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對“儒法鬥爭(zheng) ”運動的質疑與(yu) 批導

作者：侯敏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天府新論》2015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六日庚寅

           耶穌2015年5月14日

【摘要】20世紀70年代初，鑒於(yu) 祖國內(nei) 地掀起“儒法鬥爭(zheng) ”運動，理論界宣揚有關(guan) “孔子誅少正卯”之事，棲居在香港的新儒家學者唐君毅連續發表多篇文章，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展開曆史辯駁與(yu) 學術梳理，維護孔子的正麵形象，指出現代人不能用非理性的、政治化的手段否定傳(chuan) 統的儒家文化。唐君毅闡述了他對儒、法兩(liang) 家學說的觀感，奮力捍衛孔子的崇高地位，試圖正本清源，指點迷津，以儒家文化“道統”，重構中國人文主義(yi) 精神。唐君毅的理論思考，充滿著憂患意識與(yu) 文化理想，因而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論爭(zheng) 史上具有一定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新儒家；唐君毅；1974年；“儒法鬥爭(zheng) ”運動；孔子誅少正卯

【基金項目】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君毅與(yu) 現代中國美學研究”（編號：12BZX084）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侯敏，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文藝理論和文化詩學。

在中國曆史上，儒家的文化學術自從(cong) 孔子創立以來，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形成了一條前後相續、奔流不斷的思想長河。如何看待儒學、對待儒學，成為(wei) 儒家後學和其他學派思想家麵臨(lin) 的一個(ge) 重要問題。唐君毅是現代新儒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49年，他離開大陸去香港，與(yu) 錢穆共同創辦新亞(ya) 書(shu) 院，在“花果飄零”之際，仍致力於(yu) 中華文化之“靈根再植”，拓出新儒學的一片天地。唐君毅一生以仁為(wei) 己任，極其推崇儒學，尊崇孔子，服膺宋明理學，成為(wei) 現代新儒家之重鎮。

一、唐君毅涉及“儒法鬥爭(zheng) ”的緣由

20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處於(yu) “文化大革命”之中，晚年的毛澤東(dong) 強調階級鬥爭(zheng) ，林彪事件雖然讓領袖的身心備受打擊，但政治運動並未消停，思想戰線異常火爆，先是“批林批孔”運動，接著掀起“評法批儒”運動。1973年8月7日，《人民日報》刊發了楊榮國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製的思想家》，大肆攻擊孔子，歌頌秦始皇。1974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孔子殺少正卯說明了什麽(me) ？》。身居香港的唐君毅，看到內(nei) 地報刊連篇累牘地批判孔子，散布“孔子為(wei) 相，七日而誅少正卯”之言論，出於(yu) 一個(ge) 新儒家學者的良知，唐君毅撰文予以駁斥，在1974年2、3兩(liang) 個(ge) 月內(nei) 寫(xie) 了三篇文章：《孔子誅少正卯傳(chuan) 說之形成》、《孔子誅少正卯問題重辯》、《孔子在中國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中華月報》等報刊上。

在《孔子誅少正卯傳(chuan) 說之形成》一文中，唐君毅認為(wei) ，有關(guan) “孔子誅少正卯”之事，昔人早已論斷其可疑，不可信，“今竟被當作信史，利用一般人的無知，盡力宣傳(chuan) ，則不能不說是怪事。……但是這些借孔子殺少正卯的事來批孔揚秦的人，卻全不知孔子殺少正卯之事，根本不可信。”[1]曆史上雖有“孔子誅少正卯”的傳(chuan) 說，但曆代的考證，乃歸於(yu) 法家之徒的偽(wei) 造。清代以前，學人無論爭(zheng) 議孔子有無此事，都尊重孔子形象。民國初期的吳虞等，出於(yu) 要“打倒孔家店”，才說孔子“此事”是誅戮異己、妨礙言論自由。當時的新文化激進派據此攻擊孔子，旨在維護思想言論自由，尚未可厚非。而今日大陸報章重提“此事”，唐君毅認為(wei) 意圖存在著錯謬。例如，有的文章宣稱孔子代表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少正卯代表新型階級的知識分子，孔子“誅殺少正卯”屬於(yu) 階級鬥爭(zheng) ，孔老二誅殺新興(xing) 的知識分子等等。唐君毅以為(wei) ，如此這般炒作“孔子誅殺少正卯”之事，完全是出於(yu) 政治鬥爭(zheng) 的目的。若要就此批判所謂“誅殺少正卯”之孔子，隻能讓人啼笑皆非。

