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士風與(yu) 傳(chuan) 統士人理想介入之必要性

作者：張晚林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初二日乙未          

           耶穌2015年5月19日

一、從(cong) 公務員辭職創業(ye) 看當代士風

最近，許多地方政府如安徽、江蘇、湖北、湖南等地，鼓勵公務員辭職創業(ye) ，乃至以優(you) 厚之待遇加以補償(chang) 。湖北秭歸縣人社局副局長黃豔就是其中“吃螃蟹”的人。黃副局長年輕且學曆高（碩士學位），工作五年即晉升為(wei) 副局長、黨(dang) 組成員。按理說，日後有很大的上升空間。但她依然決(jue) 然地辭職了。依她自己的說法，理由如下：

公務員與(yu) 廚子、理發師、維修工一樣，其本質屬性都是職業(ye) ，與(yu) 其埋怨工作環境，不如自行走出這個(ge) 圈子。

一個(ge) 月的工資是2000多，算上各種福利，每年拿到手的錢大概是五到六萬(wan) ，“沒有隱性福利”。自己的工資，與(yu) 從(cong) 事IT行業(ye) 的丈夫相差甚遠，甚至比不上他繳的稅。

從(cong) 這兩(liang) 段話中，透露了時下的官態與(yu) 士風。

其一，公務員也隻是一種職業(ye) ，即一個(ge) 做事的人，如廚子炒菜、理發師理發、維修工修理器械一樣，並無差別。既然公務員隻是一種職業(ye) ，一個(ge) 做事的人，那麽(me) ，

其二，公務員也隻是在其崗位賺取工資報酬的人，別無更高之大義(yi) 所在。

在這兩(liang) 種認知之下，辭職是必然的。因為(wei) 公務員既然隻是一個(ge) 做事的人，你不幹了，自然別人可以來幹。同樣，如果你覺得公務員報酬太低，那麽(me) ，你自然可以跳槽到別的崗位與(yu) 部門以圖非常之利益。

但必須指出的是，如果對公務員之認識隻停留於(yu) 此，則辭職創業(ye) 的人與(yu) 貪腐濟私的人並無本質區別。既然大家都共許公務員隻是一種職業(ye) ，且以這種職業(ye) 來換取報酬。如果報酬太低，權力大且德行低下的人就以權謀私獲取高回報，無權力或德行高尚的人就選擇辭職創業(ye) 以獲取高回報。在這裏，大家的目的都是為(wei) 自己的腰包裏錢更多些，隻是貪腐濟私的人不及辭職創業(ye) 的人德行高而已，但二者誰都沒有對公務員這個(ge) 身份自身心存敬畏，亦不知其職位之嚴(yan) 肅正大之義(yi) 。

現在要特別指出的是，如果對於(yu) 公務員隻是基於(yu) 這種認識，那麽(me) ，貪腐濟私的事永遠都無法消弭，不管懲治貪腐之劍是如何的鋒利。因為(wei) 根源處出了問題，僅(jin) 靠外在的修補是無濟於(yu) 事的。德國哲學家舍勒說：“我們(men) 一旦關(guan) 掉敬畏的精神器官，世界就立即變成一道淺顯的計算題。”[①]無敬畏之心，則萬(wan) 事皆淪為(wei) 利益計算，千古不易之真理也。

唐太宗嚐曰：“以史為(wei) 鑒，可以知興(xing) 替。”時下之官員對公務員的這種認知乃是對中國傳(chuan) 統的士人精神的徹底放棄與(yu) 背離。如果吾人回溯一下曆史，則時下對於(yu) 公務員的這種認識，真讓吾人汗顏與(yu) 羞愧。因此，傳(chuan) 統士人之理想完全有必要介入當代社會(hui) 。

二、傳(chuan) 統士人之理想與(yu) 曆史上官吏之作為(wei)

中國自秦漢以後，一直是“士人政府”。在這樣的政府裏，對於(yu) 其官員有明確的道德要求。這種要求，錢穆先生嚐如此界定：

在一方麵講，中國的士是半和尚，因其不事生產(chan) 而有家庭。從(cong) 另一方麵講，又是雙料和尚，負了治國平天下的大責任，因而又不許他經營私人生活。[②]

士人之所以是半和尚或雙料和尚，一方麵有很高的責任，治國平天下以救民瘼（相當於(yu) 佛教徒度化世人）；另一方麵又不允許士人謀利濟私（相當於(yu) 佛教之戒律）。因此，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對士人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

