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儒小記——辜鴻銘、馮(feng) 友蘭(lan) 與(yu) 錢穆

作者：李冬君

來源：《經濟觀察報》2015年5月18日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初一日甲午

           耶穌2015年5月26日

曆史的選擇是殘酷的，然而人類的良知卻充滿了溫情。

辜鴻銘

儒教辮子

晚清社會(hui) ，有一位來自西方，卻以儒教安身的人，他是辜鴻銘。他腦後留著一根辮子，形似阿Q的Q字。國人目之為(wei) “怪”，譽之者，稱道為(wei) “怪傑”；貶詆者，抑其為(wei) “怪物”。他的形象，除了腦後那根辮子，很有點像八大畫的鳥，高視闊步，白眼朝天。如果將魯迅筆下的“鳥頭先生”的綽號，從(cong) 顧頡剛身上移植到他的頭上，或許會(hui) 更加惟妙再加惟肖。

學者把他當作笑料，茶餘(yu) 飯後，隨便談談，就把他解構了。他的思想，對不起沒興(xing) 趣，那是西方學人的話題，誰叫他不用中文寫(xie) 作？可他的瑣事，就像花生米，總是被人放在嘴裏咀嚼。

什麽(me) 茶壺啊茶杯啊小腳啊，還有皇帝，中國人哪能沒有皇帝？皇帝皇帝，天經地義(yi) ，沒有皇帝，那還算什麽(me) 中國人！他嘻嘻哈哈，東(dong) 拉西扯，一下就抓住了中國文化的質：皇帝。他感到奇怪的是，大家都在罵皇帝，可又都自命為(wei) 中國人，這樣的中國人，是不是有毛病？

他堅信自己是真正的中國人，因此，他要讚美皇帝，忍不住就要彎下雙膝，五體(ti) 投地，可惜他那時中國已沒有了皇帝。若還有皇帝，他會(hui) 怎樣呢？有人說，也許他的膝蓋比誰都硬、都直。因為(wei) ，在他看來，這就是仁義(yi) 。中國文化，一要有皇帝，二要有仁義(yi) ，而他就是標誌。

俄國的托爾斯泰曾與(yu) 他通信，英國的毛姆專(zhuan) 程來拜訪過他，印度的泰戈爾同他交流思想，甘地稱他是一個(ge) “可敬的中國人”，在德國和日本，他更是風靡一時，還有“辜鴻銘研究會(hui) ”問世。那時，有幾人能享此殊榮？說絕無僅(jin) 有，可能有些過分，說鳳毛麟角，或許可以這麽(me) 比喻一下。

蔡元培辦大學兼容並包，把他請到北大，請他邊教英語邊講中國文化。可當時國內(nei) ，能了解他的人並不多。他的著作多用英文寫(xie) 成，他的英語寫(xie) 作能力，連林語堂也歎服，譽為(wei) “中國第一”。不僅(jin) 在中國，即使在母語國，他的英語寫(xie) 作，也讓老外大跌眼鏡。

1914年6月，他在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上發表一篇論文，中文名為(wei) 《春秋大義(yi) 》，英文名為(wei) 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直譯作《中國人的精神》。這是他在北京東(dong) 方學會(hui) 上宣講的論文。1915年，該文和“中國婦女”等文章一起編成論文集，由“北京每日新聞社”首版，書(shu) 一出就滿堂彩。

時至今日讀之，它仍使人新鮮，他說自己是用心寫(xie) 的，不是用大腦寫(xie) 的，心想是直覺的，腦思維是邏輯的，他自命為(wei) 中國人，而往中國傳(chuan) 統思維方式的圈子裏鑽，有意將他的西方學養(yang) 擱到一邊。

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儒學取代宗教，造就了一種真正的中國人，那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它也決(jue) 定了中國曆史的一個(ge) 最美妙的特質：即曆史悠久，而又永葆青春。儒學能取代宗教，證明它具有宗教功能，辜氏認為(wei) ，儒教對於(yu) 全能皇權的絕對信仰和忠誠，給予中國人安全感和永恒感，它構成中國文明的真正基礎。所謂“春秋大義(yi) ”，無非“忠君”而已。

