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儒家傳(chuan) 統

作者：劉晨光

來源：政道與(yu) 人心（原載《經略》網刊總第28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正月廿六日辛卯

            耶穌2015年3月16日

 作者簡介：劉晨光，中央黨(dang) 校科社部講師，複旦大學博士。曾出版《自由的開端 : 美國立憲的政治哲學》、《希臘四論》(合著)、《論城市偉(wei) 大至尊之因由》(譯著》、《人應該如何生活——柏拉圖〈王製〉釋義(yi) 》(譯著)等。

社會(hui) 劇烈轉型期往往伴隨著意識形態的大爭(zheng) 論，最基礎的現實生活被不斷重構，過去顯得無比堅固的既定體(ti) 製鬆動了，曾經占據人們(men) 心靈的那些信念似乎也趨於(yu) 消散。這正是當下中國的實情。輿論場中，我們(men) 不僅(jin) 看得見刀光劍影，更可感受到暗流洶湧。官方認識到了意識形態建構的重要性，但仍無法使民間各路人士獲得滿足，種種思潮無不或多或少地針對官方意識形態而論證自身的正當，甚至試圖建構一種完全替代性的話語權威。

就官方而言，雖然仍未真正改變“不爭(zheng) 論”的調子，但若無視媒體(ti) 特別是網絡上漫天飛舞的主義(yi) 話語之戰，無異於(yu) 鴕鳥行徑。從(cong) 策略來講，官方意識形態無疑應保持充分的彈性空間，通過吸納與(yu) 消化各種社會(hui) 思潮來再造自身，以適應變遷的現實。然而，麵對任何一種社會(hui) 思潮，我們(men) 至少都應該問一問：它反映了怎樣的現實？它代表了哪些人群？它能夠與(yu) 官方尊奉的原則相合嗎？

據此，本文主要談一談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儒家傳(chuan) 統的關(guan) 係，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應該如何看待儒家傳(chuan) 統。

儒家傳(chuan) 統在當下

儒家在新世紀的興(xing) 起，源頭至少可以往前追溯到1990年代的“國學熱”，不過那時儒家更多意味著一種學者情懷，基本拘囿於(yu) 書(shu) 齋研究。經濟轉型導致的社會(hui) 分化，誘發了針鋒相對的“左右之爭(zheng) ”，這一基本對立一直延續到今日，且其緊張程度與(yu) 日俱增。儒家當時並沒摻入其中，更沒提出任何具體(ti) 的社會(hui) 政治方案，充其量隻是在召喚一種人文精神價(jia) 值，且帶著濃厚的鄉(xiang) 愁情緒。

相形之下，儒家現已經成為(wei) 一種具有一定聲勢和影響力的社會(hui) 政治思潮，雖然還不可能根本改變“左右之爭(zheng) ”的基本格局，但卻開始嵌入這一基本格局，不再僅(jin) 僅(jin) 是純粹的文化點綴。一個(ge) 非常有趣的現象是，儒家內(nei) 部也開始出現左右之爭(zheng) ，分化出所謂的儒家左派與(yu) 儒家右派。

這種情況是怎樣發生的呢？一方麵，圍繞重大社會(hui) 政治問題進行的思想鬥爭(zheng) 日趨激烈，最終在儒家內(nei) 部會(hui) 有所反映；另一方麵，這也是儒家提出社會(hui) 政治方案，並積極介入思想鬥爭(zheng) 的必然結果。

“政治儒學”的提出是非常關(guan) 鍵的一環，它激發了儒家的政治想象力，使儒家開始成為(wei) 一支擁有自己政治方案的思想力量。它使儒家真正從(cong) 書(shu) 齋走向廣場，從(cong) 研究室走向布道台。從(cong) 此，儒家可以不再以文化的名義(yi) 羞羞答答地掩飾自身的權力訴求。

但也正因如此，自命保守主義(yi) 的政治儒家暴露了它的真正激進主義(yi) 的底色。若按照儒家的政治設計，新中國確立的基本政治製度非得有一個(ge) 根本性的更張不可，更有甚者，政治的正當性基礎也必得讓位於(yu) 新的論證。

當然，政治儒家中也有比較溫和的“仁政”派，但其論證的基礎卻是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及其領袖視為(wei) 高高在上的傳(chuan) 統舊君主，把人民視為(wei) 傳(chuan) 統君主製下有待垂憐的臣民，依然沒有顧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人民經過民主革命建立的人民共和國，已經立足於(yu) “人民主權”的嶄新根基之上。

