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中國文化的課堂有多大（陳祖芬）

作者：陳祖芬

　　題外話：到2009年12月，我國已在8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傳播中華文化的554個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於是又感動於S﹒H﹒E那3個小女生唱響的歌：全世界都在學中國話孔夫子的話越來越國際化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聰明的中國人好優美的中國話

　　“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沒有人做”

　　他隨身帶的黑包上貼滿了航空標簽。後來知道，他坐飛機太多，航空公司給他優惠，買一般機票可以坐頭等艙，而且隻要旁邊沒人，可以給他一人三個座位。他經常把課排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四上完課就直奔機場，星期一常常從機場直奔教室。他已經飛得沒了時差，一下機就演講，偶而遇上惡劣天氣，飛機在天空盤旋不能降落，學生在地上已經走進課堂，杜維明呢？

　　他到了，在上邊。他到是到了，就是下不來。真是個Flyingman，飛人。

　　不論如何地疲勞奔波，隻要一講學術，就煥發起來，好像不是剛剛下飛機風塵仆仆，而是剛剛在沐浴間衝洗個痛快淋漓。各個不同的聽者，都會覺得他講的與自己相關——盡管他大都在講兩千多年前的孔孟，或者一千多年前的程朱，盡管聽者大都是美國現代青年。

　　哈佛的核心課程中，有一些是博士生必修的通識教育課。原先杜維明先生講授的大都是西方課程，大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他向校方提出要開一門儒家倫理的課程。校方懷疑這樣的中國課程，能不能講下去——也就是學生能不能聽下去？

　　杜維明開始在普通教室講儒家倫理，後來學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上課。學生又坐不下了，改到禮堂上課。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劇院講課。江澤民主席來哈佛演講，就是在這裏。

　　山得斯的一、二層，滿滿坐著六七百學生。開始，杜維明看到教室的地上、門外都擠坐著學生，說希望你們不要走錯了地方——他自己也沒有想到會一下子來這麽多聽眾。

　　孔孟之道、程朱理學，與美國現代青年有什麽關係嗎？

　　美國學生從小接受個人主義的教育，強調自己是獨立的人。如今他們很有興趣地來聽世界上還有一部分人不那樣思考問題，說人是一個個的同心圓。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一層層地往外推展開來，影響他人。中國傳統士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道路，就是這樣設定的。在中國文化背景下，人不是孤立的人，是一個個互為影響的同心圓。

　　當然，杜維明是用英語演講，但是語言隻是運輸思想的交通工具。在美國，行人恪守交通規則，唯獨在哈佛，人們急匆匆地過馬路，搶時間，搶機會。杜維明運送的中國儒家文化，吸引了這麽多最有獨立思想的最不受束縛的哈佛學生！偌大一個哈佛，隻有杜維明是在山得斯上課的，杜維明的課堂最大，杜維明講的中國文化的課堂最大。

　　為什麽中國文化的課堂那麽大？

　　杜維明左手半插在褲兜裏，右手比劃著在講台上走來走去，儒雅而有風度。他的左肩略比右肩高，左眉略比右眉挑。他著力講話時，腦袋偏向左側，加上高挑的左眉和高聳的左肩，他整個人就有一種執拗的牛勁，好像偏著頭，牛似地全力衝向一個目標。不過他不屬牛，他屬龍，生在二月。據說二月生的龍，是抬頭龍，頭是昂揚的。

　　他昂揚的，是中國文化。

　　我左側一個金發男生，杜維明講課時他埋頭作筆記，待有人發問，他才抬起頭，用手把筆橫著塞在嘴裏。就這麽久久地用手塞著筆，好像要把杜維明的講課整個兒塞進去。

　　我看這麽一個大廳的哈佛學生，佛教徒般地虔誠。而杜維明，微偏著腦袋，右手捂住胸口又高揚起來，掏心掏肺地真誠！台上布道，台下得道。在哈佛，我看到了一個學術的聖殿，文化的聖殿，中國文化的聖殿。

