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思想自由的消失

——新文化運動後果反思

作者：張祥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cong) 之《複見天地心：儒家再臨(lin) 的蘊意與(yu) 道路》（張祥龍著，東(dong) 方出版社2014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二日丙戌

           耶穌2015年5月10日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其影響到今天可謂深遠廣大。但是，對於(yu) 這種影響的評估卻還有待深化。正麵的評價(jia) 可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但對其負麵的後果，還審視得極為(wei) 不夠，並因此而使當今的中國知識分子乃至整個(ge) 中國文化頗受其累。以下將集中討論這些負麵後果中的一個(ge) ，即這個(ge) 運動並不像流行的說法所聲稱的，為(wei) 中國人、首先是知識分子，帶來了思想自由的新鮮空氣，相反，它的開放外貌下麵隱藏著壓製深層思想自由的桎梏。如果不破除它，中國未來的文化和思想就不會(hui) 有真正的活力和健康的未來。

甲．從(cong) 北大該不該立孔子像談起

2008年春，我寫(xie) 了一篇題為(wei) “無孔子之北大無靈魂――北大校園立孔子像的建議”的短文（見本書(shu) 第六章），被某報紙刊登後，引起一些反應和爭(zheng) 論。起因是我看到北大校園內(nei) 新立了西方古代哲人蘇格拉底的半身像，以前還有西方文學家塞萬(wan) 提斯的像，卻一直沒有孔子的像。而我也曾在多個(ge) 場合，當著各位校領導的麵，提議北大應該立孔子像，卻一直不果。當時受到蘇格拉底像的刺激，不僅(jin) 覺得“實在不公平”，而且感到這件小事折射出了北大、乃至整個(ge) 現代中國辦學的問題，所以憤而訴諸筆端。文章發表後，我又向當時的許智宏校長等校領導遞交了《為(wei) 北大立孔子像向北大校領導陳情書(shu) 》，進一步說明立像理由，並對北大校史和辦學方向提出了不同於(yu) 流行意見的看法。

至今沒有收到任何回複，孔子像也還是沒有立，蘇格拉底、塞萬(wan) 提斯和另一些雜七雜八的像倒是在那兒(er) 結結實實地站著。其實，就此事包含的文化意義(yi) 而言，在北大最該立的倒還不隻是一尊像（將來，北大也可能以非尊崇的態度立個(ge) 孔子像，以塞人言），而是一個(ge) 更健全的教育體(ti) 製，一個(ge) 被新文化運動破除了的體(ti) 製。

說到新文化運動，不少人一直將它與(yu) “五四運動”混談，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嚴(yan) 格區分兩(liang) 者。五四運動是發生於(yu) 1919年的愛國學生運動，新文化運動則是以《新青年》雜誌（陳獨秀創刊於(yu) 1915年，1918年編輯部自上海遷北京）為(wei) 核心而發動，其後波瀾洶湧、影響深遠的一場文化運動。前者因中國受外國列強的欺淩、當權者媚外賣國而奮起反抗；後者則將中國當時的貧弱歸因到自家祖先，必欲從(cong) 文化上全盤西化。兩(liang) 者雖有某種聯係，但絕不可同日而語，其最大區別就是五四是以中華民族為(wei) 本位的，而新文化運動是以西方文化為(wei) 本位的。

今日有人要鈍化新文化運動的鋒芒，說此運動中的健將當時的言論雖有過激，後來卻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糾正了（比如胡適個(ge) 人後來從(cong) 文化上也不那麽(me) 激進了；紅色陣營這邊也要區分“精華”、“糟粕”）。從(cong) 以上立孔子像這個(ge) 微例可以感到，此運動的“過激”並沒有流失，而是體(ti) 現在了各種體(ti) 製和意識形態之中，影響無處不在，以各種方式在排斥著異己的東(dong) 西。一句話，我們(men) 早已生活在了新文化之中。[1]所以，本章的另一個(ge) 議題就是要確證新文化運動的耀眼成就，盡管絕不想為(wei) 它唱讚歌。

乙．新文化運動的特點――被論定的文化置換

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中華民族被卑鄙殘暴（販毒可謂卑鄙，炮艇可謂殘暴）的西方列強侵犯。為(wei) 圖生存，就逐漸有改革的呼聲和舉(ju) 措。在廣義(yi) 的新文化運動之前，這類改革還是以拯救民族及其文化為(wei) 宗旨。“師夷之長技以製夷”、“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保國、保種、保教”，都反映了這種意向。到了新文化運動，這個(ge) 宗旨被放棄了，民族生存與(yu) 這個(ge) 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的生存被完全割裂和對立。新人士們(men) 相信，民族要生存，就要摒棄此民族的文化。這種文化自戕，在世界文明史中要算一個(ge) 奇觀。[2]

新文化運動是由《新青年》、《新潮》等雜誌為(wei) 早期主要陣地而推動的文化革命運動，其主要參與(yu) 者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吳虞、錢玄同、傅斯年、蔡元培（亦是重要的先導者和保護者）等。當然，後來又有許多人追隨。

《新青年》創刊號（當時叫《青年雜誌》，1916年改為(wei) 《新青年》）中，陳獨秀《敬告青年》一文，大致可以代表此刊乃至整個(ge) 運動的文化主張。他寫(xie) 道：

矧在吾國，大夢未覺，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無一不相形醜(chou) 拙，而可與(yu) 當世爭(zheng) 衡？……固有之倫(lun) 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製度之遺，……驅吾民於(yu) 二十世紀之世界以外，納之奴隸牛馬黑暗溝中而已，複何說哉？於(yu) 此而言保守，誠不知為(wei) 何項製度文物，可以適用生存於(yu) 今世。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削也。[3]

陳獨秀尊奉嚴(yan) 複《天演論》的所謂進化論或天演論的思路，認為(wei) “弱者當為(wei) 強肉,愚者當為(wei) 智役”；[4]按這個(ge) 標準，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既愚且弱，無一可取，所以，為(wei) 了“適世界之生存”，就要“忍過去國粹之消亡”。此文中的小標題點出了他心目中新文化的特點：“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等等；一句話，“近代歐洲”的。[5]

