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分田 】專製與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訪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張分田

欄目:批評爭鳴
發布時間:2015-06-17 10: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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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zhuan) 製與(yu) 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

——訪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張分田

采訪者:毛莉;受訪者:張分田(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第74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十日癸卯

           耶穌2015年5月27日

 

 

●許多人隻知道儒家有“仁者愛人”的說教,不知道儒家還有“仁者殺人”的理論。

●在儒家看來,“陽有專(zhuan) 製之功”,“陰無專(zhuan) 製之義(yi) ”,“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注定尊者專(zhuan) 製是人類社會(hui) 的普遍法則。這種理論怎麽(me) 可能為(wei) “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如果孟子的“民貴君輕”可以定性為(wei) “反專(zhuan) 製”,那麽(me) 眾(zhong) 多皇帝的“民貴君輕”又當如何定性?難道“民貴君輕”既可判定為(wei) “民主”,又可判定為(wei) “專(zhuan) 製”嗎?

●拿破侖(lun) 用獅子的睡與(yu) 醒比喻中國的態勢。當初中國為(wei) 什麽(me) 沉睡了?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體(ti) 修習(xi) “民貴君輕”的讀書(shu) 聲中,中國落伍了。如今中國為(wei) 什麽(me) 醒了?這應當歸功於(yu) 儒家的邊緣化。群體(ti) 性的覺醒推動了國家精神要素的全麵改造。

 

 

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feng) 厚滋養(yang) 。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離不開對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在大力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時代語境下,“儒學複興(xing) ”再次成為(wei) 學界關(guan) 注的熱點。

我們(men) 應當承認,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的確蘊藏著解決(jue) 當下困境的某種啟示。但罔顧曆史事實誇大儒學現代意義(yi) 的態度並不可取。粉飾儒學、美化舊俗的種種亂(luan) 象必須引起高度警惕。對高喊“回到孔孟去”的主張,不可不辨。圍繞儒家曆史上的政治實踐、儒家政治思想的曆史實質、儒學現代價(jia) 值等問題,記者專(zhuan) 訪了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張分田。  

 

儒家有“仁者愛人”,也有“仁者殺人”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是中國人在封建綱常禮教的殘酷壓迫下生活了上千年後的曆史性選擇。但現在有一個(ge) 非常奇怪的現象,一些崇儒者甚至為(wei) “三綱五常”寫(xie) 起了辯護詞。曆史上儒家政治實踐的殘酷一麵似乎被選擇性遺忘了。儒家所謂仁政的曆史真相究竟是怎樣的?

 

張分田:孔孟之道是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的統治思想及價(jia) 值符號,即使完全徹底地實現,也隻是一種理想化的君主專(zhuan) 製,這就注定它勢必成為(wei) 真情與(yu) 偽(wei) 善、理性與(yu) 謊言、理想與(yu) 幻夢的綜合體(ti) 。就積極因素而言,它是一些具有普遍意義(yi) 的政治法則的借寓之所;就消極因素而言,它是專(zhuan) 製統治的謀士及辯護士。由於(yu) 積極因素與(yu) 消極因素同胎共體(ti) ,難分難解,因而孔孟之道既可以造善,也可以作惡。作惡也是孔孟之道全麵實現的重要表現。唯其如此,儒家才能坐穩官方學說的“寶座”。

許多人隻知道儒家有“仁者愛人”的說教,不知道儒家還有“仁者殺人”的理論。孔子讚賞霸道,這一類儒者曾經居多數。孟子講“仁義(yi) ”,隻要讀一讀龐樸先生的《中國文化十一講》,便可知曉“殺的理智”原本就是“仁義(yi) ”的題中之義(yi) 。《樂(le) 記》將“王道”定義(yi) 為(wei) “禮、樂(le) 、刑、政”。曆代王朝的刑法及基層社會(hui) 組織的私刑均依據儒典製定並實施,違逆“綱常名教”屬於(yu) 必殺之罪。大開殺戒的儒宗代有其人,孔子也名列其中。戴震抨擊的“以理殺人”則是比刑罰更甚的以“天理”、“經義(yi) ”、“禮法”摧殘生靈。相關(guan) 事實不勝枚舉(ju) ,可以寫(xie) 一部題為(wei) 《張揚“仁義(yi) ”的專(zhuan) 製統治》的專(zhuan) 著。  

 

孔孟“民本思想”是帝製的根本法則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在一些崇儒者那裏,“吃人”的封建禮教不應歸罪於(yu) 儒學,因為(wei) 它被後儒篡改了,被帝製閹割了。您如何回應這種觀點?