　　幾百個黃頭發、藍眼睛，把眼睛的追光跟著杜維明移動，身子是不動的。幾百個人就是幾百座雕像。我很想拍兩張杜維明演講的照片。可是這裏除了杜維明那很有磁性吸力的聲音，再沒有一絲雜音。如果按動快門，哢嚓一聲，那都會聲驚四座。那簡直是太沒公德的野蠻行為。可是，我應該把儒家文化的布道者照下來嗬！

　　在這種場合發出哢嚓聲，簡直是當眾出醜。我狠狠心，掏出相機，飛快地哢嚓一下。好像007溜進保密室偷拍文件。而且立即被發現了——周圍的學生全都驚愕地轉過頭來看我。我也才知道，這些“雕像”原來會轉動。

　　杜維明在這麽個大廳裏上大課，也總要留出一些互動的時間，讓學生提問。他在台上一說大家可以提問了，台下那幾百人的群雕，好像經仙人指點，全都活了過來。

　　很多學生舉起手來。我前邊一金發女生，一舉手，她披的外衣滑落下來，瘦削的身材穿著一件黑色背心。她高高舉起裸露的潔白的手臂，好像要把手伸進東方文化的神秘的雲霧裏。

　　杜維明的助教拿來麥克風，走到一個個舉手的學生前，讓他們對著麥克風講話。感覺裏那助教拿的是接力棒，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要有很多的接力棒。

　　這堂課結束時，全場掌聲嘩嘩，好像中國鞭炮，在西方世界震響。忽然想到，這一堂課，是由台上台下共同完成的。因為有了杜維明，才會吸引來幾百名哈佛學生。也因為在新英格蘭，在康橋，在哈佛，在這樣的哈佛學生中，才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杜維明。

　　杜維明的演講從來沒有講稿。有一次他在教堂演講儒學和基督教的對話問題。台下一位牧師問身邊的人：這位杜先生的靈修問題有沒有解決？就是說，杜維明有沒有加入教會？旁人說沒有。牧師說，杜先生要是給我們布道，效果一定好極了。

　　英文世界裏，傳道士意味著代表上帝布道，意味著使命感。很多西方學者稱讚杜維明像傳道士，杜維明就不願接受了。因為，中文世界裏講及這個詞，似乎並不必然和學問聯係在一起。

　　杜維明在大講堂裏開的必修課，常常有些女學生去占前排的座位，超越儒家倫理地觀察講台上這位儒學權威的形貌衣著。她們會說出杜維明有怎樣的兩件西裝，怎樣的三條領帶，在什麽場合係哪一條領帶。她們很惋惜地覺得老師太不顧及自己了。老師的褲子上有一個小洞。當然，這個洞隻有這些非儒家的女學生能看到。杜維明自己是不知道的。不過北京大學的樂黛雲教授在北京也不無心疼地講及杜維明褲子上的這個洞。

　　那麽，我想，這個洞就是著名一洞了。

　　世人看來最風光的人，往往都過不上普通人的生活。一次杜維明先生主持召開一個國際學術會議，資金一時沒到。杜維明和他的助手隻好拿出自己的信用卡先支付會議的費用。助手用自己的卡取出3萬美元。再用杜維明給她的卡取，不，取不出來了，卡上沒錢了。

　　杜先生，你的卡上沒錢了。杜維明說，是嗎？

　　我想，杜維明的生活中，一定有不少的“洞”。他五年沒在家過聖誕節了。因為聖誕的長假，是他最可以飛行演講的時間。唯去年聖誕他在哈佛——病了。要不，聖誕他又要一路演講過去——台灣、香港、新加坡、北京。

　　很多科學界的會議也請他去演講。譬如生態會議，杜維明就從儒學的角度來回應關於整個世界的思考。中國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成為現代人不能忽視的有用資源。

　　在哈佛，在英語世界，杜維明首創用漢語作為討論的語言——哈佛儒學研討會。我想，這決不僅僅是為了中國，而是為了人類——在21世紀的世界，中國文化對人類可能有的貢獻。

　　想到他前些年提出的“工業東亞”的話題，覺得杜維明的儒學研究，總是和社會變遷，世界進步有關。中國文化和現代性碰撞激發的活力，使他把儒學從書齋引到現實世界中來。杜維明始終注意傳統資源和現代化的相關性，這一點使他的儒學研究總是具有開辟創新的能力，而他對中國文化精神血脈的堅守與弘揚，又恰恰使他多了幾分傳統士大夫的精神。

