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治明清學術思想，氣象宏大

作者：張天傑

采訪：羅希（澎湃新聞記者）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十四日丙午

           耶穌2015年7月29日

【編者按】明清鼎革在晚明士大夫生命中是個(ge) 重大事件，對他們(men) 的思想和學術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晚明大儒劉宗周長期在老家紹興(xing) 講學，弟子眾(zhong) 多，其中以張履祥、陳確、黃宗羲等人最為(wei) 突出，代表了蕺山之學的多元走向。在天崩地裂的大轉折時代，蕺山學派何以獨盛？又何以分裂？該學派在明清學術轉型中扮演了什麽(me) 角色？澎湃新聞記者采訪了杭州師範大學哲學係的張天傑先生。張天傑對明末清初的學術思想頗有研究，於(yu) 2011年出版《張履祥與(yu) 清初學術》，2014年12月出版《蕺山學派與(yu) 明清學術轉型》。

對於(yu) 明清學術問題，錢穆先生深有研究，早年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抗戰時期編纂《清儒學案》，後留下《清儒學案序》一文，另外還撰有不少文章，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第八冊(ce) 。適逢錢先生誕辰120周年，遂以此題紀念之。

張天傑

澎湃新聞：蕺山學派是如何形成的？

張天傑：一般來說，學派要有宗主，就是代表人物；要有附翼，也就是宗主的追隨者。有宗有翼，大體(ti) 就可以形成一個(ge) 學派了。實際上大多數學派，都是後來的學人認定的，學者們(men) 當時未必就有構建學派的自覺。具體(ti) 到劉宗周身上，基本上也是這樣一種情況。

劉宗周在晚明士大夫階層影響特別大、名氣特別大。名氣大到什麽(me) 程度呢？他在北京做官的時候，就有一大批人聽他講學。實際上他在北京做官的時間很短，後來主要在他的老家浙江紹興(xing) 講學，在江浙一帶影響極大。劉宗周最初是在萬(wan) 曆、天啟年間講學，三十來歲時就有一批弟子跟著他了。到了崇禎年間，他四五十歲的時候，名氣更大了。為(wei) 什麽(me) 呢？不僅(jin) 因為(wei) 他的學問好，人品也很高。劉宗周是有名的清官，官至禦史大夫，然而很少卷入黨(dang) 爭(zheng) ——當時的黨(dang) 爭(zheng) 主要在浙黨(dang) 和東(dong) 林黨(dang) 之間，劉宗周在浙黨(dang) 與(yu) 東(dong) 林黨(dang) 都有友人，確實很為(wei) 難。後來因為(wei) 敢於(yu) 直言而頂撞了崇禎皇帝，被削職為(wei) 民，他仍舊回到老家紹興(xing) 講學，直到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

劉宗周

劉宗周後期的講學，最為(wei) 重要的事件就是他和陶奭齡發起的證人社講會(hui) 。講會(hui) 有一兩(liang) 位老師和一批弟子，圍繞經典中的問題相互問難論辯。他們(men) 的講會(hui) 有點像明朝中後期陽明學派的講會(hui) ，聲勢也比較大，一般都有幾十個(ge) 人，有時則達兩(liang) 百多人。兩(liang) 浙士人都會(hui) 跑去聽講，比如毛奇齡，他不算劉宗周的弟子，但也跑去聽過。在講學的過程中，有些參與(yu) 者就被後來的學者認定為(wei) 劉宗周的弟子，還有一些人可能隻是聽過，但不被認定為(wei) 弟子。

實際上也有幾個(ge) 文獻來作認定，一是劉宗周的弟子董瑒的《蕺山弟子籍》；一是劉宗周的再傳(chuan) 、黃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的《子劉子祠堂配享碑》。這兩(liang) 種文獻收錄的都是公認的劉宗周的主要弟子。這樣的話，經過後學認定，既有宗主又有附翼，可以算是一個(ge) 學派了。