其實儒家在現代也並非全然是心性之學，如何從(cong) “老內(nei) 聖”開出“新外王”一直是某些新儒家憂戚思考的問題。然而，不管是認同自由民主的港台及海外新儒家，還是認同人民民主的大陸新儒家，均在根本上接受了“人民主權”的基本邏輯，它是現代的“新外王”所立足的新基礎。

原教旨主義(yi) 的政治儒學是反現代性的，根本不認同“新外王”的正當性。那些真誠的儒家政治保守主義(yi) 者，恰是在對現代政治及其基礎進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才做出自己的根本決(jue) 斷。因其思想具有徹底性，所以也就更顯激進性，即便表述的時候再溫良恭儉(jian) 讓，也無妨其政治論述的“反動”本色。

然而，我們(men) 卻不能因此對政治儒學作誅心之論。就像曆史上的儒家傳(chuan) 統內(nei) 部具有非常大的差異，有時甚至比儒家與(yu) 其他家其他派之間的差異還要大，儒家傳(chuan) 統在現代的延續狀況也必然如此。任何一家一派，在創始時雖然具有相當的純粹性，一旦發展壯大起來，產(chan) 生一定的影響力，也就必然會(hui) 魚龍混雜，於(yu) 內(nei) 部發生分化。

對於(yu) 那些真誠的儒家信徒，不管他們(men) 在政治思想上多麽(me) “反動”，不管他們(men) 對現代政治多麽(me) 厭惡，隻要不訴諸危及公共秩序與(yu) 社會(hui) 安全的激進行動，隻要不公開地反對與(yu) 攻擊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那就應該充分容許其思想自由與(yu) 言論自由。任何嚴(yan) 肅認真的學術探討，都是應該被允許的。但對於(yu) 打著儒家旗幟進行招搖撞騙、欺世盜名的言行，或者以儒家的外衣包裝的種種別有所圖的思想主張，就應該予以揭露。真正的儒家想必更不能接受儒家名聲因此被玷汙吧。

比如，有一些號稱儒家者，也對現行政治及其意識形態竭力批判，甚至根本予以否定，但卻與(yu) 真正保守主義(yi) 者的逆向激進頗為(wei) 不同。他們(men) 在表麵上打著複古的旗號，實質底色卻是極為(wei) 現代的東(dong) 西，比如自由主義(yi) ，甚至公然讚成和主張走封建資本主義(yi) 的道路。較之原教旨的儒家，這種儒家更具有迷惑性，因為(wei) 迎合了當下頗具影響的某些勢力與(yu) 情緒，特別是在公共傳(chuan) 媒領域，雖然看似為(wei) 儒家贏得了更多關(guan) 注，其實對於(yu) 儒家的事業(ye) 大概反起到負麵效應。

儒家傳(chuan) 統在當代新的條件下必然會(hui) 發生變革，儒家傳(chuan) 統的當代變革自然也是為(wei) 了適應新的條件。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或許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存在絕對的原教旨主義(yi) 儒家。即便是不滿意於(yu) 當代狀況的儒家，也隻能存在於(yu) 當代狀況下展開思考和實踐。因此，和任何試圖有所作為(wei) 的思想學說一樣，儒家要想對中國社會(hui) 政治有所貢獻，勢必也要先對當下狀況有合乎實情的全麵認知。

儒家應該從(cong) 當下現實出發來探尋當下問題的應對之道，而非僅(jin) 僅(jin) 從(cong) 派係偏見出發來抨擊和批判令自己反感的部分現實。同樣，我們(men) 不應該依循儒家的派係偏見來認識現實問題，反倒是應該從(cong) 現實問題來認識儒家的派係偏見。儒家社會(hui) 政治思想的興(xing) 起，自然有它的現實基礎。能不能有效應對和解決(jue) 現實問題，決(jue) 定了儒家傳(chuan) 統在當下的生命力的強弱。