而且，陳獨秀更進一步，已經有了弱者、不適應者即應該被淘汰的看法，也就是從(cong) 根本的價(jia) 值觀和倫(lun) 理學上讚同強者、斥責弱者的傾(qing) 向，反映在“相形醜(chou) 拙”、“奴隸牛馬”一類的話中。在此雜誌第一卷第四號上，他的文章《東(dong) 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更是直接痛斥東(dong) 方的、特別是儒家的民族文化性：“西洋民族性，惡侮辱，寧鬥死；東(dong) 洋民族性，惡鬥死，寧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無恥之根性，尚有何等顏麵，高談禮教文明而不羞愧！”[6]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men) 對這種看法幾乎完全讚同。比如胡適《我們(men) 對於(yu) 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就論證西方近代文明不僅(jin) 在物質方麵高於(yu) 東(dong) 方，而且“西洋近代文明能夠滿足人類心靈上的要求的程度，遠非東(dong) 洋舊文明所能夢見”。[7]新文化運動的後起之秀陳序經直言：“西洋文化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科學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8]魯迅則講：“我以為(wei) 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shu) ，多看外國書(shu) 。”[9]

這是一個(ge) 危險的改變。按照它，中國文化或東(dong) 方文化不僅(jin) 是弱的，難於(yu) 在西方強權壓力下生存；而且從(cong) 思想上和道德上來講，是低級的和劣等的，所以不配在現代生存。相比於(yu) 以前的救亡圖存思想，這正是新文化運動的“新”之所在。它不再滿足於(yu) 向西方開放和學習(xi) ，以求挽救中華民族及其文化，而是要找到客觀的標準，從(cong) 思想能力、道德水準、民族特性上，全方位地、一勞永逸地判定誰優(you) 誰劣，從(cong) 而取消中華文化乃至一切非西方文化的生存資格。這個(ge) 標準就是弱肉強食的功利主義(yi) 和被扭曲了的進化論，按照它，科學與(yu) 民主是西方最突出的兩(liang) 項驕傲，而其中科學更是無敵於(yu) 天下。所以不僅(jin) 胡適高呼“科學萬(wan) 能”[10]、“無上尊嚴(yan) ” [11]，認為(wei) 任何文化保守主義(yi) 在此銳器前都不堪一擊，也不僅(jin) 新文化運動早期人士無一例外讚同此說，而且，這種科學主義(yi) ――注意，這“科學”既可以是自然科學，又可以是社會(hui) 科學――今天已經超出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牢牢守護著新文化運動的成果。

後來有一些人不讚同陳獨秀、胡適、陳序經、魯迅等人那種純粹版的全盤西化論，覺得中國文化也有值得保留乃至發揚的東(dong) 西。但這是在已定大局中的調整而已。根本的標準（崇強力的功利主義(yi) ）已定，楷模（西方近代科學）已定，其餘(yu) 隻是心理的適應方式和實用的修飾手法而已。下麵涉及的一些例子，比如教育、中醫和漢字的現代經曆，可以展示出這些“兩(liang) 點論”或調適政策的根本局限。

丙．新文化運動的一個(ge) 後果：變相的思想專(zhuan) 製

新文化人士們(men) 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了衡量文化優(you) 劣的標準，它不僅(jin) 可以被清楚表達出來，而且可以被普遍化地運用。於(yu) 是，他們(men) 的判斷或觀點就被宣稱是文化問題上的真理。這種思想方法上的普遍主義(yi) ，是新文化運動（從(cong) 廣義(yi) 上講也包括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最突出的哲理特征。它來自傳(chuan) 統西方文化，其古代哲學的典型表達是柏拉圖主義(yi) ，宗教上是基督教神學，近代則是唯理主義(yi) 和科學主義(yi) 。它相信能夠找到區分真理與(yu) 謬誤的終極標準，而且可以將它們(men) 充分表達出來，運用到相關(guan) 對象上去；所以總要將世界分為(wei) 兩(liang) 塊，一高一低、一光明一黑暗。人的使命就是去追求這已經被昭示出來的真理和光明，消滅謬誤和黑暗。因此，在這種思想方法的勢力範圍裏，沒有終極的或真實的思想寬容可言，因為(wei) 這不符合它的基本邏輯。怎麽(me) 能對謬誤寬容呢？對於(yu) 低劣、罪惡、醜(chou) 陋，隻應該將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嘛。所以，這世界上真誠的普遍主義(yi) 者們(men) ，無一不有思想上的專(zhuan) 製傾(qing) 向。

有人會(hui) 反駁道：中國曆史上的學說，比如儒家學說、道家學說等等，也是普遍主義(yi) ，它們(men) 也主張“仁”或“道”是普遍真理呀。不然。無論儒家還是道家，或者中國佛教，雖然都相信自己獲得了終極之真，但沒有一個(ge) 相信這個(ge) 終極真理可以被充分對象化地表達出來，成為(wei) 一個(ge) 可以量盡天下現象的標尺。[12]“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9.4）“道可道，非常道。”（《老子》1章）“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心經》）所以，它們(men) 都認為(wei) 真理的實現需要時機、技藝、緣分，不可能以充分對象化和普遍化的方式來直接判定真理的現實形態。正因為(wei) 這個(ge) 緣故，它們(men) 都為(wei) 其他學說和文化的生存預留下了空間和時間。中國曆史上沒有過宗教戰爭(zheng) ，以及像西方中世紀那樣的長期思想專(zhuan) 製。儒釋道三家之間雖有磨擦，雖有儒家的某種主導地位，但總的看來是互補共生的關(guan) 係。這是一種根本的思想寬容。西方這邊則往往隻能在懷疑主義(yi) 、實用主義(yi) 的態度中找到寬容，找到普遍主義(yi) 的泄藥。二十世紀以來，當代西方哲學和文化中出現了一些積極的新動向。我們(men) 下麵會(hui) 提及它。

廣義(yi) 的新文化運動接受的恰恰是傳(chuan) 統西方的二分法思想方式（dichotomous way of thinking），所以一直帶有強烈的思想專(zhuan) 製傾(qing) 向，卻意識不到這一點，還要經常標榜自己的多元、寬容和思想自由。這其實是更可怕的。從(cong) 上兩(liang) 小節的介紹中可以看出新文化人士對於(yu) 中國自家文化的不寬容態度。它並不偶然，並非由某些人士的個(ge) 人性格決(jue) 定，而是這個(ge) 運動的思想方式本身所命定的。既然相信真理已經在握，道路已經標明，剩下的隻是如何去充分實現這真理，那麽(me) 也不可能尊重他們(men) 眼中的非真理的自由和生存權。在這裏，“焉有並行之餘(yu) 地？”[13]

