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學運與(yu) 中華民國民主困境原因之省思

——重提牟宗三政治

作者：李明（大陸獨立學者）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5月7日

原刊：《鵝湖》月刊2014年4月（第466期）

台灣民主化之後，屢聞有人言牟宗三的政治學理論和時代已經過去了。然而北望淪入極權主義(yi) 和權貴資本主義(yi) [1] 的大陸，南望深患「本土病和西化病綜合症」[2] 的台灣，放眼宗教淡化、資本主義(yi) 獨大和現代病、後現代病合一的西方。牟學過時嗎？沒有。特別是當今出現「太陽花學運」之際，更顯牟學之意義(yi) 。

要深入理解「太陽花學運」，不僅(jin) 要了解其時代背景和社會(hui) 政治文化之「土壤」，還要追溯其社會(hui) 政治文化之曆史根源。如此才能克服「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之局限性，然後可以「一葉知秋」、「一盞一壺知天地」。然本文限於(yu) 篇幅，不能如此布局輔陳，故隻能從(cong) 中華民國民主化起源和當代民主困境之原因、根源談起，最後談中華政治文明應有之內(nei) 涵和前途，以察兩(liang) 岸政治最終走向。由此大視野審視「太陽花學運」意義(yi) 、局限性，以及其折射出的更深層的政經、文化、社會(hui) 等問題。文中重提牟宗三政治學，其意「以點示麵」以求重提「新儒家返本開新的文化運動」[3] 未完成的「三統並建」之使命和責任、擔當。因為(wei) 這才是解決(jue) 中華政治文明困境和兩(liang) 岸緊張的終極之道。

一、清末以降民主化成因之啟示

察乎政治製度、法律的價(jia) 值基礎，絕非法政領域能「自給自足」，而是本源於(yu) 宗教或人文。

開創西方自由民主憲政的思想精神首先源於(yu) 宗教及其自然法理念等，複次才是源於(yu) 古希臘古羅馬民主和法治精神而開來的啟蒙運動。是天賦人權、上帝麵前人人平等雲(yun) 雲(yun) 的超越信仰起了首要作用。而啟蒙運動亦以宗教為(wei) 背景，休謨、洛克、孟德斯鳩等的思想知識是不離其信仰背景的。

就中國而言，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以儒家為(wei) 主，儒家以堯舜之道、「公天下」理想為(wei) 至尊。清末立憲和民國創立，中上層士人構成的立憲派及立憲改良思潮、主張革命的三民主義(yi) 等皆認同儒家，特別是尊「公天下」理想。辛亥革命新軍(jun) 起義(yi) ，實乃南方「秀才儒生兵」起義(yi) [4]，其思想精神背景依然不離儒家「天下為(wei) 公」理念，且吸收西方民主思想。清末立憲、民國創立、民國民主法統、民國形成的現代中國文化，皆產(chan) 生於(yu) 內(nei) 憂外患深重、國人貧窮和文盲的曆史條件，按理說是民主化、現代化的條件嚴(yan) 重不具備，但是中國仍然超前開啟了此進程，此乃世界史罕見，究其因，實因中國「白衣卿相」士人政治傳(chuan) 統自然演進為(wei) 士紳引領民主化、現代化，朝野、官民互動博弈終成就此焉。可以說：是賢能政治傳(chuan) 統引領中國超前打開民主化、現代化進程。（由此亦可見：中國文化的賢能政治與(yu) 民主政治不僅(jin) 不對立，而且相輔相成）

西方民主化之精神本源首先是其宗教信念。中國民主化之精神本源首先是儒家「公天下」理想。「公天下」理想實本源於(yu) 仁道天道之合、仁心即天心、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之超越性理念，援牟宗三之言就是道德的理想主義(yi) 的。

西方是宗教型文化，天人分立。中國乃天人合一之人文教文化，是超普通宗教的。中國人文理性不與(yu) 世俗對立，與(yu) 現代化、後現代化不對立，故中華政治文明不必政治與(yu) 人文分離，不必學術教育與(yu) 人文分離，相反可以和諧、可以合，這種「合」恰是中華政治文明與(yu) 西方相比的異質之處和優(you) 越之處，有超現代化、超後現代化之「潛質」。

盡管20世紀中國大陸民主化終毀於(yu) 蘇俄、日本、中共之外患內(nei) 亂(luan) 。然其成因和成就依然值得當代大陸民主化之省思，更是陷於(yu) 劣質民主的台灣值得省思和重新選擇前途的。

二、牟宗三政治學之意義(yi)

