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shu) 坑儒”再議

作者：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癸巳年七月初八日

             西曆2013年08月14日 

編者按

近日有文章指出，“焚書(shu) 坑儒”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彌天大謊，“焚書(shu) ”實為(wei) 秦始皇“課改”，隻是國家進行了一場教學課本改革，收焚了“天下”所藏之“《詩》《書(shu) 》、百家語”這些過時的不適用的教學課本。在由此引發的探討和熱議中，我們(men) 已經看到不少比較清醒的立足科學求實精神的觀點和建議。恰如專(zhuan) 家所言，曆史研究最重要的前提，是對曆史客觀存在的尊重，不能捕風捉影；對於(yu) 曆史的解讀，應當有嚴(yan) 謹的學術研究的基礎，切忌嘩眾(zhong) 取寵。探求曆史真實，應當本著誠懇敬畏之心，一味追求曆史認識的立異翻新，炒作賣弄，萬(wan) 萬(wan) 不可取。今天，本刊特邀請秦漢史研究會(hui) 會(hui) 長王子今先生對此進行梳理解讀，以期幫助於(yu) 此有興(xing) 致的讀者朋友全麵客觀地了解曆史真相。

秦始皇在實現統一之後第八年和第九年做的兩(liang) 件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焚書(shu) ”和“坑儒”，折射出秦帝國的政治方向和文化原則。但他不會(hui) 想到，這些決(jue) 策後來會(hui) 成為(wei) 千古議論的話題。如宋人朱熹所謂“焚坑之禍”，元人張九垓所謂“焚坑之厄”，明人鄭真所謂“焚坑之慘”。更為(wei) 著名的自然是毛澤東(dong)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ye) 要商量”的詩句（“要商量”或引作“待商量”，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鉛印件作“要商量”）。

一、“煙燎之毒”：中國文化的浩劫

《史記·秦始皇本紀》有關(guan) 於(yu) “焚書(shu) ”事件的明確記載。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李斯建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shu) 》、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shu) 》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shu) 。”“製曰：‘可。’”《史記·李斯列傳(chuan) 》記錄李斯上書(shu) ：“諸有文學《詩》、《書(shu) 》、百家語者，蠲除去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shu) 。”又記載：“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shu) 》、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

對於(yu) 秦“焚書(shu) ”導致的先秦文獻的破壞，很早就有人提出疑議。如《通誌》卷七一《校讎略》載錄《秦不絕儒學論》以“臣向謂”的口氣言“秦人焚書(shu) 而書(shu) 存”，又說“諸儒窮經而經絕”。論者說，先秦就有《詩》《書(shu) 》亡逸情形，“皆不因秦火”；又說，“自漢以來書(shu) 籍，至於(yu) 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體(ti) 味其原意，在於(yu) 揭示文化史進程中書(shu) 籍散亡的複雜因素，但絕不是肯定“秦火”的合理。所謂“秦人焚書(shu) 而書(shu) 存”，一者因“博士官所職”的國家典藏；二者因民間在艱險情況下的保護和傳(chuan) 承。前者又經曆“項籍之罪”（劉大櫆《焚書(shu) 辯》），“項羽之火”（劉師培《六經殘於(yu) 秦火考》，《左庵集》卷三）。後者不能避免傳(chuan) 授過程中由不同立場和不同視角出發對早期經典的修正和扭曲。

秦始皇事後回顧“焚書(shu) ”事，言“吾前收天下書(shu) 不中用者盡去之”（《史記·秦始皇本紀》）。稱“焚書(shu) ”對象為(wei) “天下書(shu) 不中用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shu) 等實用之學的積累確實得以保存，又有學者指出兵學知識仍然在民間普及，如袁宏道《經下邳》詩所謂“枉把六經灰火底，橋邊猶有未燒書(shu) ”（《明詩綜》卷六二）。也有人據“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shu) ”詠張良事跡詩，論“兵家言原在‘不燔’之列”（陳恭尹：《讀〈秦紀〉》）。盡管秦文化重視實用的風格使得許多技術層麵的知識得以存留，但是以理論為(wei) 主題的體(ti) 現較高思辨等級的文化遺產(chan) 遭遇“秦火”造成的文化劫難，是不可否認的曆史真實。雖然“民間《詩》《書(shu) 》，未必能家摧而戶燒之，燔餘(yu) 燼遺，往往或有”（劉師培《六經殘於(yu) 秦火考》），我們(men) 卻不能在回顧文化史時，輕易否定毀滅文明成就的文化專(zhuan) 製主義(yi) 的罪惡。