正是這個(ge) 根本處的異變，導致了中國知識分子主流的文化嘩變，和一種會(hui) 令外人吃驚不已的文化自虐衝(chong) 動、滅祖衝(chong) 動。例如，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主導的儒家，主張親(qin) 子關(guan) 係和家庭是一切倫(lun) 理、禮製與(yu) 政治的根源。傅斯年卻認為(wei) 中國的家庭是“萬(wan) 惡之源”。“可恨的中國的家庭，空氣惡濁到了一百零一度。”[14]胡適則讚許吳虞的主張，即“［儒家］各種禮法製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禮教和一些坑人的法律製度”，頌揚吳虞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5]既然自己的祖先文化“吃人”（魯迅《狂人日記》首倡此說，吳虞跟進），那麽(me) 這所幸沒有被吃掉的人的後裔，當然有資格來“吃掉”這個(ge) 惡魔般的文化。這種論斷基於(yu) 仔細的考察嗎？（“大膽假設”有之，“小心求證”有嗎？或者，不完全服務於(yu) 這“假設”的自由求證有嗎？）有文化間的比較嗎？（比如，基督教的“禮教”吃人嗎？哪種禮教或文化不在新文化用語的意義(yi) 上“吃人”？）更關(guan) 鍵的，有對於(yu) 自己論斷方法的有效性、局限性的反思嗎？看來都沒有，卻氣勢如虹。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生命線。靠了它，此文化得以長傳(chuan) 不息，在千難萬(wan) 險中不碎裂。新文化人士卻隻看到西方拚音文字的優(you) 越，力主消滅漢字，用拉丁化取而代之。錢玄同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上就“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與(yu) 陳獨秀等人通信，稱“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16]他給出的理由是：“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拚音而為(wei) 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yu) 識，不便於(yu) 寫(xie) ；論其字義(yi) ，則意義(yi) 含糊，方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曆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wei) 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yu) 二十世紀之新時代。”[17]這些理由，不少從(cong) 表麵看就不成立，比如說漢字是“象形文字之末流”。漢字乃表意（ideographic）文字，“象形”（pictograph, hieroglyph）隻是構字“六書(shu) ”之一，更談不上“末流”。說漢字“不便於(yu) 識”，不對，它比拚音文字更容易識別。說它無法表達“新……物”，也無道理。[18]其他那些理由，也無不是基於(yu) 認定拚音文字及其語法的優(you) 越之上，並無任何深入的、有真實對比視野的討論。至於(yu) “妖言”之類的譴責，讓人想起洪秀全的《原道訓》和《十款天條》的表述風格。

這樣的建議，得到陳獨秀和胡適等人的讚同（隻是不同意錢玄同還要廢口頭漢語，而代之以世界語的主張）。胡適寫(xie) 道：“獨秀先生主張‘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shu) 之”的辦法，我極讚成。”[19]

錢玄同廢漢字主張中那種不假思索的崇西蔑華的強烈文化立場，為(wei) 新文化人士們(men) 共享。明白表示者不少，而後來的曲折表達者更多。魯迅寫(xie) 道：“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zhong) 身上的一個(ge) 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裏麵。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隻有自己死。”[20]瞿秋白聲稱：“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毛坑！”[21]

這些言論難道隻是一些過眼煙雲(yun) 般的激進言論嗎？非也。對於(yu) 所謂“宗法封建家族”、“封建禮教”、“中世紀的毛坑”的繼起掃蕩、摧毀，既在無數文學作品中，又在現實的社會(hui) 變革和法律規定之中被實現。“孔家店”被查抄多次，現在基本上被當作博物館或臨(lin) 時展銷會(hui) 館使用。文字改革也頗有成果，雖然其“拉丁化”、“拚音化”或全盤西方化的目標還未實現，但朝向它的努力確實成了國家行為(wei) ，導致簡體(ti) 字這一形態，使今天的中國青年難於(yu) 讀懂古書(shu) 了。所以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新文化運動的重大提議都被充分實現了，而隻是說，它們(men) 導致了重大的社會(hui) 運動，產(chan) 生了那麽(me) 多還在深刻影響我們(men) 的後果，卻從(cong) 來沒有被事前多方論證和事後認真反思過。新文化人士當時最常舉(ju) 的理由，就是中國的貧弱和西方的富強，其實首先是軍(jun) 事的強大。憑此一條，就可以事先判定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低級甚至惡劣，然後就通過這有色眼鏡來羅列罪證。他們(men) 從(cong) 來不去考慮深層的理由，比如為(wei) 什麽(me) 軍(jun) 事和國力的強大就意味著文明的優(you) 等？而且，為(wei) 何這種強大就一定意味著長久的生存優(you) 勢呢？畢竟，曆史上有過強大帝國不久就滅亡之例，如亞(ya) 曆山大帝國、秦朝、元朝等等。確實有過反對的聲音，但都被送上幾頂帽子、抓住一根辮子（就像辜鴻銘的辮子）而汙損之、蔑視之了。而有些貌似反對的聲音，其實已經說不上有什麽(me) 挑戰性了，比如某些新儒家人士，已經在大原則上認同了新文化運動，比如科學、民主、個(ge) 體(ti) 主義(yi) 自由的終極真理性，然後尋求此框架內(nei) 的某種不同而已。