當然，劉宗周本人並沒有很明確的學派的觀念，他就是期望通過講學把正統的儒家思想傳(chuan) 播出去，而且是有意識地反對陽明後學那種狂禪的作風，特別是浙中王門——主要是王畿、周汝登一派，他們(men) 當中的一個(ge) 再傳(chuan) 弟子，就是跟劉宗周一起講學的那個(ge) 陶奭齡，他的主張跟劉宗周不一樣。後來他們(men) 就分開講學了，所謂“白馬別會(hui) ”，黃宗羲曾把這當作晚明講學的一個(ge) 典型事件再三講述。就這樣，蕺山學派就跟王學的一支，後人稱作“姚江書(shu) 院派”的分開來了。因為(wei) 陶奭齡和他幾個(ge) 朋友和弟子一起，專(zhuan) 門在餘(yu) 姚建了姚江書(shu) 院祭祀王陽明，他們(men) 就算另外一個(ge) 學派。

蕺山書(shu) 院

澎湃新聞：蕺山學派有什麽(me) 特別的主張，使它明顯構成一個(ge) 學派？

張天傑：就蕺山學派來說，劉宗周本人的學術主張，我覺得至少有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學問在表麵上得到絕大多數弟子認同：一個(ge) 叫誠意慎獨之學，一個(ge) 叫證人改過之學。劉宗周認為(wei) ，《大學》裏麵最重要的一個(ge) 主張是“誠意”，《大學·誠意章》和《中庸·首章》都提到的隻有這一句——“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劉宗周認為(wei) “慎獨”比王陽明的“致良知”更加踏實一些，所以“慎獨”成為(wei) 他講學的主旨。對於(yu) “誠意”與(yu) “慎獨”，劉宗周大部分弟子都非常重視，而且把這個(ge) 主旨記錄下來並傳(chuan) 授給他們(men) 的弟子。當然，他們(men) 具體(ti) 怎麽(me) 理解則存在著差別，但都認為(wei) 這個(ge) 主旨很重要。

另外一個(ge) 就是證人改過。證人，就是說每個(ge) 人都有可能成為(wei) 聖人。改過，就是成為(wei) 聖人的基本方法。劉宗周編撰的《人譜》，這部書(shu) 作為(wei) 蕺山學派的經典，他的弟子幾乎全部認可，而且是代代相傳(chuan) 。其中有一個(ge) 弟子吳蕃昌，他就專(zhuan) 門請人刊刻《人譜》，分送給同門、友人。劉宗周三大弟子之一的陳確就與(yu) 他的友人、侄兒(er) 等組織了一個(ge) 省過會(hui) ，研讀的一個(ge) 重要文獻就是《人譜》。省過會(hui) 影響也相當大，王汎森先生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裏有一篇文章就談到這個(ge) 事情。劉宗周還有一位弟子叫祝淵，特地仿照《人譜》而作了《自警》。其中說，如果自己犯一次錯，就要“跪香一尺”，並且記錄在案，這種“刻厲”的反省，就是王汎森所說的“道德嚴(yan) 格主義(yi) ”，祝淵就是一個(ge) 典型。

後來證人改過思想一直都有流傳(chuan) ，即使不是蕺山學派的人也有受影響的。比如顏李學派的李塨、夏峰學派的孫奇逢，他們(men) 都對《人譜》十分推崇，因為(wei) 這種思想跟北方的儒學有相通之處，甚至與(yu) 晚明儒釋道三教的勸善思想都有相通之處，這在吳震老師的《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之中也有講到。

劉宗周這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學問的影響都是相當大的。另外還有兩(liang) 點，一點是個(ge) 人的道德踐履，包括出處，甚至為(wei) 了國家或自己的理想而犧牲。在道德實踐方麵，很多弟子可能受到老師的影響，他的弟子或者在明朝滅亡時殉節，或者在清朝做處士隱居起來，極少有出來做官的，在人品上多為(wei) 人推崇。還有一點，他們(men) 在研習(xi) 理學的時候開始重視經學，不再局限於(yu) 語錄，不再停留在口頭的講學，而是返回到經典的詮釋與(yu) 考證。