牟宗三政治學主張：返本開新，儒學第三期之發揚，道統、學統、政統三統並建。究牟先生外王學的三大著作（《道德的理想主義(yi) 》、《政道與(yu) 治道》、《曆史哲學》），其義(yi) 理架構，介於(yu) 道統和政統、學統之間，曲通三者，奠定有價(jia) 值理性根基之政統和學統，類乎政統和學統之「自然法學」。然西方自然法是宗教性的。而中華文化天人合一之人文優(you) 性特性，是超越普通宗教的。西方人文是「神本」和「物本」[5] 及世俗功利統攝下的，遠不及亦不可比中華文化天人合一之人文，西方人文不能成為(wei) 政治和知識的價(jia) 值根基，中華之人文則可以為(wei) 政治和知識奠定價(jia) 值根基。牟學返本開新「內(nei) 聖外王」傳(chuan) 統，主張理性運用表現轉出理性架構表現，其人文理性與(yu) 政治、知識（社會(hui) 科學、自然科學）是曲通而合的，可以形成有理性理想的多元主義(yi) 等，這是超越西方政教必然分離的、缺乏價(jia) 值理性的、泛自由平等民主偏向的、資本和「市場」價(jia) 值觀侵蝕政治的、權力利益化的政統；這也是超越西方學術教育與(yu) 宗教必然分隔的、科學一層論理智一元論的學統的。故理論上可以於(yu) 根本處對治西方現代、後現代的「政治病」、「文化病」、「社會(hui) 病」，且超越之。

牟宗三政治學上直承道統，下曲通政統和學統，這是牟宗三政治學的特質。牟學是「立乎其大」的政治學，可以為(wei) 改善和超越西方式法政製度和學說，提供深厚學理基礎，換而言之，中國文化開出優(you) 質民主的學理進步和製度進步之理論根基在牟學裏已經具備。

再究牟宗三政治學的具體(ti) 主張，其中有三個(ge) 要點： 

1、民主建國，反對共產(chan) 主義(yi) 。

2、批判西方文化及其自由主義(yi) 、個(ge) 人主義(yi) ，更批判集體(ti) 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主張從(cong) 中國文化開出民主，中國文化有道德人文優(you) 性特性，故必然要開出曲通道德理性的民主政治和政治學，民主政治和政治學要有理性之價(jia) 值根基。此不同於(yu) 學術教育與(yu) 宗教分隔、政教分離之西方文化近代以降之形態，更不同於(yu) 現代庸俗化的西方式民主政治。

所以，「從(cong) 中國文化開出民主」必然要求在憲政製度和文教文製上吸收、改良且轉進提升西方模式的製度成果，而不是模仿和修補。如此才能有「體(ti) 」有「用」，而不是「中體(ti) 西用」，中、西「體(ti) 」不同，「用」必然不同，中「體(ti) 」高明，中「用」必然中庸改進、轉化提升西「用」。這是「從(cong) 中國文化開出民主」的必然的大道正途。此不可不察，不可含混。

3、批判科學一層論理智一元論，主張良知自我坎陷、理性運用表現轉出理性架構表現，道統與(yu) 學統、政統「物各付物」又上下曲通。此學統不同於(yu) 缺乏價(jia) 值理性、工具理性獨大的西方式學術和教育，此政統不同於(yu) 缺乏理性的理想性、個(ge) 人主義(yi) 的、利益至上的「普通人政治」的西方式民主政治。

上述第2和第3要點於(yu) 當下也可以簡單化解讀為(wei) ：對治西方現代、後現代的政治和政治學之弊端，從(cong) 中國文化開出優(you) 質民主。

我們(men) 可以就此三大要點省思當代台灣和大陸。

我們(men) 也必須省思這樣的誤解：牟宗三政治學完全認同西方模式的民主，或者說牟學是「中體(ti) 西用」的。許多人誤解「良知坎陷」且認為(wei) ：牟學以「坎陷」講開出民主和科學，這開出的民主和科學其實是西方模式的。這種誤解產(chan) 生的原因是：

1、牟學沒有建立法政學統（法政學、憲政製度學），讓批評者有了想象和否定的空間。這是最重要原因，學統（特別是政統之學）不立，道統不能得以發用，批評者往往由此上溯否定道統，如：老「內(nei) 聖」開不出新「外王」，更有甚者主張「政治儒學」與(yu) 「心性儒學」對立。但是，任何學者不可能包攬天下學問的，作為(wei) 講明道統的牟先生當然不可能再去包攬學統之建立。

2、把牟先生認同西方模式民主所蘊含的普世性一麵與(yu) 「完全認同西方模式的民主」混為(wei) 一談，產(chan) 生非學理性的印象性誤讀。這種現象不少見。

3、不少人默認了西方民主模式是普世性的前提，所以才有此誤判。

4、難以相應理解「坎陷」理論。

盡管牟先生沒有建立學統，但是其核心理論：由理性運用表現轉出理性架構表現的學統、政統，是曲通道統的。故我們(men) 不能認為(wei) 學統可以「西用」化，這是割裂道統和學統的關(guan) 係，置「道統」於(yu) 「有體(ti) 無用」之地，並且無意間默許社科領域之學統可以西化（自然科學沒有「西化」或「中化」的問題，社會(hui) 科學有本土性問題）。學統不明，政統必然西化或者實用主義(yi) 本土化，也必然會(hui) 產(chan) 生「西化病」和「本土病」相混的綜合性弊端。最終政治和學術教育及社會(hui) 風氣等皆既無西方文化之優(you) 性，又失落本土文化之優(you) 性特性，可謂「學步失步」。中華民國政治和學術教育、社會(hui) 風氣一百年來就是如此，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毫無改觀。

「政統未能建立」的問題是當代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困擾台灣和大陸沉淪及兩(liang) 岸緊張的首要問題。政統首先需要曲通道統的法政之學、憲政製度之學為(wei) 思想「支柱」，然後必須有政治運動去建立。故法政乃至整個(ge) 社科領域的學統之建立也更顯迫切和必要。「當代新儒家」講明道統，而建立政統和學統是後來人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責任。

