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仁齋11號——悼念寧可、湯一介，兼憶賀恒、杜攻

作者：杜光

來源：原載於(yu)  《共識網》

時間：甲午年十一月廿七

           西曆2015年1月17日

摘要：今年2月和11月，寧可、湯一介兩(liang) 教授先後逝世，青年時代的摯友又少了兩(liang) 位，往事曆曆，不勝悲切。1947年8月至1948年9月，我們(men) 曾同住北京大學第四院的男生宿舍仁齋11號，在那個(ge) 學生運動高潮起伏的火紅歲月裏，建立起真摯友愛的情誼。

(一)北大四院

北京大學第四院(簡稱北大四院)坐落在宣武門內(nei) 國會(hui) 街，是民國初年國會(hui) 舊址，抗戰勝利後才劃歸北京大學，命名為(wei) 第四院。1946年夏，這裏曾經是從(cong) 昆明西南聯大複員回北京的清華、北大學生的中轉站，秋後成為(wei) 北大先修班(注1)的駐地，1947年秋至1949年夏，是文學院、法學院一年級新生的校舍。後來移交給新華社。在北京大學的曆史上，國會(hui) 街的第四院隻存在了三年，但在三屆一千餘(yu) 學子的心頭，卻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

先修班男生宿舍在四院北側(ce) ，是兩(liang) 幢木結構的二層樓房，每層有11—12間大小不等的房間，南北兩(liang) 排，相距約有十幾米，東(dong) 西側(ce) 各有走廊相連，中間有一個(ge) 約十來米寬、四五十米長的泥地天井。北麵那幢樓的樓上被命名為(wei) “仁齋”，也叫“仁字樓”，樓下就是“義(yi) 齋”、“義(yi) 字樓”;南麵樓的樓上是“禮齋”、“禮字樓”，樓下叫“智齋”、“智字樓”。

我是1946年11月到北京的，一開始睡在工字樓的走廊上。當時有二三十個(ge) 報到較晚的男生，都睡在工字樓的教室裏和走廊上，因為(wei) 分配給女生做宿舍的“圓樓”(注2)，還住有從(cong) 昆明複員的清華學生，有幾間男生宿舍住著女生。等女生都搬到圓樓去了，我們(men) 才住進男生宿舍。我住的是義(yi) 字8號，同室的同學有吳昌濟(後改名吳立人)、朱衣人(後改名朱真)、劉文生(後改名黎爭(zheng) )、周麟文、吳載民。寧可(原名黎先智)和湯一介到得比我早，他們(men) 住進了仁字11號，同室的還有吳增棋、賀錚(後改名賀恒)。

我到校後不久就主持一期膳團(注3)，成立臨(lin) 時自治會(hui) 時又被選為(wei) 理事，常到其他同學的宿舍去，仁字11號也去過，但沒有什麽(me) 特殊的感覺。有一件事拉近了我和他們(men) 的關(guan) 係。

(二)深夜驚擾

1947年1月上旬，抗議美軍(jun) 暴行的大遊行後不久，一天晚飯後，沙灘的院係聯合會(hui) (注4)派一位名叫謝元傑(後改名陳思明)的同學來，向四院臨(lin) 時自治會(hui) 傳(chuan) 達院係聯合會(hui) 的決(jue) 定，並商討成立平津學生抗暴聯合會(hui) 後的工作等問題(注5)。和我同房間的吳昌濟是臨(lin) 時自治會(hui) 的負責人，他們(men) 談後已經很晚了。吳昌濟對我說：“林道茂，你能不能找個(ge) 地方讓謝元傑睡?”我當天正好去過仁字11號，知道賀錚到他伯父賀麟家去了，不會(hui) 回來，於(yu) 是就把謝元傑領到仁字11號。推開房門，隻見湯一介和黎先智都已經躺下了，吳增棋正坐在床上，上衣還沒有脫。我說明來意，他們(men) 連說歡迎歡迎。我同他們(men) 聊了幾句，見謝元傑已經上床，就準備離開。正在這時，房門外衝(chong) 進三四個(ge) 人，打頭的是住在義(yi) 字6號的孫兆金，人高馬大，威風凜凜，後麵有幾個(ge) 是智字7號的同學(注6)，孫兆金聲勢洶洶地指著謝元傑說：“這是什麽(me) 人，幹什麽(me) 來的?”吳增棋從(cong) 床上下來，擋住孫兆金，說：“這是我們(men) 的客人，你要幹什麽(me) ?”我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麵，有點發怵，擔心他們(men) 會(hui) 打謝元傑。因為(wei) 這幾個(ge) 人五大三粗，橫行無忌，據說還常在靴筒裏插著刀，平時進出往來就很讓同學們(men) 側(ce) 目而視，這次有備而來，挑起事端，前景難測。謝元傑倒是神閑氣定地坐在床上，不慌不忙地說：“我是北大同學，受院係聯合會(hui) 的委托，到四院自治會(hui) 來聯係工作，你有什麽(me) 意見，可以向你們(men) 的自治會(hui) 提。”我也站到孫兆金麵前，對他說：“孫兆金，你不要這樣。”孫兆金揮手把我撥開，對謝元傑說：“你聯係什麽(me) ，好好說說!”謝元傑說：“我聯係什麽(me) ，不能對你說，我沒有義(yi) 務對你說，你也沒有權利知道。”這時，附近宿舍裏有些同學聽到吵聲，來到仁字11號門口，有的說，“大家都要睡覺了，你們(men) 吵什麽(me) !”孫兆金雖然凶蠻，但看到門外的同學越來越多，也有些心虛，說句大話“以後不許你到四院來!他娘的，嘛玩意兒(er) !”就這樣罵罵咧咧地走了。

此後我常到仁字11號去，11號在樓的最西端，我有的時候到仁字樓找其他同學，都要經過他們(men) 的門口，完事後往往拐到他們(men) 房間裏，坐一坐，聊幾句。知道他們(men) 是南開中學畢業(ye) 的，更有好感。

(三)撕壁報事件

抗暴運動後期，四院陸續成立了好些壁報社。我們(men) 房間的幾個(ge) 同學，加上義(yi) 字2號的馬申福、史鏡洲、邱國雄，還有幾個(ge) 女同學屈義(yi) 崇(後改名屈真)、郭光媊(厚改名郭淦)、程孝懿、呂恩蓀等，在4月14日成立了“現實”壁報社，推朱衣人為(wei) 社長。仁字11號幾個(ge) 同學的壁報名為(wei) “文拓”，比我們(men) “現實”成立得早，社長是吳增棋。其他壁報社還有“十二月”、“黃河”、“呐喊”等。一些追隨國民黨(dang) 的同學也想出壁報抗衡，但缺乏寫(xie) 作者，往往是出一期就換個(ge) 名稱，好像有好幾個(ge) 壁報社，其實就是那麽(me) 幾個(ge) 人，出了幾次就出不下去了。較持久的隻有一個(ge) 《小公報》，是黃存實一個(ge) 人辦的，常出笑話，這裏就不多說了。

“文拓”的成員就是仁字11號的四個(ge) 人，他們(men) 都能寫(xie) ，所以“文拓”壁報出得比較勤，也有相當的影響。在北大四院的眾(zhong) 多壁報裏，“文拓”是比較溫和的，同學們(men) 對它的評價(jia) 是有點民主個(ge) 人主義(yi) 的味道。有一個(ge) 同學說：“《大公報》是小罵大幫忙，‘文拓’是小罵小幫忙。”但後來發生的一件事，改變了一些同學的看法。