比如，陳確寫(xie) 了一部《大學辨》，對《大學》是不是儒家“聖經”做了反思；他還寫(xie) 了《性解》，對宋儒的心性論也有反思。他這兩(liang) 部書(shu) 都不是體(ti) 係化的，而是由很多單篇文章和書(shu) 信組成的，其中就有考據學的方法。張履祥跟陳確多次辯論《大學》的真偽(wei) ，因為(wei) 經學的問題決(jue) 定了理學的發展走向。

《陳確集》

相比之下，黃宗羲就更典型，主要反映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個(ge) 是劉宗周沒有完成的關(guan) 於(yu) 《孟子》的詮釋，黃宗羲承繼了而作《孟子師說》。還有一個(ge) ，劉宗周寫(xie) 過《皇明道統錄》，關(guan) 於(yu) 明朝道統傳(chuan) 承的一部書(shu) ，到了黃宗羲那裏，就寫(xie) 成了《明儒學案》，《明儒學案》開頭的《師說》，實際上就是《皇明道統錄》中的傳(chuan) 記的按語。《明儒學案》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對劉宗周的傳(chuan) 承，特別是關(guan) 於(yu) 王學的評價(jia) ，很多地方跟劉宗周比較接近，關(guan) 於(yu) 王陽明的語錄則全部采用劉宗周的《陽明傳(chuan) 信錄》。

總之，劉宗周和他的弟子之間在思想、學術方麵有著多元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

黃宗羲

澎湃新聞：蕺山學派在明末清初何以一枝獨秀？

張天傑：晚明大儒，比如東(dong) 林學派的高攀龍的學問是很不錯的，可惜的是他在天啟年間就自盡了。高攀龍死後，東(dong) 林學派裏麵沒有特別出色的學者。再者，東(dong) 林學派過於(yu) 偏向政治，所以這一支在學術上影響比較弱。北方還有一位學者孫奇逢，他的弟子也不少，在道德踐履方麵做得不錯，但是他們(men) 除了做官，大都隻是編書(shu) 而已，比如湯斌，他是康熙朝的理學名臣，編撰過《洛學編》。孫奇逢的弟子能夠著書(shu) 立說的比較少，至於(yu) 比肩老師就更不可能了。當時還有一個(ge) 很有名的學者，就是黃道周。他的學問也不錯，偏向易學，影響的麵不是很廣，有名的弟子也不多。

全祖望所說的晚明三大儒，首先是黃宗羲，其次是孫奇逢，然後是關(guan) 學一派的李顒。這三位大儒本人的學問都是很不錯的，但是說到弟子，似乎隻有黃宗羲的弟子，比如萬(wan) 氏兄弟，學術上不遜乃師。

萬(wan) 氏故居

所以在明清之際唯有劉宗周的蕺山學派獨盛，他的弟子眾(zhong) 多，諸如黃宗羲、陳確、張履祥等著名的弟子各有特色。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會(hui) 是這種情況呢？我覺得可能跟蕺山學派的弟子大都處於(yu) 江蘇、浙江，特別是紹興(xing) 、寧波，這些地方本來就是文獻之邦，文化底蘊深厚；可以交遊論學的人也很多，這樣就構成一個(ge) 學術圈。總體(ti) 來說，確實是蕺山學派更為(wei) 出色一些。“蕺山一派獨盛”，是梁啟超的一個(ge) 評判，應該說是比較合乎曆史實際的。從(cong) 《清儒學案》清初部分所收人物來看，也是蕺山學派影響更大一些。