大陸蔣慶以耶教修補儒教，其基於(yu) 康有為(wei) 式的儒教立場，為(wei) 了造勢而舉(ju) 旗「大陸新儒學」，有意誤解和批評牟學為(wei) 「變相西化」，無足道也。然其「政治儒學」和「心性儒學」分立之主張，也是基於(yu) 「當代新儒家」未建立學統和政統之現狀而批評。應該說，當代新儒家之後學未致力於(yu) 學統之建立，更未致力於(yu) 政統之建立，給人趁機批評累及先賢。

三、「太陽花學運」折射「台灣民主之困境」

台灣民主化後，相比於(yu) 威權政治，台灣政治有本質進步，但是政治社會(hui) 、「政治生態」卻沒有優(you) 質化卻徘徊於(yu) 劣質水平，教育和社會(hui) 缺乏提升，經濟更是如此。近來所謂「太陽花學運」顯示公民社會(hui) 之成長，也顯示出今日社會(hui) 運動時空錯位接受昔日「革命激情」而誤入民粹主義(yi) 和反法治激進之歧途。

民主化之前，台灣處於(yu) 「非憲政」狀態，為(wei) 了反對非憲政之惡法和施政，社會(hui) 政治運動當然可以采取革命意識的抗爭(zheng) 。

民主化之後，就台灣社會(hui) 政治運動而言，基本維持在法治範圍之內(nei) ，無論神秘「3。19」槍擊案引發的政治抗議浪潮，還是規模巨大的反腐紅衫軍(jun) 運動，皆沒有超出法治之外。但是，這次「太陽花學運」一開始就遠遠超出法治之外，占領國會(hui) 是暴力衝(chong) 擊，警方守衛和驅離行動非常溫和，當天送醫的大多是警察，其中一名警官重傷(shang) 開刀，接著又發生占領行政院事件和流血衝(chong) 突。

民主缺乏法治，民主也就殘缺甚至於(yu) 不複存在。今年反對某意見者可以如此非法表達訴求，明年支持某意見者是否可以同樣非法表達訴求，不達目的不罷休呢？台灣民主有滑向泰國模式的危險。

「公民抗命」定義(yi) 概要有二：1、不服從(cong) 不當之政、不義(yi) 之法。2、和平非暴力行為(wei) 。

然民主社會(hui) 和非民主社會(hui) 的公民抗命，其性質和範圍是完全不同的。

非民主社會(hui) 的公民抗命因為(wei) 沒有民主程序和表達自由，可以有反法治性質，有任何和平抵抗行為(wei) 的正當性，如：印度甘地不合作運動。世界上許多民主國家包括中華民國皆產(chan) 生於(yu) 革命。然此不是公民抗命而是有正當性的革命。

反法治的公民抗命隻能適用於(yu) 非民主社會(hui) ，而不適用於(yu) 民主社會(hui) 。何謂「反法治」呢？妨礙憲政秩序和運作，違法行為(wei) 足以引發政經及社會(hui) 動亂(luan) 和嚴(yan) 重妨礙國家安全，就是「反法治」。這就不是「公民抗命」了。

民主社會(hui) 的公民抗命沒有反法治的正當性。因為(wei) 公民有表達自由和民主程序，有權利有程序去選擇、更替政府和國會(hui) ，可以修憲。民主社會(hui) 的公民抗命隻能限製於(yu) 不服從(cong) 不當之法、不義(yi) 之政為(wei) 止，而不能有妨礙憲政秩序的行為(wei) 。因為(wei) 從(cong) 學理上講，任何法皆有不及和有過之處，政府政策和施政更是如此，不當不義(yi) 之法或之政是難免的，程度不同而已。可見「公民抗命」從(cong) 來不缺乏抗命「對象」。然而「公民抗命」必然不能及乎妨礙憲法秩序，因為(wei) 憲法、憲政秩序雖然難免有不及和有過之處，但卻是所有良法和正當施政之製度依據，也是改良不當之法或之政之終極製度依據，故不可受非法衝(chong) 擊。

所以，任何妨礙憲政秩序的行為(wei) 就是反法治了，因為(wei) 這超出了不服從(cong) 不當之法、不義(yi) 之政的限製範圍，是公民抗命之變質和異化。出於(yu) 政治意見而以「公民抗命」為(wei) 名進行違法抗爭(zheng) ，嚴(yan) 格說不符合「公民抗命」之定義(yi) ，屬於(yu) 惡性政治鬥爭(zheng) 或者民粹主義(yi) 。

從(cong) 學術主流講，主張「公民不服從(cong) 」的主流學者，他們(men) 的「公民抗命」定義(yi) 和理論裏沒有容納妨礙憲政秩序行為(wei) 的餘(yu) 地。如：羅爾斯 (John Rawls)、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等。這些主流學者及其學術觀點，皆認同民主憲政，其「公民抗命」論屬於(yu) 以特殊形式訴求「改良」，是改良主義(yi) 的，不可能與(yu) 「民變」或者「革命」有任何相近的關(guan) 係。故其「公民抗命」說不能有容納妨礙憲政秩序行為(wei) 的餘(yu) 地。今台灣許多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西方「公民不服從(cong) 」主流論述屬於(yu) 改良主義(yi) 的事實，以此說為(wei) 「太陽花學運」辯護是文不對題。