東(dong) 西方文明的基礎是如此的不同，西方文明以對上帝的信仰為(wei) 基礎，中國文明則以忠君為(wei) 基礎。正如信仰上帝需要教堂，忠君也需要教堂。儒教不專(zhuan) 設教堂，儒教的教堂，是學校，是家庭；儒教的培養(yang) 目標是君子；儒教的教育方針，即君子之道，隻包含了兩(liang) 項內(nei) 容：忠於(yu) 君主和孝順父母。

辜氏聲稱，要用君子之道，複興(xing) 中國文化。他從(cong) 世界主義(yi) 出發，反對中國西化；他批判西方文明，與(yu) 托爾斯泰等人有著共同話語。不過他認為(wei) ，托氏對西方文明所持的觀點過於(yu) 消極，頗似老子，而他則像孔子，要給世界文明找到一個(ge) 真實的基礎，為(wei) 現代社會(hui) 規劃出一個(ge) 正確的發展方向。

以此，他在西方獲得了“哲人”桂冠，在中國反而不合時宜，專(zhuan) 門與(yu) 新文化運動唱對台戲，於(yu) 是乎唇槍舌劍，口誅筆伐，結果便是辜氏的思想被貼上倒行逆施的標簽，封存入庫。

讀中外文化史，我們(men) 發現，一種文化衰落時，常有兩(liang) 類人物出現，一是喜劇性的，如堂吉訶德；一是悲劇性的，如賈寶玉。晚清社會(hui) 也有這樣兩(liang) 類人物，他們(men) 的代表人物：悲劇性的是王國維，文化與(yu) 他生命交融，文化衰落，他便以身殉之；喜劇性的，便是辜鴻銘，他眼見著安身立命的文化衰落了，便以“天降大任於(yu) 斯人”的氣魄，起而扭轉乾坤，他不僅(jin) 向世人闡述這種文化的特質，宣講他的價(jia) 值，而且他還要用已經沒落了的思想，來拯救他認為(wei) 早已衰落了的世界，並為(wei) 世界文明提供新的思想基礎。

曆史的選擇是殘酷的，然而人類的良知卻充滿了溫情。當堂吉訶德手持長矛衝(chong) 向風車的時侯，我們(men) 微笑之餘(yu) ，便肅然起敬，他的瘋狂之舉(ju) ，讓我們(men) 感受到了人類精神的崇高。當這位老人拖著辮子，走上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的講壇時，引起學生一陣哄笑，他便猛喝一聲：摸摸你們(men) 的腦後，看看有沒有辮子！今天我們(men) 批評這位老人，要記住這一聲猛喝，先摸摸自己的後腦。

馮(feng) 友蘭(lan)

儒學失足

富於(yu) 哲理性的民族，不一定善於(yu) 構造哲學體(ti) 係。

如果我們(men) 將中哲史和西哲史比較一下，就會(hui) 發現中哲史上的兩(liang) 個(ge) 特點：一是哲學體(ti) 係的貧乏，二是哲學的大眾(zhong) 化傾(qing) 向。此兩(liang) 點一以貫之，直至今日，並無大變。

現代中國，寫(xie) 哲學、談哲學的人很多，能構造體(ti) 係的人，卻少得可憐，而已經具備體(ti) 係的哲學家，就更為(wei) 罕見了。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就是一個(ge) 難能可貴的構造了體(ti) 係的哲學家。

馮(feng) 先生將其一生的哲學活動，分為(wei) 四個(ge) 時期。從(cong) 1919-1926　年，為(wei) 《人生哲學》時期；從(cong) 1926-1935　年，為(wei) 《中國哲學史》時期；從(cong) 1936-1948　年，為(wei) 《貞元六書(shu) 》時期；從(cong) 1949-1981年，是尚未完成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時期，前三個(ge) 時期，碩果累累。

《人生哲學》作為(wei) 中學教材，產(chan) 生了廣泛影響；《中國哲學史》獲陳寅恪和金嶽霖的好評，並被譯成多種文字；《貞元六書(shu) 》構造了一個(ge) 哲學體(ti) 係，確立了他的哲學家地位。第四期是他哲學體(ti) 係的改造和學術生涯的懺悔期，時始於(yu) 1949年。