澎湃新聞：蕺山學派為(wei) 什麽(me) 會(hui) 分裂？

張天傑：蕺山學派之所以會(hui) 分裂，主要因為(wei) 他們(men) 對身處的時代有不同的認識。明朝滅亡是他們(men) 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明朝為(wei) 什麽(me) 會(hui) 滅亡呢？這是所有士大夫都要反思的時代問題。清朝建立後，很多士大夫還不認可。黃宗羲的父親(qin) 曾擔任明朝的高官，對明朝投注了很多感情。張履祥認為(wei) 自己是在明朝讀的書(shu) ，尤其是崇禎年間在縣學讀到《小學》和《近思錄》對他影響很大，這兩(liang) 本書(shu) 長期不得刊行，到了崇禎年間才頒行於(yu) 學宮。陳確也是這樣，他祖上也有人在明朝做官，對明朝也有感情。對明朝滅亡的反思，他們(men) 有一個(ge) 相同點是，都認為(wei) 陽明學對士大夫有一定的負麵影響。

明朝滅亡，為(wei) 什麽(me) 不去反思政治，而去反思學術？因為(wei) 他們(men) 有一個(ge) 邏輯，認為(wei) 學術影響人心，人心影響風俗、禮教。當然，他們(men) 也會(hui) 反思政治，張履祥和黃宗羲對明朝政治製度的批評也是很到位的，特別是黃宗羲，不單單反思明朝的製度，還著眼於(yu) 整個(ge) 曆史上的集權專(zhuan) 製製度。

就整個(ge) 蕺山學派而言，他們(men) 談的更多的還是學術，針對王學的流弊，張履祥、陳確和黃宗羲分別探索了不同的學術路徑。張履祥認為(wei) ，既然陸王心學流弊特別多，那就應該轉向程朱理學，因為(wei) 程朱理學講究外在的天理，對道德修養(yang) 和治國平天下之間的關(guan) 係解釋得也比較清楚。張履祥選擇程朱理學，跟他個(ge) 人早年治學也有關(guan) 係。劉宗周雖然也開始關(guan) 注朱子學，但還是比較偏向陽明學的思路，張履祥在老師去世後就慢慢離開陽明心學，轉向程朱理學，經曆了一個(ge) “由王返朱”的心路曆程。

張履祥

與(yu) 張履祥相反，陳確覺得王學有流弊，程朱理學也有流弊，那麽(me) 就應該跳出宋明理學的路徑，轉向先秦的儒家經典。在先秦儒家經典中，陳確特別認同《中庸》，他後來提出“素位之學”，就是從(cong) 《中庸·素位章》裏來的。他認為(wei) ，不管是程朱，還是陸王，對《大學》的解釋都不太好，主張放棄《大學》這部書(shu) ，所以他專(zhuan) 門寫(xie) 了《大學辨》，說《大學》是一部偽(wei) 書(shu) 。他還特別提到，宋代以來儒學的一個(ge) 根本問題就是吸收了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思想和術語，他稱之為(wei) “禪障”。所以他強調要跳出宋明儒家的禪障，返回儒家的原始經典，他特別欣賞《周易》、《中庸》以及孟子的性善論。按照我的看法，陳確有點儒家原教旨主義(yi) 的色彩，這是他的轉向路徑，跟他從(cong) 小就不喜歡理學家的言論是有關(guan) 係的。

再一個(ge) 就是黃宗羲，他走的是純正的學者化的路數，整理老師的遺著，大量搜集文獻，在這個(ge) 過程中也就不知不覺中偏向了考據學的路徑。他的《孟子師說》，編撰《明儒學案》等理學學術史，這些都帶有考據學的影子。他在寧波甬上證人書(shu) 院講學的時候，就把這種治學方法教給萬(wan) 斯同、萬(wan) 斯大等人。黃宗羲這種路數，其實是期望通過梳理宋明以來儒學的問題，從(cong) 而給出更加合理的解答。當然考據學這條路，可能會(hui) 造成內(nei) 容和形式之間的脫節，有的時候內(nei) 容不一定能管束住形式。考據學這種治學方式本身，慢慢也會(hui) 體(ti) 現出它的魅力，孕育其他學術走向和可能性。不過，黃宗羲的學術取向雖是考據學，但他一生關(guan) 注的還是宋明理學的問題。