所謂「公民抗命」實質是向全體(ti) 公民申訴不義(yi) 不當之法或之政，以違法非暴力行為(wei) 且甘願受法懲處，表明其忠於(yu) 良心和法的正義(yi) 理念，以期引起改良。但絕不能妨礙改良之終極法據——憲法秩序。否則有損改良之終極製度依據和權威——憲政，不同意見者和不同利益者皆如法炮製，離泰國模式不遠矣。

因此「太陽花學運」無論其訴求如何，一開始就偏離了民主軌道。其反法治的革命激情的淵源和背景主要是綠營觀念甚至於(yu) 台獨建國。僅(jin) 僅(jin) 反「服貿」嗎？為(wei) 什麽(me) 不占領立法院外街道或凱道呢？如果這種占領行為(wei) 和平理性可以屬於(yu) 「公民抗命」。但是為(wei) 什麽(me) 要輕蔑現行憲政占領國會(hui) 呢？這是衝(chong) 擊憲政秩序的反法治。學運的背景使得學運一開始就有產(chan) 生於(yu) 台獨國家認同上的輕蔑現行憲政的革命激情。學運是獨立的，非民進黨(dang) 所操縱，但是卻是泛綠培育和支持下坐大的產(chan) 物，其占領國會(hui) 的反法治激情的淵源和背景更是令人玩味其時空錯亂(luan) ——舊黨(dang) 外運動時期革命激情和當今民主成熟時期的社會(hui) 運動跨時空混合。

考世界「公民抗命」史，占領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行為(wei) 是沒有的，也是不被容許的。如果說「太陽花學運」是「公民抗命」，那是樹立一個(ge) 空前絕後的特例，於(yu) 理於(yu) 法皆講不通的。

我們(men) 應該注意到曾經作為(wei) 台灣民主化主力的進步力量，在分享民主化成果時已經開總統貪腐之先例，今又開衝(chong) 擊憲政秩序之先例。在昔日威權力量已經轉變為(wei) 民主政治下保守派的背景下，這昔日的進步力量應當被重新審視其缺陷和不足。否則台灣會(hui) 倒退。再者，古語：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民主化之前首先要反對「非憲政之治」，要反惡法，故以非法方式和激烈手段爭(zheng) 取民主是必要和必然的。然民主化之後，就不能以非法方式和激烈手段表達訴求，這是開自殘甚至於(yu) 自毀憲政之先例，「太陽花學運」占領國會(hui) 、國會(hui) 議事時暴力杯葛等等皆弊大於(yu) 利，有可能使台灣民主滑向「泰國模式」險境。

「太陽花學運」雖然超出「公民抗命」定義(yi) ，但是其反抗的是執政者無能和私利。執政者於(yu) 兩(liang) 岸關(guan) 係中偏重逐利，然於(yu) 台灣安全和應對中共「黨(dang) 控經濟」滲透之風險則無能也。執政者不僅(jin) 不善於(yu) 溝通社會(hui) 和反對黨(dang) ，更主要的錯誤是無應對「服貿協議」風險和加強台灣安全的政策偏失。故社會(hui) 恐懼中共強勢，憂慮台灣前途，這是導致「太陽花學運」爆發和成勢的深層原因。立法院的程序爭(zheng) 議隻是導火索而已。

「太陽花學運」也反映了社會(hui) 問題，經濟不振，教育質量低迷，年青人前途不暢，貧富差距拉大，政府無能且獨斷，缺乏政治信任等等。沒有這些因素，就沒有學運的蔓延和發展。總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太陽花學運」反映出兩(liang) 岸格局的緊張：中共奉行後極權主義(yi) 和權貴資本主義(yi) ，台灣奉行自由民主，兩(liang) 者價(jia) 值觀和製度「水火不容」；但是中共統治的大陸日益強大，兩(liang) 岸實力懸殊，中共堅持其一統天下和對台統戰分化政策，很多人懼怕台灣被中共控製。台灣政治對立和不信任由此一大原因產(chan) 生。

此一格局又淵源於(yu) 二戰之後，美國實行遠東(dong) 綏靖政策，前蘇俄趁機大力扶持中共革命毀棄憲政之路打敗民國政府；國府遷台前、後皆實施「白色恐怖」和威權統治應對中共革命，埋下省籍矛盾和諸多「後遺症」，台灣民主化之後藍綠統獨因此對立嚴(yan) 重。

民國憲政製度缺陷也在百年動蕩中不斷產(chan) 生。例如：現行雙首長製實質是超級總統製，其源於(yu) 應對中共革命時期，成於(yu) 台灣對立嚴(yan) 重的民主化過程，「服貿協議」等政爭(zheng) 與(yu) 此憲政製度缺陷不無關(guan) 係，司法院和監察院等主官由總統提名有違五權分立製衡原則。應該徹底改革超級總統製，可以學習(xi) 德國式虛位總統的議會(hui) 製且損益修正。再如「考試權」以官吏為(wei) 主要對象隻相當於(yu) 「吏部」功能，無「選賢與(yu) 能」形成社會(hui) 賢能集團的製度，忽略了民主政治也需要賢能政治因素為(wei) 其用，無賢能製度，知識分子相對資產(chan) 階級和中產(chan) 階級，顯得無力無資源而猶如「遊魂」，無力提升公民社會(hui) 和文化質量，製衡政治。