丁．壓製深層思想自由的現象舉(ju) 例（一）――中醫

為(wei) 了揭示新文化運動的自由死角，這裏舉(ju) 兩(liang) 個(ge) 例子：中醫和中國教育的現代命運。

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汪大燮先後為(wei) 首腦）1912年發布《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史稱《壬子癸醜(chou) 學製》），確立中國的學製係統仿照德國、日本，禁止讀中國傳(chuan) 統經典，有關(guan) 醫藥學教育的部分均沒有中醫藥的規定，造成所謂“漏列中醫”的事件，引起中醫界的抗爭(zheng) 。汪大燮坦言：“餘(yu) 決(jue) 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按日本維新已數十年，其醫學之發達，較之我國不啻天壤。乃日本鄉(xiang) 間仍有用中醫者。我國欲全廢中醫，恐一時難達目的，且我國所有西醫不敷全國之用也。”[22]後來又有《醫士（中醫）管理暫行規則》引出的抗爭(zheng) 。南京國民黨(dang) 政府（1927年成立）1929年2月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hui) 議，委員餘(yu) 岩提出《廢止中醫案》，對後來的國策有重要影響。餘(yu) 說中醫理論“皆憑空結撰，全非事實”，中醫診脈“穿鑿附會(hui) ，自欺欺人，其源出自緯候之學”；攻擊中醫“日持其巫祝讖緯之道，以惑民眾(zhong) 。……提倡地天通，阻礙科學化。”將《黃帝內(nei) 經》視為(wei) “數千年內(nei) 殺人的秘本和利器”，“靈素［指組成《黃帝內(nei) 經》的《靈樞》與(yu) 《素問》］之惑人，四千餘(yu) 年於(yu) 茲(zi) 矣，……醫錮於(yu) 歧黃，鑿空逃虛，不征事實，其中毒久矣。不殲《內(nei) 經》，無以絕其禍根。”[23]並提出消滅中醫的六條措施。

抗爭(zheng) 一方（全國醫藥團體(ti) 代表大會(hui) ，1929年3月）則回應道：“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可謂悲壯淒慘。行三千年而卓有成效之民族文化、民族科技，被西洋、東(dong) 洋欺侮到訴求於(yu) 準政治的口號（當時也隻能如此），其情可憫，其理卻未能打動時人。“不久，國府批準了教衛兩(liang) 部的呈文。”[24]

問題在於(yu) ，這麽(me) 重大的舉(ju) 措有沒有經過有力度的研究論證（比如中西醫療效的真實對比）和不同觀點的有效對話？從(cong) 餘(yu) 岩舉(ju) 的理由看，這些都沒有。如果已經認定西醫的唯一科學性及其“事實”標準（比如充分對象化、解剖化的標準），按照它來譴責中醫“不征事實”，豈非已經在深層處取消了爭(zheng) 論與(yu) 考察，而從(cong) 源頭處就給中醫定了性嗎？中醫如果像他講的，幾千年中隻在殺人（魯迅、吳虞的儒家禮教“吃人”說的醫學版），何以能維持至今？“憑空結撰，全非事實”者，到底是誰呢？而且，與(yu) 本文主題更相關(guan) 的是，為(wei) 什麽(me) 引入西醫、向西方人學習(xi) ，就一定意味著要滅掉中醫呢？

餘(yu) 岩的經曆與(yu) 思想特征反映出新文化運動與(yu) 近代日本的某種內(nei) 在聯係。餘(yu) 岩（字雲(yun) 岫，1879-1954）1914年在日本留學，受日本明治維新後“滅漢興(xing) 洋”的近代精神的重大影響，寫(xie) 了《靈素商兌(dui) 》，全麵否定中醫的經典與(yu) 基本理論。1871年起，日本推行全麵西方化的醫藥政策，1895年，終於(yu) 從(cong) 體(ti) 製上否決(jue) 了漢醫，成為(wei) 世界上消滅傳(chuan) 統醫藥學的一個(ge) 典型。[25]曆史上，日本知識界的主流學習(xi) 中華文化與(yu) 中醫久矣，但一旦遇到他們(men) 心目中的更強者，就毫不留情地置換之，同時也絕不拋棄自家的文化傳(chuan) 統，比如神道教。所以日本人的現代化道路可說是“興(xing) 洋滅漢保和”。中國人如此盲目跟進，要將自家文化的命脈都鏟除，實在不智。興(xing) 洋滅漢之餘(yu) ，全無自家的著落，隻有全數反水到西洋而後已。實際上，日本在中國現代化道路上起到了一個(ge) 造就文化變革激進派的作用。限於(yu) 篇幅，此處就不討論了。

四九年之後，中國政府允許中醫存在。但基本的指導思路也是西方科學中心論的，所以強力要求“中西醫結合”，其實質就是“中醫［的西方］科學化”。[26]它對中醫理論的基本看法是：其中既有必須清除掉的封建迷信、神秘主義(yi) 的糟粕，也有“樸素的［即還不是‘科學的’］辯證法”。因此，中西醫結合實際上就是以西醫為(wei) 科學標準來解構和重組中醫，拋棄中醫的理論中樞和與(yu) 之相配的一整套傳(chuan) 授與(yu) 實踐方法，將其納入西醫學的研究與(yu) 教學模式中來，當作被審查對象來判決(jue) ，當作材料來加工。中醫藥學院或大學的教學，體(ti) 現的也基本上是這種“中醫科學化”的路子。

如今，中醫藥大學畢業(ye) 的學生少有能依據傳(chuan) 統中醫思路臨(lin) 床看病的，往往要先由西醫的儀(yi) 器和方法診斷了病情之後，再依葫蘆畫瓢地去“配合治療”。而“中醫研究”，也變成了“研究中醫”，按西醫的思路來決(jue) 定中醫的合理性，比如因此就判定“五運六氣”理論不科學，實際上也就是判定陰陽五行理論不科學。研究經絡就要找出它們(men) 的解剖證據，不然不算真正的科研。所以，現在的中醫科研人員不是在按照中醫的熱思方式做研究，而是在西式的實驗室中做細胞和分子層次上的對象化研究，搞中藥“有效成分”的提純，鑽研大批量生產(chan) 中成藥的配方。傳(chuan) 統中醫藥治療的靈魂――時機化、情境化的診脈開方，正在衰落。簡言之，就是“廢醫存藥”，而這“藥”也越來越丸藥化、素劑化了。可以說，“漏列中醫”、“廢止中醫”與(yu) “中醫科學化”都是新文化運動思潮的表達和實現，裏麵都沒有中醫的思想自由空間。

