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說厓山之後再無中國

作者：葛劍雄

來源：騰訊《大家》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廿六日戊子

          耶穌2015年7月11日

摘要：從(cong) 秦朝至清朝，無論是膺天命還是應人心，統一還是分裂，入主中原還是開拓境外，起義(yi) 還是叛亂(luan) ，禪讓還是篡奪，一部《二十四史》已經全覆蓋。總之，無論厓山前後，都是中國。

（一）

公元1279年3月19日（宋帝昺祥興(xing) 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月癸未），宋元在厓山（今廣東(dong) 江門市新會(hui) 區南海中）海上決(jue) 戰，宋軍(jun) 潰敗，主將張世傑退守中軍(jun) 。日暮，海麵風雨大作，濃霧迷漫，張世傑派船來接宋帝出逃。丞相陸秀夫估計已無法脫身，先令妻子投海，然後對9歲的小皇帝趙昺說：“國事如此，陛下當為(wei) 國死。”背著他跳海殉國。

七天後，海麵浮起十萬(wan) 餘(yu) 屍體(ti) ，有人發現一具穿著黃色衣服、係著玉璽的幼屍，元將張弘範據此宣布了趙昺的死訊。消息傳(chuan) 出，完全絕望的楊太後投海自殺。張世傑被地方豪強劫持回廣東(dong) ，停泊在海陵山（今廣東(dong) 陽江市海陵島），陸續有些潰散的部眾(zhong) 駕船來會(hui) 合，與(yu) 張世傑商議返回廣東(dong) 。此時風暴又起，將士勸張世傑棄舟登岸，他說：“無能為(wei) 力了。”張世傑登上舵樓，焚香祈求：“我為(wei) 趙家已盡了全力，一位君主死了，又立了一位，如今又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想萬(wan) 一敵兵退了另立一位趙氏後裔繼承香火。現在又刮那麽(me) 大的風，難道是天意嗎？”風浪越來越大，張世傑落水身亡。

至此，南宋的殘餘(yu) 勢力已經全部滅於(yu) 元朝。

（二）

一年後的元至元十七年，被俘的宋將張鈺在安西以弓弦自縊而死。此前張鈺曾為(wei) 宋朝固守合州，元將給他送去勸降書(shu) ：“君之為(wei) 臣，不親(qin) 於(yu) 宋之子孫；合州為(wei) 州，不大於(yu) 宋之天下。”（你不過是宋朝的臣子，不比皇室的子孫更親(qin) ；合州不過是一個(ge) 州，不比宋朝的江山更重要。）但張鈺不為(wei) 所動，直到部將叛變降元，自己力竭被俘。

另一位宋朝的忠臣文天祥，於(yu) 宋祥興(xing) 元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十二月被元兵所俘。他堅貞不屈，以各種方法自殺，或有意激怒元方求死。被押抵大都（今北京）之初，文天祥仍求速死，但言辭中已不否認元朝的既成地位，在自稱“南朝宰相”、“亡國之人”時，稱元朝平章阿合馬為(wei) “北朝宰相”。此後，文天祥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據《宋史·文天祥傳(chuan) 》，在答複王積翁傳(chuan) 達元世祖的諭旨時，他說：“國亡，吾分一死矣。儻(tang) 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xiang) ，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ju) 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如果說《宋史》係元朝官修而不足信，王積翁有可能故意淡化文天祥的對抗態度，那麽(me) 鄧光薦所作《文丞相傳(chuan) 》的說法應該更可信，《傳(chuan) 》中文天祥的回複是：“數十年於(yu) 茲(zi) ，一死自分，舉(ju) 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但除了沒有讓他當道士及今後備顧問二事外，承認元朝已經取代宋朝的態度是一致的。

而且，在文天祥被俘前，他的弟弟文璧已在惠州降元，以後出任臨(lin) 江路總管。據說文天祥在寫(xie) 給三弟的信中說：“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隱”；明確了三兄弟的分工。實際上，文氏家族的確是靠文璧贍養(yang) ，文天祥被殺後，歐陽夫人由文璧供養(yang) 的，承繼文天祥香火的也是文璧之子。這更說明，根據文天祥的價(jia) 值觀念，他是宋朝的臣子，並出任過宋朝的丞相，宋朝亡了就應該殉難，至少不能投降元朝當它的官。但他承認元朝取代宋朝的事實，包括他的家人、弟弟、妻子在內(nei) 的其他人可以當元朝的順民，甚至出仕。也就是說，在文天祥心目中，這是一場改朝換代，北朝戰勝南朝，新朝取代前朝。