既然曆史的真相處於(yu) 遮蔽與(yu) 晦暗之中，就需要撥亂(luan) 反正。孔子誅殺少正卯之事，到底有或無，以往之記載，可信不可信，總是一個(ge) 問題。因此，唐君毅覺得需要從(cong) 曆史與(yu) 學術方麵把此事說清楚。雖然唐君毅對考據向來沒有興(xing) 趣與(yu) 研究，但亦不惜花一些時間，將“孔子殺少正卯”之公案，就過去學者的考證及他個(ge) 人所見，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唐君毅對“孔子誅殺少正卯”之傳(chuan) 說表示懷疑，甚至以為(wei) 不可信，於(yu) 是，他要探討這種以訛傳(chuan) 訛的傳(chuan) 說是如何逐漸形成的。這樣做的目的，是為(wei) 了還孔子的真麵目，洗刷法家之徒的誣蔑。

《孔子誅少正卯傳(chuan) 說之形成》文章發表後，在海外引起了反響。有一位署名為(wei) “四近樓主”的人，在《星島晚報》上發文，辯稱孔子誅少正卯之事，是先秦的《荀子》所說，應為(wei) 實有此事，“四近樓主”還說他本人不是附和大陸的批孔人士而甘當應聲蟲，而是從(cong) 討論學術出發提出商榷。此外，有一位署名“仲簡”的人，在《大公報》上發文與(yu) 唐君毅商榷，認為(wei) 孔子並非絕對不用刑，孔子殺少正卯也是有可能的。為(wei) 此，唐君毅又撰寫(xie) 《孔子誅少正卯問題重辯》一文，回應“四近樓主”和“仲簡”的商榷，論述荀子《宥坐》文之言，並非儒家之所作，而為(wei) 法家之傳(chuan) 說。

接著，唐君毅撰寫(xie) 了一篇長篇論文《孔子在中國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先談孔子在先秦學術文化之原始地位；再談漢代的儒學與(yu) 孔子地位的進一步的形成；再談魏晉至隋唐的文學家對孔子的尊崇；再談宋明儒者對孔子學說的發揚光大以及孔子的至聖先師地位之確定；再談孔子在清代學術文化中的地位，以及清末以來之貶抑孔子地位之繆誤。最後的結論是：孔子與(yu) 中國文化生命構成一體(ti) 性，在中國曆史文化中有崇高地位，不容褻(xie) 瀆和侮辱。

義(yi) 不逃責，是唐君毅當時撰文的心態與(yu) 姿態。唐君毅之所以在1974年上半年的兩(liang) 個(ge) 月內(nei) ，集中撰寫(xie) 並公開發表批判“反儒”的論文，近因當然是回擊當時大陸的“批孔”、“評法反儒”運動。據《唐君毅日記》記載，1974年初春，他在撰文為(wei) “孔子誅少正卯”辯誣的同時，致力於(yu) 彰顯以儒家為(wei) 主體(ti) 的人文精神。1974年3月10日，他在新亞(ya) 研究所辦公室，上午寫(xie) 《人文精神之重建》再版前言，下午寫(xie) 《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再版前言。[2]唐君毅為(wei) 什麽(me) 在這時候再版1950年代所著的兩(liang) 書(shu) 呢？因為(wei) 以往兩(liang) 書(shu) 中他看待中國儒學文化的觀點，亦是他現在之所持，不曾改變。顯然，麵對祖國內(nei) 地的“批孔”、“反儒”言論，唐君毅需要全力以赴地利用原有的理論武器，加強當前的雄辯力度。