戊．壓製深層思想自由的現象舉(ju) 例（二）――教育

蔡元培先生的辦學思想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著稱。可以說，蔡先生是新文化運動在教育界的旗幟，被認為(wei) 是北大精神的造就者。我完全不否定蔡先生對於(yu) 北大的貢獻，也不否認北大確有中國其他一些高校還沒有的某種寬容精神，但是，還有另一麵的情況，它甚至更真實。這就是，蔡先生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中也有一種相當不寬容的思想專(zhuan) 製精神，一直在影響著北大乃至中國的教育。

1912年，蔡先生擔任南北政府的教育總長，起草了一係列教育法令，改變了中國的教育體(ti) 製。蔡先生成就大矣！從(cong) 文化上講，蔡先生的最大成就就是將兩(liang) 千年的儒家教育，無論就其內(nei) 容還是體(ti) 製而言，趕出了中國現代教育。我們(men) 今天就活在這樣一個(ge) 新文化的教育格局之中。比如，無論是在南京臨(lin) 時政府教育部頒布的《新定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1月21日頒布），還是5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頒發的“普通教育辦法九條”，10月24日頒布的《大學令》（即上麵提到的《壬子癸醜(chou) 學製》），都明文規定取締儒家乃至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讀經教育。比如《十四條》規定：“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27]《大學令》則廢除了經學科和通儒院。[28]由於(yu) 當時全國僅(jin) 北大一所國立大學，所以這個(ge) 《大學令》實際上是對北大教育體(ti) 製和內(nei) 容的規定。為(wei) 什麽(me) 引入西方的教育，就一定要在中國的學校中排儒呢？為(wei) 什麽(me) 不能將“讀經”作為(wei) 多元選擇之一，而與(yu) 蔡先生主張的西式美感教育並行不悖呢？蔡先生卻不這麽(me) 想，因為(wei) 對於(yu) 他，西式教育是真理，所以讀經教育就不可能是真理，甚至隻能是謬誤。拿它當個(ge) 老古董甚至是反麵的東(dong) 西研究研究是可以的，但絕不能讓它以真學問、活思想的方式存在。他所謂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是他心目中可能成為(wei) 真理的學問或思想的自由與(yu) 並存，並不包括異類和他者。

現在一提北大的教育傳(chuan) 統和精神，就歸於(yu) 蔡先生這位“北大之父”。[29]如果就北大的現狀而言，這話還算說得過去。但如果講到北大的全部曆史，則不然。北大成立於(yu) 1898年，是曆史上傳(chuan) 承中華古文明和儒家文化的最後一個(ge) 王朝為(wei) 了應對西方侵略造成的文化危機，在變法維新之際采取的教育變革措施的成果。當時稱之為(wei) “京師大學堂”，具全國最高學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機關(guan) 的功能，是古來“太學”、“國子監”的現代直接傳(chuan) 承。她的第一任校長（當時叫大學堂管學大臣）是孫家鼐（1898－1900年在任），而在張百熙校長（1902年起任管學大臣）手上，大學堂有了比較成熟的章程，即《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1902年）。按照它，大學堂內(nei) 設通儒院（級別相當於(yu) 今天的研究生院，但有儒家的培養(yang) 通才之導向），而本科分為(wei) 八科，首科為(wei) 經學科，專(zhuan) 門研習(xi) 傳(chuan) 承儒家經典。[30]到1912年5月3日，改名為(wei) “北京大學校”。可見北大的起源，既不能隻從(cong) 1912年算起，也不能從(cong) 1917年蔡先生來北大任校長時算起。她的源頭和文化使命，更深沉地落在中華文化受難圖存的時刻和願景上。

如果我們(men) 考察一下京師大學堂的體(ti) 製和教學內(nei) 容，相比於(yu) 蔡先生任教育總長、校長後情況，是更有質的多元性的。可以說，那時的學校才更稱得上是“思想自由”和“兼容並包”，因為(wei) 她不僅(jin) 有西方的東(dong) 西，也有中國自己的。例如大學堂分為(wei) 八科：經學科，含十一門專(zhuan) 業(ye) ；政法科，下設兩(liang) 門專(zhuan) 業(ye) ；文學科，九門專(zhuan) 業(ye) ；醫科，二門專(zhuan) 業(ye) ；格致科（理科），六門專(zhuan) 業(ye) ；農(nong) 科，四門專(zhuan) 業(ye) ；工科，九門專(zhuan) 業(ye) ；商科，三門專(zhuan) 業(ye) 。[31]很明顯，後七科以西方學術為(wei) 主，但經學科則是儒家思想和學術的傳(chuan) 承。[32]如果按這個(ge) 體(ti) 製走，那麽(me) 培養(yang) 出來的畢業(ye) 生就會(hui) 有中西學術比較和思想比較的視野。但蔡先生辦高校、主持北大，卻一定要去掉八科中唯一的中華學術的活的傳(chuan) 承，也就是經學科，抹去通儒院的致學方向，而使大學淪為(wei) 西方化的university。而且，它還比不上西方大學體(ti) 製的多樣性，因為(wei) 西方的優(you) 秀大學中大多設有神學科或神學院，而經蔡先生改製後的中國大學中卻沒有了對應者。蔡先生認為(wei) 改製後，經學科的內(nei) 容，或者歸入了哲學係，或入文學係、曆史係，就算有了交待。[33]但他心裏是有數的，作為(wei) 經學科研究的《論語》、《周易》、《詩經》、《春秋》等，是儒家的活學術，而它們(men) 歸到各係之後，則成為(wei) 西方學術方法的研究對象，兩(liang) 者有質的不同。所以他一定要取消前者。此舉(ju) 應該被看作是一種“反兼容並包”和“扼思想自由”之舉(ju) 。蔡先生是在用他那充滿了西方中心論的思想來替中國學生們(men) 思想，在用貧乏化了的體(ti) 製來頂替一個(ge) 從(cong) 質上更豐(feng) 富的體(ti) 製。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為(wei) 何今天的北大要在樹立蘇格拉底像、塞萬(wan) 提斯像和蔡元培像的同時，抵製孔子像的建立，因為(wei) 這塑像――如果被誠敬地建立――不僅(jin) 會(hui) 提示北大現行體(ti) 製的貧乏，還可能喚醒人們(men) 對於(yu) 北大更原本傳(chuan) 統的記憶，一個(ge) 與(yu) 兩(liang) 千多年的儒學教育傳(chuan) 統和京師大學堂息息相通的記憶。北大的深層思想自由還有待爭(zheng) 取。