　　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後來，這種士大夫精神失傳，學子回到書齋裏。再後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杜維明要來大陸從事儒學活動了。那時大陸剛剛開放，一些大學對他要講儒學還不大敢應承。以杜維明的聰穎，怕不會沒有察覺。這邊還有人說他是不是吃洋麵包吃得不耐煩了？

　　杜維明說：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沒有人做。做了也不見得有效果，不見得被人稱道。但是你做和不做，就不一樣。

　　如今儒學和西方各種學術思潮的對話越來越活躍了。我想，如果有好事者把杜維明乘坐的飛機的航線，一道道記錄下來，像做心電圖似地記錄下來，那麽大體可以看出儒學在今日世界上傳布發展的軌跡。

　　事業的成功為世人矚目，事業的代價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想過。他這樣的飛行客，機票大體自理，文章卻很少有時間“自理”了，文債累累。以前，人家逼“債”，他還可以推說明天就寄出。於是當夜趕稿。如今對方總是要他E-mail過去。糟了！

　　實在是，犧牲的時間是追不回來的。

　　他的博士生偶爾對他抱怨，說她忙得沒有多少時間可以給丈夫了。他說：我這樣都不發牢騷，我焦頭爛額到什麽地步了？要在哈佛當學子，就隻能作和尚尼姑！

　　這種“和尚尼姑”的決心，是怎樣執著的激情！但他是感情內斂的人，於是人們從表麵看到的往往隻是他的理性。

　　杜維明的學問是動態的學問，是知和行合一的學問。雖然因之少了皓首書齋構建體係的時間，卻使他那儒學能夠麵對當代世界，與各種思潮建立溝通，接受現代性的新模式的挑戰，激活了多少黑眼睛藍眼睛黃頭發白頭發。他的黑發裏也偶有銀絲了。但是他在任何會上都是最年輕的——我是說，他的心態。

　　他講話很快，沉醉於他的學術觀點，說話沒有句號。他喜歡傾聽，別人講話，他總像一個最上進的低年級學生，勤奮地作筆記。作筆記的時候，左手還是插在褲兜裏。他什麽時候都有一分書生的儒雅。

　　他看著別人發言時，常常雙手合十，儒雅中更有十分的虔誠。明明是他主講，明明是他主持，但是唯他記得最多、最勤，或許，手記的同時就直接點擊進腦電圖裏了？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最“笨”的人。

　　美國華裔的孩子，往往怕念中文。因為平時用不著，不知讀了有什麽用，下了課再不願講中文。一個中文學校老師，在課堂上問：你們中間誰是自願念中文的？隻有兩個女孩舉手，說：“我愛我的文化！”老師很吃驚。因為這兩個女孩恰恰並不是純華裔後代。父親是中國人而母親是美國人。不過這兩個女孩的父親，叫：杜維明。

　　那個不到十歲的小女孩，以中國人自居，能背莊子，背《逍遙遊》。當然，她們同時又是洋生洋長的美國孩子。如果家有中國客人，杜維明講中文，講得客人大笑，女兒就抗議：爸爸，你講學術就講中文，你講笑話得講英文，否則我不知道你們笑什麽，我不就像傻瓜了？你這是忽視我的存在！

　　“哈佛已經成為英語世界中經常用普通話談論‘國學’的道場”

　　早上醒來，拉開窗簾，下雪了！平白無故地下雪了！我是說，我怎麽也沒想到，2月25日了，下起了這麽大的雪。雪片好像不是一片一片飄下，是一朵一朵墜下。

　　夢溪(作者愛人)下午四點在哈佛燕京有個演講：《王國維、陳寅恪與中國現代學術》。但是，厚厚的積雪裏，車開不動了，人走不動了。小會議廳裏，稀稀落落的隻幾個人，好像老太婆的一口牙，稀稀落落地空缺著，隻剩幾顆了。