“文拓”有一個(ge) 副刊，名叫“仙人掌”，大概取意於(yu) 仙人掌之有刺，發表一些散文。四五月間，一次“仙人掌”剛貼出不久，就被孫兆金撕掉了。“文拓”貼出抗議聲明，也被他撕下來。這一下激起公憤，好幾個(ge) 壁報貼出聲明，譴責孫兆金的野蠻行為(wei) ，要求學校嚴(yan) 懲“撕手”孫兆金。剛成立不久的四院壁報聯合會(hui) ，派朱衣人和吳增棋到沙灘北大訓導處，要求學校主持公道，保障學生的言論自由。沙灘的壁報聯合會(hui) 也派人到訓導處請求。此事鬧得紛紛揚揚，最後訓導處對孫兆金給以記大過的處罰。四院的“壁聯”和“文拓”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同學們(men) 對“文拓”的觀感也有所改變。

(四)我也住進仁字11號

1947年秋，先修班結束，有的同學升入理、工、醫、農(nong) 四學院的大一年級，要搬到沙灘去;有的沒有升入大一，也要離校;多數同學升入文、法兩(liang) 學院的大一，仍然住在四院。文、法兩(liang) 學院大一的學生比先修班多，男生除繼續住在仁義(yi) 禮智四齋外，圓樓也改為(wei) 男生宿舍，女生全部搬到口字樓。那裏原來住著農(nong) 學院和醫學院的一些教師，現在都搬走了。

仁字11號的湯一介、吳增棋、黎先智分別升入哲學係、政治係、史學係，賀錚沒有升入大一，後來考取了華北學院，但仍然住在仁字11號。

暑假期間，我有一次到仁字11號去，湯一介說，隔壁10號就要搬空了，等他們(men) 走後，我們(men) 就把10號、11號之間的門打開，你到我們(men) 這裏來住吧。黎先智和吳增棋也在旁邊勸說我住上去。我漫應了一句：好吧!沒有認真當作一回事。

當時雖然是暑假，但我在自治會(hui) 還有許多工作，如爭(zheng) 取公費、迎接新生、助學勸募等。我分工負責的是迎新工作，新生來時，跟著學校的車子到火車站接他們(men) ;新生住下後，我還代表自治會(hui) 去看望，問他們(men) 有沒有需要我們(men) 老生幫助的事情。至於(yu) 爭(zheng) 取公費的問題，因放暑假前聽說開學後有取消新生公費之說，自治會(hui) 的理事會(hui) 討論要為(wei) 經濟困難的同學爭(zheng) 取公費待遇，決(jue) 定由聞人昌(後改名李天民)負責這項工作，但他堅持要我參加。我們(men) 同清華、南開和北洋工學院的先修班聯係，建立臨(lin) 時性的先修班聯合會(hui) ，四校先修班的代表，多次在一起開會(hui) ，商定聯合行動;會(hui) 議決(jue) 定起草聲明和請願書(shu) ，定稿後由我刻印;還決(jue) 定在教育部副部長杭立武來北京時組織請願。助學募捐由葉際秀負責，但上街募捐我不能不參加。事情一多，根本沒有把要搬到仁字11號的事放在心上。

這時，吳昌濟已去解放區，朱衣人升到農(nong) 學院已搬到沙灘，吳載民沒有升大一，也已離開四院，義(yi) 字8號就隻有劉文生、周麟文和我三人了。有一天，我正在義(yi) 字8號休息，湯一介突然跑了進來，說：“林道茂，你怎麽(me) 還不搬?”他接著過來說：“我來幫你搬吧!”說著把我的被子一卷，夾起來就往外走，邊走邊說：“別的東(dong) 西你自己拿。”我笑著回了一句：“咳!幹嗎那麽(me) 急?”收拾零碎東(dong) 西就向周麟文、劉文生告別。此前我跟他們(men) 說起過我要搬走，因此，他們(men) 對此並無意外之感。

到了仁字11號，隻見同10號之間的門已經打開，湯一介、吳增棋、黎先智、賀錚都已住進10號，10號通向走廊的門已經被黎先智的床堵上了，他們(men) 進出都從(cong) 11號的門走。這樣一來，11號就有了裏外套間，而10號卻沒有了。外間在我之先，已有兩(liang) 人住入，一個(ge) 是先修班的陸欽昀(後改名予民)，是上海震旦中學畢業(ye) 的;一個(ge) 是新生杜翼全(後改名杜攻)，是湯一介他們(men) 的南開同學。陸欽昀我本來就認識，知道他是天主教徒;杜翼全是初識，見他英俊瀟灑，一口四川話，第一次見麵就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開學不久後，事務科又安排了兩(liang) 個(ge) 複員軍(jun) 人住進仁字11號，一個(ge) 名叫楊學達，另一個(ge) 姓名忘了。有人警告我說，這兩(liang) 個(ge) 人是訓導處派來監視我的，要我注意警惕。這個(ge) 警告不無根據，因為(wei) 早在幾個(ge) 月前，先修班的負責人黃季仁就肯定我是共產(chan) 黨(dang) 派來的，並且宣告學校不會(hui) 讓我升入大一(注7)。現在我已經升入史學係了，派人監視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我不大相信這個(ge) 判斷，因為(wei) 我是懷著基督教的奉獻犧牲、服務人群的精神參加學生運動和其他工作的，事無不可對人言，光明磊落，有沒有監視都一樣。在一年的同室生活中，我同他們(men) 友好相處，沒有發生過不愉快的衝(chong) 突，我始終沒有感覺到他們(men) 是在監視我。每次罷課遊行，他們(men) 沒有積極參加，但也沒有表示反對。隻是生活旨趣不同，和我們(men) 7人缺乏共同語言，平時雖然客客氣氣，卻總有點格格不入的味道。在仁字11號這一年歡快而豐(feng) 富的生活圖景裏，這可以說是一抹異樣的色彩。

(五)豐(feng) 富而歡快的大一生活

比起先修班的學習(xi) 生活，大一就緊張多了。先修班的課程，都是高中學過的，學習(xi) 氣氛較差，而大一的必修課、選修課都是新內(nei) 容，同學們(men) 都比較重視，圖書(shu) 館經常客滿。我們(men) 仁字11號9人，分屬5係兩(liang) 校：湯一介是哲學係，吳增棋是政治係、黎先智和我是史學係，杜翼全和陸欽昀是西語係，兩(liang) 位複員軍(jun) 人是東(dong) 語係，賀錚則在華北學院上學。平日裏各上各的課，回宿舍後也很少切磋學業(ye) ，倒是古今中外的軼事形勢，卻談得不少。湯一介、黎先智、吳增棋、杜翼全等見多識廣，經常在宿舍裏高談闊論，有時還來個(ge) 他們(men) 的中學同學潘道揚，也神采飛揚地介入論壇。我因學生自治會(hui) 的工作較忙，很少參加他們(men) 的討論，偶而無事，也坐在一旁，側(ce) 耳恭聽，頗受教益。

在日常生活中，他們(men) 彼此之間常以綽號相稱，這是我在住進來以前就知道了的。黎先智長得像印度的甘地，所以綽號就叫“甘地”;吳增棋的後腦勺有點扁，被稱為(wei) “扁頭”(扁讀作bia);賀錚姓名的讀音接近於(yu) 耗子，所以“耗子”就成為(wei) 他的綽號了;湯一介的綽號十分不雅，是同他的名字一介相對而來的，叫“八旦”。前三人的綽號都不帶姓，唯獨湯一介的綽號經常帶姓，被稱作“湯八旦”。綽號雖然難聽，但湯一介卻不在乎，別人這樣叫他，他仍然嘻嘻哈哈，不以為(wei) 意。不過，這個(ge) 綽號也隻有他們(men) 幾個(ge) 人叫，連杜翼全都很少這樣稱呼湯一介，我和陸欽昀都沒有這樣叫過他，總覺得這樣稱呼對他不大尊敬。

