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續中華道統，再造文化輝煌

作者：慕朵生

來源：作者授權

時間：2014年9月15日

中華文化是中國曆史連續一貫、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中華文明曆久彌新的大本大源，是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最獨特的精神標識、最深厚的軟實力。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再造中華文化的新輝煌，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中國夢的內(nei) 在要求，也是擺在我們(men) 麵前的一大曆史性課題。

《左傳(chuan) 》有雲(yun) ：“國於(yu) 天地，有與(yu) 立焉。”

中華文化是中國曆史連續一貫、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中華文明曆久彌新的大本大源，是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最獨特的精神標識、最深厚的軟實力。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以習(xi) 近平為(wei) 總書(shu) 記的新一屆黨(dang) 中央更加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強調文化自信，注重文化安全，特別是提出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時代價(jia) 值，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激發其生命活力，再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

習(xi) 總書(shu) 記指出，要認真汲取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闡發其“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yi) 、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jia) 值，使其成為(wei) 涵養(yang) 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重要源泉。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再造中華文化的新輝煌，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中國夢的內(nei) 在要求，也是擺在我們(men) 麵前的一大曆史性課題。

深入挖掘中華文化的時代價(jia) 值

“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yi) 、尚和合、求大同”，是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觀的新概括、新凝練。我們(men) 有必要溫習(xi) 和牢記這些基本的中華文化價(jia) 值觀，並將其運用到個(ge) 人和社會(hui) 政治生活來，知行合一，德行並進，使這些古老而又珍貴的價(jia) 值觀念，再次迸發出熠熠生輝的活力。

所謂“講仁愛”，在世界各大民族之中，恐怕沒有任何一個(ge) 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重視“仁愛”，以至於(yu) 往聖先賢直接將“仁愛”視為(wei) 人的本質規定。如：孔子說“仁者，愛人”；孟子說“人者，仁也”；朱子說“仁者，愛之理、心之德”。

“仁愛”是每個(ge) 人與(yu) 生俱來、根植內(nei) 心的真實情感。“講仁愛”就是每個(ge) 人都要以自己的真實情感為(wei) 中心，以“親(qin) 親(qin) ”即孝敬父母、友愛兄長為(wei) 本，由己推人，由近推遠，環環擴展，與(yu) 他人互相尊重、彼此友愛，從(cong) 而構成和諧的人際關(guan) 係，塑造溫情的社會(hui) 秩序。

至於(yu) “講仁愛”的具體(ti) 方法，一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曰“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被中外學界譽為(wei) 人類的“道德黃金律”，並被寫(xie) 入1997年世界宗教大會(hui) 《全球倫(lun) 理宣言》，而“仁愛”思想也被寫(xie) 入1948年聯合國大會(hui) 《世界人權宣言》，這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所謂“重民本”，早在歐洲尚把奴隸視為(wei) “家庭私有財產(chan) ”的3000多年前，中國思想家就提出了“重民”、“愛民”、“安民”、“利民”、“養(yang) 民”、“保民”的“民本”思想。《尚書(shu) 》所雲(yun) “民為(wei) 邦本，本固邦寧”是也。

“重民本”是“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孝經》）人本思想和“仁愛”道德思想在社會(hui) 政治領域的自然延伸，它要求執政者“以民為(wei) 本”，據王道，行仁政，關(guan) 愛民瘼，重視民生，敬畏民意。惟其如此，一個(ge) 政權的政治統治才具有合法性，否則“天命”就會(hui) 轉移，政權就會(hui) 更替。因為(wei) 雖然“天不言”，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cong) 之”（《尚書(shu) 》）。

古老的民本思想既是中國古人批評和反抗“惡政”的理論依據，又是中國現代民主思想的重要來源。孫中山先生就曾把“民為(wei) 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作為(wei) 自己民權學說的發軔——至今仍是中國社會(hui) 政治建設的基本立足點之一。

所謂“守誠信”，“誠”和“信”含義(yi) 略同、互為(wei) 解釋，故《說文》釋曰：“誠，信也；信，誠也。”《中庸》雲(yun) ：“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意思是說，誠實守信是宇宙的基本法則，而踐行誠實守信則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所以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它要求一個(ge) 人既不自欺、也不他欺，誠實守信、踐約履諾，言行一致，表裏如一，惟其如此，才能贏得信譽和尊重。