己．新文化運動思想專(zhuan) 製之不合理的現實性

一般說來，沒有人能夠直接控製他人想些什麽(me) ，也很難禁絕人們(men) 說出自己所想的；人所能直接控製的是有形的體(ti) 製，如果他掌握了相關(guan) 權力的話。本章所討論的新文化運動造成的深層思想自由的缺失，或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的思想專(zhuan) 製，就主要指體(ti) 製上的思想控製。通過從(cong) 體(ti) 製上排除異類，時間長了，就會(hui) 大大減少乃至消滅人們(men) 說出、甚至思考那些異類的念頭（因為(wei) 你說出異類思想總會(hui) 讓你在體(ti) 製內(nei) 不受歡迎，或者受打擊，或者丟(diu) 飯碗，或者失去媒體(ti) 的善意），最後造成對思想的全麵控製，改變社會(hui) 的結構和文明的走向。這很可怕，特別是當這種思想控製是以所謂真理、公理等客觀標準的理由為(wei) 依據時。

1．新文化運動造就的現實

黑格爾說：“凡是合乎理性的東(dong) 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dong) 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4]這句深刻得讓人麻木的話，卻從(cong) 字麵上說出了廣義(yi) 新文化運動的後果，即這運動認為(wei) 是合理的東(dong) 西，比如西方的科學、教育，都成為(wei) 了現代中國的現實；反過來，這種現實也總能得到這個(ge) 理性的辯護與(yu) 捍衛。

新文化運動絕不隻是一群文人的過激放言，像魏晉時的阮籍、稽康之流，過後就被曆史漂白和淡忘了。他們(men) 正逢其時，其言乘風而上，鼓蕩新潮，塑成曆史，造就了一般思想運動很難成就的事業(ye) 。如果說這些言論是過激的，那麽(me) 它們(men) 就造就了一個(ge) 過激的時代，實現為(wei) 一係列體(ti) 製化的現實。《新青年》中那些似乎是過激蠻橫的批判，囈語般的改革或革命的設想，居然就能數十年內(nei) ，在適應實際過程的節奏和表達之後，變為(wei) 官方的法律、文件、政令。除了上麵提及的醫學、教育的新文化的體(ti) 製化之外，這裏再舉(ju) 文字改革之例。

錢玄同主張既廢漢字又廢漢語，陳獨秀和胡適調整了一下，同意隻廢漢字。這說明陳、胡就不激進了嗎？非也，此不過是魯迅講的要開窗，就先去掀屋頂之類的文化革命的策略而已。一個(ge) 有數千年偉(wei) 大文化史的民族，要廢棄自己的文字，而去“拉丁化”[35]，這已經激進到駭人聽聞的地步了。同理，到目前文字革命隻做到了簡體(ti) 化，還未做到拉丁化或完全拚音化，它就不激進了，或已經背離了新文化運動的方向了嗎？太不是這個(ge) 道理了。

1955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hui) 和教育部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hui) 議，具體(ti) 落實新文化運動要求廢除漢字的主張。從(cong) 中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的過激如何變成過激現實的路徑。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hui) 主任吳玉章的報告，表現了這個(ge) “‘合理’變為(wei) 現實，現實又被合理化”的過程。他先是肯定了“漢字在我國人民的悠久的文化曆史中有過偉(wei) 大的貢獻”，[36]好像很不同於(yu) 新文化運動時期對漢字的一片痛罵，但這僅(jin) 是“兩(liang) 點論”中的第一點，或非實質性的、心理照顧的那一點；下麵話鋒一轉，馬上講道：“另一方麵，我們(men) 不能不承認漢字是有嚴(yan) 重缺點的。漢字不是拚音文字，……”[37]於(yu) 是，在感謝了廣義(yi) 新文化運動“無數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使中國人民認識到文字是可以改革並且必須改革的”之後，他宣告：“我國人民已經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確的方向和目標。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們(men) ：‘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拚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們(men) ，漢字的拚音化需要許多準備工作；實現拚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各項準備。這是文字改革的正確方針。”[38]了解新文化人士廢漢字主張的人都會(hui) 看出，“毛主席……［的］指示我們(men) ”也就是新文化運動對我們(men) 的指示，它們(men) 的“拚音方向”或“拉丁化方向”完全一致。隻是為(wei) 了實現它，需要簡化漢字這一“準備工作”，以便在時機成熟後走那條“世界文字的共同的拚音方向”之路。新文化運動的文字抱負在這裏沒有受挫折，而是被以最大的耐心、信心在實現著，因為(wei) 支持它的理由被當作了世界文字要共遵的客觀真理。為(wei) 此，吳玉章主張，要盡量消滅方言，為(wei) 中國文字的拚音化鋪路。[39]用文字改革的專(zhuan) 家周有光的話講，就是：“漢語拚音教育普及、全國語言相對統一和正字法成熟的時候，漢語拚音文字自然就瓜熟蒂落了。”[40]所以，要“高舉(ju) 文化革命的紅旗前進”。[41]

至於(yu) 拚音化後漢字的去向，噢，這裏也有兩(liang) 點論。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向我們(men) 保證：“漢字隱退，是不是就是完全廢棄了呢？並不是！將來，永遠的將來，都會(hui) 有一部分的學者來認真地研究漢字，認識漢字，也就跟我們(men) 今天有一部分學者在認真地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樣。”[42]這態度比錢玄同、魯迅、瞿秋白的要寬大些了吧，但兩(liang) 者在最要命的地方還是一樣的，那就是漢字的死亡。

新文化運動就是這樣改變了中國的曆史。能直接拉丁化處，就拉丁化了；不能馬上拉丁化處，就按照拉丁化的原則和理想而簡體(ti) 字化了，同時抱有永不消失的拉丁化衝(chong) 動。我們(men) 的學術，我們(men) 的生產(chan) 方式和生活方式，難道不都走在這條新文化運動的同質化道路上嗎？那些曾經是鮮活的文化形態，或者完全消失，或者變成了“甲骨文和金文一樣”的東(dong) 西。