我和杜翼全、陸欽昀住進來後，沒有起什麽(me) 綽號，反倒被加上“公”的尊稱，杜翼全被稱為(wei) “杜公”。我被稱為(wei) “林公”。他們(men) 幾個(ge) 也加上“公”的銜頭：“甘公”、“扁公”、“耗公”、“湯八公”。陸欽昀沒有被賜予“公”銜，這裏仿佛有點親(qin) 疏之別，因為(wei) 在思想感情上，杜翼全和我同他們(men) 更親(qin) 近一些。

在此期間，湯一介和黎先智都寫(xie) 過一些文章。有一次我還聽他們(men) 商量要接辦《經世日報》的一個(ge) 副刊，後來沒有下文，大概沒有辦成。

“文拓”壁報還是繼續在出，杜翼全和陸欽昀也很自然地參加了這項工作。壁報風格依舊，內(nei) 容稍見激進，但和其他壁報相比，還是顯得溫和而拘謹。在四院的學生運動中，“文拓”代表著一些既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又保持著獨立見解的學生群體(ti) 。我事先已經跟他們(men) 說明，我平常太忙，不可能參與(yu) “文拓”的工作，他們(men) 表示理解。

大概是在南開中學時的學生生活影響，他們(men) 都喜好音樂(le) 。吳增棋組織了兩(liang) 三次音樂(le) 欣賞會(hui) ，會(hui) 前幾天在工字樓的走廊上貼出通知，地點就在工字樓樓上的教室裏。他每次都讓我幫他刻印樂(le) 曲和作者介紹，放唱片前發給參加的同學。我隻去過一次，來的人不多，隻有二三十人。但無論如何，從(cong) 活躍課外生活的角度，還是富有意義(yi) 的

規模比較大的一次音樂(le) 會(hui) ，是陸欽昀組織的。他認識北平天主教的一些外國神甫，多數是西班牙人。一次他跟我商量，想邀請他們(men) 到四院來辦個(ge) 演唱會(hui) ，我十分讚成，商得校方同意後，演唱就在大禮堂舉(ju) 行。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四十位外國神甫，一式的黑色長袍白領結，黑壓壓一片，在台上一站，頗有震懾效果。來禮堂的聽眾(zhong) 有二三百人，除四院同學外，還有校外聞訊趕來的。

陸欽昀還準備辦個(ge) 法語和西班牙語的課外學習(xi) 班，請一些外國神甫來教，據他說有些神甫很願意來。但是因為(wei) 當時學生運動一個(ge) 接著一個(ge) ，無法保證上課時間，加上其他方麵難度也很大，後來沒有辦成，

最有趣的是1948年的“三八婦女節”。我們(men) 在11號通向10號的門框上，貼了一副雖然文字不對稱，但意義(yi) 絕對對稱的對聯，一邊是“光輝的女性，引領我們(men) 前進!”那是郭沫若翻譯的但丁《神曲》裏的一句話;另一邊是“弱者啊，你的名字是女人!”是《少年維特之煩惱》裏的一句話。門楣上的話忘了，大概是“慶祝婦女節”之類。這個(ge) 遊戲在“三八節”前好幾天就醞釀了，商量了好幾次，才決(jue) 定用這麽(me) 一副對聯。當時黎先智同法律係女生劉寧(後改名劉淮)熱戀，我們(men) 原來隻是想同劉寧開個(ge) 玩笑，後來不知道又怎麽(me) 想起，要把更多的女同學扯進來，請劉寧約她同房間的女生一起來。那一天劉寧帶來了四五個(ge) 女同學，進門看見那副對聯，又喜又怒，那個(ge) 神態，真是無法形容。好在大家都明白，這隻是一個(ge) 不大不小的玩笑，嘰嘰喳喳了片刻，便都高高興(xing) 興(xing) 地坐了下來，吃著我們(men) 準備的花生，聽著湯一介、吳增棋和黎先智神聊。一個(ge) 節日就這樣慶祝過去了。

(六)學生運動的洗禮

我們(men) 同住仁字11號的一年，是學生運動高潮迭起的一年，罷課遊行不斷。剛開學不久，就是營救先後被北平警方逮捕的燕京大學學生龔理康、清華學生陳彰遠和北大學生吳謨、邢福津、力易周，各大學成立人權保障委員會(hui) ，開展人權保障運動。接著是為(wei) 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hui) 主席於(yu) 子三被虐殺於(yu) 監獄罷課抗議。進入1948年，先是聲援上海同濟大學學生(注8)，同時，因北大、清華、輔仁和華北學院等校均有學生被捕或被打，發動抗議、控訴和營救活動。3月下旬，華北學生聯合會(hui) 在北平舉(ju) 行盛大的“平津大中學師生聯歡會(hui) ”，連續三天，盛況空前。29日，報紙上宣布北平警備司令部下令查禁華北學聯，挑起了一場保衛華北學聯的反迫害運動，在此期間，又因警備司令部下令逮捕北大12名學生，匯文中學、河北高中、北京師範大學等校陸續發生特務毆打學生的血案，再加上不明身份暴徒打砸紅樓教授宿舍等等惡性事件，更使反迫害運動趨於(yu) 激化，欲罷不能。各校不得不成立聯防組織，日夜糾察，直到4月下旬才告一段落。學生運動平息才一個(ge) 多月，6月上旬又有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運動;7月5日發生槍殺東(dong) 北請願學生，再次激起罷課遊行的高潮。

這一係列具有時代意義(yi) 的學生運動，是我國近百年來的民主與(yu) 專(zhuan) 製的矛盾與(yu) 鬥爭(zheng) 的一幅側(ce) 影，它對當時的青年學生必然產(chan) 生強烈的影響。仁字11號的這些學生本來都有著相當濃厚的民主個(ge) 人主義(yi) 色彩，對國家的發展前景，有著模糊的民主主義(yi) 的期待。在課餘(yu) 的時間裏，我們(men) 也常談起時局和學生運動的走向。我們(men) 有一個(ge) 共同的觀點，就是：學生運動是我們(men) 青年學生本著正義(yi) 和理性進行的愛國活動，不應該受任何黨(dang) 派和組織的操縱。有一次黎先智對我說，清華的同學告訴他，清華、北大都有“民青”的組織，他們(men) 學習(xi) 馬列主義(yi) ，力圖控製學生運動。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民青”和“馬列主義(yi) ”，黎先智也說不清楚。但對於(yu) 學生中的秘密組織，我們(men) 都不以為(wei) 然。後來又聽說還有所謂“民聯”的組織，不知道它和“民青”都是共產(chan) 黨(dang) 的外圍組織，隻是感到，這些組織介入學生運動，就無法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性。先修班時期我們(men) 對那些彰明昭著的國民黨(dang) 員、三青團員破壞學生運動非常反感，我們(men) 也不希望其他政黨(dang) 和組織介入學生運動。這個(ge) 思想狀態表明，我們(men) 雖然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在民主與(yu) 專(zhuan) 製的搏鬥中，行動上已經站在民主的一邊，但在思想深處，在意識形態上，還是以不偏不倚的中間立場自居，這種情況當然是不可能持久的。