文化道義(yi) 與(yu) 求真意識，驅使唐君毅奮筆疾書(shu) 。早在20世紀60年代，唐君毅就在香港《祖國周刊》發表了《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兼論保守之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一文，道出自己的心境：“花果飄零”與(yu) “靈根自植”。到了70年代初，唐君毅更是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建立一海外的中國文化長城，再形成一社會(hui) 文化上之回流反哺的運動。”[3]身居海外，心係神州。雖是一介書(shu) 生，唐君毅卻有救贖的良知、曆史的情懷與(yu) 現實的關(guan) 切，誠然是中國文化麥田的守望者。

二、運用史實駁斥所謂“孔子誅少正卯”

作為(wei) 一位治學嚴(yan) 謹的學者，唐君毅認為(wei) ，曆史考證的目標，是要考證事實之有與(yu) 無，以及記載的可信或不可信。不可信，則人不應當信。可信不可信，需依照證據與(yu) 理由為(wei) 定。沒有或隻有極少證據與(yu) 理由相信其有，而有更多的證據與(yu) 理由懷疑其有，即不當信而不當說其有，更可說其無。相信該相信的，懷疑該懷疑的，是考證的科學態度，亦是考證的學術標準之所在。

從(cong) 曆史上看，秦漢以後所傳(chuan) “孔子誅少正卯”的記載，遭到眾(zhong) 多學者的質疑。宋代的朱熹、葉適，金代的王若虛，明代的陸瑞家、尤侗等表示懷疑。清代的考據家崔東(dong) 壁、梁玉繩等更詳舉(ju) 此記載傳(chuan) 說之不可信。唐君毅同意崔東(dong) 壁、梁玉繩對孔子誅殺少正卯之事質疑的理由。

其一，孔子為(wei) 政七日而誅少正卯之事，與(yu) 孔子之言行不合。《論語》明確記載，孔子反對為(wei) 政“齊之以刑”，反對“殺無道以就有道”。史籍中無數的孔子言行的記載，足以證明孔子反對輕易殺人。

其二，如果孔子為(wei) 司寇，真有權力殺他所視為(wei) 無道而亂(luan) 政者，則在孔子當時的季氏、陽貨作奸犯科更甚，何至先誅少正卯？

其三，“定公十四年，孔子為(wei) 相七日，而殺少正卯”之事，根本不可信。因為(wei) 孔子於(yu) 定公十四年，已不在魯國。

其四，孔子誅殺少正卯之事，在《論語》、《孟子》、《春秋》、《左傳(chuan) 》等先秦書(shu) 籍中，皆所不載。

唐君毅認為(wei) ，綜合以上四點，至少可證明孔子誅殺少正卯之事之記載，是可疑的、不可信的。孔子誅殺少正卯之事，隻見於(yu) 《荀子》的《宥坐篇》，而事實證明《宥坐篇》為(wei) 法家之徒擬作，非荀子所著。孔子誅殺少正卯之事，隻能出於(yu) 孔子數百年後的秦漢法家之徒的偽(wei) 造。

曆史闡釋是要弄清是非。唐君毅在《孔子誅少正卯問題重辯》一文中，針對“四近樓主”和“仲簡”的似是而非的觀點，進行了縝密的曆史考古學的分析，認為(wei) 有種種證據與(yu) 理由證明，“孔子誅少正卯”之說為(wei) 法家之徒在《荀子》中所造。而過去認為(wei) 可信的人，除了重複引用、沿襲《荀子》以外，別無證據與(yu) 理由來支持這一傳(chuan) 說。