與(yu) 此同時，誠信還是治國理政的樞紐，所以《管子》說“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而孔子也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強調國家和政府要取信於(yu) 民、為(wei) 民所信。否則，在一個(ge) 政府缺乏誠信、人人爾虞我詐的社會(hui) 中，不僅(jin) 每個(ge) 人無法幸免於(yu) 難，而且會(hui) 造成社會(hui) 政治離心離德。因此，誠信是踐行美德的核心要素，所以《中庸》雲(yun) “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wei) 貴”，而清儒戴震則更是強調：“曰善曰德，盡其實之謂誠。”

所謂“崇正義(yi) ”，近代以來，國人好言西方“正義(yi) 觀”，殊不知中國“正義(yi) 觀”同樣源遠流長。“義(yi) ，正也”（《墨子》），“義(yi) ，宜也”（《中庸》），“正義(yi) ”就是每個(ge) 人和全社會(hui) 都認同且遵循的公正和道義(yi) ，所以孟子說：“義(yi) ，人之正路。”一個(ge) 社會(hui) 若無正義(yi) 共識，人人各行其是，則必然分崩離析，相反，“行義(yi) 以正，事業(ye) 以成”（《荀子》）。亦如賈誼所說：“古之正義(yi) ，東(dong) 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跡之所至，莫不率服。”

“崇正義(yi) ”一則要分“仁義(yi) 之別”：“仁以愛之，義(yi) 以正之。”（《禮記》）“以仁安人，以義(yi) 正我”（《春秋繁露》）。即是說，“仁”是用來愛別人的，“義(yi) ”是用來正自己的，需要“躬自厚而薄責於(yu) 人”（《論語》）。二則要嚴(yan) “義(yi) 利之辨”：儒家強調“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要求每個(ge) 人都能“見利思義(yi) ”，推廣到社會(hui) 政治生活中，就是《大學》提出的一大治國原則：“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

所謂“尚和合”，《國語》有雲(yun) ：“商契能和合五教（父義(yi)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保於(yu) 百姓者也。”又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feng) 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和合”就是承認世界萬(wan) 物的豐(feng) 富性和差異性，強調不同元素要和而不同、和諧共生、和平相處、和衷共濟、和光同塵。《中庸》所謂“萬(wan)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是也。

“和合學”創始人、中國人民大學資深教授張立文先生指出，當前人類社會(hui) 麵臨(lin) 人與(yu) 自然、人與(yu) 社會(hui) 、人與(yu) 人、身與(yu) 心以及不同文明之間的衝(chong) 突與(yu) 危機，化解之道就是“和合學”提出的五大原理，即以“和生”原理化解人與(yu) 自然的衝(chong) 突即生態危機，以“和處”原理化解人與(yu) 社會(hui) 的衝(chong) 突即社會(hui) 危機，以“和立”原理化解人與(yu) 人的衝(chong) 突即道德危機，以“和達”原理化解人的心靈衝(chong) 突即精神危機，以“和愛”原理化解各文明之間的衝(chong) 突即國際危機。

所謂“求大同”，《禮記•禮運》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yang)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yu) 地也，不必藏於(yu) 己；力惡其不出於(yu) 身也，不必為(wei) 己。是故謀閉而不興(xing) ，盜竊亂(luan) 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大同”是中國古人關(guan) 於(yu) 社會(hui) 政治與(yu) 倫(lun) 理道德的最高理想，深深印入每個(ge) 中國人的心靈，深刻影響到中國的曆史進程。近代以來，無論是維新派康有為(wei) ，還是革命派孫中山，都是“大同”思想的繼承者和弘揚者。孫中山先生不僅(jin) 曾手抄《禮記》大同章，而且在《三民主義(yi) 》演講中明確指出：“真正的民生主義(yi) ，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民生主義(yi) 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又名共產(chan) 主義(yi) ，即是大同主義(yi) 。”研究表明，“大同”思想的確對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早期傳(chuan) 入中國起到了重要的接引作用。

“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yi) 、尚和合、求大同”，既包括修身要道，又涵蓋治國理念，體(ti) 現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大學》）的精神，突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追求，既具有獨特的民族魅力，又具有全球的普世意義(yi) ，是中華民族乃至人類社會(hui) 寶貴的精神財富。