（三）

另外一位宋朝的孤忠的基本態度與(yu) 文天祥相同。

曾經擔任宋江西招諭使的謝枋得，曾五次拒絕元朝征召。在答複那些奉命征召的官員時，謝枋得說得很明白：“大元製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隻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世之人有呼我為(wei) 宋逋臣者亦可，呼我為(wei) 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為(wei) 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wei) 皇帝逸民者亦可。”“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為(wei) 大元閑民，於(yu) 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wei) 大宋死節，於(yu) 大元何益？”也就是說，他承認宋朝已亡，元朝已立，隻要元朝不逼他出來做官，願意當一名順民，不會(hui) 有什麽(me) 反抗的舉(ju) 動。但元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逼他北行，他最終隻能在大都絕食而死。

態度最堅決(jue) 的是鄭思肖，在宋亡後他依然使用德祐的年號，表明他不承認元朝，希望能等到宋朝的“中興(xing) ”。但到“德祐九年”，即文天祥死後次年，他也不再用具體(ti) 的年份記錄，證明他對複國已完全絕望，實際已不得不接受元朝存在的事實。不過，像鄭思肖這樣的人在宋遺民中亦屬絕無僅(jin) 有。

這一方麵固然是由於(yu) 元朝已經擁有宋朝全境，除非逃亡越南或海外，宋朝遺民隻能接受既成事實，即使他們(men) 心中不承認元朝。另一方麵，宋朝從(cong) 一開始就沒有能統一傳(chuan) 統的中國範圍，早已習(xi) 慣了與(yu) “北朝”相處，並且實際上已經將它們(men) 看成中國的一部分。宋朝與(yu) 遼、金的關(guan) 係，如果從(cong) 名義(yi) 上說，宋朝往往居於(yu) 次位，如不得不稱金朝皇帝為(wei) “大金叔皇帝”，而自稱“大宋侄皇帝”。宣和二年（1120年）宋朝與(yu) 金朝結盟滅遼，紹定五年（1232年）與(yu) 蒙古聯合滅金，都已將對方視為(wei) 盟國或敵國。所以，在宋朝的忠臣和遺民的心目中，隻會(hui) 是厓山以後無宋朝，卻不會(hui) 是厓山以後無中國。

（四）

那麽(me) ，厓山以後的元朝和元朝以降的各朝是否還是中國呢？

首先我們(men) 得確定中國的定義(yi) 。

目前所見最早的“中國”兩(liang) 字的證據是見於(yu) 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宅茲(zi) 中國”。從(cong) 銘文的內(nei) 容和上下文可以斷定，這裏的“中國”是指周武王滅商前的商朝都城，即商王所居。自然，在周滅商後，周朝首都就成了新的“中國”。顯然，那時的中國，是指在眾(zhong) 多的國中居於(yu) 中心、中央的國，地位最高、最重要的國，當然非作為(wei) 天下共主的天子所居都城莫屬。

但從(cong) 東(dong) 周開始，隨著周天子及其權威的不斷喪(sang) 失以至名存實亡，隨著諸侯國數量的減少和疆域的擴大，到戰國後期，各諸侯國已無不以中國自居。到秦始皇滅六國，建秦朝，中國就成了秦朝的代名詞，並且為(wei) 以後各朝所繼承，直到清朝。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中國成了國號的簡稱和國家的名稱。在分裂時期，凡是以正統自居的或以統一為(wei) 目標的政權，包括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權，或占有部分中原地區的政權，都自稱中國，而稱其他政權為(wei) 島夷、索虜、戎狄、僣偽(wei) 。但在統一恢複後，所有原來的政權中被統一的範圍都會(hui) 被當作中國。如唐朝同時修《北史》、《南史》，元朝《宋史》、《遼史》、《金史》並修，以後都已列入正史。

蒙古政權剛與(yu) 金朝對峙時，自然不會(hui) 被金朝承認為(wei) 中國，它自己也未必以中國自許。到與(yu) 南宋對峙時，蒙古已經滅了金朝，占有傳(chuan) 統的中原和中國的大部分。特別是以“大哉乾元”得名建立元朝後，蒙古統治者已經以中國皇帝自居，以本朝為(wei) 中國。就是南宋，也已視元朝為(wei) 北朝，承認它為(wei) 中國的北方部分。到元朝滅南宋，成了傳(chuan) 統的中國範圍裏的唯一政權，無疑是中國的延續。就是文天祥、謝枋得等至死忠於(yu) 宋朝的人，也是將元朝視為(wei) 當初最終滅了南朝的北朝，而不是否定它的中國地位。