中國革命勝利了，革命的真理似乎昭然。麵對真理進行懺悔，不僅(jin) 是形勢的需要，還是哲人良知的需求。中國傳(chuan) 統知識分子，可以不畏強權，可以蔑視富貴，卻不能不服從(cong) 真理。

“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中國傳(chuan) 統知識分子求道的“座右銘”。然而，為(wei) 真理而舍生忘死，固然表現了人類的理性的崇高，但它同時含有某種固執、偏見和迷信以及放棄自我的悲哀。對真理的追求，是人類所獨有的理性情結；然而對真理的崇拜，卻往往會(hui) 扼殺對真理的追求。

1949年10月，馮(feng) 先生寫(xie) 信向毛澤東(dong) 表態，是他懺悔生涯的開始。

信中表示，他要改造思想，學習(xi) 馬克思主義(yi) ，並在5年之內(nei) ，用馬克思主義(yi) 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xie) 一部中國哲學史。這種熱情的態度，無疑是真誠的。向真理投降，接受真理的製裁，他心悅誠服。但是，這種真誠，與(yu) 其說是個(ge) 人的自覺，不如說是受了曆史使命的感召。

可他把思想改造看得太簡單了，毛主席回信了，回信語重心長，告誡他：“總以采取老實的態度為(wei) 宜。”起初，他以為(wei) 毛主席言重了，經過30多年的鍛煉，他終於(yu) 理解了這句話的份量。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30年來，天翻地覆，他終於(yu) 悟出的“真意”，就是“不老實”三個(ge) 字。這是一個(ge) 習(xi) 慣於(yu) 自我批判的人． 所能采取的唯一態度一一“無我”的自虐。

在30多年的懺悔生涯中，他不停地拷問自己的靈魂，訴諸文墨。

1957年l月8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他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遺產(chan) 的繼承問題》，文章提出，對於(yu) 中國的哲學遺產(chan) ，可以“抽象繼承”。這一觀點，很快遭到來自各方麵的批判，尤其以陳伯達的批判最具權威性。平心而論，“抽象繼承”法，的確留著他原來體(ti) 係的尾巴，在“抽象繼承”的名義(yi) 下，他原有的思想體(ti) 係多少可以保留一些本來的麵目，而不必作脫胎換骨般的自我革命的手術。

可陳伯達不放過他，且當頭棒喝，逼他與(yu) 自己的思想體(ti) 係決(jue) 裂，不決(jue) 裂，就是不老實。他當然不服，事過20多年，他在《三鬆堂自序》中，仍然說他的“抽象繼承”，與(yu) 毛主席的“批判繼承”，可以並行。其實，“抽象繼承”，重在繼承，“批判繼承”，重在批判，兩(liang) 者的差別，一目了然。他那麽(me) 執著地用毛主席的觀點為(wei) 自己辯解，說明他在認同權威的同時，多少還想恢複一點自我。

文革初期，他挨批鬥、被抄家、住牛棚。文革後期，他在窮途末路、瀕於(yu) 絕望時，得到毛主席的關(guan) 懷，從(cong) 此峰回路轉。感激之餘(yu) ，他賦詩一首，轉達毛主席。詩雲(yun) ：“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賴有東(dong) 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這首詩，是他徹底放棄自我的一個(ge) 宣言。

在隨之而來的“批孔”運動中，他便開始自覺地走“群眾(zhong) 路線”了。他說：“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眾(zhong) 的對立麵呢。要相信黨(dang) ，相信群眾(zhong) 嘛。”哲學家放低了身段，在這種思想的姿態下，他寫(xie) 了兩(liang) 篇反孔文章，先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表，後由《光明日報》轉載，轉載時加了編者按，在當時是最具權威的傳(chuan) 播，叫“大肆宣傳(chuan) ”，馮(feng) 友蘭(lan) 因之而名噪一時，居然在群眾(zhong) 運動中鹹魚翻身、枯楊生花了。

從(cong) 尊孔到批孔，這彎子是怎麽(me) 轉過來的？僅(jin) 僅(jin) 是環境壓迫所致，還是有更為(wei) 深刻的思想原因。其實，尊孔與(yu) 反孔，正如一枚硬幣的正反兩(liang) 麵，都可以從(cong) 他的思想體(ti) 係中找到答案。