證人書(shu) 院

如果把張履祥、陳確、黃宗羲放在一起看，他們(men) 三人都帶有經典考據的色彩，隻是程度不同，張履祥最輕，黃宗羲最重，但他們(men) 都沒有成為(wei) 一個(ge) 純粹的考據學者，可以說正好是蕺山學派發展的多元可能性的呈現。

澎湃新聞：蕺山學派在明清學術轉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張天傑：這個(ge) 問題，我覺得可以分成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看，一個(ge) 是蕺山學派學者的學術路徑體(ti) 現了明清學術轉型，也就是說，他們(men) 個(ge) 人自覺或不自覺有個(ge) 學術路徑的轉向。梁啟超認為(wei) ，明清學術轉型是對理學的反動，由王學返到朱學，由朱學返到考據之學，在張履祥身上就是由王學返到朱學，就黃宗羲而言是以考據學的方法對王學做出修正，這些都可以說是學術轉型的一麵。

另外，剛才提到張履祥、陳確、黃宗羲等人對經典以及考據方法的重視，他們(men) 三人是一個(ge) 比一個(ge) 更深入，從(cong) 這個(ge) 方麵來說，也是自覺不自覺的一種學術轉型。他們(men) 關(guan) 注的學術問題，采用的學術方法，都有一個(ge) 轉型。這個(ge) 轉型並不是因為(wei) 受到外在學風的影響，主要還是個(ge) 人的選擇，卻也反映出時代的趨勢。就蕺山學派和明清學術轉型而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治學曆程，可以說是明清學術轉型的一個(ge) 表現。

另一方麵，蕺山學派的努力確實影響了學派之外的學人的學術反思，進而影響到一個(ge) 大範圍的學術轉型。這裏可以張履祥為(wei) 例，張履祥的學術影響到呂留良，呂留良影響了陸隴其，陸隴其在他的日記以及他的著作（特別是《鬆陽鈔存》）中都談到呂留良和張履祥對他的影響，使他不再徘徊於(yu) 朱、王之間，義(yi) 無反顧地選擇了朱子學。由於(yu) 陸隴其在北京待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在上海嘉定和河北靈壽做過知縣，在擔任地方官期間，他就做過很多“尊朱辟王”的活動，刊刻了很多相關(guan) 著作，比如《學蔀通辨》《王學質疑》《學術辨》，傳(chuan) 播範圍很廣。他與(yu) 魏象樞、徐乾學、李光地等都有交往，還與(yu) 湯斌有過學術論辯。直到陸隴其去世很多年以後，有個(ge) 叫彭定求的學者還專(zhuan) 門寫(xie) 了一部《姚江釋毀錄》，這本書(shu) 的體(ti) 例是，先摘錄一段陸隴其的話，然後撰文批判，為(wei) 王陽明說話，可見陸隴其尊朱辟王的學術影響相當大。反過來說，由張履祥開始的尊朱辟王在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記。在梁啟超看來，張履祥是辟王學的第一人。

陸隴其

當時，官方比較倡導朱子學，誕生了一批理學名臣，陸隴其就是其中之一。還可以補充一點，康熙朝後期有位理學名臣叫張伯行，他又把陸隴其的這些著作拿出來刊刻。張伯行在浙江一帶做官的時候專(zhuan) 門跑到陸隴其家裏，去看陸隴其的遺著。