無論曆史根源還是現實，中共奉行極權主義(yi) 一黨(dang) 製和黨(dang) 天下，是所有問題的「總症結之首要」。無此「總症結之首要」就不會(hui) 有今天兩(liang) 岸格局的緊張和台灣嚴(yan) 重對立的政治生態以及政治對立緊張中的製度缺陷。「太陽花學運」並不是單純的台灣社會(hui) 政治問題之產(chan) 物，而是恐懼中共通過經貿滲透台灣，憂慮台灣前途。

所以，牟宗三先生對於(yu) 中共及共產(chan) 主義(yi) 批判，對於(yu) 民主建國的論述，對於(yu) 當今大陸不僅(jin) 適逢其時，而且高屋建瓴。隻有大陸民主化，才能解決(jue) 兩(liang) 岸緊張及價(jia) 值觀製度衝(chong) 突之根本，才能解決(jue) 造成台灣諸多問題和困境的強大外在原因。兩(liang) 岸才會(hui) 有光明前途。牟學意義(yi) 巨大。

「太陽花學運」也反映出台灣民主政治的質量問題和移植西方式憲政製度的缺陷。

究造成台灣民主政治質量問題之原因，簡略有三：

1、昔日威權統治「後遺症」和民主化缺陷帶來的；

2、「台獨」、泛政治主義(yi) 的「本土化」必然的民粹主義(yi) 偏向和移植西方民主製度必然的自由主義(yi) 偏向之間的雙重作用和撕裂造成的。如果以「類墨」與(yu) 「類楊」來比喻，可以說2008年之前「台獨」「正名」「製憲」等訴諸民粹主義(yi) 而「類墨」，陳水扁弊案之後則「逃墨必歸於(yu) 楊」，民粹主義(yi) 激情冷卻，許多人轉向政治冷感的個(ge) 人主義(yi) 「類楊」，今日學運則有「逃楊又重歸於(yu) 墨」之傾(qing) 向。

3、民國移植西方式自由民主必然的製度弊端。

牟先生說：政治實踐之堅實可靠的基礎、社會(hui) 世界之落實而定常不移的律則是道德理性、天理良知。[6]

任何優(you) 良的政治皆是理性主導的，理性力量來源於(yu) 尊賢能、教育有質量、公民社會(hui) 有質量有序。

西方民主政治之開創時期，社會(hui) 宗教背景濃厚，其憲政設計和安排不止步於(yu) 多數人決(jue) 、保護少數，還兼顧「貴族」（精英）原則和傳(chuan) 統、地區平衡等原則，警惕多數原則之獨大及非理性化。如美國開國之憲政。早期政治理論包括自由主義(yi) （如休謨、洛克、孟德斯鳩等），大多重視美德、傳(chuan) 統、教育、社群、宗教習(xi) 俗等，並不認為(wei) 這些與(yu) 個(ge) 人主義(yi) 衝(chong) 突，而是兼而論之。早期自由主義(yi) 是兼容社群美德的個(ge) 人主義(yi) ，這與(yu) 現代以降經過二戰、冷戰之痛而「療」以「唯個(ge) 人主義(yi) 」的自由主義(yi) 不同。現代自由主義(yi) 在對抗極權主義(yi) 、福利主義(yi) 、國家幹預市場過程中，演變成缺乏兼容性的唯個(ge) 人主義(yi) （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理論是例外），自由主義(yi) 有早期和後期之異不可不察。

西方民主政治經曆現代化、後現代化，物質文明發達，宗教淡化，政教分離愈甚，世俗教育普及、「市場價(jia) 值、規則」侵蝕於(yu) 社會(hui) 和政治領域等，世俗功利主義(yi) 、自由主義(yi) 、個(ge) 人主義(yi) 居主流地位，民主政治也轉以民意為(wei) 上，故尤尊普選、公投等製度，如此多數原則獨大，賢能精英原則、傳(chuan) 統在製度上失落，僅(jin) 餘(yu) 習(xi) 慣之用。西方民主政治轉為(wei) 「普通人政治」，多數人的政治民意的感性特質和非理性一麵必然凸起，故政治有庸眾(zhong) 化、非理性化之偏失。於(yu) 是乎愈來愈出現：無質量的自由平等、道德人文宗教淡化、政治「市場」化、權力與(yu) 資本結合、教育和學術也「市場」化，現代媒體(ti) 淪為(wei) 商業(ye) 利益「奴仆」和受製於(yu) 財團而失去昔日自由公義(yi) 宗旨，而現代人又是媒體(ti) 「消費主義(yi) 奴仆」而缺乏思想獨立性，個(ge) 人主義(yi) 規則以個(ge) 人權利為(wei) 「利器」侵蝕傳(chuan) 統重視質量的教育和社群美德風俗等領域，可謂「泛政治化」，等等。