此外，唐君毅還參考了另外兩(liang) 位港台新儒家學者錢穆、徐複觀在這個(ge) 問題上的觀點。錢穆說鄭“駟顓殺鄧析”之事，曾誤傳(chuan) 為(wei) “子產(chan) 殺鄧析”，《宥坐篇》、《淮南子》、《尹文子》、《說苑》記載子產(chan) 殺鄧析，即是妄信傳(chuan) 說。“駟顓殺鄧析”之事正是在孔子為(wei) 魯司寇之年，故錢穆懷疑乃由此而誤傳(chuan) 為(wei) 孔子殺少正卯。徐複觀說少正之官名於(yu) 其它書(shu) 中未見，並據《左傳(chuan) 》指出子產(chan) 為(wei) 鄭國的“少正”。受兩(liang) 位同仁啟發，唐君毅由此想到，“孔子殺少正卯”這一傳(chuan) 說的線索，可能是沿著“駟顓殺鄧析”——“子產(chan) 殺鄧析”——“少正殺鄧析”——“殺少正鄧析”而進行的。此時正值孔子擔任魯國司寇，於(yu) 是牽扯上孔子，形成孔子殺少正鄧析，而鄧析之析字形近卯，遂形成孔子殺少正卯之傳(chuan) 說。唐君毅的結論是，“孔子殺少正卯”之事，先有誤傳(chuan) ，再有法家之徒的偽(wei) 造。

曆史的考訂，旨在找出曆史人物活動與(yu) 社會(hui) 文化之間的真實關(guan) 係，彰顯價(jia) 值係統與(yu) 思想文化間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唐君毅對中國文化史、思想史、哲學史、儒家與(yu) 諸子學術進行過長期的專(zhuan) 研，因而儲(chu) 備了較為(wei) 充分的認知能力，故他對“孔子誅少正卯”這一傳(chuan) 說以及來龍去脈進行了清晰的分析，旨在駁斥大陸反孔人士之謬。唐君毅試圖從(cong) 學術曆史角度，回擊當代政治對曆史傳(chuan) 統的戕害。唐君毅是否還原了曆史呢？答案是，他力所能及地完成了“孔子誅少正卯”的“傳(chuan) 說”的甄別工作。至於(yu) 學術以外的政治鬥爭(zheng) ，以及當時祖國內(nei) 地對儒家文化的踐踏態勢，是他所痛心疾首的，也是他所無法改變的。唐君毅為(wei) 孔子辯誣背後，蘊涵的是尊孔的信念，就是站在文化守成主義(yi) 立場，對抗粗暴的反傳(chuan) 統主義(yi) 思潮。

三、論述儒、法思想的差別

1970年代大陸的“評法批儒”運動帶有政治鬥爭(zheng) 的色彩，階級鬥爭(zheng) 與(yu) 政治鬥爭(zheng) 是當時的主調。“儒法鬥爭(zheng) ”運動的敘事模式是：儒家與(yu) 法家的分歧，表現為(wei) 倒退與(yu) 前進、複辟與(yu) 革命、封建與(yu) 郡縣、“厚古薄今”與(yu) “厚今薄古”的對立。“評法批儒”運動正是在這些對立上找到了與(yu) 現實政治的對應和影射。棲居境外的唐君毅，對大陸的政治與(yu) 權力鬥爭(zheng) 的內(nei) 情並不清楚，但他反對大陸某些人士歌頌秦始皇和法家、貶低孔子和儒家的說法與(yu) 做法。在對待儒、法關(guan) 係的問題上，唐君毅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批導策略。唐君毅認為(wei) ，儒、法兩(liang) 家在政治向度與(yu) 治國理念方麵是有差別的，也是有爭(zheng) 議的，但談不上現在所放大的“鬥爭(zheng) ”。中國的法家思想，乃是一種泛政治主義(yi) ，即要以政治控製一切，它是中國的極權主義(yi) 的老祖宗。而儒家的政治思想，則是以其對宇宙、人生、人文的思想為(wei) 本，而成為(wei) 中國人文主義(yi) 的正途。相比之下，法家是反人文的。唐君毅以為(wei) ，儒家與(yu) 法家的不同，表現在以下方麵：