2．新文化運動的不合理

那麽(me) ，這條道路真的“合理”嗎？回答應該是否定的。黑格爾的合理與(yu) 現實的等同論在實際曆史中常常失效，要不然也就沒有自由思想和士子（知識分子）存在的必要了。任何“絕對”的“精神”中都不會(hui) 有真的思想自由。

首先，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基礎和所依恃原則並不是真理。這思想基礎和原則可以被簡略地表達為(wei) 兩(liang) 條：弱肉強食型的進化論和西方科學普遍的、唯一的真理性。真正的進化論講物競天擇、物種進化，但由於(yu) 有時間之幕或未來的不確定性，並不敢斷言哪種品質（比如強者、智者）就一定會(hui) 獨霸未來。後來批評進化論的科學家們(men) 強調的也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它的深層表現就是一種非漸變論的天擇，比如在某些時代大量新物種的突現可能。西方科學會(hui) 像培根講的帶來強大力量，起碼在相當一段人類的曆史時期中，但它的具體(ti) 形態並不能代表普遍化的唯一真理，比如西醫並不能代表人身疾病治療的唯一真理，盡管它多半是真理之一。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令人信服地說明，科學研究依靠範式（paradigm），而範式可以是複數的，而且相互之間不能還原為(wei) 一。這也就意味著，即便通過“科學”的視野來談真理，也沒有新文化人士心目中的西方科學的唯一真理性。在“科學”前麵加上形容詞，比如“西方的”、“東(dong) 方的”、“中國的”，並不是贅語。中醫可以是不同於(yu) 西醫的另一種治療疾病的範式，甚至中國的古代數學也可以有自己的範式。[43]

其次，新文化運動與(yu) 人類先進思潮絕緣，甚至背道而馳。從(cong) 十九世紀下半葉、特別是二十世紀初開始，西方的科學、哲學乃至社會(hui) 思潮都出現了重大變化，傳(chuan) 統西方的那種非此即彼的二分化思維方式（普遍化的唯一真理觀即它的表現之一）受到強烈挑戰。非歐幾何、相對論、量子力學的出現，在改變人們(men) 對於(yu) 空間和物理世界看法的同時，也改變著人們(men) 對於(yu) 真理的存在方式的看法。總的傾(qing) 向是認為(wei) ，真理並不與(yu) 曆史和文化絕緣。當然，由於(yu) 這種改變威脅了西方中心論或從(cong) 本質上講的西方優(you) 越論，它的充分實現不會(hui) 是一帆風順的，要通過尼采、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羅姆巴赫、庫恩、龐加萊、海森堡、玻爾、吳文俊、李繼閔、鄧鐵濤、李約瑟、甘地、潘尼卡、希克這些敏銳者的努力被逐漸真切感到。

一次世界大戰更是暴露出西方文化的某些深層問題，引起西方人和東(dong) 方人的反思與(yu) 調整。甘地在印度發動了非暴力抵抗英國殖民的運動，其中糅進了印度的傳(chuan) 統哲理智慧；晚年嚴(yan) 複反省到西方“三百年來之進化，隻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ge) 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 [44]；連梁啟超也寫(xie) 了《歐遊心影錄》，反映出世界思潮的轉變。胡適則寫(xie) 出《我們(men) 對於(yu) 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來抵消和阻塞這新消息。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進行的同時和其後的一段時間，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如火如荼地展開，卻采取了與(yu) 這個(ge) 世界新潮幾乎是逆行的文化方向。它崇拜傳(chuan) 統的西方文化，相信真理的普遍唯一性，判定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低級、無能甚至罪惡，要搞文化基因層次上的西方化。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新文化人士常常用尼采作為(wei) 不拘傳(chuan) 統、大膽造反的典型，以鼓吹文化革命。但尼采本人要反對的卻是傳(chuan) 統西方文化的幾乎所有基本原則，包括標榜科學的知識觀。他的哲學見地與(yu) 中國的《周易》、《莊子》倒有幾分相似。陳獨秀、魯迅崇拜的尼采與(yu) 實際的尼采的文化方向交叉換位，新文化運動的文化方向與(yu) 世界的新方向交叉換位。

由此看來，新文化運動並不新。相反，從(cong) 思想的敏銳和對真理的追求角度看，她相當陳舊，還在堅持一些很有問題的近代西方教條。這種與(yu) 世界有生命的潮流絕緣或逆行的文化導向，嚴(yan) 重影響了這個(ge) 運動的思想質量和真實的創新能力。現代中國沒有出現一位像泰戈爾那樣為(wei) 世界公認的文學巨匠，也沒有像甘地那樣有長久的世界性影響的政治、文化思想的明燈，隻是在廣義(yi) 的西方後邊猛追，注定了此形態的二三流的命運，這與(yu) 新文化運動造就的文化單質性有內(nei) 在的關(guan) 係。她沒有過去，沒有深遠的將來，隻有一個(ge) 貧乏的現在。一躍進便是天人之災，一守成便是體(ti) 製性腐敗。

第三，新文化運動開辟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文化策略，與(yu) 其他有曆史感的非西方民族的現代化策略很不同。在這方麵，中國是唯一一個(ge) 通過滅除自己的傳(chuan) 統文化主體(ti) 來向西方開放的。印度、日本、阿拉伯、伊朗等等，都不采取這種策略。他們(men) 的知識分子主流盡量將現代化或向西方學習(xi) 與(yu) 保存自己傳(chuan) 統文化的靈魂結合起來，起碼有這方麵的強烈意識。我們(men) 看到，這些民族的傳(chuan) 統文字、傳(chuan) 統信仰沒有滅，國家也沒有亡，反而以文化上比較健康的方式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哪裏有什麽(me)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之類的新文化邏輯？

第四，在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曾經采取過其他文化策略來應對這“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它們(men) 的主旨是為(wei) 中國在西方壓力麵前找到合適的生存之道，而不是通過西方的標準來做絕對化的文化優(you) 劣判定。所以，無論是自強運動、洋務運動還是戊戌變法，其中都有著智慧的閃光。比如上麵提到的京師大學堂的章程體(ti) 製，就表現出一種文化上既開放又盡量保存多樣性的聰明策略。如果能夠堅持下來，經過適當的調整，北大和中國的大學會(hui) 比今日的狀況健全得多。