張分田:宣揚“孔子至聖,德盛神化”的儒者絕對不會(hui) 想到重大弊端恰恰源於(yu) 孔孟之道。“孔子無過、錯在眾(zhong) 生”的論證方式傳(chuan) 承了兩(liang) 千多年。許多誇大儒學現代價(jia) 值的人也沿襲這種說辭。他們(men) 倡導“回到孔孟去”,論據之一便是:孔孟大儒的“民惟邦本”、“民貴君輕”是講“民主”、“民權”的,隻可惜一部真經遇到了歪嘴和尚,被後儒篡改了,被帝製閹割了。我認為(wei) ,這種說法既不符合曆史事實,也缺乏曆史感和現實感。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在曆史上得到了實現嗎?


張分田:為(wei) 了厘清事實,我分析了中國古代的很多典型個(ge) 案,檢索的文獻涉及“四書(shu) 五經”及各種重要經學著作,所有重要思想流派著名代表人物的著作,曆代國家文告、帝王著述、朝堂議政、名臣奏議、科舉(ju) 試卷,乃至各種史籍筆乘、宗譜家範、宗教文獻、筆記小說、詩詞歌賦、通俗勸善書(shu) 、占卜用書(shu) 等。我的結論是:儒家“民本思想”始終是中國古代統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中華帝製的政治原理是以“民本思想”為(wei) 基礎框架而精心構築的龐大的思想體(ti) 係。後麵我會(hui) 詳細論述,這裏我先說明一下,古代的“以民為(wei) 本”與(yu) 現代的“以民為(wei) 本”有本質的差異。

有許多著名學者做出過“君主專(zhuan) 製興(xing) ,而民本思想衰”的判斷。而我的研究卻發現,帝製越興(xing) 旺,“民惟邦本”理論就越發達;君權越集中,“民貴君輕”觀念也就越普及。在帝製時代,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精神、政治製度和政治過程等各個(ge) 層麵都得到了自我實現。

其一,儒學被帝製尊崇達兩(liang) 千餘(yu) 年之久,並作為(wei) 公認的核心政治價(jia) 值而支配社會(hui) 各階層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行為(wei) 。在思維方式、理論結構和命題組合上,無論《春秋繁露》、《五經正義(yi) 》、《四書(shu) 集注》等名儒之作,還是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帝、清乾隆帝的帝王著述,其“民本思想”均與(yu) 《孟子》有本質的相似性,大多比《孟子》的表述更清晰,言辭也更激烈。

其二,通曉“民本思想”始終是選拔官僚的主要條件,曆代科舉(ju) 考試試題便是明證。自從(cong) 《孟子》被列為(wei) 科舉(ju) 考試科目之後,包括皇帝及皇子在內(nei) ,讀書(shu) 人必須誦讀《孟子》,從(cong) 政者大多精通“民貴君輕”。明朝進士黃洪憲的《邠人曰》和舉(ju) 人艾南英的《民為(wei) 貴》是典型例證。這些科舉(ju) 製文均被作為(wei) 範文收入清乾隆帝指令編纂的《欽定四書(shu) 文》。因此,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貴君輕”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來越常見。在特定情境下,朝臣們(men) 甚至會(hui) 依據“君為(wei) 輕”而另立皇帝,宋高宗、宋端宗、明代宗都是典型例證。