充分認清中華文化麵臨(lin) 的嚴(yan) 峻挑戰

一種文化傳(chuan) 統及其價(jia) 值觀念，能否在全社會(hui) 推而廣之、由人們(men) 踐而行之，既取決(jue) 於(yu) 其思想價(jia) 值的魅力，也取決(jue) 於(yu) 各種曆史條件和客觀環境。近代以來，直到今天，中華文化遭遇各種嚴(yan) 峻的挑戰和危機，以至於(yu) 我們(men) 一度遺失了這些曆史悠久而又優(you) 美高貴的價(jia) 值觀——中華文化從(cong) 未遭遇如此大的破壞和斷層，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在整個(ge) 人類文明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

——激烈反傳(chuan) 統的危害。

近代以來，中西文明大規模遭遇，西方列強借助堅船利炮屢屢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zheng) ，積貧積弱的中國則屢戰屢敗，沉重打擊了國人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由此引了發國人對自身文化傳(chuan) 統和價(jia) 值觀念的反思與(yu) 批判，最終導致出現了激烈反傳(chuan) 統的現象，形成了一種“反傳(chuan) 統的傳(chuan) 統”，或如美國華裔學者林毓生所說的“反傳(chuan) 統主義(yi) ”。

當代華人世界著名曆史學者、漢學家餘(yu) 英時先生也指出：“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ge) 不斷激進化的過程。”的確，中國近代以來的各種主義(yi) 、思潮以及社會(hui) 文化運動，盡管其主張千差萬(wan) 別，但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反傳(chuan) 統，而巔峰就是“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文化造成了嚴(yan) 重的戕害。

暫且不說那些主張“打倒孔家店”（吳虞）、“不讀中國書(shu) ”（吳稚暉）甚至提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錢玄同）的激烈反傳(chuan) 統論者，就連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也帶有不同程度的反傳(chuan) 統痕跡，如以康有為(wei) 、梁啟超為(wei) 代表的“維新派”，以吳宓、梅光迪為(wei) 代表的“學衡派”，甚至馮(feng) 友蘭(lan) 、張君勱、牟宗三、唐君毅等部分“新儒家”，無不或多或少試圖利用西方思想和價(jia) 值來改造中華文化——背後的預設就是“中不如西”、“古不如今”。

經過上百年的激烈反傳(chuan) 統，中華文化出現了巨大的斷層，導致固有的典章文物、理想信仰、價(jia) 值觀念、倫(lun) 理道德、禮儀(yi) 風俗等喪(sang) 失殆盡。如今，大多數國人對自身文化傳(chuan) 統感到非常的陌生和疏離，缺乏“了解之同情”（陳寅恪）與(yu) “溫情和敬意”（錢穆），常常下意識中把中華文化視為(wei) “封建”、“專(zhuan) 製”、“愚昧”、“落後”、“反動”、“頑固”的東(dong) 西，就連一些知名學者也常口無遮攔地使用“孔老二”、“喪(sang) 家犬”等侮辱性字眼稱呼中華民族的大聖人孔子。

——西方價(jia) 值觀的侵蝕。

“激烈反傳(chuan) 統”的必然結果，就是“拚命往西走”（胡適），亦即“全盤西化”或“部分西化”的思潮。比如，民國時期西化思潮代表人物陳序經就曾提出，“中國文化一切不如人”、“西方文化是現代世界文化”，所以“中國必須全盤西化，才能實現現代化”。

陳序經的觀點自然存在很大偏頗，當時就受到許多人的批評。但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百餘(yu) 年來，中西文化碰撞交鋒的曆史，就是一個(ge) “西進中退”的過程，直到目前兩(liang) 者的格局仍是“西強中弱”，中國從(cong) 曆史上的“文化輸出國”變成現在的“文化輸入國”。

這種大規模的“文化輸入”，已經波及滲透到每個(ge) 人乃至全民族的方方麵麵，嚴(yan) 重侵蝕了中國人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觀念、思維模式甚至是生活方式，以至於(yu) 現代的年輕人最喜歡玩的是“迪士尼樂(le) 園”，最喜歡看的是“好萊塢大片”，最喜歡吃的是“肯德基”、“麥當勞”，最喜歡過的是“情人節”、“聖誕節”，甚至是開口閉口“Hi”、“Bye”、“I loveyou”——他們(men) 被戲稱為(wei) “香蕉人”，亦即“皮膚黃色、內(nei) 心白色”的人。