　　那是我想象中的雪中開會的情景。其實會議室是滿滿的人，最後一個人沒座位了，隻好高高地坐在沙發間的茶幾上，好像突起了一隻虎牙。

　　有時候一隻虎牙如同點睛之筆，帶來些許活潑，些許生動。這隻虎牙，使會場有了立體感和動感。

　　夢溪講晚清以來，20世紀中國學術的新的高峰期，講王國維對現代學術的奠立所起的作用，講陳寅恪的家世與情感，講他的深沉的“家國舊情”，講他對明清到民國的“興亡遺恨”，講陳寅恪學術思想的深度。這是做學問的通達之路，是獨立精神和通儒大家所立的風範。這幾年國內學術的拓展，與承繼王國維、陳寅恪的傳統不無關係。

　　杜維明插話：可以通到劍橋來。

　　窗外，大雪豐厚地、清潔地堆積著，積雪圈定了學術的純潔與獨立，積雪又演繹了學術對人類社會的鋪天蓋地的關懷。學術獨立的百年情結，對學術前輩的至誠至敬，像晶瑩的白雪，淨化了、升華了今人的心境與情境。

　　我知道夢溪會講好。但是主持人杜維明先生和學人們的提問，還是叫我吃驚他們怎麽一個個全是飽學之士？晚上七點鍾，又來到杜維明家裏圍坐下，探討儒學問題。一屋子飽學之士和一個不學無術的人——我。

　　一隻隻包放在地上，茶杯放在地上，當然，還有腳放在地上。對，是腳，不是套著腳的鞋。進杜維明家本不須脫鞋，但今天每雙鞋上都是雪。雪，塞進鞋底的一道道凹槽裏，堆在鞋麵上，掉進鞋幫裏。這是波士頓今年最大的一場雪，好像老天存心要考驗學人們求學的誠心和定力。我數了一下腳，15雙。

　　客廳有兩麵落地格子玻璃門和一麵格子玻璃窗。從門從窗看出去，厚厚的雪壓在鬆樹上，地麵上，屋頂上。潔白的世界裏，一盞盞燈越發地金黃溫暖。那燈底下的人，或許在唱聖誕歌？從哪個角度看出去，外麵都像一張張美麗吉祥的聖誕卡。

　　不過不是聖誕節，是文化節，是哈佛燕京的學人們營造的中國文化的節日。杜維明點燃了壁爐。望著壁爐美麗的火苗，學人們更加忘情地忘我地走進瑰麗的學術世界。

　　我不明白有的學人思想怎麽會這麽連貫，好像不是在說話，而是在用打印機打出電腦裏的文字稿。我不明白兩位女性學者怎麽這麽有士大夫的飽學和關懷。這一屋15人，有大陸來的，台灣來的，巴黎來的，英國來的，和哈佛本校的。來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專業，就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資源。一位台灣女教授，右邊的短發老是從前額搭下，遮住半張臉。我想她經常埋在書本裏，頭發吞沒了臉，如同學問吞沒了她。

　　和一屋子飽學之士在一起，我第一次覺得，中文比英文難懂。因為英文隻是夾雜在中文裏的短短的點綴。Thehistorymoment，是的，這也是一個曆史時刻。隻是，我不知道曆史發生了一些什麽，因為，一探討學術，他們一個個人都曆史一樣地深不可測。他們講的話，每一個字，我是知道的，隻是合在一個句子裏我就不懂了。

　　我不知怎麽想起一個廣告語，好像說女人要由裏而外地美麗，現在我是由裏而外地專注。此刻我的外表也一定非常曆史，恨不得一開口就說古漢語。

　　我的內心，尤其地激淩起來，恨不得像打蒼蠅那樣去捕捉他們說的每一個字。對不起，這個比喻太不得當。事實上我尊崇這一屋子的每一個人。而且深感文學的淺薄和學術的浩蕩。隻是，今天我突然不懂中文了。

　　他們在討論些什麽呢？我怎麽也不能把我捕捉到的話連貫起來：學術和學術生命的活性——曆史的此岸性、此刻性——中華民族的再生——兩岸三地的互動，學術界良性循環的曙光——東西方價值取向重疊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儒學的十年機緣——提供機緣本身是極大的挑戰——錯過十年，我們就變成西方文明的消費國——儒家理念向外部發展的空間——softpower軟性力量——儒家倫理和在世界範圍的普世價值——中國經濟的強大和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可能發出的聲音——儒學重在身體力行的——知識群體的獨立和尊嚴——今天的儒學必須包括科學——中學西學的微妙混合——市場化社會對儒家的消解——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配置——儒家的帶有宗教性的情懷——公眾知識分子的角色——我們不開創空間是我們的失職——21世紀是不是還有隻做中國學問的奢侈——美國國會請杜維明講《論語》——世界給你發言的機會，你發什麽言？