為(we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聲辯

中國最大的現實，就是已經開創並仍在進行前無古人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

有些儒家竟然從(cong) 根本上否認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的正當性，其理由在於(yu) ，這一事業(ye) 仍奉馬列主義(yi) 為(wei) 指導思想。不錯，傳(chuan) 統儒家是很講究“夷夏之辨”，特別在麵對外來族群文明的侵入時，強調要固守華夏的禮儀(yi) 文明。清朝統治中國後，漢人很難接受留辮子，而在清朝統治被推翻後，奉清朝正朔的人們(men) 又很難接受剪辮子。這些都還僅(jin) 僅(jin) 是儀(yi) 容方麵，且清朝畢竟接受了漢人的治國思想與(yu) 禮法秩序，而中國在近代遭遇西方文明入侵時，就出現了更具根本意味的“夷夏之辨”。現代中國的文化保守派的始祖，那個(ge) 時候就已經產(chan) 生了。

但不要忘了，清朝末年就已進行了“新政”改革，廢除科舉(ju) 製並預備立憲的正是清朝，作為(wei) 傳(chuan) 統儒家政治文明支柱的政教製度的變革，勢必將從(cong) 整體(ti) 上瓦解傳(chuan) 統秩序。近代中國遭遇的深重危機是全麵的文明危機，因此也隻有經過全麵的革命再造才可能應對。救亡圖存是最為(wei) 迫切的需要，如果民族與(yu) 國家都沒法保存，還談何文明的賡續與(yu) 複興(xing) ？當年孔子不就感歎過“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嗎？倘若沒有新中國重建國家統一與(yu) 政治主權，而是一直停留在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的狀態，我們(men) 今天恐怕很難有談論文明複興(xing) 的閑情雅興(xing) 吧。隻有社會(hui) 主義(yi) 才能救中國，隻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國，是不容置辯的曆史事實。就此而言，不管儒家的文化民族主義(yi) 者對於(yu) 馬列主義(yi) 可能存有什麽(me) 樣的質疑或不滿，首先都不能不承認和感激它對於(yu) 我們(men) 民族與(yu) 國家的貢獻。

有些儒家特別憤激於(yu) 中國革命與(yu) 建設過程中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破壞。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遵行的激進反傳(chuan) 統主義(yi) ，近年來就頗受詬病，而就連官方正統史學也予以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受到無窮的詛咒。更有甚者，有些人竟然把辛亥革命的功績也一筆抹銷，認為(wei) 中國的道路自從(cong) 走向共和起，就已經大錯特錯了。

毋庸諱言，在現代中國的激進運動中，傳(chuan) 統文化受到了很大的破壞，而且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重大失誤所導致的毀滅性後果，的確留下深刻而永久的慘痛教訓。不過，對於(yu) 曆史過程，特別是從(cong) 傳(chuan) 統向現代的變革，我們(men) 應該懷有一種更平和的理解。應該看到，文化變革本身就是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隻不過有的激烈一些，有的緩和一些。在人民主權占據曆史正當性的時代，傳(chuan) 統的貴族文化必然要走向平民化。越是在傳(chuan) 統文化積蘊深厚、曆史包袱無比沉重的社會(hui) ，為(wei) 了除舊布新，順利完成轉型，越是可能發生激烈的文化上的變革運動，所謂“重症須下猛藥”。

激進的文化變革當然存在巨大的風險，因為(wei) 曆史是不可逆的，一旦對世道人心造成不良後果將長久難以挽回，但曆史永遠不是單線條前進的，它也並不必然負有保全傳(chuan) 統文化的責任，而是永遠隻能順著最強大的形勢發展，當這種形勢需要破壞傳(chuan) 統文化時，它也絕不會(hui) 留情。怪罪於(yu) 曆史毫無裨益，更積極的做法是在認清曆史大勢的基礎上，從(cong) 曆史中汲取實踐的智慧。

有些儒家對於(yu) 改革開放中出現的社會(hui) 新情況，特別是道德敗壞、倫(lun) 理紊亂(luan) 、人心虛浮、信念迷失等，感到痛心疾首，以至把一切罪過都歸因於(yu) 改革開放，認為(wei) 它把中華民族帶到了一個(ge) 禮崩樂(le) 壞的悲慘世界。是的，儒家向來富於(yu) 道義(yi) 感，在中國曆史上哪怕最為(wei) 黑暗混亂(luan) 的時代，都有一些真正的儒家努力保存人性的光輝，為(wei) 後來的秩序重建做基礎工作。不過，對於(yu) 最近二三十年中國人的精神問題，還是應當做具體(ti) 分析，而非從(cong) 整體(ti) 上予以全盤否定。隻有找準病灶，才能對症下藥。