王充《論衡·書(shu) 解》說，“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shu) ，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趙岐《孟子章句題辭》也說秦不焚諸子。《文心雕龍·諸子》亦謂：“煙燎之毒，不及諸子。”陳恭尹《讀〈秦紀〉》有“百家雜碎，初未從(cong) 火”的說法。然而《史記·秦始皇本紀》和《李斯列傳(chuan) 》都明確說焚書(shu) 對象是包括“百家語”的。也許“蠲除去之”的嚴(yan) 厲程度，“百家語”不及《詩》《書(shu) 》。但是對於(yu) 這一問題，顯然還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

近來有人指出，“焚書(shu) 坑儒”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彌天大謊，“焚書(shu) ”實為(wei) 秦始皇“課改”，秦始皇焚書(shu) 隻是國家進行了一場教學課本改革，收焚了“天下”所藏之“《詩》、《書(shu) 》、百家語”等過時的不適用的教學課本。在這一說法引起的熱議中，我們(men) 已經看到比較清醒的立足科學求實精神的認識。應當指出，中國古代教育史的常識告訴我們(men) ，秦代還沒有國家全麵控製教育的製度，也沒有定型的統一的“教學課本”。所謂“課改”和“教學課本改革”，都是沒有根據的，並不符合當時文化教育形式的實際。我們(men) 以為(wei) ，探求曆史真實，應當基於(yu) 誠懇之心。一味地追求曆史認識的立異翻新，是不可取的。

明代思想家李贄在《史綱評要》卷四《後秦紀》中曾經這樣評論李斯關(guan) 於(yu) 焚書(shu) 的上書(shu) ：“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當戰國橫議之後，勢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朱彝尊《秦始皇論》也說：“於(yu) 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為(wei) 邪說誣民，近於(yu) 禽獸(shou) 。更數十年曆秦，必有甚於(yu) 孟氏所見者。……特以為(wei) 《詩》《書(shu) 》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hui) ，而儒生之紛論不止，勢使法不能出於(yu) 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為(wei) 眾(zhong) 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對於(yu) 秦始皇“焚書(shu) ”之背景、動機和直接出發點的探索，還可以進行深入的討論。但是基本史實的認定，應當是研究的基點。

二、“術士”抑或“儒生”：“坑儒”辨疑

關(guan) 於(yu) 秦始皇“坑儒”的記載，見於(yu)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得知侯生、盧生出逃，“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shu) 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zhong) ，欲以興(xing) 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zhong) 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wan) 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wei) 訞言以亂(luan) 黔首。’”於(yu) 是，“使禦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chuan) 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yu) 人，皆坑之鹹陽，使天下知之。”近年多有學者著文否認秦始皇“坑儒”事。主要論點，以為(wei) 所坑殺的對象是“術士”而非“儒生”。

 人們(men) 可能首先會(hui) 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術士”就較“儒生”低賤，就可以隨意屠殺嗎？而且，究竟秦始皇坑殺對象能否排除儒生，依然是需要澄清的問題。

就“坑儒”一事，其實很早就有人提出異議。《通誌》載《秦不絕儒學論》說：“秦時未嚐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提出此說的依據，是秦末仍可看到儒生和儒學的活躍：“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yu) 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yi) 以對。是則秦時未嚐不用儒生與(yu) 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yu) 人，齊魯之風亦未嚐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為(wei) 守節禮義(yi) 之國。”朱彝尊《秦始皇論》也說：“彼之所坑者，亂(luan) 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以儒生在曆史舞台上繼續表演的曆史記載推定“秦不絕儒學”，“秦時未嚐廢儒”，雖有一定的說服力，但這樣的說法，其實隻是限定了“坑儒”的範圍，並沒有完全否定“坑儒”的史實。