其三,皇帝們(men) 大多讚成“民貴君輕”的基本思路。漢高祖認同“王者以民人為(wei) 天”,隋煬帝標榜“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論證“君依於(yu) 國,國依於(yu) 民”,元世祖讚賞“民為(wei) 重,君為(wei) 輕”,元英宗告誡臣下施政莫忘“民為(wei) 重,君為(wei) 輕”,明太祖將“民貴君輕”題寫(xie) 於(yu) 宮廷建築,清康熙帝讚揚“社稷為(wei) 重,君為(wei) 輕”的說法“實千載忠臣之語”,清乾隆帝吟誦“藐予小子識君輕”和“自昔識君輕”的詩句。還有一批皇帝欽定、親(qin) 著或撰寫(xie) 書(shu) 評的書(shu) 籍皆有論證“民貴君輕”的文字。清乾隆帝甚至批評孟子歸咎於(yu) 社稷的說法違背孔子的思想,“實有悖於(yu) 理之處”,稱“即有過,亦在君與(yu) 民而已”。

其四,孔孟“民本思想”堪稱帝製的根本法則。帝製的國家憲章、權力結構、治理體(ti) 係、法律製度、君位繼承製度、帝王及儲(chu) 君教育製度、官僚培養(yang) 及選拔製度、諫議及民意采集製度、禮樂(le) 及名號製度、國家祭祀製度、應答天譴民怨的“禹湯罪己”程式、維新變法的“與(yu) 民更始”程式、禪讓大位的“天與(yu) 人歸”程式等,其經典依據都采自“四書(shu) 五經”,孔孟“民本思想”是各種製度、程式及政策的主要理據。凡是即位詔書(shu) 、禪讓詔書(shu) 等對王朝合法性及君權合法性至關(guan) 重要的法律文件,都必然引據“立君為(wei) 民”、“民貴君輕”。就連征收賦稅、建築宮室、興(xing) 兵動武也往往引據“民本思想”。文景之治、光武之治、貞觀之治、洪武之治、康乾之治等都是實施“民本思想”的產(chan) 物。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孔孟“民本思想”為(wei) 什麽(me) 能夠得到如此全麵的實施?


張分田:根本原因是孔孟學說與(yu) 君主專(zhuan) 製是相互契合、高度匹配的。“民本思想”主要回答“為(wei) 何立君”、“如何立君”、“何以為(wei) 君”等問題,側(ce) 重從(cong) 君民關(guan) 係的角度提出並論證這類問題的答案。設君之道、為(wei) 君之道是“民本思想”的關(guan) 注點,界定“民”是為(wei) 了界定“君”。“民本思想”是關(guan) 於(yu) 民的政治思維,而實質是關(guan) 於(yu) 君的政治思維。甚至可以說,“民本思想”是帝王觀念的組成部分乃至附屬品。  

 

孔孟之道不可能自發地導出民主思想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孔子說“以道事君”,孟子講“誅獨夫”,這不能說明“儒家反抗王權,批判專(zhuan) 製”嗎?


張分田:這種觀點隻見皮毛,未見本質。實際上,必須規範、限定、製約君權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家的共同主張。諸如《韓非子》主張統治者“以道蒞天下”、“以道正己”,告誡他們(men) “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否則“天子失道,諸侯伐之”。不可否認,這一類思想蘊含豐(feng) 富的積極因素。但是,從(cong) 核心價(jia) 值觀及基礎框架看,《論語》、《孟子》、《韓非子》並沒有本質區別。

我發現,以孔孟之道為(wei) 典型代表的中國傳(chuan) 統理想政治模式理論的基礎框架,由係統回答十大經典問題的十大經典命題構成,包括主要回答政治的本原、本體(ti) 和本質問題的“立君為(wei) 民”;主要回答國家元首及政治主體(ti) 問題的“天下為(wei) 公”;主要回答國家形式問題的“天下一統”;主要回答權力結構及政權組織原則問題的“政由君出”;主要回答政治關(guan) 係及其一般規定性問題的“君臣合道”;主要回答施政綱領問題的“君主無為(wei) ”;主要回答政治過程問題的“廣開言路”;主要回答社會(hui) 公平問題的“平均天下”;主要回答社會(hui) 道德教化問題的“孝治天下”;主要回答製度建設及法律規範問題的“法理天下”。這些命題將政製理論與(yu) 政事理論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全麵回答了係列重大理論問題。曆代著名思想家普遍使用了這一基礎框架,從(cong) 而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古典政治學”。

如果適度超越“民主與(yu) 專(zhuan) 製”的評判尺度,就會(hui) 發現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維很不簡單,其現實的態度、縝密的構思、周詳的規範、精巧的設計和理性的關(guan) 切,在世界古代史上無可匹敵。對這個(ge) 曆史現象應當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jia) 。但我們(men) 必須清醒意識到,某些積極因素並不意味著儒家“反專(zhuan) 製”。由於(yu) 是特定曆史時代的產(chan) 物,這一套博大精深的政治學說體(ti) 係明確將“專(zhuan) 製”及“君主專(zhuan) 製”作為(wei) 核心範疇和首要命題。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換言之,孔孟之道並不能自發地導出現代的民主思想?