1.在政治上，法家主張集權於(yu) 中央政府與(yu) 君王；儒家則分權於(yu) 社會(hui) 與(yu) 地方政府。法家積財於(yu) 政府；儒家藏富於(yu) 民。儒家尊重隱者與(yu) 逸民以及知識分子；法家施行苛政，對凡不受政府控製者，皆主斬殺。

2.在文化教育上，儒家主張通古今之變；法家隻重視當今之實用。儒家在國之外，更有“家”和“天下”；法家隻求強國與(yu) 內(nei) 政，不重家庭，控製言論，不求人心之開放。正因為(wei) 法家以法術權勢為(wei) 治本，在內(nei) 心深處，最怕賢才與(yu) 智者分去君權，故反對儒家之尚賢與(yu) 尊師，主張“以法為(wei) 教，以吏為(wei) 師”；儒家則以“無賢智無以成教化”為(wei) 出發點，主張惟有教化，方能達於(yu) 長治久安。故儒家有政策、有法理，但以“政”與(yu) “法”為(wei) 教，為(wei) 人民存在；而法家以教為(wei) 政為(wei) 法，人民為(wei) 君上而存在。此乃儒家與(yu) 法家思想的根本區別。

顯然，唐君毅是在儒法對立、揚儒抑法的運思中來看待儒法關(guan) 係的。這與(yu) 1970年代內(nei) 地“評法批儒”運動大唱反調。唐君毅對“儒法關(guan) 係”的看法，帶有新儒家的理念與(yu) 傲骨。站在儒家的立場上，他不但推崇儒家與(yu) 孔子，反對“批孔”“擁秦”，而且試圖以儒家文化“道統”，來重構中國人文主義(yi) 精神，給當時的大陸思想界指點迷津。因此，他認為(wei) 真正的儒家在中國曆史文化上所擔負的使命，通常是聯絡道家等反對暴政，主張思想自由與(yu) 文化開放。儒學可以為(wei) 國人建立一個(ge) 完滿充實的人生與(yu) 人文的世界。

唐君毅是一個(ge) 儒學“道統”維護者。所謂“道統”，即是指精神追求的終極目標，或作為(wei) 一個(ge) 群體(ti) 共同擔當的道之傳(chuan) 統。他認為(wei) ，每一民族都有各自的道統：西方的道統是基督教；印度的道統是印度教和佛教；在中國，道統即是孔子所開創的儒學。身在海外的他，對內(nei) 地的反孔運動雖然憂心忡忡，但仍對中國曆史進程與(yu) 未來前途有信心，“無論人們(men) 對孔子之人身攻擊至何程度，無論焚書(shu) 坑儒之政治，實現至何程度，天仍然有由秋冬至春夏之爭(zheng) ，本道德理性尚人文教化的政治，仍將代之以崇尚政治權力而虐殺人文教化的政治而再興(xing) 。因最嚴(yan) 酷的秋冬，而隻能殺過去的春夏所生之物，而不能殺依天道流行而又之來年的春夏所生之物。此亦未嚐不可算是孔子所謂‘齊一變，至於(yu) 魯’。下一步必然是中華民族之尚人文教化的政治文化精神的覺醒。”[4]看來，麵對時艱，唐君毅對祖國未來的發展仍有信心。