在國內(nei) 戰爭(zheng) 日益激烈的大環境裏，形勢迫使我們(men) 不能不做出進一步的選擇。國民黨(dang) 政府的倒行逆施，使我們(men) 覺得這個(ge) 政府已經腐敗透頂，不可救藥;在頻繁的學生運動中，更親(qin) 身體(ti) 會(hui) 到團結鬥爭(zheng) 對於(yu) 爭(zheng) 取民主自由的意義(yi) 。加上曾在學生中廣泛流傳(chuan) 的《大眾(zhong) 哲學》、《新民主主義(yi) 論》、《論聯合政府》、《社會(hui) 發展史綱》、《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李有才板話》等書(shu) 籍的浸染，使我們(men) 的愛國情懷日益向共產(chan) 黨(dang) 傾(qing) 斜。共產(chan) 黨(dang) 提出的為(wei) 建立一個(ge) 獨立、民主、自由、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的崇高理念和瑰麗(li) 遠景，強烈地吸引著我們(men) ，使我們(men) 思想逐漸左傾(qing) 。仁字11號的同學們(men) 最後大部分離開北平，奔向解放區。這是廣大知識分子在抗戰勝利後那幾年形勢下的難以避免的選擇。

(七)離開仁字11號

1948年暑假期間，8月19日，北平幾家報紙上都刊登了特種刑事法庭傳(chuan) 訊“匪諜嫌疑”的名單，第二天又公布了一批，我名列第二批名單(注9)。20日上午，大概九點多鍾，我正在房間裏琢磨怎麽(me) 麵對時，有一個(ge) 同學匆匆忙忙地來到仁字11號，對我說：“林道茂，聞人昌(注10)讓你趕緊到沙灘去，那裏比較安全。”我想也是，四院地方小，離校部又遠，警察衝(chong) 進來抓人不難;沙灘就不同了，不經學校同意，警察是不敢進來的。這時賀錚來了，他前幾天回到他伯父賀麟的家裏去住了，當天看到報紙的傳(chuan) 訊名單上有我，特地趕來看我。他告訴我，四院門口有警察站崗，進出的學生都要查看學生證。杜翼全、黎先智等幫我出主意，警察隻查學生證，不認識人，隻要把學生證改了，就可以安全離開。於(yu) 是，我就用橡皮擦掉學生證上的姓名，但“林”字左邊那個(ge) 木的墨跡太深，擦不掉，隻能用一個(ge) 木字邊的姓，正好杜翼全在旁邊，我就取了個(ge) “杜”，名字則取了個(ge) 比較普通的“國光”二字。在學生證的姓名欄上填了“杜國光”(注11)，拿著這個(ge) 學生證混出校門。沒有想到，這一離開就再也回不來了。

22日淩晨，我在幾位沙灘同學的護送下離校，後經化學係同學梁思萃的幫助，在南長街她二伯父的家裏住了一個(ge) 星期。為(wei) 了化妝離開北平，我給黎先智帶信，托他幫我買(mai) 些舊衣物。他從(cong) 地攤上買(mai) 了一件灰黑色的舊長衫和兩(liang) 件已經不白的白色短褂，一把舊油布傘(san) 。把這些東(dong) 西送到南長街我的暫住處時，他還帶來了其他室友的問候，轉達大家對我的關(guan) 心和擔心。

我留在仁字11號的衣服、書(shu) 籍等物品，他們(men) 幫我裝在一個(ge) 箱子裏，寄存在四院法律係同學、也是他們(men) 南開中學同學李梅生的一個(ge) 親(qin) 戚的家裏。我1949年3月重返北平後才取回，

我離開後不久，湯一介回到他自己的家，賀錚也回他伯父賀麟的家裏住去了，黎先智、吳增棋、杜翼全、陸欽昀都搬到沙灘。但二年級的課沒有上多久，除湯一介外，其他5人都陸續離開北平，前往華北解放區。黎先智以戀人劉寧的名字為(wei) 姓，改名寧可(劉寧改名劉淮，二人結婚後在首都師範學院白頭偕老);杜翼全借用“杜公”的諢稱，改名杜攻;吳增棋改名斐凡;賀錚改名賀恒;陸欽昀改名予民。除吳增棋進城不久就改回原名外，其餘(yu) 改後的姓名都沿用終老。

(八)我和賀恒

北平和平解放後，湯一介仍在北大哲學係繼續學業(ye) ;寧可和吳增棋分別被分配到東(dong) 單區、宣武區工作，寧可後來轉到北京師範學院，即現在的首都師範大學;賀恒和我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杜攻和予民則去了天津市政府的外事處。

在工作崗位上，我們(men) 這些滿腔愛國情懷的青年，都自認為(wei) 已經找到了報效祖國的最佳道路，那就是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下，切切實實地做好工作，當一顆革命的螺絲(si) 釘，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加磚添瓦;同時認真地改造思想，以求更好地適應新形勢得需要，對社會(hui) 做出更大的貢獻。但就在這良好的意願下，不自覺地患上了“左傾(qing) 幼稚病”。其症狀之一，就是把階級立場放在待人接物的第一位，而且把諸多無關(guan) 緊要的問題都往階級立場上湊。例如，同原來的同學、朋友來往，就被批評為(wei) “小資產(chan) 階級思想”、“小資產(chan) 階級情調”。即使是同誌、戰友、老同學，也要查問你們(men) 的感情是建立在什麽(me) 基礎上的。我在進城之初，曾到東(dong) 城去看望寧可，到團校去參加李天民的婚禮，還給杜攻寫(xie) 過信，但被批評幾次後就不敢主動和老同學聯係了。1958年初我被劃為(wei) 右派分子，更同許多老同學斷了聯係，達二十多年。

賀恒和我原來都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工作，他是1949年四五月間調來的。此前我就聽說幹部科的一位老幹部齊鵬被派到華北聯大去調一些學員來革大工作。那一天吃了晚飯後，我和一些同誌像往常一樣，到革大門外大廣場去散步。那廣場在現在的西苑醫院南麵，原來是傅作義(yi) 部下208師的練兵場，荒涼空曠，是散步的好地方。那天我們(men) 散步的時候，遠遠看見有一隊人從(cong) 海澱過來，走近了之後，見打頭的是齊鵬，知道是從(cong) 華北聯大調人回來了，便留意看看有沒有我們(men) 北大四院的同學。果然，在一百來人的隊伍裏，有好幾個(ge) 四院同學，包括鄭大海(原名鄭子林)、李笙(原名李梅生)、郭謙(原名郭倩倩)，還有賀恒。他們(men) 都被分配在各部的班裏當幹事。賀恒很活躍，曾在校報《熔爐》上發表文章，同我爭(zheng) 論關(guan) 於(yu) 語法的一個(ge) 問題。

我在1952年調往中共中央華北局，後轉馬克思列寧學院。華北革大改組為(wei) 華北局黨(dang) 校，於(yu) 1984年並入馬列學院(1985年改為(wei) 中共中央高級黨(dang) 校)，我們(men) 又在一個(ge) 單位工作。他在教務處負責排課表，很得處長張震寰的賞識。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一則沒有什麽(me) 言論，再則張震寰等領導人沒有因為(wei) 他的出身而歧視他，使他得以幸免於(yu) 難。1960年分配新宿舍，他和我都分在48樓，成為(wei) 鄰居，經常見麵。我雖然已經被劃為(wei) 右派，但他對我依然友好如故，有時見到了，還聊幾句閑話。