無論如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所取得的成績是主要的一麵。但改革進行到現在，我們(men) 必須重視改革中出現的嚴(yan) 重問題了。特別是一味片麵強調經濟發展，與(yu) 此同時，權力與(yu) 資本的媾和失去節製，結果，雖然國家經濟實力大大上升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善了，但整個(ge) 社會(hui) 的貧富差距嚴(yan) 重拉大，財富越來越不成比例地聚集在少數人手中，平民百姓及其後代改善自身命運的可能空間被壓縮得越來越小。這樣一來，人們(men) 自然會(hui) 產(chan) 生不公正感和受剝奪感，並且人們(men) 心中的不滿越積越多，以致對於(yu) 富人與(yu) 官員群體(ti) 普遍缺乏信任。同時，我們(men) 社會(hui) 用來平息民心怨憤的倫(lun) 理道德資源卻越來越少，用來調節人群矛盾的良好體(ti) 製機製也比較缺乏，這就使問題更加嚴(yan) 重，越來越難以解決(jue) 。雖然社會(hui) 建設得到了強調，但更根本的政治與(yu) 文化建設依然沒有實際的突破。

就此而言，儒家應當看到自己可以發揮的作用，以及這種作用的限度。今日中國的道德文化問題，是在傳(chuan) 統政黨(dang) 倫(lun) 理資源逐漸虧(kui) 空的過程中出現的，與(yu) 之相較，意識形態建設問題本身無疑更為(wei) 重要，而導致意識形態建設出現問題的經濟社會(hui) 變革自然更根本，更具有決(jue) 定意義(yi) 。所謂政治文化建設，並不是要抑製乃至取代經濟社會(hui) 建設，而是要為(wei) 經濟社會(hui) 建設提供更加美好的前景與(yu) 更加合理的思路，同時直指世道人心，再造國人的幸福倫(lun) 理生活。

實際地講，儒家至今並不足以成為(wei) 一種能夠取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整體(ti) 性政治倫(lun) 理資源。它所具有的社會(hui) 政治意義(yi) 還相當有限，而對於(yu) 經濟問題，更是欠缺比較成熟周詳的合理論說。但這並不意味著儒家就不該懷有雄心，事實上，儒家擔當道義(yi) 的使命感責任感非常可貴，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整體(ti) 框架下，在不從(cong) 根本上悖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共同理想的限度內(nei) ，儒家可以作為(wei) 的空間相當廣大。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怎樣看待儒家

從(cong) 現實看，儒家已經成為(wei) 一種不容忽視的社會(hui) 思潮，且有不斷擴大影響力之勢；從(cong) 曆史看，儒家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差不多一直是官方正統學說，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社會(hui) 民情與(yu) 知識分子的性格習(xi) 慣；從(cong) 思想本身看，儒家無論作為(wei) 修心養(yang) 性之學還是作為(wei) 治國理政之學，都具有一定的優(you) 越性與(yu) 吸引力，對於(yu) 政治與(yu) 道德的改善皆可能有所裨益。

故而，一方麵，儒家要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框架內(nei) 求得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麵，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也並非不可從(cong) 儒家傳(chuan) 統中汲取思想資源，以推進自身的完善。如果眼光放得更長遠些，這種把儒家思想吸收容納到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中的理論工作，其實是未來必然麵臨(lin) 的挑戰。

首當其衝(chong) 的一個(ge) 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怎樣看待儒家傳(chuan) 統，取決(jue) 於(yu) 儒家怎樣看待馬克思主義(yi) 。如果儒家固守偏執的文化民族主義(yi) 情緒，一味把馬克思主義(yi) 、列寧主義(yi) 視為(wei) “蠻夷”學說，甚至連毛澤東(dong) 思想也入不了自家法眼，那就很難與(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基本原則相合。追根朔源，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畢竟來自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成果。一個(ge) 完全否定了馬克思主義(yi) 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根本不可想象；一個(ge) 視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仇寇的儒家，也不會(hui) 受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待見。

那麽(me)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何以能夠融合儒家傳(chuan) 統呢？這個(ge) 問題的實質也就是，儒家傳(chuan) 統何以找到與(yu) 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的契合點？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儒家傳(chuan) 統之所以可能相契與(yu) 融合，是因為(wei) 二者都是社會(hui) 主義(yi) 。