　　我想起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真理。從晚上七點到午夜了，學人們還在搶話：“我插兩句。”“不好意思！”“你先說！”這次的討論杜維明的秘書錄了一盤又一盤，後來他幹脆和錄音機一起坐在櫃子上。

　　杜維明家的狗看這麽多人也沒人理它，來回在學人跟前穿來穿去，想引起人們的注意。如果說這裏有一屋子的學界驕子和一個凡夫俗子，那麽這條狗就可以檢測出來——注意力竟然被狗牽動的那個人，準保是凡夫俗子。It’sme，是我。

　　這場壁爐前的討論，可以討論到明天。哦，差不多已經是明天了——已經從晚七點到午夜了，快到明天淩晨了。我想起杜維明在一篇文章中寫到的：“哈佛已經成為在英語世界中經常用普通話談論‘國學’(中國學問)的道場。”壁爐裏的火，杜維明加了又加。思想的火，生生不息。在世紀末的一個短暫的時刻——一個夜晚對於一個世紀來講，自然短暫，在杜維明家一個壁爐前發出的聲音，有如世紀般地深沉。

　　我不禁又想起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真理。

　　哈佛東亞係主任，撿起別人掉在桌上的一個飯粒吃

　　1999年2月14日，電視屏幕上方，打出一行很不鮮明的字：It’sover。過去了。克林頓的“外傳”，從任何方麵都寫到了極致，話劇在演出，電視在搞笑，集美國文化之大成。不過未必有人來細析這個折騰全世界這麽久的故事，因為，It’sover。人們提著精神的時候，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不管是美國人還是非美國人，都隻是現在進行時，隻是過程。一旦over，過去的就過去了。

　　我就覺得，政治短暫而文化恒久。

　　還有四天就是大年初一，這天是陰曆二十七，杜維明邀所有來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和家屬，都去他家包餃子過年。那得多少人嗬？100多人，有人說。不到100人，有人說。客人們散坐在一樓、二樓、地下室，誰也搞不清有多少人，誰也沒想跑上跑下去點人數。後來聽杜維明講，是80多人。他樓上樓下地數了。

　　杜維明右手握一酒瓶，左手還是插在褲兜裏，那感覺，還是在哈佛大禮堂的講台上，一個永遠的演講者。他的周圍總是一些學人，總是儒家文化的探討。

　　總算他來到地下室，那裏更多的是婦人和孩子。婦人們在包餃子，孩子們在看錄相——好萊塢的卡通片《木蘭》。這部卡通片全美首映的周末三天，票房達2300萬美元。影片為中國的花木蘭注入了美國電影文化的賣點，更為迪斯尼注入了東方文化的活力。杜維明走來盛讚這部卡通。我想，《木蘭》裏忠孝兩全，那是儒家文化的好萊塢式的弘揚。

　　杜維明家的春節Party，那是中國文化的國際盛會。有各國來的中國人，有會講或多或少中國話的外國人，也有雖然不會講中國話但是熱愛中國的美國人。一位不會講中文的美國婦女，那麽情真意切地對我說起她領養了一個中國女孩。領養的時候，那女孩才4個月，現在已經12歲了。女孩小時候可漂亮了，現在也漂亮。她掏出顯然一直帶在身上的那女孩的照片給我看。她說女兒就是不肯學中文。所以她一定要帶她到中國走走，一定要讓她會講中國話。她說著雙手捂胸，好動感情！杜維明說，這是個過程，到一定時候她自己就會想學中文。

　　波士頓有好幾百人領養中國女孩。有一次我在波士頓的唐人街上，前邊走著一對美國夫婦，他們中間是一個四五歲的中國女孩。她一手拉著美國媽媽，一手拉著美國爸爸。女孩短短的花格呢子裙，長長的黑襪子，嫩黃的羽絨服，長長的披肩發。這個生動可人的背景叫我愛得不行。她的美國父母一邊走一邊彎腰和她說著話，更是把她愛得不行。我沒有時間去探究為什麽波士頓人領養中國女孩成風。我想，“木蘭”移民美國後，會有更多的波士頓人領養小木蘭。