1962年，林楓來高級黨(dang) 校當校長，他批判前校長楊獻珍包庇壞人，認為(wei) 高級黨(dang) 校組織不純，他要著手清理。賀恒因為(wei) 父親(qin) 在土改時被鎮壓，被認為(wei) 是有“血仇”的分子，成為(wei) 第一批被清理的對象，1964年6月被送回原籍四川。他有一套線裝的《資治通鑒》木刻本，離高級黨(dang) 校前，我去看他，他對我說：“這套書(shu) 帶著很不方便，送給你吧。”我說：“看來我也要被趕走了，你自己留著吧。”我默默無言地看著他整理雜物，兩(liang) 人都有一種被拋棄、被淩辱的淒切感。他到四川後來信，說是被分配在一個(ge) 專(zhuan) 科學校當事務員，語氣抑鬱而強作樂(le) 觀。我作為(wei) 摘帽右派，是第二批被清理的，7月交卸工作， 9月離開北京。1965年我在杭州收到賀恒夫人方瓊的來信，說賀恒因患病不治逝世。他是仁字11號老同學中第一個(ge) 告別人世的，走時才36歲。

(九)劫後重生

除賀恒因病不幸早逝，予民在五十年代因同外國神甫的關(guan) 係受審查，後來下落不明之外，仁字11號的大部分室友，都安全渡過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的劫波，文革結束之後，都有劫後重生的感覺。四院其他熬過劫難的老同學，也從(cong) 冷酷的現實裏蘇醒過來。重新建立當年的友誼，成為(wei) 老同學們(men) 的共同願望。我1979年底回到北京後，致力於(yu) 恢複老同學之間的聯係，組織聚會(hui) ，編印《老同學通訊》和《四院老同學通訊錄》。同仁字11號的室友，也有了新的聯係。

劫後餘(yu) 生的四院同學們(men) ，在文革結束後國家逐漸走上正常發展的道路時，大部分的年齡都在五十上下，雖然工作的最佳年齡段已經過去，難免有“歎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shu) 生老去，機會(hui) 方來”(注12)的感歎，但思想上都希望在可以工作的最後的十來年，能夠重新煥發為(wei) 美好理想而奮鬥的激情和熱烈追求真理的勇氣，像在學生運動中那樣壯懷激烈，為(wei) 國家作出新的貢獻。這個(ge) 共同的希望和理念，是老同學們(men) 重拾友誼、建立聯係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北大法學院教授王鐵崖在一次有三四百位解放戰爭(zheng) 時期老同學參加的聚會(hui) 上說：“我們(men) 北大的同學，應該以‘舍我其誰’的精神，來麵對我們(men) 當前的任務。”這是勉勵，也是對當時許多老同學的心情的概括。

從(cong) 1980年開始，我曾多次組織四院老同學的聚會(hui) ，其中有三次是商得新華社同意後，回到國會(hui) 街舉(ju) 行的，第一次在1981年10月2日，有85位老同學參加;第二次在1987年10月17日，參加者64人;這兩(liang) 次參加的都是1946年先修班和1947年大一的老同學。第三次在1989年5月3日，除46、47兩(liang) 年進四院的同學外，還有1948年入學的四院同學，加上時逢北大校慶100周年，同回國會(hui) 街者達二百餘(yu) 人。這幾次返回故居的活動，都參觀了圖書(shu) 館和禮堂及當年的宿舍圓樓、口字樓、仁義(yi) 禮智樓。雖然周圍高樓林立，但圖書(shu) 館、禮堂和圓樓作為(wei) 曆史遺跡，仁義(yi) 禮智樓作為(wei) 木結構二層樓房的典型，都保護得很好。我每次去時都要到義(yi) 字8號和仁字7號看看，回憶三四十年前那些風華正茂的崢嶸歲月，想起曾經在這裏發生的形形色色、熱火朝天的事件，不禁黯然神傷(shang) ，同時也進一步受到激勵。我們(men) 在青年時代是如此地單純善良、意氣風發、無我無畏，曆史卻是那麽(me) 出人意料地無情而荒唐、曲折而殘酷。這就是人生?是的，這就是我們(men) 已經過去的人生，已經被曆史埋葬了的人生。為(wei) 了避免重蹈曆史的悲劇，我們(men) 必須重新創造自己的人生。這個(ge) 雄心勃勃的誓言，現在看來是過於(yu) 樂(le) 觀了。我們(men) 隻能在曆史允許的範圍內(nei) ，作出自己的努力。這些努力是否對社會(hui) 有所貢獻，有多大程度的貢獻，都不是我們(men) 自己的主觀願望能夠判定的。

八十年代以來，北大校友的聚會(hui) ，每年大體(ti) 上有兩(liang) 次，一次是解放戰爭(zheng) 時期的北大老校友自發組織的，1984年校友會(hui) 成立後，就成為(wei) 校友會(hui) 的一項活動;另一次是北大校方主持的“五四返校節”。這兩(liang) 次聚會(hui) 規模都比較大，期間還有一些小範圍的歡聚。在這些活動中，寧可和他的夫人劉淮都是積極的參加者，吳增棋、湯一介參加的比較少，杜攻則因為(wei) 經常出使在國外，更難得參加。

(十)我和杜攻

住在仁字11號時，我同杜翼全的接觸多於(yu) 其他室友。因為(wei) 湯一介他們(men) 4人住在裏間，就是原來的10號，同我們(men) 住的外間隔著一個(ge) 門。外間5人，兩(liang) 位複員軍(jun) 人從(cong) 不參加學生運動，陸欽昀也很少參加。多次罷課，都成了他們(men) 的假日，探親(qin) 訪友，時常不回來住。這樣，外間有時就隻有我和杜翼全二人，晚上躺在床上，就海闊天空地瞎聊。如有一次他說他喜歡同係的但慶棣(後改名吳玉鳳)，問我是否了解她。我說我很了解，她是貴州人，常說自己是“貴州小苗子”。她父親(qin) 但杜宇，是香港有名的電影導演。先修班成立基督教團契後，我是總幹事，她是副總幹事，除團契的日常活動外，我和她還曾一起外出參加北平青年會(hui) 的冬令會(hui) 、女青年會(hui) 的歡迎緬甸青年代表等活動，接觸比較多，有一次她丟(diu) 了鋼筆，還讓我幫她寫(xie) “尋物啟事”。後來因管先修班的黃季仁蠱惑團契發起人楊藍陌，讓他避著我召開團契的會(hui) 議，提出要把我開除出團契，逼著但慶棣表態，她主張勸我退出團契。我聽說此事後，一怒之下，就同她絕交。我後來回想，當時她也是無奈應付，而我卻誤解了她，過於(yu) 粗暴地同她絕交。其實但慶棣人很好，俊美活潑，心地善良，是非常可愛的姑娘。但是，上了大一後，她已經和聞人昌相戀，所以我勸杜翼全，你就不要再插進去了。他聽了很是失望。過了幾天的一個(ge) 晚上，他對我說：“林公，我接受你的意見，不再追求但慶棣了。”看來，他是下了很大的決(jue) 心才放棄的。(但慶棣改名吳玉鳳，1950年她和李天民即聞人昌結婚時，我還到中央團校參加他們(men) 的婚禮。1986年11月他們(men) 夫妻從(cong) 埃及回國，但慶棣時感胃口不適，被北京一家頗負盛名的大醫院誤診為(wei) 胃病，次年2月才被北醫三院確診為(wei) 胃癌，已進入後期，藥石無效，於(yu) 3月19日長逝，時年58歲。)

杜翼全有時談起南開中學的學習(xi) 生活，對那裏的學習(xi) 和自由的氣氛頗為(wei) 留戀，但對濃厚的“公子哥”氣息則十分反感。我說起我的母校伯特利中學，還介紹先修班的一些往事，他都很感興(xing) 趣。四院學生運動的態勢和對一些風頭人物的評價(jia) ，更是我們(men) 經常交談的熱點。一次說起四院的“民青”、“民聯”，雖然是秘密組織，但有人還是仗恃他有組織背景，盛氣淩人。他說：“啊呀!林公，我也是“民聯”的啊!”這時已經是1948年的初夏，經過多次學生運動，這些地下組織發展很快，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杜翼全也被發展進“民聯”，而且能夠坦然地告訴我，卻出於(yu) 我的意料之外。他對我的信任和尊重，使我終生難忘。