張分田:“孔子尊君,孟子尊道”乃是古人之公論。“尊君”,即尊崇君主製度;“尊道”,即尊崇君主製度的一般法則。“四書(shu) 五經”沒有“民權”、“憲政”思想,其“民主”一詞也是指“為(wei) 民做主”,亦即專(zhuan) 製。隻要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通覽“四書(shu) ”,就會(hui) 發現孔孟之道與(yu) 君主專(zhuan) 製相互契合。

孔孟的政製理論有幾個(ge) 核心命題,即《論語》的“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左傳(chuan) 》引孔子的“唯器與(yu) 名,不可以假人”和“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中庸》引孔子的“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和“尊為(wei)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nei) ”;《孟子》引《泰誓》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引《詩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引孔子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的“無父無君,是禽獸(shou) 也”等。這些命題所設定的政體(ti) 形式和權力結構完全符合現代政治學的“君主專(zhuan) 製”定義(yi) 。

 實際上,儒家原本就是用“專(zhuan) 製”論說君主製度、宗法製度、等級製度的一般規定性的,即唯有君、父、夫有資格專(zhuan) 製,“婦之從(cong) 夫,猶臣之從(cong) 君,子之從(cong) 父,無專(zhuan) 製之義(yi) ,無剛亢之法”。在儒家看來,“陽有專(zhuan) 製之功”,“陰無專(zhuan) 製之義(yi) ”,“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注定尊者專(zhuan) 製是人類社會(hui) 的普遍法則。這種理論怎麽(me) 可能為(wei) “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那您如何評價(jia) 清初政治批判思潮?黃宗羲、王夫之的思想不是蘊含著民主色彩嗎?


張分田:正如蕭公權所指出的,黃宗羲“仍因襲孟子之故轍,未足以語真正之轉變”。這說明孔孟之道不可能自發地導出民主、自由、人權思想。

我對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評語是:形成群體(ti) ,匯成思潮;關(guan) 注現實,切近實際;思想激烈,言辭犀利;議論精彩,不乏創見;立論思辨,思想升華;引領潮流,顯露新意;因循傳(chuan) 統,未脫窠臼。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未脫窠臼”的判斷是怎麽(me) 得出的?


張分田:“未脫窠臼”的判斷是依據一個(ge) 證據鏈得出的。諸如主張“循天下之公”的王夫之是一位思想巨人,然而專(zhuan) 題輯錄他的尊君思想卻頗似一部主張絕對君權的著述。黃宗羲篤信“宇宙一團生氣,聚於(yu) 一人,故天下歸之,此是常理”,將平天下的希望寄托於(yu) “令君心自悟”。《明夷待訪錄》“天下為(wei) 主,君為(wei) 客”那一段的思維邏輯是:無君之時,天下混亂(luan) ;王者大公,天下太平;君主謀私,則為(wei) 大害。這種“設君之道”古即有之。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思維方式、理論範式、基本思路乃至激烈話語,在曆代王朝的官方學說中也不難找到。唐太宗的《金鏡》、《民可畏論》便是典型例證。

 通過對中國古代政治批判思想的係統研究,我發現了一個(ge) 具有普遍意義(yi) 的“尊君—罪君”政治文化範式,除少數無君論者外,沒有人超越了這個(ge) 範式。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儒家政治思維方式嚴(yan) 重阻滯了中華民族的觀念更新,而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局限性恰恰是典型例證之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批在野思想家高舉(ju) “天下,天下之天下”的旗幟,將儒家“民本思想”推向極致的時候,皇帝們(men) 也在以“立君為(wei) 民”、“天下為(wei) 公”、“民貴君輕”,為(wei) 皇權定位,為(wei) 帝製張目。就理論的基本架構而言,二者存在實質的相似性。這一曆史現象應當納入我們(men) 的研究視野。