上世紀50年代，他主張對孔子還是“抽象繼承”，那是他想調和儒學與(yu) 新的官學，試圖在新的意識形態中為(wei) 孔子爭(zheng) 一席之地，當然，結果必然是以他被批判而告終。1970年代，當批孔成為(wei) 現實政治，逼著他在孔子與(yu) 國家之間作出選擇時，他無論從(cong) 現實需要出發，還是從(cong) 儒學傳(chuan) 統出發，都隻能選擇國家，這是儒學的最高目的。

國家高於(yu) 孔子，也高於(yu) 自我。而說到底，在他的體(ti) 係中，孔子是自我的對象化，這正是中國傳(chuan) 統儒生的集體(ti) 潛意識。批孔，實質上是自我批判的一種哲學化形式。他的哲學，重共相輕殊相，重抽象輕具體(ti) ，重大全輕個(ge) 體(ti) ，曆史觀難以超越大一統的拘囿，價(jia) 值觀為(wei) 國家至上，他的“天地境界”的實現，是以無我為(wei) 前提的。他的自我，在他的思想體(ti) 係中本己“損之又損”，以這樣一個(ge) “損之又損”的自我來麵對複雜的現實政治，當然不堪一擊，魂飛魄散。

他徹底放棄自我，結果反而鑄成大錯，“四人幫”利用他製造輿論，欺騙群眾(zhong) 。對此，他自責頗深，常說自己有嘩眾(zhong) 取寵之心，哲人其萎矣。他給我們(men) 留下一個(ge) 深刻的曆史教訓：即使在真理麵前也不能放棄自我，哲人放棄了自我，哲學就會(hui) 異化，真理也會(hui) 異化。

錢穆

儒門吃“素”

在台北東(dong) 吳大學裏有一處宅院，朱門上綴著小黑牌，金書(shu) “素書(shu) 樓”，是故居主人錢穆手書(shu) 。

對曆史的溫情與(yu) 敬意，就在這個(ge) “素”字上了。據說，宅第落成之際，夫子思念先慈，遙憶當年太湖之濱“素書(shu) 堂”弦歌盛景，那可是無錫七房橋一帶的文華淵藪，是母親(qin) 把他教養(yang) 成讀書(shu) 種子。如今老大鬢衰，浪子歸心無所托，便托名於(yu) 此為(wei) “素書(shu) 樓”，“素”是儒術的底色。

中國文化愛吃“素”，孔子作為(wei) “素王”，安之若“素”二千餘(yu) 年，而王朝在家天下裏走馬燈、跑龍套，最多不過兩(liang) 三百年，所以，帝王要向“素王”看齊。“素王”非虛，為(wei) 王立道，為(wei) 國製禮，雖非王權之王，卻是王道之王，是關(guan) 於(yu) 王的理念之王，是關(guan) 於(yu) 王權的標準之王。

孔子本人也很喜歡“素”，他說“繪事後素”，絢爛的繪畫，要在一款素帛上展開，喻意如雲(yun) 在青天，月印萬(wan) 川，與(yu) 老子所言“見素抱樸”，一起打造中國人精神結構的底子。聖人是人民的老師，教化百姓，就是在素帛上繪出聖人之道。古漢字裏，“繪”字與(yu) “紋”字通用，紋又與(yu) “文”字通用。

有一本《素書(shu) 》，由黃石公傳(chuan) 授張良，張良到死也沒找到可傳(chuan) 之人，便帶到棺材裏當枕了。西晉時，被盜墓的挖出來，才見了天光。一千多字，講的還是“道、德、仁、義(yi) 、禮”。如果就這麽(me) 點人雲(yun) 亦雲(yun) 的東(dong) 西，還不至於(yu) 神乎其神地找不到傳(chuan) 人吧？也許“素”的奧妙不在字麵，而在字裏行間。