平津解放後，他在天津市政府外事處工作。1956年他到北京出差，曾到高級黨(dang) 校來看我，我們(men) 在頤和園前麵三道街的一個(ge) 小館子裏暢談良久，各自敘談這幾年的經曆，他還介紹予民和在天津的另一位四院同學亞(ya) 方(原名劉亞(ya) 蘭(lan) )的情況。依依惜別之後，再聯係已是二十多年了。

我右派問題改正後，給杜攻和幾位老同學寫(xie) 信，他回信表示祝賀，對我多年的苦難生活感到痛惜。我回到北京後，他在駐外使館工作。電影《少林寺》剛開始在北京放映時，票很難買(mai) 。中央黨(dang) 校要在禮堂放映這個(ge) 影片，給我發了兩(liang) 張票。我給杜攻家裏打電話，如有孩子想看，就到中央黨(dang) 校來看。電影放映前，我在辦公樓下的甬道等候。隻見校門口一輛摩托車飛馳而來，車上坐著一位精神抖擻的青年，後座坐著一位姑娘。那青年說，他是杜若飛，是杜攻的孩子。我把票給了他，這時電影已經開演，他們(men) 急忙到禮堂去了。我曾聽劉淮說，杜攻大兒(er) 子若飛在一個(ge) 工廠裏做工會(hui) 工作，非常能幹;小兒(er) 子叫若洲，已上大學了。這次見到若飛，非常高興(xing) ，可惜隻是匆匆一瞥，後來就再也沒有見過他。若洲在國際關(guan) 係學院學習(xi) ，離中央黨(dang) 校很近，有一次到黨(dang) 校來看我。他參加工作後，我也見過他兩(liang) 次，這都是十幾二十幾年前的事了。

杜攻回國後，我們(men) 都忙於(yu) 各自的工作，難得見麵。在他擔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時，他的副手來高級黨(dang) 校學習(xi) ，受他囑咐來看望過我。1988年中央黨(dang) 校校長高揚率黨(dang) 校代表團訪問意大利，團員中有我的好友王貴秀。杜攻時任我國駐意大利大使，托王貴秀給我帶來一條船身約半米長的威尼斯遊船，金碧輝煌，上有船艙、船夫，通電後船艙通明，還有音樂(le) 伴奏。當年為(wei) 我孫子所喜愛，現在是我曾孫鍾愛的玩具。

1990年杜攻從(cong) 意大利回國，擔任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雖然同在北京，見麵的機會(hui) 卻很少，隻是通過幾次電話。1993年初聽說他病了，我到天壇醫院去看他。他略顯消瘦，但精神還好，旁有夫人陪著。我們(men) 談些什麽(me) 大都不記得了，隻是他說老年人最怕脖子受涼，勸我天寒時一定要戴圍巾，卻記得清清楚楚。甚至他靠在沙發上說話的神態，關(guan) 切而誠摯，至今仍曆曆在目。這是我們(men) 最後一次見麵，3月5日，他就走了。

(十一)我和寧可

1978年5月，我為(wei) 要求平反右派問題，從(cong) 杭州來到北京，住在高級黨(dang) 校。有一天到北京師範學院去看望寧可和劉淮。他們(men) 熱情地接待了我，說我的問題一定能夠解決(jue) ，劉淮還為(wei) 我播放貝多芬的《歡樂(le) 頌》和《英雄交響曲》等唱片。我不懂音樂(le) ，但激越奔放的樂(le) 曲還是使我受到鼓舞，它融入了我對未來新生活的渴望。我理解寧可、劉淮對我的鼓勵，經過二十多年的賤民生涯，我更深刻地體(ti) 會(hui) 到故友情誼的可貴。

我回北京後同寧可、劉淮接觸較多。1986年12月，劉淮約我給她當班主任的學生做一次講座，講後在他們(men) 家吃飯。此前幾天，王震在中央黨(dang) 校剛做過一次攻擊胡耀邦的報告，很快便傳(chuan) 遍社會(hui) ，引起人們(men) 的不安。吃飯時寧可問起王震當時確切的說法。我源源本本地做了介紹。王震談到當時在許多學校風起雲(yun) 湧的學生運動時說：“總書(shu) 記說要冷處理，我就是要熱處理。怕什麽(me) ?他有三百萬(wan) 知識分子，我有三百萬(wan) 解放軍(jun) !”還含沙射影地攻擊胡耀邦，說：“有人要小平同誌下台!誰會(hui) 要小平同誌下台啊?隻有‘三種人’才要小平同誌下台。你們(men) 有沒有人要小平同誌下台的?要小平同誌下台的請舉(ju) 起手來。”當然沒有人會(hui) 舉(ju) 手。寧可和劉淮聽了很氣憤。我們(men) 談起這事時都很抑鬱，擔心胡耀邦會(hui) 遭遇不測。

九十年代中期我頻繁頭暈。編了十多年的《老同學通訊》難以為(wei) 繼，1996年由劉淮和李洪琛、王笠荃接辦。我後來參加過在劉淮家裏舉(ju) 行的組稿會(hui) 。

劉淮於(yu) 2000年8月2日因患白血病去世。寧可有女兒(er) 、女婿照顧，生活倒沒有什麽(me) 困難。四院教育係同學楊維(原名楊維德)組織我們(men) 多次到寧可家聚會(hui) ，起初在寧可宿舍，後來在首都師院的職工食堂。他每次都抱病扶杖而來，仍和大家歡聚談笑。

十多年來，我和寧可還常在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集會(hui) 上見麵。最後幾年，他都是由女兒(er) 寧欣和女婿陪著去的，後兩(liang) 次甚至是坐著輪椅赴會(hui) 。當然，見麵還是高興(xing) 的，但總難免有一點日暮歲短的淒愴感

我2003年學會(hui) 上網後，寫(xie) 了大量時政論文，除發到網上外，一般都複印幾份，分送包括寧可在內(nei) 的一些老朋友。2007年開始編印《杜光文存》，每輯也都寄發給寧可。他對我的思想觀點給以充分的理解與(yu) 支持，多次稱讚我的文章寫(xie) 得深刻尖銳，同時也為(wei) 我的安全擔心。

今年2月18日，寧可病逝。我20日才得知這個(ge) 消息，在當天的微博上，我簡要地記述了我同他生前的友誼，結語是：“斯人其逝，與(yu) 世永絕;音容宛在，哀思長存。”21日舉(ju) 行遺體(ti) 告別儀(yi) 式時，仁字11號的尚存室友，隻有我前去參加，湯一介、吳增棋都因病無法出門，使我倍感淒切。

(十二)我和湯一介

在仁字11號時，湯一介就以他的學識和學者風度而為(wei) 我所敬重。後來他和樂(le) 黛雲(yun) 結婚，我忘了從(cong) 哪裏得知樂(le) 黛雲(yun) 的才華橫溢，風貌出眾(zhong) ，很為(wei) 他慶幸。