現代新儒家中對儒家傳(chuan) 統作社會(hui) 主義(yi) 解釋的不乏其人，而且其中支持與(yu) 反對中共政權的都有，關(guan) 鍵在於(yu) 要說清楚到底什麽(me) 是儒家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主義(yi) ，更根本的，當然是要說清楚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而要說清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撇開馬克思主義(yi) 的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是不可能的；要說清儒家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主義(yi) 似乎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無關(guan) ，但要把儒家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主義(yi) 融合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就不能不對儒家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主義(yi) 做出既合乎當下中國社會(hui) 需要又契合現代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原則的全新解釋。

其實，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本身就並沒有把馬克思主義(yi) 教條化，也沒有嚴(yan) 守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的條條框框，而是在堅持其基本原則、立場和方法的前提下，根據具體(ti) 時空條件下的具體(ti) 情況，為(wei) 解決(jue) 中國自身所麵臨(lin) 的重大現實問題而進行發展創造。

首先，這意味著中國選擇了社會(hui) 主義(yi) 的現代化道路，而非資本主義(yi) 的現代化道路。一切民族與(yu) 國家進入現代世界之後，都麵臨(lin) 這樣的基本選擇，儒家傳(chuan) 統的現代化，也必然如此。就其實質而言，所謂“新儒家”，要麽(me) 是資本主義(yi) 的新儒家，要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新儒家。儒家固然崇尚中道，不喜極端，但即便如此，在資本主義(yi) 現代性麵前，儒家也必須擺明自己的立場，來不得半點含糊。有人試圖把左右之爭(zheng) 納入儒家內(nei) 部，似乎儒家可以一統思想的天下，卻無視了天下最大的現實，還是隻有資本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

再者，這還意味著，對於(yu) 每個(ge) 國家來講，選擇某種基本的道路是一回事，要把這一道路成功走好卻是另一回事。成功的政治實踐，從(cong) 來都不可能是教條主義(yi) 的，或固守某種僵化原則的，所謂實踐智慧的根本，就是針對特定的情勢做出準確的判斷與(yu) 有效的行動。

如果說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是一個(ge) 種，那麽(me)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既可以說是它的一個(ge) 屬，但又不可說全是。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特別是“兩(liang) 個(ge) 必然”，主要還隻是尚未得到曆史最終驗證的理論，而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則是經過實踐檢驗並在實踐中獲得不斷發展的偉(wei) 大事業(ye) ，是實踐、理論、製度的有機統一。其實，毛澤東(dong) 思想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雖然現在一般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是改革開放以後形成和發展的，但要知道，其基石還是由毛澤東(dong) 思想奠定的。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往前推進，當然不會(hui) 不顧儒家傳(chuan) 統本身也是中國的實際國情這一現實，要想走得更遠，更是需要把儒家傳(chuan) 統融入自身，甚至要以此完成新的革命性的再造。但前提是，儒家傳(chuan) 統必須能夠對中國麵臨(lin) 的重大現實問題給出自己的回應與(yu) 解答，而不能隻是像夢囈者一樣自說自話，或者僅(jin) 僅(jin) 從(cong) 自身的價(jia) 值偏好出發來批判現實，卻絲(si) 毫無助於(yu) 現實的改造。否則，儒家傳(chuan) 統必然會(hui) 遭到現實的無情批判。

儒家傳(chuan) 統與(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二者不僅(jin) 都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而且都是實踐性的。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儒家傳(chuan) 統，本來就是“王官學”，權力與(yu) 知識、政治與(yu) 教化本不該截然對立，而應該互補相長，乃至彼此融合。

即便在“德”與(yu) “位”分離的情況下，儒家向來還是要講“尊王攘夷”與(yu) “得君行道”的。一味充當官府反對者的儒家自然一直都有，但卻不是主流，有時還淪為(wei) 末流。儒家尚德，但並不能因此認為(wei) 隻有自己才有德，而不符合自己期望的權力都是無德的。況且評判一個(ge) 人有德無德的標準，並不是僅(jin) 憑他自稱信仰某種價(jia) 值觀念，更主要是看他的行動及其實際效果。評價(jia) 一個(ge) 政黨(dang) 或國家，也應如此。

如果有相當的空間可供儒家去以自己的德行進行有益世道人心的教化，那就沒理由像世界資本主義(yi) 體(ti) 係的一些有意無意的擁護者或附庸者一樣，所行的非但無益於(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的發展，甚至成了這一事業(ye) 的障礙。這一空間有待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自身去開創。而把儒家傳(chuan) 統融入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將是一項艱難繁雜的工作。它需要的是更具體(ti) 的實幹，應該在對一個(ge) 個(ge) 重大現實問題的分析與(yu) 解答中進行。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