由於(yu) 民國模仿西方式民主政治，上述西方政治的弊端皆出現於(yu) 當今台灣，且與(yu) 本土問題糾結在一起，可謂「弊端叢(cong) 生」。

牟宗三當年之批評在今天看也是「一針見血」也。牟先生說：「若必停滯在觀解理性的架構表現上而不能上通，則雖講民主政治，而其為(wei) 弊與(yu) 蔽與(yu) 科學一層論同。此為(wei) 囿於(yu) 實然境域而窒息文化生命、文化理想的泛政治主義(yi) 。」[7] 「政治上的民主下散流走而轉為(wei) 社會(hui) 日常生活上無律無守的汜濫泛民主主義(yi) 。民主裏麵含有自由、平等兩(liang) 觀念﹐如是自由、平等亦失掉它政治上憲法上的意義(yi) ﹐而下散流走﹐轉為(wei) 日常生活上無律無守個(ge) 人自私的泛自由泛平等。此風一直在社會(hui) 上漫衍﹐直至今日而不覺。」[8] 「民國以來的知識分子一直不能相應這個(ge) 新的政治形態而用心﹐一直在這裏不能出人才﹐而隻是太學生的老習(xi) 氣﹐隨著時機而起哄。哄的結果﹐把民主脫離其政治形態之中心而轉為(wei) 社會(hui) 上日常生活的。師生之間講民主﹐則先生無法教學生。父子之間講民主﹐則父兄不能管教其子弟。夫婦之間講民主﹐則夫妻之恩情薄。民主泛濫於(yu) 社會(hui) 日常生活﹐則人與(yu) 人間無真正的師友﹐無真正之人品﹐隻是你不能管我﹐我不能管你﹐一句話是「你管不著」。民主本是政治上對權力的大防﹐現在則轉而為(wei) 掩護生活墮落的防線。三十年來知識分子對於(yu) 民主的貢獻不期乃如此。社會(hui) 上泛民主主義(yi) 愈流行﹐愈墮落」[9] 

然於(yu) 民國政治理念和思想脈絡而言，清末民初的革命派孫文等和立憲派梁啟超等皆對西方民主政治和文化之弊端有認識和警惕，皆提出若幹融合中西、對治「西弊」及「本土病」的理論和製度設想。然皆不及乎道統。

至「當代新儒家」學派或「新儒家返本開新的文化運動」興(xing) 起，超越政統，再興(xing) 道統，更有深刻博大之學理建設。其中，牟宗三政治哲學批判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模式、自由主義(yi) 理論、共產(chan) 主義(yi) ，中西融合光大傳(chuan) 統，主張從(cong) 中國文化開出民主，超越西方。即：由理性運用表現轉出理性架構表現，奠定民主政治和社科知識之價(jia) 值根基，可以形成有理性理想的多元主義(yi) 等，可以於(yu) 理論根本處對治西方現代、後現代的「政治病」、「文化病」、「社會(hui) 病」，且超越之。這種理論對於(yu) 當代台灣、未來民主化之大陸乃至世界政治文明可以說是適逢其時，高屋建瓴，意義(yi) 巨大。

當今「太陽花學運」折射出的台灣民主困境和文化現狀，與(yu) 「新儒家返本開新的文化運動」是南轅北轍的。其「病因」是泛政治主義(yi) 的狹義(yi) 本土化和西化弊端之大混合。由於(yu) 「台獨」政治意圖而改變教育格局和文化風氣，有意忽略河洛人文化本源和文化優(you) 性特性，因此台灣喪(sang) 失對治「本土病和西化弊之綜合症」以及「現代病」、「後現代病」的文化資源和力量，故不能建立優(you) 質民主。

四、當代需要什麽(me) 「文化精神支柱」及其製度探索？

任何政治文明皆需要文化精神支柱。

然當代之大陸中華文化殘缺，淪入後極權主義(yi) 和權貴資本主義(yi) 。當今台灣則陷於(yu) 泛政治主義(yi) 的狹義(yi) 「本土化」，輕視河洛人之文化本源和文化特性優(you) 性，又陷於(yu) 移植西方式民主之弊端，更在中共強勢對峙下陷於(yu) 狹義(yi) 「本土化」國家認同爭(zheng) 執、統獨爭(zheng) 鬥及民粹主義(yi) ，更遑論追溯中華文化之優(you) 性和西方民主政治之根源，以求對治「現代病」、「後現代病」、「西化弊端」；更遑論「救治」「普通人政治」之缺陷及政治非理性、資本與(yu) 權力結合、市場價(jia) 值觀和規則侵蝕社會(hui) 及教育、文化被物化等諸多大弊。

總而言之，沒有返本開新的文化精神，沒有三統並建，就不可能有改革和超越，就不能開創優(you) 質民主。

今三民主義(yi) ，由於(yu) 曾作為(wei) 威權統治的意識形態，受其拖累，又缺乏活力和發展，加之其缺乏學術深化，故其於(yu) 政學各界皆衰落是必然的。自由主義(yi) 和社會(hui) 民主主義(yi) 皆因缺乏本土性和難以應對現代、後現代的「政治病」和「社會(hui) 病」，故不足以成為(wei) 台灣或未來大陸之文化精神「支柱」。台灣及未來民主大陸的政治文明皆需要這樣的思想精神作為(wei) 其文化精神「支柱」，即：本源於(yu) 文化傳(chuan) 統，對治現代、後現代的「政治病」和「社會(hui) 病」，可以開辟優(you) 質民主的思想精神。