 言秦始皇“皆坑之鹹陽”之“四百六十餘(yu) 人”使用“術士”稱謂者，較早有《史記·淮南衡山列傳(chuan) 》載伍被語所謂“殺術士，燔《詩》《書(shu) 》”以及《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所謂“燔《詩》《書(shu) 》，殺術士”。不過，《漢書(shu) 》中其他相關(guan) 評論，都明確認定“坑儒”。如《漢書(shu) ·五行誌下之上》“燔《詩》《書(shu) 》，坑儒士”，《漢書(shu) ·地理誌下》“燔書(shu) 坑儒”。此後如《後漢書(shu) ·陳蕃傳(chuan) 》“焚書(shu) 坑儒”，以及《後漢書(shu) ·申屠蟠傳(chuan) 》“坑儒燒書(shu) ”，《後漢書(shu) ·左雄傳(chuan) 》“坑儒泯典”，《魏書(shu) ·李崇傳(chuan) 》與(yu) 《北齊書(shu) ·邢邵傳(chuan) 》“坑儒滅學”，也都是明確的表述。其實，所謂“術士”、“方士”和“儒生”，文化資質有某種相通之處。正如有的學者所說，“謂所坑乃‘方技之流’，非‘吾儒中人’，蓋未省‘術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光聰諧：《有不為(wei) 齋隨筆》）“術士”可指“儒生”之例，有《史記·淮南衡山列傳(chuan) 》載伍被語：“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shu) 》，棄禮義(yi) ，尚詐力”，《漢書(shu) ·伍被傳(chuan) 》作“往者秦為(wei) 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shu) 》，滅聖跡，棄禮義(yi) ”。又《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shu) 》，殺術士，六學從(cong) 此缺矣。”分析上下文“先王之道”以及“禮義(yi) ”、“聖跡”、“六學”諸語，根據當時語境，可以知道這裏說的“術士”就是“儒生”。

《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謂“諸生傳(chuan) 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yu) 人，皆坑之鹹陽”之“諸生”，作為(wei) 社會(hui) 稱謂的使用，所指代的社會(hui) 身份可能原本是比較模糊的。顧頡剛說：“當時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秦始皇）把養(yang) 著的儒生方士都發去審問，結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餘(yu) 人活葬在鹹陽：這就是‘坑儒’的故事。”（《秦漢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頁）

《論衡·語增》肯定“焚書(shu) 坑儒”是曆史真實，以為(wei) 坑殺對象就是“儒生”，但否定了秦始皇欲全麵取締儒學的說法：“傳(chuan) 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shu) 》，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shu) 》，滅去五經文書(shu) 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chuan) 文書(shu) 之人也。燒其書(shu) ，坑其人，《詩》《書(shu) 》絕矣。言燔燒《詩》《書(shu) 》，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shu) 》，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在史事辨析時，又完全剔除了“術士”的表現：“三十五年，諸生在鹹陽者多為(wei) 妖言。始皇使禦史案問諸生，諸生傳(chuan) 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坑儒士，起自諸生為(wei) 妖言。”

我們(men) 必須重視的一則重要信息，是《史記·秦始皇本紀》在“四百六十餘(yu) 人皆坑之鹹陽”之後記錄的扶蘇的表態：“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yu) 上郡。”扶蘇所謂“諸生皆誦法孔子”，明確解說了“諸生”的文化資質和文化立場。又《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駁淳於(yu) 越語，前說“今陛下創大業(ye) ，建萬(wan) 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後說“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luan) 黔首”，此處“諸生”就是“儒”。《史記》中使用“諸生”稱謂凡33例，沒有一例可以明確包含“方士”身份。除前引多例外，如《封禪書(shu) 》“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製》，謀議巡狩封禪事”；又《孔子世家》太史公曰：“餘(yu) 讀孔氏書(shu) ，想見其為(wei) 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xi) 禮其家，餘(yu) 祗回留之不能去雲(yun) 。”在司馬遷筆下，“諸生”稱謂都明確直指“儒”“群儒”。

 不過，宋元之際也有學者否定扶蘇之說。蕭參《希通錄》：“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yu) 扶蘇之諫。”“自扶蘇一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陶宗儀(yi) 《輟耕錄》卷二五“論秦蜀”條有同樣的說法，隻是“自扶蘇一言之誤”作“自扶蘇言之誤”。“扶蘇之諫”，是直接針對坑殺“諸生”的批評意見，是與(yu) 曆史真實時間距離和空間距離最近的判斷。發表者與(yu) 帝國最高決(jue) 策人秦始皇有最親(qin) 近的感情，與(yu) 執政中樞機關(guan) 有最密切的關(guan) 係。輕易指斥“扶蘇一言之誤”，恐怕是難以說服讀者的。

