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書(shu) 院儒學與(yu) 政治學係列對話之二：君子與(yu) 公民

來源：弘道書(shu) 院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初十日甲戌

      耶穌2015年4月29日

弘道書(shu) 院儒學與(yu) 政治學係列對話之二“君子與(yu) 公民”，2015年4月17日在廣州萬(wan) 木草堂展開。由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吳寧博士主持，嘉賓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秋風（姚中秋）教授，中山大學政治與(yu) 公共事務學院郭忠華教授，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yu) 行政學院郭台輝教授，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生王蒼龍。

圖左為(wei) 秋風教授，右為(wei) 吳寧博士

秋風先生首先指出，公民是現代政治和社會(hui) 治理的主體(ti) 。但是，從(cong) 梁任公發表《新民說》開始，中國人始終有一個(ge) “公民焦慮”，就是梁任公所說的，中國人隻有天下的觀念而無國家的觀念、中國人隻有私德沒有公德，因而中國也隻有私民而無公民。晚近以來“匱乏公民”也就成了中國現實政治討論中一個(ge) 核心的主題，但是因為(wei) 這種討論忽視了文明和傳(chuan) 統的維度，而是根據西方的理論基礎和現實經驗去尋找中國的公民，完全不能與(yu) 傳(chuan) 統中國的治理體(ti) 係接榫，導致治理主體(ti) 遲遲不能出現。

他認為(wei) 中西傳(chuan) 統有一個(ge) 很大的區別就是，中國對於(yu) 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區分不是截然的，治國平天下都是建立在修身齊家之上的，家這個(ge) 今天看來很私人的領域在傳(chuan) 統中國是具有公共性的。因此，中國社會(hui) 是一個(ge) 多層次、多中心的治理體(ti) 係，而君子就是治理秩序建構和維係的主體(ti) 。因為(wei) 君子的修齊治平之路，就是一個(ge) 自身公共性不斷增強的過程。君子就是貫穿於(yu) 這些大大小小不同的共同體(ti) 之中，維係著體(ti) 係和秩序。

據此，秋風先生認為(wei) ，在中國公民應該重新定義(yi) ，在中國公民是多層次的，梁任公所說的“國家之民”並不是公民的全部。凡是參與(yu) 了公共事務的，都可以而且應該被稱之為(wei) 公民。而君子就是積極參與(yu) 公共事務的那部分人，是積極公民。比如梁任公說到鄉(xiang) 村裏的宗祠，如果一個(ge) 人積極地參與(yu) 宗祠的祭祀，那他就是宗族裏的積極公民。傳(chuan) 統中國隻參與(yu) 宗族事務的鄉(xiang) 民，相夫教子勤儉(jian) 持家的婦女，這些都可以稱之為(wei) 公民。古代中國婦女教育自己的孩子，常說“要做忠臣孝子”，其實就是公民教育。

最後，秋風先生指出，我們(men) 現在講的公民毫無疑問都是基於(yu) 西方的經驗來討論的，西方關(guan) 於(yu) 國家、社會(hui) 二分的傳(chuan) 統是他們(men) 特有的，在中國曆史上並不存在，因此你不可能在中國找到西方意義(yi) 上的公民和公民社會(hui) 。所以我們(men) 要更多地從(cong) 中國的經驗和傳(chuan) 統出發去反思西方引進的這些理論，換一種角度去審視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這樣可能會(hui) 讓公民和公民社會(hui) 的討論更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見，同時找到可行的方法。

圖為(wei) 郭忠華教授

郭忠華教授談了兩(liang) 個(ge) 層次的內(nei) 容：首先是概念的界定——他所理解的君子與(yu) 公民之別，奠定討論的基礎。然後是公共領域與(yu) 私人領域之分，最後是就中國的“公民本土化”的具體(ti) 方向與(yu) 路徑的問題。