更重要的是，在国际1946伟德研究領域和社會(hui) 政治生活領域，西方思想文化和價(jia) 值觀念也無孔不入，不少人對中華文化棄之如敝履，惟西方學術、範疇、價(jia) 值是瞻，鸚鵡學舌，邯鄲學步，成為(wei) 可憐的“留聲機”和“應聲蟲”，陷入一種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境地。

所有這些，都嚴(yan) 重地危害了中國的文化主權和文化安全，消解了中國人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可以說，中國雖然已經獨立建國，中國人雖然已經站立起來，但在思想文化和價(jia) 值觀念上，仍沒有走出西方文化的陰影。

——現代性生活的裂變。

在尋求“國家富強”的強大壓力下，中國包括工業(ye) 化、城鎮化、商業(ye) 化進程等在內(nei) 的現代社會(hui) 轉型，呈現出明顯的擠壓特征，即將西方國家用幾百年實現社會(hui) 現代轉型的曆程，壓縮在短短的近幾十年之內(nei) 來完成。這一轉變規模之大、速度之快，雖是人類曆史的一大奇跡，但對中華文化構而言，卻是在還沒有撫平由“激烈反傳(chuan) 統”和“拚命往西走”所造成巨大創傷(shang) 的同時，就不得不麵對“現代性”甚至“後現代性”文化的嚴(yan) 峻挑戰。

比如，隨著人們(men) 商業(ye) 規則、權利觀念、訴訟意識等大幅提升，過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傳(chuan) 統道德倫(lun) 理觀念日漸淡化，中國社會(hui) 正在由一個(ge) 充滿溫情的“熟人社會(hui) ”，變成一個(ge) 人情冷漠、人際疏離的“陌生人社會(hui) ”。

又比如，現代社會(hui) 裹挾著科技進步、經濟發展以及理性化和世俗化一路狂奔，必然會(hui) 吞沒優(you) 美而又神聖的傳(chuan) 統信仰，出現了人類社會(hui) 的“祛魅化”現象。中國傳(chuan) 統宗教文化日趨衰落，“天地親(qin) 君師”等觀念逐漸消亡，人們(men) 越來越缺乏神聖感和敬畏心，越來越“無法無天”，誠如孔子所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這表明，中華文化傳(chuan) 統麵臨(lin) 著一個(ge) 如何實現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的緊迫任務。

一種曆史悠久、厚重博大的文化是一個(ge) 生命體(ti) ，就像一個(ge) 人的生命一樣，一旦抹殺記憶，割裂傳(chuan) 統，難免得曆史失憶症和精神分裂症。正如習(xi) 總書(shu) 記指出：“牢固的核心價(jia) 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chuan) 統、丟(diu) 掉根本，就等於(yu) 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

我們(men) 作為(wei) 中華文化的傳(chuan) 人——這是命中注定、無可逃避的，必須擯棄對中華文化的“弑父”情結，走出西方文化的陰影，重建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此基礎上接續中華文化傳(chuan) 統。否則，再造中華文化新輝煌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是空中樓閣、沙上大廈。

搶抓重建中華文化的曆史機遇

中華文化盡管近代以來命運多舛、不絕如線，迄今也仍麵臨(lin) 諸多嚴(yan) 峻的挑戰，但進入新世紀以來，中華文化一陽來複、生機重現，其重建和再造具備了諸多難得的曆史機遇。

國家走向富強激發文化自信。

按照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的觀點，欠發達國家在初期往往是以“西方化”促進“現代化”，在後期則往往是以“現代化”成就推動本土文化複興(xing) ，重建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崛起態勢明顯，國人已經走出“事事不如人”的曆史陰影。正如習(xi) 總書(shu) 記所說：“現在，我們(men) 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目標，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ge) 目標。”

與(yu) 此同時，經濟全球化、交通便捷化、信息網絡化深入發展，麵對諸多來自不同文明的“他者”，每個(ge) 國家和民族的人們(men) 都越來越意識到“自我”的特征，也就更加珍重自己在文化、民族以及國家等方麵的身份屬性。正因如此，作為(wei) 中華民獨特精神標識的中華文化，越來越成為(wei) 國人與(yu) “他者”進行辨異，進而實現包括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基本支撐。