子曰：“士誌於(yu) 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yu) 議也。”（《論語·裏仁》）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論語·憲問》）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wei) 士矣。”（《論語·憲問》）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wei)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yu) 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上不循於(yu) 亂(luan) 世之君，下不俗於(yu) 亂(luan) 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yu) 天下共樂(le) 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荀子·性惡》）

盡管這些要求很高，但一旦出仕，必以此自任，是以中國傳(chuan) 統的士人確實也能做到這種道德要求。故孟子曰：“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者，惟士為(wei) 能。”（《孟子·梁惠王上》）正因為(wei) 傳(chuan) 統士人官員明乎其職業(ye) 之嚴(yan) 肅正大，故官員決(jue) 不隻是一個(ge) 做事的人，而是一個(ge) 道德上的師者，以為(wei) 百姓之楷模。章學誠曰：

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wei) 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ju) 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dong) 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yu) 一，於(yu) 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yu) 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為(wei) 師，始複古製。而人乃狃於(yu) 所習(xi) ，轉以秦人為(wei) 非耳。秦之悖於(yu) 古者多矣，猶有合於(yu) 古者，以吏為(wei) 師也。（《文史通義(yi) ·史釋》）

在章學誠看來，“以吏為(wei) 師”本來是中國政治的傳(chuan) 統，秦代“以吏為(wei) 師”是符合這個(ge) 傳(chuan) 統的，惟是秦代之官吏不修，任法以為(wei) 師，這就與(yu) 傳(chuan) 統的以修為(wei) 師的傳(chuan) 統相去甚遠。故秦代之“以吏為(wei) 師”不足法也。但其不足法是其方式不足法非其理念不足法也。一言以蔽之，在中國傳(chuan) 統中，官吏總須以百姓師者的身份出現，這是根本的職業(ye) 要求，決(jue) 不可為(wei) 一家計而竟利以圖私。荀子曰：

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塚(zhong) 卿不修幣，大夫不為(wei) 場園，從(cong) 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yu) 民爭(zheng) 業(ye) ，樂(le) 分施而恥積藏。（《荀子·大略》）

基於(yu) 這種職業(ye) 要求，中國傳(chuan) 統的官員之任用在隋唐以前是察舉(ju) 製，其重要科目之一就是舉(ju) 孝廉。這種製度，依唐人的說法就是：“審知其鄉(xiang) 閭有孝友信義(yi) 廉恥之行，加以經業(ye) ，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wei) 名，薦之於(yu) 州”（《舊唐書(shu) ·楊綰傳(chuan) 》）。隋唐以後，更為(wei) 科舉(ju) 考試，但工商之子不能參加科舉(ju) ，“隋文帝開皇七年製，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文獻通考》卷二十八）工商之人之所以不能參加科舉(ju) ，因為(wei) 其以逐利為(wei) 目的，出仕可能會(hui) 敗壞士風。同時，沒有高尚的德行，才能秀出的社會(hui) 雜流也不能出仕入官。唐懿宗嚐寵幸優(you) 人李可及，且擢之為(wei) 威衛將軍(jun) ，兵部侍郎曹確立即引太宗朝之法而反之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yu) 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新唐書(shu) ·曹確傳(chuan) 》）可見，競利之人與(yu) 僅(jin) 有才能而無德的人皆不能出仕。

從(cong) 以上的論述中，中國傳(chuan) 統士人官吏之於(yu) 入官之認知，吾人可以得出以下四點：

其一，官吏作為(wei) 一種職位，不隻是有才能即可入官，而有高超的道德要求；

其二，官吏決(jue) 不隻是一個(ge) 做事的人，他兼有師者之身份而成為(wei) 百姓之楷模；

其三，官吏決(jue) 不是一種職業(ye) ，以此去競利圖私，但當以百姓獲利。

以上三點認知，若勒成一句話，就是“律己以肥百姓”，但這還不是傳(chuan) 統士人官吏理想之全部。傳(chuan) 統士人官吏之理想最終乃落腳在——

其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奉贈韋丞丈二十二韻》）一句話上，也就是“得君行道”（餘(yu) 英時先生語），化民成俗。

“律己以肥百姓”還隻是一個(ge) 經濟發展問題，這還隻是能者之事，但傳(chuan) 統士人官吏的理想一定是聖者之事。吾人不妨來看看宋神宗與(yu) 王荊公的一段對話：

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yu) 卿從(cong) 容議論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wei) ，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wei) 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禼；誠能為(wei) 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宋史·王安石傳(chuan) 》）