所以，就疆域而言，元朝是從(cong) 安史之亂(luan) 以後，第一次大致恢複了唐朝的疆域，盡管今新疆的大部分還在察合台汗國的統治之下，西界沒有到達唐朝極盛時一度控製的阿姆河流域和錫爾河流域，但北方和東(dong) 北都超過唐朝的疆界，對吐蕃的征服也使西藏從(cong) 此歸入中國，元朝疆域達到了中國史上空前的遼闊，遠超出了以往的中國範圍。在此範圍內(nei) 已經沒有第二個(ge) 政權，要說元朝不是中國，那天下還有中國嗎？明朝的中國法統從(cong) 哪裏來？

如果將中國視為(wei) 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的確主要是指自西周以降就聚居在中原地區的諸夏、華夏，以後的漢族及其文化，而周邊的非華夏、非漢族（少數民族）被視為(wei) 夷狄，稱為(wei) 東(dong) 夷、西戎、南蠻、北狄，它們(men) 的文化自然不屬中國文化。華夏堅持“夷夏之辨”，“夷夏大防”是重要的原則，並一再強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是隨著華夏人口的不斷擴展，非華夏人口的持續內(nei) 遷，華夏或漢族的概念早已不是純粹的血統標準，而成了對地域或文化的承認，即凡是定居在中國範圍或者被擴大到中國範圍內(nei) 的人，無論以什麽(me) 方式接受了中國文化的人，都屬於(yu) 中國。

當成吉思汗及其部族還活動於(yu) 蒙古高原時，當蒙古軍(jun) 隊在華北攻城略地後又退回蒙古高原時，他們(men) 在中原的漢、女真、契丹、黨(dang) 項等的心目中自然不屬中國，他們(men) 也沒有將自己當作中國。但當忽必烈家族與(yu) 他的蒙古部族成了中原的主人，並且基本在傳(chuan) 統的中國定居後，蒙古人在元朝擁有比其他民族更高的地位或更大的特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不得不接受他們(men) 為(wei) 中國。而當蒙古人最終成為(wei) 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時，連他們(men) 自己也以成為(wei) 中國人為(wei) 榮了。盡管這一過程因人而異，因地而異，即使自覺堅持蒙古文化的人，隻要在元朝覆滅後還留在明朝境內(nei) ，他們(men) 的後人也不得不接受主流文化，最終被“中國”化。

東(dong) 漢以後，大批匈奴、羌、氐、鮮卑等族人南下或內(nei) 遷，廣泛分布於(yu) 黃河中下遊各地，還形成了他們(men) 的聚居區。三國期間，今陝西北部、甘肅東(dong) 部和內(nei) 蒙古南部已經成了“羌胡”的聚居區，東(dong) 漢與(yu) 曹魏已經放棄對那裏的統治，撤銷了行政機構。西晉初年，關(guan) 中的“羌胡”已超過當地總人口的一半，匈奴已成為(wei) 山西北部的主要人口，遼東(dong) 成了鮮卑的基地。此後的“十六國”中，由非華夏（漢）族所建占14個(ge) ，在戰亂(luan) 中產(chan) 生數百萬(wan) 非華夏流動人口。但在總人口中，非華夏各族始終處於(yu) 少數，並且隨著他們(men) 不斷融入華夏，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日益降低。

從(cong) 十六國中第一個(ge) 政權建立起，“五胡”各族的首領無不以本族與(yu) 華夏的共主自居，幾乎完全模仿以往的中原政權，移植或引進華夏的傳(chuan) 統製度。有的政權雖然實行“一國兩(liang) 製”，在稱王登基的同時還保留著部族製度，但隨著政權的持續和統治區的擴大，特別是當它們(men) 的主體(ti) 脫離了原來的部族聚居區後，部族製度不可避免地趨於(yu) 解體(ti) 。到北魏孝文帝主動南遷洛陽，實施全麵漢化後，盡管出現過多次局部的反複，鮮卑等族的“中國化”已成定局。