牟宗三政治學，正是此「自家無盡藏」也。

隻有返本開新、三統並建，才能形成大中至正的現代中華文化、優(you) 質民主憲政。此乃今日「新儒家返本開新的文化運動」之使命和責任。當代最大的問題是學統和政統之並建未完成、道統未發用。

基於(yu) 建立理性政統和承續傳(chuan) 統開來，可對於(yu) 憲政製度作改良轉進之製度探索，例如：「民主政治容納賢能政治因素為(wei) 其用」。

20世紀中國民主化和現代化產(chan) 生於(yu) 內(nei) 憂外患深重、國人貧窮和文盲的曆史條件，按理說是民主化、現代化的條件嚴(yan) 重不具備，但是中國仍然超前開啟了此進程，此乃因中國「白衣卿相」士人政治傳(chuan) 統自然演進為(wei) 士紳引領民主化、現代化，終超前成就此焉。由此可見：中國文化的賢能政治與(yu) 民主政治不僅(jin) 不對立，而且相輔相成。

民主政治如果沒有容納賢能政治因素為(wei) 其用，中產(chan) 階級和資產(chan) 階級必然會(hui) 「坐大」，必然會(hui) 陷於(yu) 資本與(yu) 權力結合以及多數原則獨大的「民主綜合症」，此「民主綜合症」必然加劇自由與(yu) 平等、自由與(yu) 民主、道德與(yu) 自由、真理與(yu) 民主、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市場與(yu) 社會(hui) 福利、市場與(yu) 文化質量等關(guan) 係的矛盾失衡。治療「民主綜合症」必須依靠理性力量來製衡資本和權力以及多數原則獨大，理性力量的首要來源是「知識分子」，然「知識分子」在民主社會(hui) 相對於(yu) 資產(chan) 階級、中產(chan) 階級處於(yu) 無力的邊緣化窘境，猶如「遊魂」。如果在民主政治下轉化「士子」製度為(wei) 「知識分子」製度，通過考試和小區清議程序形成民主政治下的賢能集團（此可複興(xing) 「考試權」本義(yi) ），然後為(wei) 這「知識分子」集團製度化提供資源和建立影響大眾(zhong) 的平台機製，形成賢能階級與(yu) 資產(chan) 階級及中產(chan) 階級三方製衡的社會(hui) 大格局，如此就改變了「知識分子」無力的邊緣化窘境，使賢能們(men) 獨立且有力，引導政治和社會(hui) 、文化，從(cong) 而優(you) 質化民主。

再例如：基於(yu) 道統尊於(yu) 政統原則，可求形成文化教育尊於(yu) 且獨立於(yu) 政治的體(ti) 製。故可以改革憲政製度使文教權獨立於(yu) 行政權之外、還於(yu) 社會(hui) 而不歸政府，從(cong) 而使文教之治與(yu) 政經之治分立和分權製衡，遏製政府必然難免的政經為(wei) 主、經濟至上、重利輕義(yi) 、急功近利等弊端，且有以文教和社會(hui) 力量來改善政治之可能。此外，文教權與(yu) 司法權一樣應歸於(yu) 精英及專(zhuan) 業(ye) 和質量，而不適合大眾(zhong) 民主；應歸於(yu) 政治中立，而不歸於(yu) 黨(dang) 派和意識形態；最後，文教權應歸於(yu) 文化和社會(hui) ，而不歸於(yu) 政治。因此，可以由前述考試製度產(chan) 生的賢能集團選舉(ju) 出文教院，執掌文化教育權，是合理可行的。明末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之《學校》篇，就是探討禮治改良（類似今之憲政改革），使道統、師統尊於(yu) 政統，使文教獨立於(yu) 君權之外。牟宗三之《政道與(yu) 治道》一書(shu) 中有長篇疏解。[10] 如果形成文教尊於(yu) 政治的體(ti) 製，象台灣政治力介入的「教改」失敗就會(hui) 被杜絕。

再例如：應對媒體(ti) 商業(ye) 化、受控於(yu) 財團利益之諸弊，可以援教授治校模式入媒體(ti) ，形成媒體(ti) 人自治媒體(ti) 之體(ti) 製，遏製資本化和商業(ye) 化對媒體(ti) 公義(yi) 和受眾(zhong) 的損害，製衡「富媒體(ti) 、窮民主」之現象泛濫等。[11]

五、結語

牟宗三先生的政治哲學有豐(feng) 富深刻的學理資源。然牟學和其他當代新儒家皆致力於(yu) 政治學之「立乎其大」，於(yu) 法政之學、憲政製度之學未開拓也，於(yu) 社會(hui) 運動、政治運動更未開拓而經世致用也。也就是說學統和政統未建立，道統未能發用，此有待後來者承續開拓。

「太陽花學運」折射出今之台灣政治、學術、文化、教育之困境，也折射出大陸民主化之難題和迫切性。應對這些大難題，需要更為(wei) 深厚的學術思想資源、文化精神「支柱」，應該是牟學大放光彩之時，然因主觀和客觀條件暫未能成也。此有待省思和作為(wei) 。

