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多麵的“新疆問題”

作者：姚新勇（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文化縱橫》

時間：2014年4月3日

2014年3月1日，來自新疆的暴力恐怖分子在昆明火車站所製造的恐怖慘案，公然挑釁了人類的基本底線。這是繼去年10月天安門恐怖襲擊案件之後，又一起發生在內(nei) 地的涉疆暴恐案件。而疆內(nei) 的類似案件就更為(wei) 頻繁了，據有關(guan) 部門統計，僅(jin) 去年一年在新疆所發生的暴恐案件就達二百餘(yu) 起；09年以來，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害現行組織團夥(huo) 案都在百起以上。筆者去年6月所指出的“新疆暴力問題”內(nei) 地化的擔憂，沒有想到會(hui) 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成為(wei) 事實。相信很多人會(hui) 迷惑，為(wei) 什麽(me) 新疆的情況似乎僅(jin) 僅(jin) 在短短的五六年內(nei) ，演變得如此迅猛劇烈？新疆究竟怎麽(me) 了？有什麽(me) 辦法能夠解決(jue) ？

要想良性解決(jue) “新疆問題”，首先需要認識到所謂“新疆問題”的錯綜複雜性，切忌簡單化、單方麵的解讀。“新疆問題”的原因，包含著曆史與(yu) 現實、世俗與(yu) 宗教、經濟與(yu) 政治、民族文化差異、地緣等諸多內(nei) 外部因素。綜合而言，它帶有古老地區性宗教衝(chong) 突（聖戰）的現代變種的色彩，具有現代泛突厥、泛伊斯蘭(lan) 東(dong) 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當代繼續的性質，是多民族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文化認同斷裂的暴力表現，是新形式下國家製度及民族政策失效的征兆，是國家及新疆內(nei) 部現代化發展尤其是不平衡、欠公平發展刺激的產(chan) 物，是文化失範、社區尤其是鄉(xiang) 村有機結構坍塌的結果，是全球化浪潮及國際（地緣）政治因素的刺激、作用或幹預的效應，也是境內(nei) 外過度反應的放大與(yu) 扭曲。這一切加之新疆綠洲生態的脆弱性，就決(jue) 定了所謂“新疆問題”注定是複雜的、長期的。

古今宗教困境

新疆地處亞(ya) 歐大陸腹地，多種文明、文化、人種、民族、部族、族群在此匯聚，它既溝通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會(hui) ，同時又始終被來自於(yu) 東(dong) 西方的勢力所撕扯。現在人們(men) 所指認的以維吾爾伊斯蘭(lan) 信仰為(wei) 主要代表的地方性民族、文化特征，即便是從(cong) 公元九世紀的喀喇汗王朝的興(xing) 起算起，也是經過了千餘(yu) 年的不同種族、宗教、文化間的衝(chong) 突才逐漸而成的。在這千餘(yu) 年的曆史中，新疆不僅(jin) 發生過對佛教徒等“異教徒”的宗教聖戰，而且伊斯蘭(lan) 教不同教派之間的衝(chong) 突也慘烈頻繁。例如當代優(you) 秀維吾爾族作家亞(ya) 森江•斯迪克先生的《魔鬼夫人》，就形象生動地展示了長達二百餘(yu) 年的黑山派、白山派的血腥衝(chong) 突。

黑山、白山兩(liang) 教派的開創者，係中亞(ya) 伊斯蘭(lan) 教蘇菲教派領袖瑪合圖木·阿雜木。阿雜木歸真後，其長子和幼子“為(wei) 爭(zheng) 奪教權，各立派係，明爭(zheng) 暗鬥”。幼子伊斯哈克·瓦裏和卓於(yu) 16世紀70年代進入葉爾羌汗國（首都在今喀什沙車）傳(chuan) 教，創立了黑山派，成為(wei) 當地主要教派。而長子瑪木特·額敏的兒(er) 子瑪木特·玉素布和卓，也在17世紀20年代初進入葉爾羌汗國傳(chuan) 教，形成了白山派勢力。兩(liang) 教派師出同門同宗，最明顯的差異不過是一派戴黑帽子，另一派戴白帽子而已。通過亞(ya) 森江先生的筆墨我們(men) 看到，兩(liang) 派領袖為(wei) 了爭(zheng) 奪教俗權力與(yu) 財富，在天山以南地區利用或製造葉爾羌汗國國君與(yu) 其子女、大臣們(men) 的矛盾，鼓動信徒們(men) 相互仇殺，進行了長達200多年的血雨腥風的教派之爭(zheng) ，給當地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也直接摧毀了古代葉爾羌汗國。