從(cong) 唐君毅的心路曆程來講，作為(wei) 現代新儒家，他從(cong) 早年到晚年都首肯儒家的社會(hui) 政治理想。他認為(wei) ，法家主張以政府為(wei) 中心，強國而弱民，廢公族，重攻戰，主張連坐告發，君主獨裁獨斷以及嚴(yan) 刑峻法，隻求鞏固政權與(yu) 君權，而不管人們(men) 的生活，頗類於(yu) 今日的極權主義(yi) 思想；而儒家從(cong) 對家族宗族、社會(hui) 政治和人文教化出發，不能不反對法家型的極權主義(yi) 。在唐君毅看來，一切現實政治都有趨於(yu) 極權的趨向，而一般的政治家都難免有權力欲，故隻有把政治視為(wei) 人文世界的一部分，或者說用人文精神領導政治，政治才會(hui) 有出路。在中國，道家、墨家、法家都不能成為(wei) 引導現實政治的思想。依法家精神，隻能成焚書(shu) 坑儒之禍，而儒家精神之偉(wei) 大處，就是從(cong) 社會(hui) 人文全體(ti) 上著眼，而把政治加以限製，“所以在中國來說，隻有充實儒家重視全麵之人文世界之發展，重政治而又超政治之精神，可以為(wei) 建立國家與(yu) 民主政治之基礎。”[5]因此，唐君毅以為(wei) ，儒學的社會(hui) 政治思想對於(yu) 現代中西現實政治來說具有無比珍貴的價(jia) 值。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思想，唐君毅是以儒家為(wei) 主去疏導佛道墨法諸家；對中西思想，他是以中國思想為(wei) 主去思考消化西方思想。美國學者墨子刻在《擺脫困境——新儒學與(yu) 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一書(shu) 中稱讚：“唐君毅著作的最大優(you) 點在於(yu) ，盡管他用於(yu) 研究西方疑點的精力較少，但是，他的著作在一個(ge) 易於(yu) 被熟悉現代思想方式的人們(men) 所接受的分析架構中，提出了對新儒家地位的一種極其詳盡和廣泛的解釋”。[6]墨子刻認為(wei) ，唐君毅不僅(jin) 是中國一個(ge) 偉(wei) 大的思想家，更是20世紀世界範圍內(nei) 的一個(ge) 傑出的思想家。

肫摯的儒學觀，在唐君毅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唐君毅認為(wei) ，儒家的高明之處就在於(yu) 揭示了人心天地之仁。在中西思想史上，其他學術流派所以不及儒家高明，就在於(yu) 他們(men) 都沒有像儒家那樣，突顯出人心天地的仁道。孔子的思想體(ti) 係，是以仁與(yu) 禮的結合為(wei) 其框架的。針對有人說儒學為(wei) 封建專(zhuan) 製服務，反民主，唐君毅反問道：“儒家明明白白反對法家之極權主義(yi) ，如何會(hui) 成極權主義(yi) ？儒家明明以社會(hui) 教化為(wei) 本命，以人民為(wei) 本，如何為(wei) 反民主？”[7]他認為(wei) ，雖然儒家於(yu) 民主自由之義(yi) ，多所未備，但儒家的學說中存在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因子。因為(wei) 儒家尊重整全人格，視人格為(wei) 宇宙之精華，與(yu) 天合德。唐君毅主張繼承與(yu) 發展以儒學為(wei) 主的中國文化傳(chuan) 統，走“返本開新”之路，對於(yu) 西方的科學技術，我們(men) 可以引申中國文化的格物致知精神加以接受；對於(yu) 西方的民主，我們(men) 可以發揮中國的“民本”“民貴”之義(yi) ，加以改造。目標是要對西方的科學思想與(yu) 民主思想，做一番“中華禮樂(le) 化”、“中國人文化”的改造製作的工夫。或者說，以中國的“仁教”，去統攝西方科學和民主思想。

