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哲學研究與(yu) 史學研究

作者：彭永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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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七月十四日乙亥

           耶穌2015年8月27日

以往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風格和傾(qing) 向，大體(ti) 上可以分為(wei) 哲學研究與(yu) 史學研究兩(liang) 種，其中以曆史學研究見長。史學研究注重理清事件過程中所涉及的具體(ti) 的時間、地點、人物及過程等諸要素。史學研究也包含文獻學研究，文獻學研究注重文獻本身的諸性質，包括文獻的年代、真偽(wei) 、流傳(chuan) 與(yu) 價(jia) 值等。曆史學與(yu) 文獻學都側(ce) 重於(yu) 實證研究，長於(yu) 史料，尤其能夠增加對於(yu) 事件本身的感性認識。

哲學史的研究是以史學和文獻學的研究為(wei) 基礎的，但又明顯地與(yu) 前二者不同。哲學史中的史學研究，如果不能上升到對於(yu) 哲學史的哲學研究，便會(hui) 嚴(yan) 重影響對於(yu) 哲學史的領悟和理解。

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對以往的哲學的曆史進行研究。然而這並非哲學史研究的全部含義(yi) 。哲學史研究還應包含這樣一種含義(yi) ，即對哲學的曆史進行哲學研究，它有別於(yu) 通常的那種對於(yu) 哲學史進行的史學研究。作為(wei) 曆史學研究成果的哲學史，我們(men) 稱之為(wei) “敘述的哲學史”，它使我們(men) 明了事件的來龍去脈，獲得對於(yu) 哲學事件的感性認識。我們(men) 毫不懷疑“敘述的哲學史”在哲學史研究中的基礎作用。但在另一方麵，如果把具有普遍、抽象意義(yi) 的哲學問題等同於(yu) 具體(ti) 的曆史事件，必將損害我們(men) 對於(yu) 哲學史之深刻內(nei) 容的把握和理解。我們(men) 不僅(jin) 要知道某一位哲學家、某一學派、某一思潮中的代表人物何時、何地、何種情境下說了些什麽(me) ，做了些什麽(me) ，而且更要研究他們(men) 的所言所行有何獨特的哲學意義(yi) 。

對於(yu) 哲學史的哲學研究與(yu) 史學研究的區別還在於(yu) ，史學研究僅(jin) 僅(jin) 把哲學史當作業(ye) 已成為(wei) 過去的曆史而研究，而哲學研究則把哲學史當作如今仍在與(yu) 正在探索的問題來加以把握，前者是“過去時”，後者則是“進行時”；前者隻是研究，而後者則還是探索；前者是死去的，而後者卻是活著的。

之所以會(hui) 有這樣的區別，是由哲學與(yu) 史學兩(liang) 個(ge) 學科本身性質造成的。史學研究的對象是具體(ti) 的，而哲學研究的對象則是普遍的、抽象的。曆史學可以作出一個(ge) 相對穩定的具體(ti) 的結論或某種定論，而哲學對於(yu) 任何一個(ge) 問題的探討都從(cong) 未能夠達到一個(ge) 具體(ti) 的與(yu) 最終的結論，哲學問題的探討一直處於(yu) 變動不居的過程之中。無論是古代的天人之際、人性論，還是現代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語言與(yu) 思想，都不會(hui) 因為(wei) 哲學研究本身而得出公認的定論，而隻是試圖為(wei) 人們(men) 提供一些可能的思考、啟發與(yu) 參考。哲學問題的演變，並不是因為(wei) 對於(yu) 所探討的問題有了確定的結論而轉移話題，而是隨著社會(hui) 生活的推移，人們(men) 所關(guan) 注的問題與(yu) 興(xing) 趣點發生了變化使然。曆史學給人的是知識，而哲學給人的是思考。雖然曆史本身也同樣能引發人們(men) 的思索，但哲學是以思索本身為(wei) 目的。曆史使人淵博，哲學則使人深沉。

哲學史研究中的哲學研究與(yu) 曆史學研究的混淆，使人們(men) 往往對於(yu) 哲學史上一些重要問題的理論意義(yi) 認識不足或加以否認。以宋明以來延綿至今的學術公案“朱陸之辯”為(wei) 例，以史學研究治朱子學的學者認為(wei) ：“前人治朱子，每過分重視其與(yu) 象山之異同。但鵝湖之會(hui) ，已在朱子成學之後。朱陸相爭(zheng) ，更是後事。固是兩(liang) 家顯有異同，但若專(zhuan) 就此方麵研治朱子，則範圍已狹，又漫失淵源，決(jue) 不足以見朱子之精神。”[①]誠然，如果把朱陸之辯與(yu) 朱陸異同僅(jin) 僅(jin) 看作是學派爭(zheng) 論這樣一個(ge) 曆史事件，那麽(me) 對於(yu) 治朱子學問的人來說，自然無法窺朱學之全貌，也決(jue) 不足以見朱子之精神。但是，如果研究者能如前所述“麵向問題本身”的話，那麽(me) 由朱陸之辯與(yu) 朱陸異同所看到的朱子精神，恐怕會(hui) 是另外一番天地，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朱陸異同，以及其後學的互相水火，朱學與(yu) 王學的異同，王學各派的異同，是理學史的主要內(nei) 容。”[②]

“麵向問題本身”，即是從(cong) 哲學問題的普遍性與(yu) 抽象性出發，把朱陸所辯問題從(cong) 當時辯論的具體(ti) 情境中剝離出來，考察其作為(wei) 一個(ge) 或一係列哲學問題所具有的哲學意義(yi) 。考察的目的，在於(yu) 弄清朱熹與(yu) 陸象山對於(yu) 該問題各持一種什麽(me) 態度，雙方的理由如何，對於(yu) 所辯問題各提出了哪些重要方麵，並在此基礎上進而討論他們(men) 對於(yu) 問題本身的解決(jue) 有何助益與(yu) 貢獻。“麵向問題本身”，使我們(men) 得以突破古代與(yu) 現代的時間藩籬，和古人拉近了距離。同時，與(yu) “敘述的哲學史”不同，“麵向問題本身”要求我們(men) 以係統的哲學訓練做基礎，運用嚴(yan) 密的哲學思維，來分析和把握問題的精神實質，來揭示哲學的邏輯、義(yi) 理與(yu) 意蘊。這種以嚴(yan) 密的哲學思維為(wei) 工具，對以往哲學進行嚴(yan) 密的哲學分析的哲學史，我們(men) 稱之為(wei) “分析的哲學史”。

這裏還要避免“分析的哲學史”這一提法所可能招致的誤解。“分析的哲學史”無疑將注重哲學分析的明晰性與(yu) 嚴(yan) 密性，但它又不同於(yu) 現代西方哲學中分析哲學各家的主張。分析哲學把自己沉浸在語言與(yu) 邏輯之中而遠離了思想，“分析的哲學史”則是把語言與(yu) 邏輯當作一種必要的手段，其最終目的是最大可能地接近思想。

【注釋】

[①] 錢穆：《朱子新學案·例言》，巴蜀書(shu) 社，1986年8月版。

[②] 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序》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