總之，新文化運動的這些不合理和弊端，源自於(yu) 它的思想方式，即強烈的短程功利主義(yi) 和非此即彼的唯一真理觀，實現於(yu) 它的思想控製體(ti) 製，即在根本處排斥異己者的西方化體(ti) 製。九十年來，它的成功意味著中國自家文化活體(ti) 的消失，中國人生存結構的單質化和貧乏化，以及獨立的文化人格、品味和風骨的消失。而且很明顯，人類麵臨(lin) 的一係列重大問題，無論是生態破壞、科技濫用，還是文明衝(chong) 突、家庭萎縮、克隆逼近，都不是這個(ge) 運動的思想資源能夠有效應對的。中國經濟國力的上升，並不能導致這種新文化運動現象的退潮。當此之際，在到海外去建“孔子學院”之前，更應該在我們(men) 自己的大學裏建立真實的孔子學院，在哪怕隻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學生的心靈中，重述那不被汙損的華夏曆史，樹立起孔子的塑像。

注釋：

[1] 參見張祥龍《全球化的文化本性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瀕危》，載《思想避難：全球化中的中國古代哲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9頁。

[2] 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這個(ge) 奇觀？為(wei) 了回答它，我曾於(yu) 2004年在德國兩(liang) 所大學（圖賓根大學和維爾茲(zi) 堡大學）的漢學係專(zhuan) 門開過課。回來後又在北大、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處做過數次講演，探討這個(ge) 近乎自相矛盾現象的原因。講演稿見本書(shu) 第七章。

[3] 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丁守和主編，馬勇選編，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5頁。

[4] 嚴(yan) 複：《原強》，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上卷），丁守和主編，鄭大華、任菁選編，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66頁。

[5] 《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第7頁。

[6] 同上書(shu) ，32頁。

[7] 《從(cong) “西化”到現代化》，羅榮渠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161頁。

[8] 同上書(shu) ，371－372頁。實際上，陳表達的是胡適在《我自己的思想》中的觀點，胡講：“隻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men) 自己要認錯，我們(men) 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製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le) 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ti) 不如人。”（同上書(shu) ，382頁）

[9] 魯迅：《青年必讀書(shu) 》，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下卷），丁守和主編，左玉河選編，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9頁。

[10] 胡適：我們(men) 應該“信仰［西方人的］科學的方法是萬(wan) 能的”，《從(cong) “西化”到現代化》，164頁。引文方括號中的話為(wei) 引者所加。

[11] 胡適：《科學與(yu) 人生觀》，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第557頁。

[12] 關(guan) 於(yu) 儒家的非普遍主義(yi) 本性，參見本書(shu) 第三章。

[13] 陳獨秀：《敬告青年》，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第12頁。

[14] 傅斯年：《萬(wan) 惡之源》，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第66頁。

[15] 胡適：《吳虞文錄序》，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第152頁。

[16] 《新青年》四卷四號（1918年4月5日出版），第350頁。

[17] 同上刊，第354頁。

[18] 參見：《傳(chuan) 統智慧的再發現》，王樹人、喻柏林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一篇。

[19] 《新青年》四卷四號，第356－357頁。

[20] 魯迅：“關(guan) 於(yu) 新文字”，《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161－162頁。

[21] 瞿秋白：“普通中國話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247頁。

[22] 鄧鐵濤主編：《中醫近代史》，廣州：廣東(dong)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273頁。

[23] 同上書(shu) ，230頁。

[24] 同上書(shu) ，289頁。

[25] 鄧鐵濤主編《中醫近代史》，229頁。另外還可參見潘桂娟、樊正倫(lun) 編著《日本漢方醫學》（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4年）281頁以下。

[26] 比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當時的衛生部領導者賀誠、王斌努力推行“中醫科學化”政策，並在1951年至1952年頒布規定，中醫執業(ye) 者必須重新學習(xi) 解剖、生理、病理、藥理、細菌學等課程，通過考試，才可行醫。“這背後的思路，與(yu)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通過規定強製改造漢醫的思路相同，連考試的科目範圍也幾乎一樣。”（區結成：《當中醫遇上西醫》，北京：三聯出版社，2005年，97頁）

[27] 《蔡元培先生年譜》，王世儒編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7頁。

[28] 同上書(shu) ，150頁。又見：《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蕭超然、沙健孫、周承恩、梁柱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二章第二節，33頁以下。

[29] 比如邵連鴻：《北大之父蔡元培》，台北：正展出版公司，2001年。

[30] 這些事實載於(yu) 幾乎所有關(guan) 於(yu) 北大校史的書(shu) 籍和曆史史料中。比如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99頁。

[31] 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199頁。

[32] 經學科分十一門：周易學門，尚書(shu) 學門，毛詩學門，春秋左傳(chuan) 學門，春秋三傳(chuan) 學門，周禮學門，儀(yi) 禮學門，禮記學門，論語學門，孟子學門，理學門。（同上書(shu) ，200頁）

[33] 《蔡元培先生年譜》，150頁。

[34]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序言，《法哲學原理》，範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79年，第11頁。

[35] 這種人為(wei) 地主動改變文字的文化屬性――從(cong) 中華的表意文字改變為(wei) 西方的拚音文字――者，在人類曆史上恐怕獨此一家。文字有自然的演變，有征服者的強行改變，有秦始皇式的統一和簡化文字，但從(cong) 來沒有過如此自覺自願的自戕和隔語係的改姓。

[36] 《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hui) 議文件匯編》，全國文字改革會(hui) 議秘書(shu) 處編，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第11頁。

[37] 同上書(shu) ，12頁。

[38] 同上書(shu) ，14頁。

[39] 同上書(shu) ，18頁。

[40] 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第三版（第一版1961年），1979年，第12頁。

[41] 同上書(shu) ，13頁。

[42] 《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hui) 議文件匯編》，第5頁。

[43] 吳文俊：“中國的傳(chuan) 統幾何曆來遵循著與(yu) 歐幾裏得幾何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有著自己的問題與(yu) 方法，以及自己的理論體(ti) 係。”（“對中國傳(chuan) 統數學的再認識”，《吳文俊論數學機械化》，濟南：山東(dong) 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0頁。

[44] 《論嚴(yan) 複與(yu) 嚴(yan) 譯名著》，商務印書(shu) 館編輯部編，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82年，152頁。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