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什麽(me) 要告別餘(yu) 英時？

作者：慕朵生

時間：2014年7月21日

來源：中國儒教網

繼2006年榮獲美國國會(hui) 圖書(shu) 館“克魯格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終身成就獎”之後，今年6月21日，著名華人學者、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餘(yu) 英時先生，又榮獲台灣儒商尹衍梁資助設立的“唐獎”之“漢學獎”，再度成為(wei) 海內(nei) 外人文社會(hui) 科學界的一大盛事和焦點話題。

餘(yu) 先生不僅(jin) 德藝雙馨，而且著作等身，是蜚聲中外的重量級中國文化研究專(zhuan) 家。作為(wei) 錢穆、楊聯陞兩(liang) 位著名國學（漢學）大師的親(qin) 炙弟子，其中國文化功底之深厚、著述之豐(feng) 富，海內(nei) 外學界罕有出其右者，允為(wei) 一代國學（漢學）大師；作為(wei) 哈佛大學畢業(ye) 生且在美國優(you) 遊多年並長期執教於(yu) 多所世界名校的學者，其貫通古今、融會(hui) 中西的開闊視野、深邃洞見以及學術風格，堪稱一代國學（漢學）學術典範。因此，餘(yu) 先生8年之內(nei) 先後榮獲分別被譽稱為(wei) “人文諾貝爾獎”和“東(dong) 方諾貝爾獎”的兩(liang) 大學術獎項，既是實至名歸，更是眾(zhong) 望所歸，不存在任何的爭(zheng) 議。

更重要的是，世界華人圈對餘(yu) 先生尚有一種特別的情愫，那就是他對自由民主的向往與(yu) 執著，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yu) 堅守，實是其所崇奉的陳寅恪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闡釋。其攪動海內(nei) 外華人心弦和情感的兩(liang) 句名言，深刻揭示出中國文化最基本的訴求和特征：“哪裏是安身立命的樂(le) 土，哪裏就是中國”，揭示出中國文化涵育的社會(hui) ，理應是一個(ge) 仁政善治的王道樂(le) 土；“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則揭示出傳(chuan) 統士大夫“以道為(wei) 尊”的堅定信念，以及當仁不讓的曆史使命感——傳(chuan) 統士大夫乃儒家文化之載體(ti) 與(yu) 托命。

雖然如此，在筆者看來，餘(yu) 先生榮獲“唐獎”既是其學術巔峰的體(ti) 現，也是其影響式微的開端。主要原因在於(yu) ，近年來餘(yu) 先生提出並反複申述一個(ge) 學術觀點，“儒家的新趨向大致是退出公領域而轉移到私領域”，亦即儒學隻能在“修身齊家”的個(ge) 人生活領域發揮一些重要的作用，而在“治國平天下”的社會(hui) 政治領域則不會(hui) 再有什麽(me) 大的建樹——充其量是通過教育提高個(ge) 人的教養(yang) ，進而提升公共生活的品質而已。筆者認為(wei) ，這是一個(ge) 嚴(yan) 重的誤判，甚至是與(yu) 儒學的基本發展趨向背道而馳。

眾(zhong) 所周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傳(chuan) 統儒家的基本主張，而傳(chuan) 統儒學則是集心性儒學與(yu) 政治儒學於(yu) 一體(ti) ，亦即涵蓋並打通個(ge) 人生活領域和社會(hui) 政治領域的學問以及價(jia) 值體(ti) 係。特別是，儒家向來強調“政為(wei) 大”，把參與(yu) 政治視為(wei) 儒學的重要命脈，並通過提出王道、仁政、天下、大同等政治理念，以及設計君相分權、太學養(yang) 士、科舉(ju) 取士、禦史監察等係列政治製度，把中國形塑成為(wei) 一個(ge) 政治和教化相與(yu) 一體(ti) 的儒家國度。可以說，如果沒有政治，就沒有傳(chuan) 統的儒家和儒學。