詮釋中國文化的精神價(jia) 值，尤其是儒家與(yu) 孔子的精神價(jia) 值，是唐君毅畢生的學術使命。現代中國社會(hui) 以及中國文化所出現的意義(yi) 危機，是以唐君毅為(wei) 代表的新儒家殫精竭慮解決(jue) 的時代課題。正如今人林鎮國所言：“新儒家所體(ti) 認把握的危機內(nei) 涵，不隻是政治、經濟、社會(hui) 的危機而已，而是更深入一層地麵臨(lin) 到‘意義(yi) 危機’。意義(yi) 危機即是道德的、宗教的、存在的、形上的危機。如何解決(jue) 危機，追求意義(yi) ，才是新儒家的主要論題。而所以稱之為(wei) ‘新儒家’，是因為(wei) 這一派的思想家嚐試借著儒家思想的認同來解決(jue) 危機，其根本的精神是重揭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yi) ，強調曆史的憂患意識，以重建人文精神的價(jia) 值世界。”[8]在當時的祖國內(nei) 地否定儒家思想的潮流中，唐君毅明確肯定孔子與(yu) 儒家，思想立場毫不動搖，這是其“返本開新”的信念使然，這種文化信念與(yu) 理論勇氣令人欽佩。

四、彰顯孔子與(yu) 儒家思想的地位

20世紀70年代初期，林彪事件後，祖國內(nei) 地大搞“批林批孔”。批判林彪且帶上孔子，這使唐君毅感到詫異與(yu) 憂慮。他直感這種非理性的政治化運動，對中國文化的根蒂傷(shang) 害很大。在致陳榮捷的信中，唐君毅憂心地寫(xie) 道：“由大陸之批林批孔，可見中國哲學之慧命已不絕如縷。”[9]《孔子在中國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一文，即是唐君毅對大陸“批儒反孔”之回應。唐君毅從(cong) 曆史事實與(yu) 思想演進的角度，闡彰孔子思想的崇高的曆史地位。

首先，唐君毅駁斥了孔子的聲譽完全是“政治儒學”產(chan) 物之觀點。“五四”時期及其以後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聲稱：孔子原先不過是先秦諸子之一，其在中國曆史中的高位，乃是曆代帝王或政治權貴的神化。唐君毅認為(wei) 此種說法似是而非。孔子文化地位的形成，最初不是由於(yu) 帝王或政要的提倡，而是主要依靠孔門後學，以及各時代學術文化領域中的傑出人物之尊崇。而這些傑出人物，往往崛起於(yu) 整個(ge) 民族生命與(yu) 文化生命遭遇艱難挫折、人心危墮之時。“由對孔子之教，有種種不同之體(ti) 悟，而自動興(xing) 起，求對孔子之學與(yu) 教，上有所承，下有所開；而後二千五百多年來，中國人對孔子之尊崇，曆久而常新，相續而不已。”[10]唐君毅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文化儒學”的層麵來肯定孔子的文化地位。在他的心目中，孔子與(yu) 中國文化如血肉那樣不可分離，構成整個(ge) 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至於(yu) 曆代帝王尊崇孔子的種種政治上的措施，隻是順應曆代的人心之所向而已，屬於(yu) 構成孔子崇高地位的助緣。如果以為(wei) 孔子的地位是由統治者尊崇所致，乃是倒果為(wei) 因，站不住腳。

其次，唐君毅梳理了孔子思想被曆代接受的曆程。唐君毅證明孔子之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一是孔子本身的偉(wei) 大，二是曆代名人的推崇。孔子的純粹學術地位，乃由後來的大儒，如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宋明清儒者而建立。孔子的宗教性的神聖地位，始於(yu) 緯書(shu) 之神化孔子，成於(yu) 佛道諸教共同承認孔子為(wei) 聖賢。孔子的政治思想的地位，是由漢儒推尊孔子為(wei) “素王”，繼由唐宋君王封孔子為(wei) 文宣王而確立。孔子的至聖先師的地位，主要由孔門弟子及宋明大儒以孔子為(wei) 師而建立。