我們(men) 即便隻把這場延續二百餘(yu) 年的災難放在葉爾羌汗國的曆史語境中，也可以發現它深刻的當下性。首先，它與(yu) 境外的極端宗教勢力有直接關(guan) 係，而近二三十年新疆極端宗教思想的傳(chuan) 播、恐怖勢力的培育，也與(yu) 瓦哈比、伊紮布特等境外宗教勢力的滲透有一定的聯係。第二，黑白二派都屬於(yu) 蘇菲教派，相對於(yu) 當地已有的伊斯蘭(lan) 教派來說，屬於(yu) “新教”，而中東(dong) 新教進入中國地區所引發的教爭(zheng) 和民族衝(chong) 突，並不隻發生在新疆，當年“同治‘回’亂(luan) ”就與(yu) 此相關(guan) 。雖然我們(men) 不能如小說家或政治家所言，將衝(chong) 突簡單歸之於(yu) 外來教派，但新老教派的爭(zheng) 奪、戰爭(zheng) ，確實在伊斯蘭(lan) 內(nei) 部不同教派之間存在，而在現代情況下，它又帶有更為(wei) 明顯的宗教與(yu) 世俗之間的衝(chong) 突性。第三，殘酷的教派之爭(zheng) 之所以發生並持續長久，與(yu) 當地的貧困和文化水平不高有相當的關(guan) 係。第四，當年葉爾羌汗國內(nei) 部的教派爭(zheng) 鬥，也有周邊臨(lin) 近外部勢力或深或潛的影響，如準噶爾汗國、巴布爾王朝、清王朝等的影響。第五，黑白二派宗教領袖操弄教規，造成大規模的教爭(zheng) 。現在在新疆，宗教氛圍也呈極端化發展的苗頭。比如，原先主要是不吃大肉、不進漢餐館、一般不到漢人家吃飯的清真習(xi) 慣，被無限化擴大。變成了以“哈拉力”（“符合伊斯蘭(lan) 教法的”）、“哈拉木”（“違反伊斯蘭(lan) 教法的”）為(wei) 標準，來區分清真與(yu) 非清真、穆斯林與(yu) 異教徒。在這種觀念下，凡是與(yu) 政府、漢人甚至現代化相關(guan) 的東(dong) 西都是“哈拉木”；也出現了什麽(me) “清真香皂、牙膏、衣物、家電”甚至“清真馬路”的說法。而且隱蔽的“宗教執法警察”，甚至都在烏(wu) 魯木齊的某些街道上（義(yi) 務）執法，騷擾穿著短袖、短褲、現代裙裝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就這方麵來說，即使民族矛盾消失，宗教性質的衝(chong) 突和動亂(luan) ，也很可能會(hui) 在新疆延續。也正因為(wei) 此，不少維吾爾世俗人士，都非常擔心極端宗教思想的傳(chuan) 播乃至日益增強的宗教氛圍；甚至有人提議，希望通過立法的形式，明確極端宗教的身份與(yu) 界線，以便開展針對性的打擊。而這與(yu) 他們(men) 熱愛本民族的文化與(yu) 宗教並不矛盾。