上述曆史事實的存在必然導致現代崇儒者麵對一個(ge) 自設的價(jia) 值判斷困境:如果孟子的“民貴君輕”可以定性為(wei) “反專(zhuan) 製”,那麽(me) 眾(zhong) 多皇帝的“民貴君輕”又當如何定性?他們(men) 的經典依據是《孟子》,解讀也沒有背離孟子的基本思路,許多話語甚至比孟子更明確、更到位、更精彩,卻顯然無法用“反專(zhuan) 製”來定性。難道“民貴君輕”既可判定為(wei) “民主”,又可判定為(wei) “專(zhuan) 製”嗎?  

 

真儒學扶植綱常,偽(wei) 儒學標榜民主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有關(guan) 帝製與(yu) 儒學的本質屬性的論爭(zheng) 是一個(ge) 老問題。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有批判儒學與(yu) 維護孔教之爭(zheng) ,維護帝製國學的人主張立孔教為(wei) 國教,甚至論證“孔孟民主”。今天的一些崇儒者又走了回頭路。大陸新儒學思潮的一大主張即是聲稱孔孟有“民主”、“憲政”思想。


張分田:古之“儒家”隻講“為(wei) 民做主”,今之“儒家”卻講“民主憲政”。要想認清儒家的真麵目,必須鑒識真儒學與(yu) 偽(wei) 儒學。

“儒家”這個(ge) 概念有與(yu) 生俱來的缺陷,後來又被人們(men) 濫用,用其評判曆史很容易導致形式邏輯的錯誤。邏輯混亂(luan) 的典型當屬“現代新儒家”。他們(men) 為(wei) 孔孟打上“民主”標簽,以便將其與(yu) 帝製及後儒區隔開來,於(yu) 是“儒家”被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民主”的,另一類是“專(zhuan) 製”的。“儒家”一詞竟然用於(yu) 指稱兩(liang) 種本質相反的思想,相關(guan) 評說必然存在邏輯悖謬。輕信某些“新儒家”、“新儒學”及“國學大師”的說法是導致許多人弄不清儒家真麵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名副其實的儒家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yi) ”為(wei) 治學宗旨,即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說的“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現代的“新儒家”、“新儒學”形式上頗似儒家,而其核心價(jia) 值觀是從(cong) 現代西方主流思想移植過來的。這批人雖推崇“孔孟”,號稱“儒家”,標榜“儒學”,卻違背了儒家的“君臣之義(yi) ”。因此,現代類型的“新儒家”、“新儒學”理應被界定為(wei) “偽(wei) 儒家”、“偽(wei) 儒學”。

現代偽(wei) 儒學的顯著特征之一便是公然倡導偽(wei) 易。牟宗三渲染“中華道統”的“內(nei) 在超越”路向,麵對質疑,他竟然詭辯:“即令沒有,我們(men) 也應當使它有。”這無異於(yu) 公開宣稱要用作偽(wei) 的手法無中生有,用訛變的方式變黑成白。“大陸新儒學”思潮繼承了這種手法。他們(men) 深知欲達到行銷“儒教中國”和“儒家憲政”的目的,必須迎合現代中國人的口味。唯有掩蓋孔孟之道的真實麵目,為(wei) “儒家”、“儒學”注入舶來的“自由主義(yi) ”、“民主主義(yi) ”、“憲政主義(yi) ”,才能蒙騙不明底細的人。真儒學扶植綱常,偽(wei) 儒學標榜民主,二者之間的分野十分清晰。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為(wei) 什麽(me) “偽(wei) 儒學”在當下還頗有市場呢?