1957年春天，湯一介約我們(men) 幾個(ge) 人到他家。除天津的杜翼全來不了外，吳增棋、黎先智、賀錚和我都去了，我還帶著剛滿三歲的兒(er) 子小光。在燕南園湯家那個(ge) 灑滿陽光的小花園裏，我們(men) 暢談別後幾年的情況，還談到乍暖還寒的形勢，對祖國前途充滿樂(le) 觀。後來到書(shu) 房去拜見湯一介的父親(qin) 湯用彤老先生。湯老伯慈祥地問我們(men) 在哪裏工作，我們(men) 一一作答。他聽到湯一介他們(men) 叫我“林公”，也叫我“林公”。我趕緊說：“這是我們(men) 當年叫著玩的，您老人家這樣叫就太不敢當了。”他笑著說：“叫林公也好啊!”接著又指著我兒(er) 子說：“這不就是‘小林公’嗎?”吃飯的時候，他還親(qin) 自給我兒(er) 子夾菜。飯後湯一介送別我們(men) ，在林蔭小路上說：“看來今後形勢會(hui) 寬鬆一些，歡迎你們(men) 明年再來。”誰也沒有想到，接著來的，竟是一場反右運動的疾風暴雨，湯一介的夫人樂(le) 黛雲(yun) 被劃為(wei) 右派分子，我也未能幸免。

我1979年底回到北京後不久，在寧可的家裏曾見到湯一介和吳增棋，還有他們(men) 的南開中學校友、也是四院老同學的趙立生(原名趙鴻誌)。劫後重逢，分外歡愉。湯一介談起今後將在我國傳(chuan) 統文化和哲學領域作些進一步的探索，朋友們(men) 都很高興(xing) 。1984年，湯一介在馮(feng) 友蘭(lan) 、梁漱溟、季羨林等的支持下，創立“中國文化書(shu) 院”。我看到許多關(guan) 於(yu) 書(shu) 院開展活動的材料，如舉(ju) 辦傳(chuan) 統文化的講座、講習(xi) 班和學術研討會(hui) ，請一些海內(nei) 外著名專(zhuan) 家學者主講，掀起了一股強勁的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的高潮，開辟了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之風。1985年，他應中央黨(dang) 校哲學教研室之請，給學員開講座。我聽說後，利用講座的休息時間去看望他。1989年5月18日，我參加了中央黨(dang) 校研究生和部分工作人員組織的支持學生民主運動的大遊行，聽說“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大旗，也曾經飄揚在全市大遊行的隊伍裏。為(wei) 此，我受到撤銷黨(dang) 內(nei) 外一切職務的處分，作為(wei) 中國文化書(shu) 院院長的湯一介，也受到有關(guan) 部門的批評警告。我為(wei) 我們(men) 又一次地站在同一條戰線上而感到高興(xing) 。

1993年1月初，我到湯一介位於(yu) 中關(guan) 園的家裏去看望他，對他說起，我今後準備在一些意識形態的基本理論上下點功夫，寫(xie) 些東(dong) 西，很希望能向一些在這些問題上有研究的學者請教。他說：中國文化書(shu) 院最近要在泉州舉(ju) 行一次“東(dong) 亞(ya) 地區文化和經濟互動學術研討會(hui) ”，杜潤生、李慎之、吳江、吳明瑜、吳象等都會(hui) 參加，你來參加這個(ge) 會(hui) 吧，一起開會(hui) ，就有機會(hui) 交流思想，向他們(men) 請教了。我求之不得，當然願意。在泉州的會(hui) 上會(hui) 下，我接觸了不少學者，特別是會(hui) 後遊覽武夷山，有一個(ge) 晚上同李慎之長談一個(ge) 多小時。李慎之十分健談，我主要是傾(qing) 聽他的高見，此後同他建立聯係，獲益匪淺。會(hui) 後我整理了一篇關(guan) 於(yu) 這個(ge) 會(hui) 議的報道，由孫長江送到《戰略與(yu) 管理》上發表了。

參加這次會(hui) 議後，我自告奮勇，幫助湯一介編印了《中國文化書(shu) 院簡報》，1993年出了3期，1995年出了1期。後來大概因為(wei) 我頭暈頻繁，我負責編印的《北京大學校友通訊》交給冼寧去編，《老同學通訊》由李洪琛、劉淮、王笠荃接辦，《中國文化書(shu) 院簡報》也沒有再編了。

2001年9月，我正式受聘為(wei) 中國文化書(shu) 院導師，參加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一些活動，同湯一介見麵的機會(hui) 不少，但個(ge) 別的深入交談卻不多。去年聽說他一度病重，我曾打電話問候，樂(le) 黛雲(yun) 說已經轉危為(wei) 安，略微放心，想不到9月9日就走了。我10日接到北大哲學係的電話訃告後，在當天晚上的微博裏發布了這個(ge) 信息，“七名室友，現在已去其五，不勝悵惘。”並且附發了我們(men) 在1948年春天拍的合影，照片上除我們(men) 七人外，還有寧可的戀人劉淮，湯一介等的南開中學同學潘道揚。11日上午，我到設在北大人文學苑的靈堂吊唁，在簽名簿上寫(xie) 了四句話：“一介書(shu) 生，胸懷經綸;功在國學，遺澤長存。”進入靈堂向他的遺像三鞠躬後出來，站在靈堂門口，凝視著他的遺像，回想他一生的曲折和業(ye) 績，雖然不無遺憾，但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應該可以含笑離世了。15日到八寶山向他的遺體(ti) 告別後，我在當晚的微博裏寫(xie) 道：“人生有限，學問無涯。一個(ge) 人在有限的人生能掌握盡量多的學問，造福後人，就不虛此生了。湯一介做到了這一點，頗為(wei) 難得。”

(十三)簡短的結語

1993年4月，我在《老同學通訊》上報道杜攻病逝的消息時，在結尾裏寫(xie) 道：“杜攻一生為(wei) 實現青年時代所確立的偉(wei) 大理想而孜孜不倦地埋頭苦幹，同時又執著地追求真理，求真求新。這雙重品格的疊合，典型地反映出我們(men) 四院老同學的時代特征。”這裏說的“雙重品格的疊合”，當然也是我們(men) 仁字11號幾位室友的共同特征。所謂“青年時代所確立的偉(wei) 大理想”，包含著雙重的涵義(yi) ，一是從(cong) 意識形態上接受共產(chan) 主義(yi) ，我們(men) 7人中有6人參加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就是明證。而在我們(men) 青年時代的觀念形態裏，總是把工作看成為(wei) “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加磚添瓦”，這也是誠心實意的。但是，共產(chan) 主義(yi) 畢竟是一個(ge) 虛無縹緲的概念，把人們(men) 召喚到共產(chan) 黨(dang) 的紅旗下的引力，不是共產(chan) 主義(yi) ，而是民主主義(yi) ，是《論聯合政府》裏那些更具吸引力的高調。如那裏一再提出的“將中國建設成為(wei) 一個(ge) 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ge) 性”，“給予中國人民以民主的權利”，“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hui) 、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ti) 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們(men) 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廢止國民黨(dang) 的一黨(dang) 專(zhuan) 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等等。因此，在我們(men) 的頭腦裏的“偉(wei) 大理想”，抽象的是共產(chan) 主義(yi) ，具體(ti) 的卻是民主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是口號，民主主義(yi) 才是實踐。至於(yu) “追求真理，求真求新”，既是我們(men) 參加學生運動的推動力，也是我們(men) 在曲折而苦難的幾十年生活中堅持不懈的基本原則。偉(wei) 大理想和追求真理的疊合，使我們(men) 認識到，我們(men) 苦苦追求、為(wei) 之努力奮鬥的，不應是虛幻的共產(chan) 主義(yi) ，而應是實實在在的民主主義(yi) 。中國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我們(men) 仍須努力。