而自現代“泛突厥主義(yi) ”和“泛伊斯蘭(lan) 主義(yi) ”兩(liang) 股思潮在十九世紀合並以來，就開始了對於(yu) 中國新疆地區持續的影響。1930 和1940 年代，新疆接連爆發過兩(liang) 次東(dong) 突厥斯坦獨立運動，而且第二次運動，形成了以伊犁、塔城、阿山三區為(wei) 主要範圍的分裂割據政權，直到解放軍(jun) 進疆之後，才以“三區革命”的名義(yi) 解決(jue) 。雖然這段曆史已經過去六七十年了，而且流亡在境外的東(dong) 突厥斯坦殘餘(yu) 勢力的後續，也並未形成強有力的組織規模，但近二三十年“新疆問題”的惡化，的確與(yu) 東(dong) 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有一定關(guan) 聯，而這又更主要地表現為(wei) 東(dong) 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曆史及其思想對新疆本土社會(hui) 的深遠影響。

民族政策的失效與(yu) 文化認同的斷裂

1949年建立的新政權通過階級鬥爭(zheng) 理念的推行、民族團結的大力強調和對“大漢族主義(yi) ”及“地方民族主義(yi) ”的雙重批判，建立起了共產(chan) 主義(yi) 普世價(jia) 值兼中華民族價(jia) 值雙重性的中華民族認同，加之固定性、非流通的社區結構的建立，族裔民族主義(yi) 意識被強力抑製。但是從(cong) 長期的效果來看，文革及之前的民族政策，隻是暫時抑製了族裔性、地方性因素，並未能夠融合它們(men) 。相反實踐中的一些“極左”做法，以及民族政策本身的內(nei) 在矛盾，倒為(wei) 族裔性、地方性在80年代之後的再生，聚集了反彈力量。

文革結束後，國家意識形態控製的相對放鬆，“撥亂(luan) 反正”運動的展開，在內(nei) 地主流社會(hui) 形成了反思文革“極左”路線、個(ge) 性解放、麵向現代化的思潮；而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則表現為(wei) 少數族裔文化本位性意識的恢複和中共國家民族政策的“撥亂(luan) 反正”。現在不少人認為(wei) ，八十年代初民族政策的調整是重大失誤，其實這種看法是很片麵的。當時民族政策的調整是國家對自己過去錯誤的自我糾錯；是對被傷(shang) 害了的民族情感的療救、彌補；是執政黨(dang) 和國家對少數族群的善意體(ti) 現。如果因為(wei) 必要的政策糾偏和寬鬆與(yu) 族群關(guan) 係的緊張存在一定的關(guan) 聯，進而就否定當年民族政策撥亂(luan) 反正的正麵價(jia) 值，那麽(me) 就如亂(luan) 扣“資產(chan) 階級自由化”的帽子，並將相關(guan) 現象或問題歸罪於(yu) “撥亂(luan) 反正”、“改革開放”一樣荒唐。

但是我們(men) 也必須承認，當時國家把問題想得過於(yu) 簡單了，以為(wei) 糾正了過去民族事務方麵的“左”的錯誤，賦權於(yu) 少數民族更多的權利，就會(hui) 換來民族團結、國家穩定；而沒有料到，簡單的民族身份的賦權行為(wei) ，可能刺激族群意識的增長和更大、更高規模的民族本位性權利的訴求。個(ge) 中道理同國家民主化進程的推進，會(hui) 更進一步激活公民民主意識和更高程度實現民主化進程的訴求一樣。所以問題的解決(jue) ，顯然不是去簡單否定以往的思想解放進程，而是要在更高、更為(wei) 有機的水平上，重建國家的政治合法性，重建新型國家認同的綱領與(yu) 架構。但國家權力在這方麵的表現，這些年則相當被動。