張分田:我認為(wei) ,導致現代偽(wei) 儒學思潮泛濫一時的因素錯綜複雜。根本原因是傳(chuan) 統勢力的強韌,主要推手是反體(ti) 製勢力的圖謀,社會(hui) 根源是宗法社會(hui) 及宗法觀念的殘餘(yu) ,其他重要因素有各種“小圈子”及貪腐群體(ti) 的特殊需要、某些“國學大師”及傳(chuan) 媒的學術造假及文化造假、“國學熱”的盲動性及借機牟利行為(wei) 盛行、許多機構“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的具體(ti) 措施失當、廣大幹部群眾(zhong) 對傳(chuan) 統文化缺乏全麵深入的了解,等等。

研究傳(chuan) 統文化必須實事求是,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更要實事求是。隱去真相的“弘揚國學”,弄虛作假的“文化傳(chuan) 承”,對民族與(yu) 國家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損害甚大。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在當下學界,將糟粕當精華的現象司空見慣,許多專(zhuan) 家學者有意或無意地參與(yu) 了文化造假,這是造成思想混亂(luan) 的重大因素之一。因此,遏止現代偽(wei) 儒學思潮的有效途徑之一是遏止文化造假之風。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客觀、全麵、準確地陳述和評說中華民族的曆史,為(wei) 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和締造中華現代文明提供優(you) 良的學術資源,這是中國學術界義(yi) 不容辭的責任。  

 

儒家之“仁”以尊卑、主從(cong) 、貴賤為(wei) 前提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一些人主張用“弘揚儒學”的方式弘揚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您怎麽(me) 看待這種現象?


張分田:主張用儒家的和諧觀構建現代和諧社會(hui) 也屬於(yu) 這一類。這種人不是對曆史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尊者專(zhuan) 製的製度倫(lun) 理注定了孔孟之道的核心價(jia) 值觀是專(zhuan) 製與(yu) 等差。這一核心價(jia) 值觀浸透了儒家所有的範疇和命題,包括道、德、仁、義(yi) 、禮、智、信、忠、孝、節、義(yi) 、誠、和、敬,乃至“止於(yu) 至善”、“自強不息”。《易傳(chuan) 》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及與(yu) 之相匹配的“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便是典型例證之一。

何謂“天行健”及“地勢坤”?《周易》及曆代儒者的闡釋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居上之“天”為(wei) 陽、為(wei) 乾,居下之“地”為(wei) 陰、為(wei) 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數”、“乾坤之體(ti) ”注定萬(wan) 物皆有“君臣之辨”、“尊卑之序”、“貴賤之位”。一般說來,“陽以剛為(wei) 德,陰以柔為(wei) 用”;“健”乃“乾之訓”,“順”乃“坤之訓”;“天行健”亦即“天行乾”,“地勢坤”亦即“地勢順”;“行乾”之天“剛健”而“自強不息”,“勢坤”之地“柔順”而“厚德載物”;“天道即王道”,“地道即臣道”;“王道即天道”,“臣道即地道”;“自強不息”為(wei) “君德”,“厚德載物”為(wei) “臣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皆有“君臣之義(yi) ”,為(wei) 君則行君道,為(wei) 臣則行臣道。簡言之,“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則注定了一切為(wei) 君者(含君、父、夫等)屬陽、類天、行乾、性剛、居上、位尊,而一切為(wei) 臣者(含臣、子、妻等)屬陰、類地、勢坤、性柔、居下、位卑。因此,一切上下等級之間都有尊卑、主從(cong) 、貴賤之別,所謂“本乎天者親(qin) 上,本乎地者親(qin) 下,則各從(cong) 其類也”。顯而易見,專(zhuan) 製與(yu) 等差是《周易》的核心價(jia) 值觀。

在“四書(shu) 五經”中,這樣的例證還可以舉(ju) 出很多,諸如《孟子》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順乎親(qin) ,不可以為(wei) 子”、“以順為(wei) 正,妾婦之道也”,等等。儒家之“仁”與(yu) “和”顯然是以尊卑、主從(cong) 、貴賤為(wei) 前提的。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靠的不是儒學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儒學觀之爭(zheng) 的焦點是儒學現代價(jia) 值之爭(zheng) ,而儒學現代價(jia) 值之爭(zheng) 的實質關(guan) 涉中國現代化途徑之爭(zheng) 。我們(men) 應當如何正確評估儒學的現代價(jia) 值?


