黨(dang) 與(yu) 革命黨(dang) 異常活躍的年份。而革命黨(dang) 、秘密會(hui) 黨(dang) 對清政府新軍(jun) 的滲透，更是致使朝廷倚重的“槍杆子”也相信腐朽的滿清統治氣數將盡，結果，新軍(jun) 不但是打響第一槍的先鋒，也是推動多個(ge) 省份獨立的重要勢力。

從(cong) 紳的層麵來看，自帝國從(cong) 太平軍(jun) 叛亂(luan) 中恢複元氣、開始自強運動以來，得益於(yu) 近代商業(ye) 的興(xing) 盛，城市紳商階層迅速成長起來，他們(men) 的社會(hui) 影響力也日益壯大。需要指出的是，彼時許多紳商既是商人身份，同時也通過捐輸等的途徑獲得功名，成為(wei) 所謂的“紅頂商人”，這固然可以理解為(wei) 紳商對於(yu) 權力的依附，換個(ge) 角度看，其實也顯示了官與(yu) 紳之間，尚能保持休戚與(yu) 共的關(guan) 係。這一點，與(yu) 清末士紳出現了明顯的離心傾(qing) 向是大不相同的。

清末十年新政，更是為(wei) 大量有實力的士紳、紳商創造了政治參與(yu) 、展示影響力的機會(hui) 與(yu) 平台，他們(men) 是清末立憲勢力的主體(ti) ，不但通過地方的諮議局、商會(hui) 等機構左右地方政局，而且一再發起“速開國會(hui) ”的請願，對朝廷的改革日程施加壓力。然而，朝廷在1911年5月份推出的所謂“皇族內(nei) 閣”，讓立憲派大失所望；郵傳(chuan) 部大臣盛宣懷推行的鐵路國有政策，也令地方士紳、紳商非常不滿。可以說，清末士紳集團在勢力日增的同時，對朝廷的離心傾(qing) 向也越來越嚴(yan) 重。

在“官—紳—民”三角關(guan) 係中，士紳階層聯結著社會(hui) 的頂部與(yu) 底層，既是官府的“權力經紀”，又扮演著“民意代言人”的角色，官恃紳力以治民，民也借紳勢以行事。士紳力量的增減消長、官紳關(guan) 係的疏親(qin) 趨勢，達到臨(lin) 界點後，往往預示著社會(hui) 的原有平衡將被打破，其結果要麽(me) 是，官的“力臂”伸得更長，出現“全能政府”（在士紳力量嚴(yan) 重削弱的情況下）；要麽(me) 是官的“力臂”縮得更短，出現政權失控（在士紳力量高度膨脹的情況下）。

清末的情況，恰恰是後者。於(yu) 是，我們(men) 看到，在辛亥年，不甘心利益被朝廷的鐵路國有政策剝奪的四川士紳（他們(men) 都是川路的股東(dong) ），充任地方社會(hui) 的利益代表，發起了保路運動。對清廷的統治與(yu) 改革越來越喪(sang) 失信心的蘇州士紳、廣州紳商，更直接策動了江蘇與(yu) 廣東(dong) 的獨立。在其他省的獨立過程中，也是常常可以見到地方士紳忙碌的身影。

再從(cong) 民的角度來看，辛亥革命大體(ti) 是一場局限於(yu) 革命黨(dang) 、立憲派與(yu) 清廷之間的博弈，並沒有全民動員，將社會(hui) 民眾(zhong) 也卷入其中。但是，我們(men) 應注意到，除了以海外（主要是日本）留學生為(wei) 主體(ti) 的革命黨(dang) 人，作為(wei) 社會(hui) 邊緣群體(ti) 的會(hui) 黨(dang) 勢力，也是推動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這是因為(wei) ，在清末，隨著社會(hui) 日趨複雜化、官方控製力日益下降，地下會(hui) 黨(dang) 也日漸活躍，並將他們(men) 的勢力深深滲透進清廷的新軍(jun) 中。新軍(jun) 之所以對清廷失去效忠的意願，當然與(yu) 革命黨(dang) 與(yu) 會(hui) 黨(dang) 的滲透有著莫大關(guan) 係。

會(hui) 黨(dang) 也是革命黨(dang) 極力爭(zheng) 取的反清同盟。如同盟會(hui) 領袖黃興(xing) 主張，“重整會(hui) 黨(dang) ，並告以今之倡義(yi) ，為(wei) 國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同盟會(hui) 員熊克武也認為(wei) ：“四川幫會(hui) 勢力強大，散布地區也廣，這是我們(men) 必須爭(zheng) 取的社會(hui) 力量。”所以，四川保路風潮一爆發，同盟會(hui) 即積極聯絡哥老會(hui) ，密商反清大計。清代的秘密會(hui) 黨(dang) 有“反清複明”的傳(chuan) 統，革命黨(dang) 人主張推翻帝製，建立共和，雙方的目標有交集，這就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

於(yu) 是，傳(chuan) 統會(hui) 黨(dang) 與(yu) 革命思潮相互交織，成了一支急於(yu) 擺脫原有社會(hui) 秩序約束，在社會(hui) 動蕩中展示和奪取話語權的龐大社會(hui) 勢力。四川保路同誌軍(jun) ，哥老會(hui) 是主力；四川獨立，更是一場“袍哥革命”。

清廷的中央權威流失，地方實力派擁兵自重，地方士紳集團離心離德，新軍(jun) 在革命黨(dang) 與(yu) 會(hui) 黨(dang) 勢力的滲透下心懷異誌。博弈各方的勢力此消彼長，原來的平衡已經被打破。在“官—紳—民”三角上，我們(men) 可以發現，官（朝廷）的“力臂”縮短了，政治控製力大大下降了；紳的勢力與(yu) 日俱增，“力臂”伸長，而且與(yu) 朝廷漸離漸遠；民中的遊民組織、秘密會(hui) 黨(dang) 日漸活躍化，則意味著官民關(guan) 係的變量也發生變化，官對民的“力臂”趨短。也就是說，辛亥年的“官—紳—民”三角，不再是一個(ge) 大體(ti) 上等邊的三角形了，這個(ge) 三角已經變形、傾(qing) 斜、搖搖欲墜。換言之，清政府已經無法保持有效的政治控製、社會(hui) 控製了。趙烈文所說的“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遲早到來。

從(cong) 這個(ge) 角度而言，等待清王朝謝幕的舞台已經搭好，隻等著機緣湊合的人來拉開序幕。1911年10月10日夜晚，倉(cang) 促起事的新軍(jun) ，隻是有幸被曆史挑中的揭幕者。

責任編輯：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