此外還有一些不太明顯的線索，比如呂留良和張履祥刊刻了大量二程和朱子的書(shu) ，這些天蓋樓的版本在整個(ge) 清代影響很廣。躲在深山裏的王夫之就看到過呂留良宣傳(chuan) 尊朱辟王的書(shu) 。另外，戴名世也曾在著作裏高度評價(jia) 呂留良的刊刻程朱之書(shu) 。這些書(shu) 的刊刻，跟呂留良與(yu) 張履祥的交往有很密切的關(guan) 係。從(cong) 這個(ge) 角度說，“聲名不出閭巷”的張履祥其實影響了很大範圍的學術轉型。把這些人的活動聯接起來，可以看出民間的尊朱辟王與(yu) 官方的尊朱辟王是相互呼應的。

相形之下，陳確的影響比較小。黃宗羲在不少地方引用了陳確的觀點，這使陳確的學術主張有所傳(chuan) 播。再說黃宗羲本人，他的學術路向對理學到考據學的發展影響相當深遠，形成了清代浙東(dong) 經史學派，他培養(yang) 的一批弟子，像萬(wan) 斯同就直接影響到《明史》的修纂。當然，考據學不是蕺山學派獨家倡導，而是當時各家學者都有的走向，比如顧炎武、閻若璩等人，他們(men) 共同推動向考據學的轉型。

錢穆

澎湃新聞：錢穆關(guan) 於(yu) 明清學術轉型的研究在學界有何影響？

張天傑：錢穆先生對這段曆史的研究，或許可以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來說。一是他特別看重“晚明諸老”對整個(ge) 清代學術發展的影響。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個(ge) 很大的重心就是晚明清初。在錢穆看來，不管南方還是北方，當時學者都有廣博的學問。跟錢穆觀點相似的有王國維，他說“國初之學大”，也就是說清朝初期的學問是廣博的，多元的，氣象宏大。錢穆談到的另一個(ge) 問題是，晚明由東(dong) 林學派轉到蕺山學派，都是在理學中另辟蹊徑，在這個(ge) 過程中就會(hui) 從(cong) 王學返回朱學，並且有考據之學出來。錢穆由此提出“包孕說”，從(cong) 王學到考據學，有一個(ge) 自然而然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所以不能說清代是理學的衰世。這個(ge) 看法，錢穆在一篇文章中形容為(wei) “每轉而益進，途窮而必變”。

陸王與(yu) 程朱之間的爭(zheng) 論，為(wei) 什麽(me) 會(hui) 促進考據學的發展，這個(ge) 小問題，錢穆先生可能沒有充分展開，正好他的學生餘(yu) 英時就此提出“內(nei) 在理路說”，意義(yi) 很大。餘(yu) 英時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清代思想史的一個(ge) 新解釋》。他在這篇文章裏談到蕺山學派的陳確，也談到閻若璩、毛奇齡等人，為(wei) 什麽(me) “理學發展到了這一步就無可避免地逼出一個(ge) 考證之學來”。“內(nei) 在理路說”把錢穆先生的相關(guan) 主張闡述得更加清晰，而且有實例證明，所以後來大量學者借用“內(nei) 在理路”一詞。

大陸有一個(ge) 侯外廬學派，他們(men) 比較重視從(cong) 政治、經濟等因素考察學術史、思想史，可以說是側(ce) 重外因，而錢穆的“包孕說”、餘(yu) 英時的“內(nei) 在理路說”正好在內(nei) 因方麵做了補充。

就我個(ge) 人的閱讀而言，讀錢穆先生的相關(guan) 著作最受啟發，也最有收獲。錢穆對明清国际1946伟德的研究，比如《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比如《清儒學案序》以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的其他相關(guan) 文章，都相當博大精深，值得反複研讀。錢穆對晚明諸老色彩繽紛的學術有多元的詮釋，而且他使用的一些概念，比如“包孕”、“每轉而益進”，這些思考可能不是“內(nei) 在理路”所能完全概括的。

比較而言，關(guan) 於(yu) 明清之際的国际1946伟德的研究，錢穆呈現出來的學術氣象比較大，而餘(yu) 英時的研究則比較精。

張天傑《蕺山學派與(yu) 明清學術轉型》，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4年。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