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與(yu) 戊戌變法

作者：周紹綱（網絡編輯）

來源：晶報

時間：2014年5月18日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zheng) 爆發。次年，以北洋水師全軍(jun) 覆沒，清廷割地賠款而告終。當時朝野震驚，紛紛要求變法圖強。3年後，歲在戊戌，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決(jue) 定變法，史稱“百日維新”。維新曆時不過103天，卻影響了近代中國的百年進程。對這場“失去的改革”的研究，可謂是汗牛充棟。在傳(chuan) 統的曆史敘事中，“資產(chan) 階級太脆弱”是變法失敗的主要成因；近些年來，又有不少文史作家從(cong) 當下的闕失出發，以關(guan) 懷現實的態度來評述戊戌變法。以上的研究或解讀，多是以論帶史。

相較於(yu) 一些觀念先行的研究者，茅海建更注重於(yu) “史料重建”。早在十幾年前，便開始梳理戊戌專(zhuan) 題的史料，其新近問世的《戊戌變法的另麵：<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更是給今人提供了觀察戊戌變法的新視角。以往的戊戌變法研究，主要依靠康有為(wei) 、梁啟超留下的史料，進行辨偽(wei) 識真，建立起戊戌變法史實結構的“正麵”，而“張之洞檔案”中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讓我們(men) 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場，來看待這場變革。

作為(wei) 地方上的實力派、體(ti) 製內(nei) 的清流，在《馬關(guan) 條約》簽訂之後，張之洞多次電奏，要求廢約。張對變法向來持同情態度，也為(wei) 眾(zhong) 多有誌於(yu) 社會(hui) 變革的士子所矚目。而康有為(wei) 於(yu) 1895年入京參加會(hui) 試，正值馬關(guan) 議和，便與(yu) 梁啟超等諸多學子多次聯名上書(shu) ，懇求維新。在此背景下，經張之洞的幕僚，康有為(wei) 的老鄉(xiang) ——梁鼎芬極力周旋，張、康二人於(yu) 1895年秋在南京相會(hui) 。對於(yu) 這次會(hui) 談，康有為(wei) 回憶說：

昔者遊秣陵，過承縶，為(wei) 平原十日之飲，效孟公投轄之雅，隔日張宴，申旦高談，共開強學，竊附同心。

在康有為(wei) 看來，這次談話很投機。馬關(guan) 議和期間，二人皆主張廢約再戰，換約之後，二人皆主張變法自強，但如果僅(jin) 僅(jin) 以此來判斷張、康二人初見時的關(guan) 係，難免會(hui) 有疏漏。張之洞當時花大量時間與(yu) 康有為(wei) 交談，實則另有隱情。茅海建引據梁鼎芬給張之洞的兩(liang) 封信函，認為(wei) 張之洞與(yu) 康有為(wei) “申旦高談”的另一部分原因，是為(wei) 了舒緩喪(sang) 子之痛。

事實上，康有為(wei) 在南京時，與(yu) 張之洞便發生了思想上的衝(chong) 突。對此，康有為(wei) 在《我史》中自承“香濤（張之洞）不信孔子改製”。盡管康有為(wei) 的自傳(chuan) 大量作偽(wei) （見茅海建《從(cong) 甲午到戊戌——康有為(wei) <我史>鑒注》），但此言當屬實。張之洞在學術上更傾(qing) 向於(yu) 古文經學，對康有為(wei) 的今文改製，頗有非議。學術之爭(zheng) 從(cong) 來就是政治之爭(zheng) ，主張立孔教的康有為(wei) 采用孔子紀年，這讓張之洞認為(wei) 康有為(wei) 有“保中國不保大清”之嫌。以當時的政治觀念而言，奉帝王紀年才是正朔。

張之洞主持撰寫(xie) 的《勸學篇》，反映了“中體(ti) 西用”的政治主張，其主要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反駁保守派的“迂說”，其二是針對康有為(wei) 的“邪說”。茅海建在閱讀“張文襄公家藏手劄 家屬類”後（其中有張之洞之子張權來信4件、侄張檢來信1件、侄張彬來信2件，內(nei) 容皆是向張之洞報告京中政治情況，涉及戊戌變法中許多鮮為(wei) 人知的核心機密），得出張派與(yu) 康黨(dang) 在政治上的對立，在戊戌變法的關(guan) 鍵時刻，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張、康二人的關(guan) 係，也在1898年冬走向了決(jue) 裂。後來的事情驗證了張的預判，政治上不成熟的康有為(wei) ，變法失敗後逃亡海外之際，尚到處宣稱他有光緒帝的衣帶詔，鼓動世人“清君側(ce) ”，這無疑會(hui) 將光緒逼向絕境。