諸葛亮與(yu) 魏征均為(wei) 不世之能臣，建立了不朽之功業(ye) ，但王荊公仍有所不滿，蓋士人之理想乃堯舜之業(ye) ，非漢武唐太之事也。可見，“堯舜之道”在人間的威臨(lin) 才是士人官吏的最終理想，這是一種準宗教性的事業(ye) 。故錢穆先生說中國傳(chuan) 統士人是半和尚或雙料和尚並非是沒有根據的。誠可謂“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ye) ”也。

以上四點，傳(chuan) 統的士人官吏一般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執守。下麵來看幾個(ge) 例子：

公儀(yi) 休：魯國賢相。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雲(yun) “欲令農(nong) 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史記·公儀(yi) 休列傳(chuan) 》）

公儀(yi) 休之“拔園葵”、“燔杼機”乃在於(yu) “使食祿者不得與(yu) 下民爭(zheng) 利”，更在於(yu) 為(wei) 官者不可太在意去經營私人生活，把這種竟利之心帶到官場中去。

兒(er) 寬：西漢武帝朝左內(nei) 史。

治《尚書(shu) 》，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ye) 孔安國。貧無資用，嚐為(wei) 弟子都養(yang) 。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漢書(shu) 》卷五十八《兒(er) 寬傳(chuan) 》）

兒(er) 寬以經書(shu) 自勵精修以正德。這是為(wei) 官的根本要求。

劉梁：東(dong) 漢桓帝北新長。

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唆隸，風移累累。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hui) ，理文墨，豈本誌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徙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後漢書(shu) ·文苑下·劉梁傳(chuan) 》）

所謂“赴期會(hui) ，理文墨”就是一般的做事，但劉梁認為(wei) 一個(ge) 官吏的職責決(jue) 不隻是在此，更要誦習(xi) 經典，以為(wei) 師者而教化百姓。

裴佗：北魏宣武間循吏。

為(wei) 趙郡太守，為(wei) 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奸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jun) 、東(dong) 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qing) 境餞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jun) 。蠻酋田磐石、田敬宗等部落萬(wan) 餘(yu) 家，恃眾(zhong) 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yu) 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繈負而至者千餘(yu) 家。（《魏書(shu) ·良吏傳(chuan) 》）

這真是一個(ge) “舉(ju)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的典範。可見，官員能成為(wei) 楷模，其力量是無限的。

方克勤：明洪武間循吏。

時始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征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複荒。克勤與(yu) 民約，稅如期。區田為(wei) 九等，以差等征發，吏不得為(wei) 奸，野以日辟。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xing) 起。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shu) 省，得罷役。（《明史·循吏傳(chuan) 》）

這是一個(ge) 既關(guan) 心國家稅收，又體(ti) 恤民間疾苦，複重視社會(hui) 教化的父母官，其以文化德義(yi) 力行於(yu) 身，表率於(yu) 民，乃至影響了其子方孝孺，使之終成一代大儒與(yu) 文宗，非偶濟也。

從(cong) 曆史上中國幾個(ge) 循吏的例子來看，傳(chuan) 統的中國士人官吏絕沒有把入官作為(wei) 一種職業(ye) 的，隻是做事的，而與(yu) 工商無以異。在中國傳(chuan) 統中，如果一個(ge) 官吏隻是做事，不能以其德行化民成俗，那就是“俗吏”。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xiang) 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wei) 也。俗吏之所務，在於(yu) 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ti) 。（賈誼：《陳政事疏》）

“刀筆筐篋”就是完成公文布告之事以換取一定份額的俸祿，這樣的官員自然不知為(wei) 政之大體(ti) 。中國傳(chuan) 統的士人官吏更不把自己與(yu) 工商之人混同。

士者，不為(wei) 工商；賈人，不為(wei) 士也。（李邦直：《法原策》）

士人官吏與(yu) 工商之民的區分是很嚴(yan) 格的。這意味著，一旦一個(ge) 人成為(wei) 士人官吏，就不應該以發財致富為(wei) 務。

古之士，惟經術是務。士能通經，始可友天下。士而富，貴利達，非所論也。（朱彝尊：《傳(chuan) 經堂記》）

正因為(wei) 不以發財為(wei) 務，傳(chuan) 統的士人官吏多甘於(yu) 清貧。如梁代之大中大夫陶季直，史傳(chuan) 載：

季直素清苦絶倫(lun) ，又屏居十餘(yu) 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shang) 其誌焉。（《梁書(shu) ·陶季直傳(chuan) 》）

又，上文提到的裴佗，史傳(chuan) 載：

清白任真，不事家產(chan) ，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jian) 若此。（《魏書(shu) ·良吏傳(chuan) 》）