　　波士頓這些小木蘭的美國父母們自己組織起來，呼籲波士頓的中小學開中文課。那位對我傾訴的美國婦女，那麽希望我去她家作客，她給我寫下了電話、地址、名字。隻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她太愛她的中國女兒，看見中國人就像遇到親戚似的。

　　那些日子我竟是安排不出時間去。我想，下次，下次，會有下一次的。我想，等我去的時候，她的中國女兒一定已經會講中國話了。

　　在波士頓，在哈佛，很有一些不願學中文的中國孩子，更有通曉中文的外國朋友。杜維明家的Party上不少“老外”(當然，在這裏不知道他們是“老外”還是我是老外)用筷子，都比我強。這個80多人的中式自助餐,幾乎是個筷子Show。

　　杜維明常講善緣。我想，“緣”和“圓”同音，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圓吧。在這個Party上，因此有了這麽圓圓滿滿的中國緣。

　　杜維明是最後一個端了盤子去拿菜的。那時長長的餐桌上已經沒人了，隻有一個飯粒。

　　我是說，他的視象，放大了掉在桌上的一個飯粒。

　　他撿起這個飯粒放進自己的餐盤裏。當時，80幾個人也不會有人看到這個細節，除了我。

　　沒飯吃的人撿米粒那是當然，哈佛東亞係主任在自己舉辦的Party上撿米粒吃，那就令我震撼了。

　　那麽多的菜吃也吃不完，怎麽就先撿飯粒吃？這個時候，比起他在大教室演講更像一個儒家文化的布道士。我想起杜維明愛講的內化，他是把學養內化進人格裏了。

　　1928年以來，號稱百年以來，杜維明是哈佛東亞係的第一個華人係主任。有的時候，一個人就改變一個格局。壁爐裏的火，熱烈又並不張揚地燃燒著。窗外，風雪裝扮著新英格蘭的紅磚牆，一簇簇金黃的燈火，好像一個個雪地裏升起的壁爐……

　　後來，不久前，北京大學成立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叫：杜維明。

　　也是不久前，2010年1月4日《文匯報》報道，美國留學中國的人數10年増長6倍，2008年世界各國到中國留學的人數達20萬。奧巴馬提出美國將在未來4年送10萬名美國青年到中國留學。美國大專院校每天平均有超過51500名學生在學中文。2008年哥倫比亞大學成立“全球中國連接”，哈佛、耶魯、康耐爾大學、牛津大學等40多所全球頂尖名校紛紛設立分部。

　　中國文化的課堂有多大？

　　(本文照片為資料照片)

　　人物小傳

　　杜維明，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生於雲南省昆明市。1961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後獲得哈佛—燕京獎學金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相繼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1981年始任哈佛大學中國曆史和哲學教授，並曾擔任該校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係係主任。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1996年至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1990年借調夏威夷東西中心擔任文化與傳播研究所所長。1995年，應印度哲學委員會之邀，在南亞五大學府發表“國家講座”。近年來，杜維明先後受聘為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複旦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曲阜師範大學、華中理工大學等校客座教授，任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中國旅美社會科學教授協會顧問、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顧問，並擔任《哈佛亞洲研究學報》(美國)、《東西方哲學》(美國)、《中國哲學史》(中國)、《當代》(中國台灣)、《二十一世紀》(中國香港)等學術刊物的顧問或編委。

　　杜維明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被稱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中英文著作數十部，發表論文數百篇。杜維明把自己“看作一個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將儒家文化置於世界思潮的背景中來進行研究，直接關切如何使傳統文化與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接軌，比較多地闡發了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和儒家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勾畫了當代新儒學理論的基本構架，在東亞和西方世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由於其傑出貢獻，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別榮獲第九屆國際Toegye研究獎和聯合國頒發的生態宗教獎等獎項。

來源：2010年02月26日光明日報

杜維明：中國文化的課堂有多大（陳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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