此外，中華文化超越意識形態糾紛，是中國參與(yu) 全球文化交流互鑒，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並為(wei) 人類文明發展作出獨特貢獻的重要資源。簡言之，國家走向富強極大地激發了國人的民族自信，極大地促進了國人的文化自覺，使國人開始以更加自信的態度禮敬中華文化。

民眾(zhong) 精神需求帶動傳(chuan) 統回歸。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生命，而民族是文化的載體(ti) 。一種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關(guan) 鍵看其是否能適應和滿足人們(men) 的精神需求，並不斷提升人們(men) 的精神境界。

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體(ti) 的中華文化，立足人性、人情、人本，麵向生命、生存、生活，是人所必由之路和必有之心。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論語》）和“仁義(yi)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孟子》）是也。就此而言，每個(ge) 中國人都是天生的儒家，天然就具有中華文化的基因。

隨著中國社會(hui) 的急劇轉型和飛速發展，現代生活不僅(jin) 呈現出物質化、世俗化、碎片化趨勢，而且出現理想淆亂(luan) 、信仰紊亂(luan) 、價(jia) 值混亂(luan) 以及倫(lun) 理失範、道德滑坡、人情冷漠等現象，使得每個(ge) 人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都與(yu) 日俱增。簡言之，就是人們(men) 的精神生活多處於(yu)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所說的“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同時又非常渴望過一種“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精神生活，從(cong) 而重新喚醒了人們(men) 內(nei) 心深處的中華文化基因。

事實上，近年來中華文化的複蘇萌動最先就是從(cong) 民間開始的。比如，方興(xing) 未艾的漢服熱、古禮熱、書(shu) 院熱、讀經熱、論語熱、祭孔熱等，進而波及到高校和媒體(ti) ，如高校普遍開設“國學”課程並爭(zheng) 先恐後設立儒學院，而電視台上諸如“百家講壇”、“漢字英雄”等中華文化推廣活動也是不勝枚舉(ju) 。這些都表明，中華文化複興(xing) 已經找到了最為(wei) 堅實可靠的載體(ti) ，逐漸做到了“貼著地麵行進，不在雲(yun) 端跳舞”（維特根斯坦）。

官方大力支持提供重要保障。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華文化發展境遇的一大特點，就是不僅(jin) 得不到官方的支持，而且受到其製度性甚至是社會(hui) 性的批判——這同樣是人類文明史上頗為(wei) 罕見的現象。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官方一改批判者的姿態，明確提出要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忠實傳(chuan) 承者和弘揚者”。

特別是習(xi) 總書(shu) 記親(qin) 自視察中華文化聖地曲阜，多次肯定中華文化的正麵價(jia) 值，明確指出“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feng) 厚滋養(yang)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植根於(yu) 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曆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他還特別強調指出：“一個(ge) 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guan) 精氣神的凝聚。我們(men) 要堅定理論自信、道路自信、製度自信，最根本的還要加一個(ge) 文化自信。”

以上這些，初步改變了中華文化百餘(yu) 年來在政治上“挨打受氣”的曆史局麵，為(wei) 以孔子誕辰為(wei) 中國教師節、中華文化經典進入國民教育體(ti) 係，以及中華文化價(jia) 值進入社會(hui) 政治生活領域等，提供了重要的契機。而這些，都是官方和社會(hui) 嚐試回歸“中華道統”的體(ti) 現。

所謂“中華道統”，是指儒家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聖王之道傳(chuan) 承統續的理論，用唐代韓愈的話說就是“堯以是傳(chuan) 之舜，舜以是傳(chuan) 之禹，禹以是傳(chuan) 之湯，湯以是傳(chuan)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chuan) 之孔子，孔子傳(chuan) 之孟軻”。近代以來，人們(men) 更多地將“中華道統”的問題，視為(wei) 執政者和全社會(hui) 是否繼承和弘揚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體(ti) 的中華曆史文化傳(chuan) 統的問題。

德國著名社會(hui) 學家馬克斯•韋伯曾說：“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大幕已經徐徐拉開，我們(men) 正處於(yu) 接續中國之前數千年文化和開創未來數千年文化的關(guan) 節點上。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隻要每個(ge) 人都能樹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勇於(yu) 肩負起時代賦予的神聖使命，迎接挑戰，搶抓機遇，開拓創新，我們(men) 就一定能夠重新接續中華道統，再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