郭忠華教授認為(wei) 君子與(yu) 公民至少在五個(ge) 方麵形成了有趣的對比。首先君子是倫(lun) 理本位的，而公民是法理本位的，君子追求“仁德”並以此創造自我認同，而公民身份的基礎是自然法之下人人所具有的天賦權利和平等觀念。第二是君子以小人為(wei) 鏡，公民以奴隸為(wei) 鏡。二者都是通過一個(ge) 對象化的概念來凸顯理想化的自我，前者是根據道德水準的高低來評判，後者則是依據人身依附關(guan) 係來確定。第三是君子以天人為(wei) 界，公民以國家為(wei) 界。正如梁任公所說，中國人隻知天下而不知國家，君子這修身為(wei) 本的群體(ti) 也是統攝在天下這個(ge) 概念之下的，以天人合一為(wei) 目標的。而公民這個(ge) 概念是近代以來民族國家興(xing) 起之後開始普及的，他有一個(ge) 清晰的國家邊界，國民身份。第四是公民和君子的實現手段不同。君子是“積學為(wei) 途”，君子的養(yang) 成是一個(ge) 漫長的過程，孔子自述：“吾十五有誌於(yu) 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公民是“權責為(wei) 途”，公民的身份是通過行使權利和履行義(yi) 務來體(ti) 現的。第五是追求的境界不同，公民追求的是一種“自由之境”，如秋風先生所說，西方的公私兩(liang) 分是產(chan) 生公民概念的基礎，那麽(me) 在私人領域的消極自由、在公共領域的積極自由都是公民追求的目標。

對於(yu) 公民概念本土化如何落實這個(ge) 問題，郭忠華教授提出了兩(liang) 個(ge) 概念：“公民君子”和“君子公民”。公民肯定是就當下中國的社會(hui) 而言的，君子概念因為(wei) 世易時移，進入市場的社會(hui) 和法理的社會(hui) 後，已經很少使用，公民這個(ge) 概念開始被普遍的接受了。但是君子也是不能被遺棄的，它是一個(ge) 中華文化之根。“公民君子”的概念就是說，君子是本體(ti) ，而公民是義(yi) 務。對於(yu) 中國這樣一個(ge) 既受到深厚儒家傳(chuan) 統熏染，又已經建立起基本的市場和法理體(ti) 係的國家是有這種需求的。他既有君子內(nei) 在的德行和素養(yang) ，又有作為(wei) 一個(ge) 國家成員——公民的規定性。如果一個(ge) 公民同時又能達到君子那種境界，那是很高的境界了，比西方的公民好多了。“君子公民”。那麽(me) 在這個(ge) 概念中公民是本位，君子是內(nei) 在。他可能更注重個(ge) 人權利和自由，但是又保留了長期接受儒家文化而形成的為(wei) 人處事方式，他首先是個(ge) 公民，但是不滿足於(yu) 做一個(ge) 公民，而是追求做一個(ge) 更好地公民。

最後，郭忠華教授認為(wei) ，我們(men) 在討論君子和公民的時候，最好能夠在理性跟倫(lun) 理，權利跟美德，個(ge) 人與(yu) 集體(ti) 之間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這樣在中國形成公民這個(ge) 群體(ti) 的話，可能就會(hui) 像西方所說的社群主義(yi) 理想的公民群體(ti) ，中國化一點的表達就是君子式的公民。

左一為(wei) 郭台輝教授

郭台輝教授認為(wei) 大家來到萬(wan) 木草堂，不僅(jin) 要討論梁啟超，更要討論康有為(wei) 。康有為(wei) 的《公民自治篇》裏麵講到的公民，很大程度上是從(cong) 常州學派推動起來的一種地方事務參與(yu) 運動。但是他在《大同書(shu) 》裏邊講到的是天下一家，從(cong) 漢代董仲舒那裏繼承下來的，就是國家層麵上的論述了。秋風先生說積極參與(yu) 公共事務的人就可以稱為(wei) 公民，他認為(wei) 是在簡化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公民，是值得商榷的。

郭台輝教授引用龔自珍的一個(ge) 史學研究方法：“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chuan) 還傳(chuan) ,以群書(shu) 還群書(shu) ,以子還子”。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以今還今，以古還古；以西適西，以中適中”，類似於(yu) 斯金納的曆史主義(yi) ，而非斯特勞斯“六經注我”的方法。他指出秋風先生在《國史綱目》等書(shu) 中講到的治理秩序也好，君子群體(ti) 也好，都應該根據不同時代分開來說，春秋有春秋的君子，戰國有戰國的君子。他從(cong) 概念發生學的角度指出，在古代公就是公，民就是民，二者的含義(yi) 都是多層次的，是和現代意義(yi) 上的公民概念截然不同的。古代“民”的概念是對應“官”的概念的，大概從(cong) 戰國以後這一區分和對立就已經確立了，然後一直延續下來，那我們(men) 又要在如何處理“官”在其中的地位呢。

然後，他又對秋風先生將“積極參與(yu) 公共事務的人就是公民”這一論點提出疑問：他們(men) 的公共事務參與(yu) 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是自覺的，還是自為(wei) 的？他認為(wei) 秋風先生作為(wei) 一個(ge) 現代人反觀古人的生存狀態覺得他是在過一種公共生活。但是當時古人不一定是把自己當做公民來看待的，他可能是出於(yu) 私利的。