注釋：

[1] 權貴資本主義(yi) （英語：Crony capitalism），)又叫裙帶資本主義(yi) 、關(guan) 係資本主義(yi) 、朋黨(dang) 資本主義(yi) 、密友資本主義(yi) 。它是針對執政權貴階層的不公和腐敗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與(yu) 執政者血親(qin) 、姻親(qin) 和密友等關(guan) 係而獲得政治、經濟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領導人對效忠者、追隨者給予特別的庇護、提拔和獎賞。原指“亞(ya) 洲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yi) ”。吳敬鏈結合“中國大陸國情”將它作了發揮性引進。後民主派學者也廣泛使用，針對中國政經現實又賦予新意，其意指：在後極權主義(yi) 高度專(zhuan) 製和國家資本主義(yi) 的「黨(dang) 天下」統治裏，少數執政者的權力決(jue) 定政經規則和秩序，在此前提下，權力與(yu) 資本聯合，破壞公共服務型的經濟和政治的公正；造成市場和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形成對社會(hui) 財富的某種霸占和壟斷，不僅(jin) 排擠非權貴者（尤其指廣大中小企業(ye) ）通過勤勞與(yu) 智慧公平獲得財富的出路，而且還造就社會(hui) 兩(liang) 極分化和經濟畸形。

[2]  台灣民主化產(chan) 生的泛政治主義(yi) 的民主意識形態和統獨爭(zheng) 執、族群矛盾、民粹主義(yi) 等，並且擴展到社會(hui) 和文教等所有領域，同時，又失落了台灣（中華）文化本源及其優(you) 性特性，無以應對民主化、現代、後現代性之弊端，此可謂「本土病」。中華民國在大陸就有追求現代化而產(chan) 生的模仿西方、輕視曆史傳(chuan) 統及文化的「西化病」，遷台後國勢弱小且受美國保護，由此更加劇此焉，民主化時又功利主義(yi) 移植西方模式民主和學術文教等，產(chan) 生西化的新潮，「本土病」和「西化病」綜合交混，故謂之「本土病和西化病綜合症」。

[3]  語出王邦雄《從(cong)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看當代新儒家的精神開展》，《牟宗三先生全集》23卷，頁5。台北聯經，2003

[4] 清末廢科舉(ju) ，讀書(shu) 人另謀出路。家庭環境好的出國留學（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學校，多數沒有錢的就投入新軍(jun) 當兵。新軍(jun) 招收讀書(shu) 人成為(wei) 風氣。（《辛亥首義(yi) 回憶錄》第1輯，頁3、48、68，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例如：一九0五年新軍(jun) 在黃陂募兵。「那次募兵結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廩生，二十四個(ge) 秀才。馬隊第十一標是這樣，陸軍(jun) 第八鎮和陸軍(jun) 第二十一混成協所屬步、馬、炮、工、輜五種部隊，都有不少的讀書(shu) 分子入伍。」（陳孝芬：《辛亥武昌首義(yi) 回憶錄》，《辛亥首義(yi) 回憶錄》第1輯，頁68，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究清末新軍(jun) 政策，其《新軍(jun) 製方案》中規定，正兵粗通文字者應占全營總數的五分之一。鼓勵有文化的人入伍當兵。凡征募為(wei) 兵者「準免差徭三十畝(mu) ，無差徭省份則準照生監例具報優(you) 免，兵丁家屬遇有涉訟案件，準其照生監一律遣抱。」「從(cong) 此凡為(wei) 兵勇者，儼(yan) 然又列士流」一些地方在執行上述規定時又有加碼。張之洞在編練新軍(jun) 時，奏請朝廷給軍(jun) 人更多優(you) 待，「頭等弁目隊長退伍時授給武舉(ju) 人資格，每年20名；頭等正兵及二等弁目授給武生資格，不限名額。」江蘇省更規定；士兵「退伍後，可取得小學教員資格，有誌者可入陸軍(jun) 學堂深造。一無所長者亦可給予頂戴，地方官長以紳衿看待。」（熊誌勇《從(cong) 邊緣走向中心——晚清社會(hui) 變遷中的軍(jun) 人集團》第167、16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然袁世凱希望新軍(jun) 成為(wei) 其派係，故北洋新軍(jun) 少有知識分子，軍(jun) 官也大多出身北洋學堂。故北洋新軍(jun) 沒能成為(wei) 革命力量。張之洞為(wei) 了建立禦侮自強衛國之師，在編練新軍(jun) 時重視招收知識分子。因此，南方新軍(jun) 成為(wei) 革命主力。（同書(shu) 琴：《袁世凱、張之洞與(yu) 北洋、湖北新軍(jun) 異化比較研究》，《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2005年第58卷第5期）

[5] 《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卷之《道德的理想主義(yi) 》，頁207。聯經，2003年。

[6] 見牟宗三《政道與(yu) 治道》第七章之第二節。

[7] 《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卷，頁68。聯經，2003年。

[8] 《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卷之《道德的理想主義(yi) 》，頁331。聯經，2003年。

[9] 《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卷之《道德的理想主義(yi) 》，頁331—332。聯經，2003年。

[10] 《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卷，頁193-198。聯經，2003年。

[11]  參見[美]Robert W. McChesney《富媒體(ti)  窮民主︰不確定時代的傳(chuan) 播政治》，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01/01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