學問淵博、目光敏銳的餘(yu) 先生並非沒有洞察到上述現象，但認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政治向來圍繞帝製和專(zhuan) 製展開，而近代以來又走向全盤崩潰並導致天然與(yu) 之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整個(ge) 儒學都呈現“遊魂無歸”態勢，所以中國政治發展方向在於(yu) 學習(xi) 西方、實現民主——這的確是中國百年政治發展的一大窠臼，從(cong) 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從(cong) 民國“四七憲法”到中共大陸建政莫不如此，隻不過大陸選擇的是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道路而已。就此而言，餘(yu) 先生關(guan) 於(yu) 政治的見解，並未超出百年來此起彼伏的西化論者！

問題在於(yu) ，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演進雖然翻天覆地，但到目前，無論是大陸還是港台，其政治都遠未臻於(yu) 成熟和完善，而其間經曆的種種挫折與(yu) 痛苦，與(yu) 其說源自儒家傳(chuan) 統政治與(yu) 現代社會(hui) 卯榫不接，毋寧說源自完全割裂儒家傳(chuan) 統而徹底學習(xi) 西方政治，導致中國政治缺乏“定盤星”和“穩定器”，而橫向移植來的西方政治模式，或水土不服，或變異乖張，不能盡如人意。所以，政治變革和製度創新，始終是中國人的一大焦慮和訴求，且隨著社會(hui) 現代化的深入發展而愈來愈迫切。

更重要的是，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是否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說的最完美的政治模式？人類能否超越西方政治窠臼而別開一套更加仁政善治的模式？這些問題即使西方學界也在探討之中，尚無定論。作為(wei) 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文化自然不應主動將政治儒學掃地出門而偏於(yu) 心性儒學一隅，放棄參與(yu) 拓展人類政治文明的機會(hui) 。餘(yu) 先生常批評類似觀點為(wei) “虛妄的民族主義(yi) 情緒”所使然，但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絕不是妖魔鬼怪，而是人之常情——世界上並不存在脫離民族傳(chuan) 統並壓抑民族自信的普世價(jia) 值。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近代以來儒家政治命運多舛，但它並不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缺席者，而是重要的參與(yu) 者。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表明，儒家倡導的“仁愛”、“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等理念，至少被寫(xie) 進1789年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1946年《世界人權宣言》、1993年《全球宗教倫(lun) 理宣言》等重要政治文獻，而且都是畫龍點睛的精華部分。同時，中華民國的五院政治架構，其考試院源於(yu) 傳(chuan) 統科舉(ju) 取士製度，監察院源於(yu) 禦史監察製度，而孫中山先生更是自稱“堯舜禹唐文武周孔”的中華道統是其三民主義(yi) 的基礎。這表明，儒家政治或許並非不適合現代社會(hui) ，而是我們(men) 沒有找到更為(wei) 合理轉換的切入點。

事實上，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學界的一大變化就是儒學的重新崛起，其重要標誌恰恰是大陸新儒家關(guan) 於(yu) 政治儒學的論說，如蔣慶先生提出的“王道政治”、秋風先生提出的“儒家憲政”等，從(cong) 而使得儒學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自由主義(yi) 鼎足成為(wei) 中國政治哲學的三大潮流。盡管餘(yu) 先生對此不屑一顧，頗多譏諷，但筆者認為(wei) ，大陸新儒家的一些政治哲學理念，恰恰是中國政治改革和製度創新的重要生長點，至少是一種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筆者認為(wei) 大陸儒學發展進入了告別餘(yu) 英時的時代。

當然，大陸政治儒學的複興(xing) ，與(yu) 餘(yu) 先生主張的“儒學進入私領域”的主張並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同時也並非完全拒絕繼續學習(xi) 西方政治。特別是，它不會(hui) 絲(si) 毫減少學術界對餘(yu) 英時先生的由衷敬意。筆者提出“告別餘(yu) 英時”，目的隻是呼籲大陸儒學複興(xing) 和中國政治重建，要超越餘(yu) 先生的成見，勇於(yu) 打開廣闊的思維空間。我想，這也是餘(yu) 先生樂(le) 見其成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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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