相較於(yu) 康有為(wei) ，張之洞與(yu)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關(guan) 係更為(wei) 親(qin) 厚。這在當時就為(wei) 人所熟知。梁啟超在《楊銳傳(chuan) 》中稱：

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楊銳），張於(yu) 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於(yu) 與(yu) 君，書(shu) 電絡繹，蓋為(wei) 張第一親(qin) 厚弟子，而舉(ju) 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yang) 也。

梁啟超的說法雖不完備（當時張之洞的兒(er) 子張權並不在北京），但大體(ti) 指出了楊銳在北京任內(nei) 閣中書(shu) 和侍讀期間主要的任務，是向張之洞密報朝中動態。早在1895年，李鴻章與(yu) 伊藤博文簽訂《馬關(guan) 條約》當日，楊銳便向身在南京的張之洞發電，告知條約的內(nei) 容以及京中之政情。楊銳此電的基本傾(qing) 向是主張廢約的。張之洞回電，指使楊銳在京發動更大的拒約再戰的上奏、上書(shu) 熱潮。聯係此時京城官員的上奏與(yu) “公車上書(shu) ”，可見背後的推手。此外，在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給楊銳發去了大量電報，交辦了許多事情。1898年9月初，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推薦下，光緒帝召見了楊銳，隨後命楊銳、林旭、譚嗣同為(wei) 軍(jun) 機章京，參預新政。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張之洞起初並不是很悲觀，反而對康有為(wei) 的落難有幾分暗喜。但聽到楊銳被捕後，張的感受一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張之洞從(cong) 兒(er) 子張權的電報處得知，楊銳曾在光緒帝麵前彈劾康有為(wei) ，並欲令康有為(wei) 迅速離京，從(cong) 而錯判楊銳會(hui) 脫案。誰知慈禧快刀斬亂(luan) 麻，下令處死了楊銳等“六君子”。

茅海建對以上史料的梳理，澄清了幾個(ge) 關(guan) 鍵的曆史節點：其一，“公車上書(shu) ”的背後，有清廷內(nei) 部的改革派在做推手，並非僅(jin) 由康有為(wei) 等人一手促成；其二，“戊戌六君子”並非鐵板一塊，光緒帝顯然更倚重楊銳等人（背後是主張變革的地方實力派）；其三，康有為(wei) 在《駁後黨(dang) 逆賊張之洞、於(yu) 蔭霖誣捏偽(wei) 示》一文中稱張之洞“請殺六君子”。顯然，這與(yu) 事實不符。

張之洞與(yu) 主政湖南的陳寶箴的關(guan) 係也甚深，張對湖南維新運動也有一定的影響。在解讀“張之洞檔案”之前，學人對於(yu) 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和張之洞的政治主張之比較，多是從(cong) 思想源流的層麵去推測。茅著提出了不少先前未見的史料，為(wei) 以往的論斷提供了更多的論據。此外，茅著除了通過解讀機密的文件，梳理張之洞戊戌變法中諸多關(guan) 鍵人物的關(guan) 係，還對於(yu) 一些零散的文件，也作了介紹和說明，這讓曆史敘事更連貫，細節更豐(feng) 滿。

總體(ti) 看來，當時開明的地方大員（陳寶箴等）和士紳（葉德輝、陳慶年等），更偏向於(yu) 張之洞的穩健改良。盡管張之洞的政策設計與(yu) 康梁的主張大體(ti) 相同，但欠缺實際政治操練的康梁等人，意圖以激進的態勢進行變革，在失去體(ti) 製內(nei) 的改革派的認同後，即便有名義(yi) 上的皇帝的支持，維新也不過百餘(yu) 日。在變法的前一天，慈禧進行了一次人事調整。當時，諸多事件讓張之洞未能入京，由此也與(yu) 軍(jun) 機處、總理衙門無緣。如果當時張能入京輔政，他在《勸學篇》中提出的“中體(ti) 西用”的主張，很可能會(hui) 成為(wei) 朝政的施政綱領：既不會(hui) 走康派的激進改良之路，也不會(hui) 像保守派那樣固步自封，而是推進穩健的變革。若是如此，近世中國或是另外一種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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