《素書(shu) 》要從(cong) 無字處讀，就像讀中國畫，不僅(jin) 要讀線條和色彩，還要於(yu) 空白處讀留白。明乎此，霍去病才向漢武帝說“何必學兵法”，因為(wei) 他已見兵法之“素”，對馬上的匈奴人用漢家兵法沒用，就不必再求“繪事”多此一舉(ju) 了；漢宣帝說得明白，他說“漢家自有法度”是“霸王道雜之”，王道是寫(xie) 在字麵上的，如《素書(shu) 》所言“道、德、仁、義(yi) 、禮”，這是“繪事”；霸道在無字處巡，要從(cong) “道、德、仁、義(yi) 、禮”背後看，這就是“素”了，是《素書(shu) 》的微言大義(yi) 。

其實，《素書(shu) 》並非沒有傳(chuan) 人，張良傳(chuan) 給劉邦，潛移默化，劉邦深得其意，張良才說“沛公殆天授也”。鴻門宴上，兩(liang) 人的唱和，可謂天作之合。《素書(shu) 》之本在“素”，“書(shu) ”與(yu) 張良陪葬，而那“素”字，早在鴻門宴上就被劉邦帶走了，從(cong) 此，張良再無傳(chuan) 人。

近代康有為(wei) ，自號“長素”，意思是比孔子還高。可他的抱負，略一施展，便連累了光緒。敢以“長素”自命，還寫(xie) 了《新學偽(wei) 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兩(liang) 本書(shu) ，想在“素王”那“一張白紙上”變法，畫出他心中“最新最美的圖畫”，但失敗了，可見他還不知“素”的底蘊。但他已開了新儒學的先河，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分寸，真的不好把握。

1966年，錢穆先生攜夫人從(cong) 香港到台北，蔣公禮賢下士，安頓了他的“素王”懷抱，蔣經國還親(qin) 自促成了“素書(shu) 樓”從(cong) 圖紙到施工。而錢穆則在複興(xing) 儒學的懷抱中，居然也就受之無愧，安之若“素”了。

素書(shu) 樓的宅院裏，梅花遍植，那是一個(ge) 儒者的寄托，在梅的朵瓣上，他看到了儒者的君子風骨，還看到了儒學複興(xing) 的希望，在現代儒學即將衰落之際，他卻看到如梅花重新綻放的儒學命運之光。他把儒學比喻為(wei) “雪後老梅”，雖不免有凋落之時，但凋落之後，必有繁花似錦、開滿枝頭一日。於(yu) 是他自命為(wei) “拾起地下墜花，來揣測枝頭新葩”的園丁，“發願將中國二千年來儒家思想之內(nei) 蘊”開顯出來。

他要堅守這份道統園丁的職業(ye) ，在春天來臨(lin) 之際，披德風，化道雨，潤民生。看得出，素書(shu) 樓裏寄托了錢穆先生的抱負以及晚年的鄉(xiang) 愁，這裏是他們(men) 身心的領地。素書(shu) 樓的園林栽植也充分體(ti) 現了儒家的格物精神。大門內(nei) ，正對的是坡體(ti) 立麵，台階式錯層，被綠植線分割為(wei) “之”字形的浪漫，在減緩坡度的體(ti) 貼中，“格物”著梅楓竹鬆的不同，想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應該比“之”曲折得多，格物走“之”字形，不過是剛剛起步，這才是素書(shu) 樓的魂。

錢穆先生說過的一段話，與(yu) 素書(shu) 樓是恰接的。先生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絕非專(zhuan) 製，而是中國式民主製。西方民主政府像一家商鋪，中國式民主政府則更像一所學校；西方民主製下國家首腦像商鋪經理，必須聽命於(yu) 股東(dong) ，受製於(yu) 民眾(zhong) ，而中國式的民主製，卻使其政府官員如教師一般，教誨護導民眾(zhong) 。所以，主權在民和三權分立，就在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和儒家思想中，隻是表現形式同西方不一樣。

要對曆史懷有溫情與(yu) 敬意，這是先生勸導青年的名言，他說不要去追求什麽(me) 平等、自由、獨立、權利，而是應該“入則孝出則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孔子，青年之楷模；論語，青年之寶典”。複興(xing) 儒學，才是中國文化的出路。其實，這種溫情與(yu) 敬意，還是停留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樊籬中，對曆史的溫情與(yu) 敬意，應該是文化江山裏的事兒(er) ，與(yu) 王朝無關(guan) 。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