當然，傳(chuan) 統士人官吏因俸祿較高，故一般士人官吏的生活還是較為(wei) 優(you) 厚的。但無論是生活清貧還是優(you) 厚，傳(chuan) 統士人官吏都不以入官為(wei) 一種獲取優(you) 厚報酬的職業(ye) ，這卻是沒有疑義(yi) 的，他們(men) 守住了這個(ge) 底線。故呂本中於(yu) 《官箴》中雲(yun)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逺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吉鴻昌當年嚐於(yu) 茶杯上刻“當官即不許發財”以自警。今年兩(liang) 會(hui) 期間，李克強總理亦雲(yun) ：“為(wei) 官發財，應當兩(liang) 道。既然擔任了公職，為(wei) 公眾(zhong) 服務，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其實，這些要求都是傳(chuan) 統士人理想的繼承。但須知，這些要求之傳(chuan) 統士人理想而言，實在說來是很低的，隻是底線。而現在的官員連這個(ge) 底線都做不到，可見當今士風之鄙下也。

三、社會(hui) 導向的變更與(yu) 傳(chuan) 統士人理想的複興(xing)

現在官員的生活，總體(ti) 來講較一般百姓的生活亦更為(wei) 優(you) 厚，但他們(men) 為(wei) 什麽(me) 依然不滿足，乃至貪腐成風呢？無非就是，不能像傳(chuan) 統士人官吏那樣——“律己以肥百姓”，而是把為(wei) 官作為(wei) 了獲取私利的職業(ye) ，而人的私欲又是無限的，豈有不貪腐之理？！那些沒有貪腐的，可能是沒有機會(hui) ，一旦機會(hui) 來臨(lin) ，可能也會(hui) 貪腐。即便是因道德水平高而自覺不貪腐的人，因為(wei) 他以為(wei) 為(wei) 官僅(jin) 僅(jin) 是做事，沒有上升到傳(chuan) 統士人官吏認知的高度，那麽(me) ，他僅(jin) 僅(jin) 是成就了個(ge) 人之德而沒有成就百姓之福，更不能擔當政治之大道。這樣，他的政治功績是極其有限的，乃至是一個(ge) 可有可無的人，因為(wei) 這樣的事我不做別人也可以做，於(yu) 是，辭職也無所謂。但是，一個(ge) 真正認識到為(wei) 官不隻是做事，而是有大的擔當，那麽(me) ，他一定會(hui) 有“舍我其誰”的使命感，怎麽(me) 會(hui) 隨便辭職呢？吾人雖然未必要求為(wei) 官者一定要甘於(yu) 清貧的生活，但為(wei) 官不是為(wei) 了獲取優(you) 厚的報酬乃至發財致富，且一定要有所擔當，這卻是基本的職業(ye) 底線。

所以，公務員（官員）辭職下海並不是一件值得稱頌的事情，說明整個(ge) 社會(hui) 已經沒有擔當的人了。當然，這與(yu) 當代社會(hui) 的導向有關(guan) 。當代社會(hui) 一個(ge) 最根本的導向與(yu) 特征就是：經濟發展是社會(hui) 與(yu) 政治的唯一目標。於(yu) 是，國家追求GDP之增長，個(ge) 人則累積財富。最近教育部發文鼓勵學生休學創業(ye) ，就是這種導向的表征。這隱含的意思無非是指：讀書(shu) 不過也是為(wei) 了找一份職業(ye) ，為(wei) 將來創業(ye) 發財作準備。這就與(yu) 傳(chuan) 統精神相去甚遠了。《大學》雲(yun) ：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治理國家當然要發展生產(chan) ，增長經濟，但政治的究極目的畢竟不是增長經濟本身，而是要培養(yang) 人的善德。故孔子說富民以後一定還要教民。亞(ya) 裏士多德也認為(wei) ：

一個(ge) 城邦的目的是在促進善德，這樣得宗旨不難給它作證。[③]

一個(ge) 社會(hui) 或國家固然要發展經濟，此為(wei) 常識，不必討論，但一個(ge) 社會(hui) 或國家的終極目的決(jue) 不是此，這應是大家所能共許的。這樣，教育就不能隻是一種職業(ye) 培訓機構，一定要有能擔當的士人。荀子說：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yi) 則始乎為(wei) 士，終乎為(wei) 聖人。（《荀子·勸學》）