東(dong) 晉與(yu) 南朝前期，南方政權與(yu) 民眾(zhong) 都將北方視為(wei) 異域，稱北方的非華夏人為(wei) “索虜”。但北方政權逐漸以中國自居，反將南方人稱之為(wei) “島夷”。隨著交往的增加，雙方有識之士都已承認對方為(wei) 同類，有時還會(hui) 作出很高的評價(jia) 。如北魏永安二年（529年），梁武帝派陳慶之護送元顥歸洛陽，失敗後陳慶之隻身逃歸南方。盡管當時北魏國力大衰，洛陽遠非全盛時可比，還是出乎陳慶之意外，在南歸後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wei) 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yi) 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chuan) 。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知登泰山卑培土婁（造字合並），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經過東(dong) 晉、十六國、南北朝期間的遷徙、爭(zheng) 鬥和融合，到隋朝重新統一時，定居於(yu) 隋朝範圍內(nei) 的各族，基本都已自認和被認為(wei) 華夏（漢）一族，盡管其中一部分人的“胡人”淵源或特征還很明顯，他們(men) 自己也不隱諱。在唐朝，突厥、沙陀、高麗(li) 、昭武九姓、回鶻、吐蕃、靺鞨、契丹等族人口不斷遷入，其中的部族首領和傑出人物還被委以重任，授予高位，或者賜以李姓。血統的界限早已破除，相貌的差異也不再成為(wei) 障礙。唐太宗確定《北史》、《南史》並修，就已肯定北朝、南朝都屬中國。皇甫湜在《東(dong) 晉元魏正閏論》中更從(cong) 理論上明確：“所以為(wei) 中國者，禮義(yi) 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yi) 也。豈係於(yu) 地哉？”陳黯在《華心》中說得更明白：“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亦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於(yu) 中州而行戾乎禮義(yi) ，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yu) 夷域而行合乎禮義(yi) ，是形夷而心華也。”

從(cong) 蒙古改國號大元到元順帝逃離大都凡98年，蒙古人進入華夏文化區的時間也不過一百多年，還來不及完全接受中國禮義(yi) ，也不是都具有“華心”。但已經發生變化，並越來越向禮義(yi) 和“華心”接近，卻是不爭(zheng) 的事實。如元初的皇帝還自覺地同時保持蒙古大汗的身份，但以後就逐漸以皇帝為(wei) 主了。元朝皇帝孛兒(er) 隻斤妥懽帖睦爾（明朝諡為(wei) 順帝）逃往上都（今內(nei) 蒙古正藍旗東(dong) 閃電河北岸）後，已經失去了對全國範圍特別是漢族地區的統治權，照理最多隻能稱蒙古大汗了，但他還是要當元朝皇帝，繼續使用至正年號，死後被諡為(wei) 惠宗。此後又傳(chuan) 了兩(liang) 代，才不得不放棄大元國號、年號這套“禮義(yi) ”，重新當蒙古部族首領。

如果將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製度概念，那麽(me) 從(cong) 蒙古入主中原開始就基本接受和繼承了以往各朝的製度。到了元朝，在原金、宋統治區和漢人地區實行的製度並無實質性的變化，但更趨於(yu) 專(zhuan) 製集權，權力更集中於(yu) 蒙古人、色目人，從(cong) 宋朝的文治、吏治倒退，並影響到此後的明朝、清朝。另一方麵，從(cong) 治理一個(ge) 疆域遼闊、合農(nong) 牧為(wei) 一體(ti) 的大國需要出發，元朝的製度也有創新，如行省製度，以後為(wei) 明、清、民國所沿用，直到今天。

從(cong) 中國這一名稱出現至今3100餘(yu) 年間，它所代表的疆域逐漸擴大和穩定，也有過分裂、縮小和局部的喪(sang) 失；它所容納的民族與(yu) 文化（就總體(ti) 而言，略同於(yu) 文明）越來越多樣和豐(feng) 富，總的趨勢是共存和融合，也有過衝(chong) 突和變異；它所形成的製度日漸係統完善，也受到過破壞，出現過倒退；但無論如何，中國是始終延續的，從(cong) 未中斷。從(cong) 秦朝至清朝，無論是膺天命還是應人心，統一還是分裂，入主中原還是開拓境外，起義(yi) 還是叛亂(luan) ，禪讓還是篡奪，一部《二十四史》已經全覆蓋。總之，無論厓山前後，都是中國。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