1980年代開始轉型的國家民族意識形態，雖然仍然強調著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以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但“階級鬥爭(zheng) ”行動綱領的逐步取消，也帶來了跨族群的“階級人民”的逐漸消失，而代之以重新整體(ti) 化的以族群為(wei) 單位的“X族人民”；而作為(wei) 推動這種轉型的執政黨(dang) ，既是新型族群文化建構的倡導者，又是以往“左”的政策的推動者，所以，他們(men) 的撥亂(luan) 反正性的善意之舉(ju) ，就很難不被理解為(wei) 是對被損害族群的理所當然的補償(chang) ，也就很難得到持久、普遍的感恩性認同；而在文化意識形態方麵，“各民族大團結”的理念，主要表現為(wei) 政府的宣傳(chuan) ，而非絕大多數文化工作者的自覺關(guan) 懷。這樣，重新轉型的國家民族意識形態，既未建立起更高一層的綜合性認同價(jia) 值，同時被重新定位了的族群性“民族意識”又強化了國家層麵和族群層麵的“雙重民族性”的矛盾，加劇了中華民族認同價(jia) 值的撕裂。所以族裔民族性認同的價(jia) 值取向，無論從(cong) 自覺意識還是從(cong) 關(guan) 係結構來說，都表現為(wei) 單一性向度。雖然1989年，費孝通先生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這一具有高層次綜合性向度的國家民族認同的整合觀念，但一是由於(yu) 有關(guan) 各方對多元一體(ti) 說的闡釋，存在重大的方法論缺陷，同時又因國家對“民族話語”言說權的封閉、主流思想文化界對此方麵問題的長期冷漠，從(cong) 而使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說沒有發揮足夠的作用；族裔文化民族主義(yi) 的單向性，仍然無法得到辯證的調適與(yu) 節製，而是更加走向偏執、激化。新疆的情況不僅(jin) 如此，而且更為(wei) 激進。與(yu) 之相關(guan) ，在新疆1989年以後，官方又重新強化愛國主義(yi) 、反分裂的宣傳(chuan) 教育，但往往流於(yu) 表麵化，所以，並未能有效地克服分離主義(yi) 思想。

現代性問題的新疆症候

談到“新疆問題”的原因，人們(men) 往往強調新疆尤其是天山以南的農(nong) 村地區經濟落後、農(nong) 民生活貧困、文化水平和漢語水平低、非漢母語少數族裔青年學生就業(ye) 率低等原因。的確，新疆農(nong) 村的發展水平相當低，2008 年新疆全區農(nong) 村人均純收入隻有2482元，僅(jin) 為(wei) 全國平均水平的76%，而喀什農(nong) 村就更少了，才為(wei) 1699 元。但問題是為(wei) 什麽(me) 八十年代之前，新疆經濟更落後、南疆農(nong) 村通漢語者更少，但族群關(guan) 係卻相對更和諧，社會(hui) 也相對更為(wei) 穩定呢？這與(yu) 兩(liang) 個(ge) 階段的社會(hui) 關(guan) 係結構的差異直接相關(guan) 。

八十年代之前中國社會(hui) 的基礎性結構，大致是穩固而缺乏流動性的單位製，工廠、機關(guan) 、學校、社隊、街道等，不僅(jin) 是人們(men) 工作、學習(xi) 、生活的地點和場所，而且也是高度一體(ti) 性的政治組織係統，是關(guan) 係緊密的熟人社會(hui) 的載體(ti) ，而且在某種意義(yi) 上，一個(ge) 單位、一個(ge) 生產(chan) 隊可說是一個(ge) 大家庭。這種關(guan) 係緊密的社區結構，不僅(jin) 是全方位性公開、透明的，利於(yu) 管控，而且它還為(wei) 生活於(yu) 其中的人們(men) ，提供了精神的慰寄、情感的寄托。另外雖然全社會(hui) 普遍貧困，但大家基本上一樣，也就不會(hui) 有太大的比較性不平衡。而八十年代之後，社會(hui) 流動逐漸恢複，原有的單位性社區組織逐漸鬆弛或瓦解。單位、企業(ye) 、村社的管理者，也由某種“類家長”式的身份，轉變為(wei) 角色更為(wei) 單純的領導、老板、村幹部。加之社會(hui) 公民監督體(ti) 製的嚴(yan) 重匱乏，新形式下的鄉(xiang) 村基層領導，更容易蛻變為(wei) 與(yu) 民爭(zheng) 利的鄉(xiang) 村土皇帝。所以八十年代以後，一方麵，整個(ge) 社會(hui) 的管控能力下降，地區、職業(ye) 、生活的流動性也更為(wei) 簡易頻繁；另一方麵，人和人之間的關(guan) 係也逐漸冷漠，既缺乏“組織關(guan) 懷”，也缺乏鄰裏互動，社會(hui) 迅速地朝單子化方向演變。而近三十年來的以東(dong) 南沿海經濟為(wei) 中心、為(wei) 龍頭的發展策略，城市發展優(you) 先的格局，嚴(yan) 重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體(ti) 係等，與(yu) 舊有的城鄉(xiang) 分割體(ti) 製、戶籍管理製度一起，幾何性地拉大了東(dong) 西部之間、城鄉(xiang) 之間的差距，造成了嚴(yan) 重的地區與(yu) 地區、人群與(yu) 人群、人與(yu) 人之間的不平等，更凸顯了傳(chuan) 統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衰敗。