張分田:這是一篇頗有難度的大文章。我僅(jin) 列舉(ju) 幾個(ge) 容易被人們(men) 忽略的要點。

許多人將諸多思想精華統統歸屬於(yu) 儒家,這是錯誤的。以“民本思想”為(wei) 例,“立君為(wei) 民”、“以民為(wei) 本”、“民貴君輕”的思想源遠流長,既不是孔孟首創,也不是儒家獨有,而是中華民族群體(ti) 性政治智慧的結晶,反映了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點,很值得深入研究,並充分肯定其曆史價(jia) 值。但是,這些思想精華畢竟是王權帝製的產(chan) 物,不應誇大其現代意義(yi) 。如果在實行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的現代中國弘揚“民貴君輕”,勢必貽笑大方。

拿破侖(lun) 用獅子的睡與(yu) 醒比喻中國的態勢。睡與(yu) 醒主要是指一種精神狀態。當初中國為(wei) 什麽(me) 沉睡了?這隻能歸咎於(yu) 思孟學派的“四書(shu) ”支配了人們(men) 的精神世界,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體(ti) 修習(xi) “民貴君輕”的讀書(shu) 聲中,中國落伍了。甲午之敗乃是國家之敗;國家之敗敗於(yu) 製度,敗於(yu) 文化,敗於(yu) 教育;當時的製度、文化、教育可以歸結為(wei) 帝製、禮教、儒學這三個(ge) 關(guan) 鍵詞。如今中國為(wei) 什麽(me) 醒了?這應當歸功於(yu) 儒家的邊緣化。群體(ti) 性的覺醒推動了國家精神要素的全麵改造。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靠的不是儒學,這是一個(ge) 基本的曆史事實。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但現在有些人喜歡把“中華複興(xing) ”和“儒學複興(xing) ”混為(wei) 一談,甚至提出要“重建儒教國家”。


張分田:名副其實的儒教國家已經被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曆史進程徹底顛覆,推行儒教政治的社會(hui) 基礎也被基本鏟除。凡是有一點曆史常識的人,都會(hui) 堅決(jue) 反對“重建儒教國家”的政治圖謀。任何開曆史倒車的人遲早都會(hui) 在現實麵前碰得頭破血流,複辟帝製並尊崇孔教的袁世凱、搞國家儒學的偽(wei) 滿洲國皇帝溥儀(yi) 和將三民主義(yi) 儒學化並推行尊孔讀經的蔣介石統治集團都是前車之鑒。

“帝製”與(yu) “儒學”一個(ge) 是硬件,一個(ge) 是軟件,共同構成中國古代文明的政治基礎和文化基礎。君主專(zhuan) 製及孔孟之道,既是推動中國古代文明興(xing) 盛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也是促使中國古代文明衰亡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是顛覆君主專(zhuan) 製及孔孟之道,開創中華新文明、新傳(chuan) 統的產(chan) 物。孔孟之道的核心內(nei) 容已經喪(sang) 失了繼續存在的曆史條件。

曆史經驗告訴我們(men) :每當社會(hui) 形態發生重大變革,其實質性的變革就是舊製度的核心價(jia) 值觀逐步退出曆史舞台,新製度的核心價(jia) 值觀逐步占據主導位置。無論奴隸社會(hui) 被封建社會(hui) 所取代,還是封建社會(hui) 被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所取代,這種思想文化的質變一再重演。核心價(jia) 值觀變革的實質是改造文化基因,這就意味著原有的文化基因有的可以傳(chuan) 承,有的必須剔除。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核心價(jia) 值觀倡導民主、平等、自由、法治,而孔孟之道的核心價(jia) 值觀倡導專(zhuan) 製、等差、名教、人治。無論儒家有多少精彩的東(dong) 西可供借鑒與(yu) 傳(chuan) 承,其核心成分都必然會(hui) 被現代社會(hui) 所剔除。儒家最看重的尊者專(zhuan) 製及等差名分,恰恰是現代社會(hui) 所要拋棄的。剔除以孔孟之道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的文化基因缺陷是締造中華新文明、構建中華新傳(chuan) 統的重大任務之一。中華文明的複興(xing) 絕對不能走“回到孔孟去”的道路。



責任編輯:梁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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