還應當看到“焚坑”是體(ti) 現出政策連續性的事件。“焚書(shu) ”時已經有對違令儒生嚴(yan) 厲懲處的手段，這就是所謂“有敢偶語《詩》《書(shu) 》者棄市”和“以古非今者族”。

三、“焚坑”非“一時間事”

“焚書(shu) 坑儒”是中國政治史和文化史中沉痛的記憶。《秦不絕儒學論》對於(yu) “焚書(shu) ”有“一時間事”的說法。現在看來，不注意“焚坑”事件的前源和後續，隻是看作偶然的短暫的曆史片段，可能是不符合曆史真實的。

宋代曾有“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yu) 荀卿”的說法（《朱子語類》卷一三七）。明人楊慎也說道，“宋人譏荀卿雲(yun) ，卿之學不醇，故一傳(chuan) 於(yu) 李斯，而有坑焚之禍。”（《丹鉛餘(yu) 錄》卷一三）呂思勉說：“在《管子·法禁》《韓非子·問辨》兩(liang) 篇中，早有焚書(shu) 的主張。秦始皇及李斯就把它實行了。”（《呂著中國通史》，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頁）所說《管子·法禁》的主張，可能即“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韓非子·問辨》中的相關(guan) 內(nei) 容，或許即“言行而不軌於(yu) 法令者必禁”“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

我們(men) 注意到，《韓非子·和氏》說，商君建議秦孝公“燔《詩》《書(shu) 》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可知早在秦孝公、商鞅時代，“焚書(shu) ”作為(wei) 已經“實行”的行政操作方式明確見諸文獻。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諸子》寫(xie) 道：“《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shu) 》而明法令。愚按《史記·商君傳(chuan) 》不言燔《詩》《書(shu) 》，蓋《詩》《書(shu) 》之道廢，與(yu) 李斯之焚之無異也。”是說商鞅和李斯堅持的文化主旨“無異”，而讀《韓非子》本文，可知“燔《詩》《書(shu) 》”，就是“焚書(shu) ”無疑。前引《史記·淮南衡山列傳(chuan) 》及《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所謂“燔《詩》《書(shu) 》”，以及《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下》所謂“昔秦燔《詩》《書(shu) 》以立私議”，都是說秦始皇“焚書(shu) ”。

“焚書(shu) 坑儒”形成的文化慣性，對後世政治生活依然有著長久的影響。以行政權力強化思想控製、文化控製、意識形態控製，成為(wei) 帝製時代的政治文化傳(chuan) 統。曆史上有的時代，控製和反控製矛盾的激化，便可能重演秦代發生過的嚴(yan) 酷的文化摧殘和人身迫害。東(dong) 漢黨(dang) 錮之禍發生，陳蕃上疏極諫，以當時局麵直接比況秦時形勢：“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yu) 秦焚書(shu) 坑儒，何以為(wei) 異？”（《後漢書(shu) ·陳蕃傳(chuan) 》）麵對漢末黑暗政治，申屠蟠也曾經說，“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wei) 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shu) 之禍，今之謂矣。”於(yu) 是選擇“窮退”“韜伏”，采取另一種抵製的態度（《後漢書(shu) ·申屠蟠傳(chuan) 》）。這可以看作宋人俞德鄰所謂“商皓雖寂寞，幸免坑焚悲”（《佩韋齋集》卷三）的翻版。這種對“焚坑”之禍一再的深刻警覺，是因為(wei) 這種危險確實長期存在的緣故。

唐人章碣詩：“坑灰未冷山東(dong) 亂(luan) ，劉項元來不讀書(shu) 。”（〔宋〕洪邁編：《萬(wan) 首唐人絕句》卷三五）元人洪希文詩：“坑焚若為(wei) 防遺患，可笑秦王計也疏。”（《讀秦隱士黃石公素書(shu) 》《續軒渠集》卷五）胡布詩：“劉項不識字，碩儒徒坑焚。”（《車轆轆》，〔明〕朱存理編：《珊瑚木難》卷八）清人田雯詩：“坑焚滲漏笑強秦，劉氏功憑馬上臣。”（《讀陸賈傳(chuan) 》《古歡堂集》卷一四）都指出“焚坑”手段不能在社會(hui) 危局嚴(yan) 重的情況下成功維護穩定，保存舊製。這些詠史懷古詩作中體(ti) 現的對“焚坑”的思考，也可以反映這一曆史現象長久的文化影響。

責任編輯：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