持話筒者為(wei) 王蒼龍博士

王蒼龍博士認為(wei) 要把君子與(yu) 公民這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概念放到同一層麵進行討論，可以把焦點放到公民實踐與(yu) 君子實踐上來觀察。更多地去看如何成為(wei) 公民、君子，如何進行公民實踐和君子實踐；而不是僅(jin) 僅(jin) 停留在二者概念的厘清上。

他認為(wei) ，現代公民不再僅(jin) 僅(jin) 是政治和法律意義(yi) 的公民，而是文化公民了。文化公民比較注重自我表達和自我實現的，因此遭到一些批評，比如美國的社會(hui) 學家丹尼爾貝就批評自我表達使得文化不能自由容納，反而消解了文化的神聖，他就主張要回到傳(chuan) 統，重建對於(yu) 傳(chuan) 統的溫情和敬意。

文化公民和儒家君子十分類似。不過不同的是，儒家君子首先強調共同體(ti) 價(jia) 值：他在一個(ge) 過程當中去發揮自己的能動性，並且在這個(ge) 過程當中受到賦權，然後參與(yu) 到公共行動當中。那麽(me) 他的賦權的積極性恰恰就來源於(yu) 對自我倫(lun) 理道德標準。秋風老師眼中，儒家的君子群體(ti) 是指積極的公民，他認為(wei) 這種積極性就是對天道的責任感和義(yi) 務感，這種天道義(yi) 務感來自於(yu) 一種將自己與(yu) 天融為(wei) 一體(ti) 的想象與(yu) 體(ti) 悟，它賦予自我倫(lun) 理轉化的權力，從(cong) 而推動自己進行道德重塑和參與(yu) 到公共事務中去。公民與(yu) 君子之間存在著一個(ge) 連接點，就是倫(lun) 理自我，而這一點也構成了君子行動和公民行動的道德動力。

接著他指出，西方倫(lun) 理自我比較注重自我，它試圖修正原子自我，它是在肯定原有的個(ge) 體(ti) 精神基礎上強調個(ge) 體(ti) 的倫(lun) 理性。儒家倫(lun) 理自我更偏重於(yu) 倫(lun) 理，它是一種自我的倫(lun) 理。它有助於(yu) 糾正共同體(ti) 倫(lun) 理對於(yu) 自我個(ge) 體(ti) 的壓製。他認為(wei) 公民與(yu) 君子觀念上的區別還表現在，西方的公民它十分重視規則和秩序，他們(men) 習(xi) 於(yu) 遵守並運用這些公共領域的行為(wei) 規範。對於(yu) 公共秩序的遵守一種公德，但這與(yu) 公民個(ge) 體(ti) 內(nei) 在的德性關(guan) 係不大，這是一種薄的道德。與(yu) 之相對，君子不僅(jin) 遵守公共領域的規則，而且非常注重把遵守公共領域的規則與(yu) 個(ge) 人內(nei) 在的德性統一起來，這是一種厚的道德。因此對於(yu) 西方的公民來說，對於(yu) 倫(lun) 理自我的關(guan) 注可能會(hui) 增強公民個(ge) 人的道德性，將遵守公共領域的規則與(yu) 個(ge) 人內(nei) 在的德性連接起來，增強公民的君子性，也即德性。對於(yu) 儒家君子來說，將公民內(nei) 在的德性與(yu) 遵守公共領域的規則關(guan) 聯起來，會(hui) 增強他的公民性，也就是權利意識和自由精神。

據此，他認為(wei) “公民”與(yu) “君子”分別反映了現代和傳(chuan) 統觀念，傳(chuan) 統和現代可以也必將在反思的現代性的條件下得以重構和融合，傳(chuan) 統是現代性的結構性條件，是必不可少的。

最後，王蒼龍強調，縱觀曆史，中國從(cong) 來就沒有停止過對大同社會(hui) 的向往，在反思的現代性條件下，隨著技術手段的提高，文化，民主的發展，這種向往將更具可能性，中國夢其實離我們(men) 並不遠。未來中國和西方都要建立一個(ge) 美好社會(hui) ，那是一個(ge) 人人具有倫(lun) 理道德意識，同時具有自由民主精神的和諧社會(hui) 。在這種社會(hui) 裏，基本的公民意識，就是權利義(yi) 務意識和君子意識也就是道德倫(lun) 理與(yu) 自我修養(yang) 都將具備。

聽眾(zhong) 提問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