在關(guan) 於(yu) 杜攻去世的報道裏，我最後還說：“他的去世使我們(men) 深感自己為(wei) 人民服務的歲月已經不多，需要盡快選擇為(wei) 社會(hui) 繼續作出貢獻的最佳途徑;同時也更使我們(men) 體(ti) 會(hui) 到晚年健康之可貴。因為(wei) 隻有身心健康，才能真正為(wei) 今後的社會(hui) 發展作出一磚一瓦、一點一滴的貢獻。”這是21年前說的話，今年去世的寧可和湯一介，在我說這些話以前，就已經選擇了“為(wei) 社會(hui) 作出貢獻的最佳途徑”，在他們(men) 從(cong) 事的學術領域裏，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作為(wei) 青年時代的摯友，我為(wei) 他們(men) 的成就和貢獻感到高興(xing) 。我將繼續在我晚年所選擇的坐標上，作出應有的努力，不棄不懈，以告慰今年先後去世的寧可、湯一介，和早逝的賀恒、杜攻的在天之靈。

2014年12月31日

附注：

1、先修班相當於(yu) 早年的預科。1946年夏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招生，因抗戰八年積壓的考生太多，三校在招滿正取的名額之後，又擴大招收了一些學生，編為(wei) 先修班，經過一年學習(xi) 後考試合格者，可以升入各係的一年級。北大先修班學生共有三百餘(yu) 名，1947年秋，大部分升入各係大一，先修班即告結束。湯一介、寧可和我都是先修班的學生。

2、圓樓緊挨著大禮堂，初建時是供國會(hui) 議員休息的，因係圓形建築，故名“圓樓”。

3、當時的學生膳團由學生選舉(ju) 五六個(ge) 同學管理，被選者再舉(ju) 一人為(wei) 總務，每期一個(ge) 月，期滿後另選。

4、沙灘是北大校本部所在地，也是學生最多的地方，文、法、理、工等學院的學生都在那裏，隻有醫、農(nong) 兩(liang) 學院和先修班在別處。當時沙灘的學生還沒有成立自治會(hui) ，學生組織是以院係聯合會(hui) 的形式出現的。四院的臨(lin) 時自治會(hui) 以他們(men) 為(wei) 榜樣，唯他們(men) 的馬首是瞻。

5、抗暴是抗議美軍(jun) 暴行的簡稱。指的是美國海軍(jun) 陸戰隊上士皮爾遜在1946年聖誕夜強奸北大先修班女同學，因而激起學生的抗議浪潮，史稱“抗暴運動”。北平各大學在12月31日舉(ju) 行抗美大遊行後，以抗暴聯合會(hui) 的名義(yi) 成立全市性的學生聯合組織，這是華北學生聯合會(hui) 的前身。

6、智字7號住的是張秋逵、郭鑒海、毛信棖、黃葆均、王敬光、肖承熹等，號稱“七兄弟”。他們(men) 處心積慮同自治會(hui) 為(wei) 難。1947年3月我再度主持膳團，張、郭、毛三人賴賬不交一個(ge) 月的膳費，同時貼大字報說我貪汙膳費。我沒有辦法，隻好借錢把他們(men) 三人的膳費墊上。

7、先修班的主任是北大訓導長陳雪屏兼任的，陳雪屏不能常駐四院，就派他的秘書(shu) 黃季仁住到四院的口字樓來，替他主持先修班的日常工作。我因膳團和臨(lin) 時自治會(hui) 的工作需要，同他有過多次接觸。每次他都很親(qin) 切地問長問短，呼我“Mister 林”如何如何。後來才知道他是在摸我的底，可惜他完全摸錯了。四院一些同學在1946年12月成立基督教青年團契，我被選為(wei) 總幹事。抗暴運動期間和運動過後，我曾用團契的名義(yi) 發表一些聲明、抗議，如1947年1月底的罷考，2月抗議北平警方逮捕社會(hui) 人士等，引起黃季仁的特別注意。他在3月下旬召見團契的發起人、靈修幹事楊藍陌(後改名方青)，對他說：學校已經查清林道茂是共產(chan) 黨(dang) 派來的，他先修班結束後，我們(men) 決(jue) 不會(hui) 讓他升入大一。你們(men) 現在最大的目的是升入大一，如果繼續跟著林道茂，就會(hui) 影響你們(men) 升入大一，除非把他開除出團契，不讓他把你們(men) 團契當做共產(chan) 黨(dang) 的工具。楊藍陌當天晚飯後瞞著我召開團契的會(hui) ，傳(chuan) 達黃季仁的意見，提出把我開除出團契，逼著副總幹事但慶棣表態。但慶棣說開除不好，可以勸他退出。會(hui) 後蔣智、劉光廷來告訴我，我氣得找但慶棣和好幾個(ge) 團契成員絕交。團契無形中就解散了。至於(yu) 黃季仁說的不讓我升入大一，則是明顯的謊言。我已升入大一，楊藍陌卻因為(wei) 考試不及格不能繼續留在北大，黃季仁不可能因為(wei) 他排擠我搞垮團契有功而保送他上大一。從(cong) 整個(ge) 先修班來看，自治會(hui) 和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都上了大一，而孫兆金、黃存實和智字7號的“七兄弟”，卻由於(yu) 他們(men) 曠課太多或考試不及格，沒有一個(ge) 升入大一，他們(men) 並沒有因為(wei) 對國民黨(dang) 有功而得到保送。從(cong) 這裏可以看到當年北大的獨立和自由精神。

8、1948年1月13日，上海同濟大學校方下令“禁止學生自治會(hui) 一切活動”，並開除、處分學生多名。學生罷課抗議，得到各大學學生的積極響應。29日晚，大批軍(jun) 警到同濟大學，包圍、毆打正在禮堂開會(hui) 的學生，打傷(shang) 七十餘(yu) 人，逮捕二百餘(yu) 學生。接著，校方開除107名學生，其他各校也有217名學生因聲援同濟大學學生而被開除，是為(wei) “同濟血案”，或“同濟事件”。(據《解放戰爭(zheng) 時期北平學生運動史》)

9、第一批名單有北大學生71人，其中四院同學6人：黃羽鍾(後改名左羽)、史道鈐(曾改名康永年)、秦素文(後改名丁方)、謝會(hui) 娥(後改名方文)、曹平堃(後改名曹嵐)、葉際秀，第二批名單有北大學生20人，其中四院同學有有聞人昌、胡傳(chuan) 德、屈翠荷和我。我在大一第一學期和第二學期的自治會(hui) 理事的競選活動中，都以最高票數當選理事，並被推選為(wei) 常務理事，在學生運動中總是站在前列，所以被國民黨(dang) 當局認為(wei) 是地下共產(chan) 黨(dang) 員。

10、聞人昌，後改名李天民，浙江金華人，先修班和大一時期均當選為(wei) 學生自治會(hui) 理事，1948年上半年與(yu) 我同為(wei) 常務理事，同被列入特刑庭的第二批傳(chuan) 訊名單，他當時是共產(chan) 黨(dang) 北大四院的支部書(shu) 記。我於(yu) 1948年9月在河北泊鎮申請參加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他是介紹人之一(另一介紹人是石羽，原名吳謨)。後入中央團校學習(xi) 留校，五十年代初進外交部，八十年代曾擔任我國駐埃及公使，1998年11月19日因病去世。

11、幾天之後，地下黨(dang) 為(wei) 我假造的“國民身份證”上，用的也是這個(ge) 姓名。到了平山填寫(xie) 登記表時，我嫌中間那個(ge) “國”字難寫(xie) ，把它去掉，於(yu) 是我的姓名就成了“杜光”，一直沿用了六十多年。但在我的一生中，曾經有一個(ge) 多月是“杜國光”，這個(ge) 姓名恒久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12、南宋劉克莊詞《沁園春·夢孚若》中語，這幾句話是那一代誌士仁人的共同感歎。令人遺憾的是，“機會(hui) 方來”的善良願望，仍然未能成為(wei) 現實。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