最後，唐君毅得出“孔子與(yu) 中國文化生命為(wei) 一體(ti) 同化”之結論，即：孔子的偉(wei) 大思想、精神、人格與(yu) 後人的思想、精神、人格之互相感應，共同融合於(yu) 整個(ge) 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之中。“孔子的偉(wei) 大與(yu) 崇高，即是此民族文化生命的偉(wei) 大與(yu) 崇高；孔子的地位的形成，即民族文化生命的次第形成。”[11]因此，今人絕對不能對整個(ge) 的孔子加以侮辱，而誰侮辱孔子，即無異侮辱中國之一切崇敬孔子之曆史人物，也即無異侮辱中國民族之文化生命。這正是孔子當年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唐君毅把對待孔子的態度與(yu) 行為(wei) ，看作是對待民族文化生命的嚴(yan) 峻問題。

懷著“獨立書(shu) 齋嘯晚風”的心境，唐君毅斷定反傳(chuan) 統主義(yi) 者對孔子的地位的看法，以及侮辱孔子的思潮，“隻是中華民族之文化生命的大流中，一時歧出的思想逆流，必將流入斷港絕潢，而自歸於(yu) 幹涸。”[12]“逆流”是唐君毅對反孔思潮的評價(jia) ，“斷港絕潢”是唐君毅對反孔思潮的終極命運的預測。事實上，正如唐君毅的預言，祖國內(nei) 地“批孔”“評法批儒”運動最終匆匆收場。後人從(cong) 中獲取的教訓異常深刻。“評法批儒”運動本身屬於(yu) “文化大革命”過程中的非理性的政治化的操作。一切違背文化生命的乖戾思潮，在唐君毅看來，皆屬“無本之言”。“本”若不立，“道”何有生？！

孔子的光輝形象，一直矗立在唐君毅的心頭。1975年9月，唐君毅在台灣師範大學以同樣的題目“孔子在中國曆史文化中的地位的形成”發表演講，號召青年學子研究孔子、發揚孔子的學問。演講中，唐君毅談到他個(ge) 人的一個(ge) 發現，即中國曆史上一些推崇孔子的傑出知識分子，大多在政治上不得意，例如，司馬遷受刑，劉勰在寺廟當和尚，李白、杜甫遭遇人生坎坷。唐君毅由此斷定他們(men) 這些人尊孔，純粹是敬佩孔子的學問、精神、人格，這與(yu) 政治統治者的尊孔，並無多大幹係。唐君毅認為(wei) ，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要遠大於(yu) 王權政治層麵。

“世界無窮願無極，海天寥廓立多時”，這是唐君毅早年在《人生之體(ti) 驗》一書(shu) 中引用的梁啟超的詩句，旨在以此作為(wei) 一代知識分子理想人格之歸宿。晚年的唐君毅始終保持現代新儒家的姿態，深信現代知識分子應當具備中國傳(chuan) 統“士”的風骨，因為(wei) 一個(ge) 民族之興(xing) 亡與(yu) 盛衰之責任，最後必須歸到從(cong) 事教育與(yu) 提倡文化思想之知識分子身上。按照中國人文傳(chuan) 統，正直的知識分子應該以國家的休戚為(wei) 己任，能代聖人立言，代表天下的道義(yi) 。在文化建設方麵，唐君毅認為(wei) ，文化絕非無根之物，必蘊涵於(yu) 傳(chuan) 統之中。他反對國人照搬西方思潮，否定中國文化的“外蝕”行為(wei) ，更反對國人蠻橫地鞭撻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體(ti) ）的“自毀”行為(wei) 。唐君毅在20世紀70年代初對“反儒”“批孔”運動的質疑與(yu) 批導，是有感而發，是以中華文脈的守護者的姿態出現的。雖帶有儒學理想化的色彩，但其理論思考發人深省，充滿著憂患意識與(yu) 文化理想，因而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論爭(zheng) 史上具有一定價(jia) 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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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唐君毅. 致陳榮捷第十四封[A].唐君毅書(shu) 簡[C].台灣學生書(shu) 局，1988.

[10]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yu) 當今世界補編[M].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284.

[11]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yu) 當今世界補編[M].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314.

[12]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yu) 當今世界補編[M].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315.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