近二三十年來，內(nei) 地不少農(nong) 村大量人口外流，鄉(xiang) 村出現空殼化現象。但南疆農(nong) 村並未大規模地出現內(nei) 地那樣的空殼化情況，反而由於(yu) 計劃生育力度遠比內(nei) 地為(wei) 弱，人口增加較快，再加上外來內(nei) 地農(nong) 民到南疆來開荒、承包土地、以及兵團等單位、企業(ye) 發展而帶來的用水用地的擴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南疆農(nong) 村人地緊張的問題。而去往內(nei) 地謀生的新疆民眾(zhong) ，卻由於(yu) 語言、生活習(xi) 慣、宗教、人種特征的明顯差異，使得他們(men) 難以成為(wei) 內(nei) 地農(nong) 民式的農(nong) 民工，大都隻能是從(cong) 事諸如烤肉、打饢、賣新疆幹果之類的活計。其邊緣排斥感，要比內(nei) 地農(nong) 民更為(wei) 嚴(yan) 重。而這些年來，非漢母語的少數民族大中專(zhuan) 畢業(ye) 生的就業(ye) 率也很不理想。

但是另一方麵，不僅(jin) 本地漢族的生活情況及就業(ye) 情況要更好，而且近二十多年來，內(nei) 地大量湧入新疆的人員，也普遍比當地維吾爾人生活得更成功，這與(yu) 日益邊緣、衰敗的維吾爾社會(hui) 形成了較為(wei) 強烈的對比。盡管此種情況的形成，相當程度是曆史的原因及市場機製選擇的結果，但在客觀上很容易讓視自己為(wei) 當地主人的新疆人產(chan) 生不滿，認為(wei) 是口裏人或漢人造成了他們(men) 今天的狀況；更何況其中的確存在不可忽視的各種腐敗問題的因素。

除此而外，傳(chuan) 統道德的失落、難以適應迅速而來的現代化社會(hui) 的轉變、社會(hui) 流動的便利化、社會(hui) 基層控製的難度增加及其個(ge) 體(ti) 因素等，維吾爾底層社會(hui) 的販毒、吸毒、賣淫、艾滋病、偷竊等現象相當嚴(yan) 重，有人因此認為(wei) “新疆維吾爾社會(hui) 正陷入深重危機”中。

傳(chuan) 統社區、文化、道德的衰敗，並非隻屬於(yu) 維吾爾，內(nei) 地農(nong) 民、涼山彝族等也具有類似現象，卻好像問題沒有新疆那麽(me) 嚴(yan) 重。維吾爾人則不同，它們(men) 是有信仰且家族關(guan) 係緊密的民族，所以他們(men) 更富於(yu) 團結和反抗性。過去世俗性社區結構的破敗，會(hui) 促使他們(men) 越發本能地靠近宗教，尋求寄托；而一些痛感於(yu) 自己本民族衰落的知識分子、成功人士，也試圖通過宗教生活的恢複與(yu) 推廣，來拯救自己的民族。在此情況下，那些失落、貧困、教育程度低下的維吾爾農(nong) 民，就更容易被外來的極端宗教教派所吸引、鼓動。所以不少人所謂的新疆清真寺太多，應該加以控製的言論，是隻看到了問題的表麵。所以近二十多年來，新疆不斷強化對宗教的控製，但所謂“非法宗教”組織和傳(chuan) 教活動卻屢禁不止、到處生長（其實內(nei) 地也是如此），宗教氛圍也日益濃厚。在烏(wu) 魯木齊甚至都出現了這樣的變化：以前抽煙、喝酒的主要是維吾爾青年，現在在一些婚宴、聚餐時，反倒是中老年喝酒抽煙，青年人不抽也不喝。所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新疆宗教服飾愈益流行，清真非清真界限日益變態嚴(yan) 格，既是宗教氣氛日益濃厚的表征，也是維吾爾社會(hui) 自救的某種反映。從(cong) 這一角度看，頻發的新疆或涉疆暴力恐怖案件，在一定意義(yi) 上，並不說明新疆有多麽(me) 特殊，內(nei) 地有多麽(me) 安定，而是進一步張顯了並非孤立的內(nei) 地也存在的中國農(nong) 村、中國社會(hui) 的共性問題。