讀書(shu) 決(jue) 不隻是學一門專(zhuan) 業(ye) 去找一個(ge) 工作，最後創業(ye) 致富，無論你是什麽(me) 專(zhuan) 業(ye) ，最起碼要以士之精神為(wei) 務。故中國傳(chuan) 統有俗語曰“萬(wan) 般皆下品，惟有讀書(shu) 高”。“讀書(shu) 高”並不是指其地位高、權力大、俸祿厚，而是指其擔當大、境界高，不與(yu) 工商等職業(ye) 一樣唯利是圖。

因為(wei) 現在的導向是“長國家而務財用”，所以，無論什麽(me) 職業(ye) ，公務員、教師、學生，還是農(nong) 工商，都不過是競利以飽私欲。故辭職跳槽者多有，是以社會(hui) 流動性大，由此帶來的不穩定因素也很大，從(cong) 而把社會(hui) 推入危險之中。故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一般不太讚成變動以競利。荀勗曰：

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ye) 有常，人心不遷矣。（《晉書(shu) ·荀勗傳(chuan) 》）

可見，現代人常變動職業(ye) 以求利，確實是社會(hui) 不安穩的一個(ge) 重要因素。因此，《弟子規》要求吾人“居有常，業(ye) 無變”，這裏含有非常深刻的道理。

如果社會(hui) 與(yu) 政治總是在“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導向中不能改變，則下層民眾(zhong) 必好變動以要利，社會(hui) 湧動著危險的暗流；上層官員必貪腐以營私，政治充斥著汙穢的濁流。由此，士風不得正，民情不得淳。欲得善治，不亦緣木求魚乎？！

現在社會(hui) ，吾人雖然不能要求“長國家而不務財用”，但至少不能“長國家而僅(jin) 務財用”。這個(ge) 根本導向應該把握住，不然，國家難以善治。如今，我們(men) 國家把“富強”作為(wei) 核心價(jia) 值確立下來，但“富”與(yu) “強”是不同的。物質財產(chan) 謂之“富”，文化德義(yi) 謂之“強”，隻有二者兼而有之，才是“富強”。故“富強”意味著“富”且“強”，而不是“富”就能“強”。所以，吾國要真正“富強”，在“長國家而務財用”的同時，必須要重視文化德義(yi) ，借助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教化力量。由此，政府須從(cong) 事務型政府轉變為(wei) 政教合一的政府。基於(yu) 此，筆者以為(wei) ，至少有以下三點是應該做的：

其一，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進入體(ti) 製內(nei) 的各級教育機構與(yu) 學校，以其文化德義(yi) 精神根本扭轉學風與(yu) 世風，使社會(hui) 養(yang) 成誦讀傳(chuan) 統文化的風尚，且自覺浸潤其氛圍之中。決(jue) 不能把教育作為(wei) 一種職業(ye) 培訓，教育更應該是人格力量的提升與(yu) 擔當精神的培育。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則“進入”必須是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引領，不隻是選幾篇經典文獻，由老師在課堂上講解一下就算了事。因此，“進入”必須借鑒傳(chuan) 統的教育精神與(yu) 書(shu) 院模式，使其真實地落實下來。

其二，官員的任用與(yu) 招募亦必須借鑒傳(chuan) 統的科舉(ju) 考試，以檢驗入官者的道德力量與(yu) 擔當精神，使官吏不把職位作為(wei) 其滿足私欲的工具乃至貪腐的憑借，而是展示其人格力量與(yu) 擔當民間疾苦的舞台。夫子曰：“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論語·為(wei) 政》）銓選官吏固然要重視才能，但德行必須作為(wei) 首要考察之項目，這是為(wei) 政之“大體(ti) ”。不然，就會(hui) 像齊國的盆成括那樣，小有才而不知大體(ti) 以至於(yu) 惹來殺身之禍（見《孟子·盡心下》），不但誤己，而且害民。

其三，一定級別的官吏去世後依據其作為(wei) 以國家的名義(yi) 頒定適當的諡號，進入曆史。“諡者，行之跡也；號者，表之功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yu) 己，名生於(yu) 人。”（《逸周書(shu) ·諡法解》）恢複傳(chuan) 統諡號褒揚退貶之義(yi) ，以便於(yu) 引領士風。

果能做到以上三點，則民情為(wei) 之淳樸，世風為(wei) 之清正。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當今的時勢之下要扭轉民情與(yu) 世風是很難的。然而，“難，然後見君子”，或許這正是吾人建功立業(ye) 之所在。

殷勤之意，惟冀有司裁之。

【注釋】

[①] 舍勒：《德行的複蘇》，倪梁康主編：《麵向實事本身——現象學經典文選》，東(dong) 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頁。

[②] 錢穆：《中國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頁。

[③] 亞(ya) 裏斯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shu) 館2009年版，第142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