國內(nei) 外的誤解與(yu) 放大

正如前所分析的那樣，所謂“新疆問題”是非常複雜的複數性問題，即便是不帶偏見地將它們(men) 概括為(wei) “新疆問題”，都不可避免地簡單化，帶有某種無形的地域歧視性，更不用說，“新疆問題”的激化，的確與(yu) 各方的過度性反應或有意無意地曲解有一定的關(guan) 係。這不僅(jin) 會(hui) 將共性問題解讀為(wei) 特定的地域或民族問題，而且會(hui) 將一般性事件渲染、放大，甚至使得低烈度的事件發酵為(wei) 可怕的種族仇殺。

比如現在許多內(nei) 地人一提到“新疆人”，就會(hui) 想到“新疆小偷”。其實全中國、全世界，那個(ge) 地方的人都會(hui) 出現小偷，可是隻是因為(wei) 人種、語言差異，維吾爾人、新疆人，就被冠上了這一惡名。雖然當某種犯罪現象與(yu) 某個(ge) 地區或某個(ge) 族群的人比較多地聯係在一起時，是有進行社會(hui) 學深層分析的必要，但是片麵地將某種犯罪標簽烙印在一個(ge) 地區、族群身上，顯然是荒唐的。

前年底在網絡上被抄得轟轟烈烈的“天價(jia) 切糕”事件同樣如此。這原本不過是一起普通的強買(mai) 強賣的事情。那些賣切糕的維吾爾農(nong) 民，與(yu) 近二三十年來成萬(wan) 上億(yi) 到城市中來討生活的內(nei) 地農(nong) 民沒有什麽(me) 本質的差別。進城的農(nong) 民，有可能是守法的，也有可能會(hui) 犯罪；有靠辛苦勞動本份賺生活的，也有利用不當手段搞錢的，這並不會(hui) 因為(wei) 地域或人種長相的差異，而有什麽(me) 不同。但悲哀的是，就因為(wei) 某些賣切糕者的強買(mai) 強賣的行為(wei) ，所有的賣切糕者，都成了“切糕黨(dang) ”；甚至好像整個(ge) 維吾爾人都成了“賣切糕的”。

至於(yu) 說不當的種族性的過度闡釋，將低烈度的事件演化為(wei) 可怕的種族仇殺之例，無過於(yu) 韶關(guan) 6·26鬥毆事件演變為(wei) 大規模的“09烏(wu) 魯木齊”民族仇殺慘劇。當今中國社會(hui) 與(yu) 6·26相類似的事件並不罕見。例如2011年廣東(dong) 增城6·10事件，據說起因是增城市新塘鎮治保會(hui) 工作人員毆打了一個(ge) 擺地攤的四川籍孕婦，隨後引發大規模的抗議騷動，其中帶有較鮮明的川籍民工與(yu) 本地人衝(chong) 突的色彩。但它並沒有演變為(wei) 全麵性的川人和粵人的衝(chong) 突，更沒有成為(wei) 具有全局性影響的什麽(me) “四川問題”、“川粵衝(chong) 突”。

雖然從(cong) 社會(hui) 學角度看，這正是民族劃界、族群動員的烈度所在，但正因為(wei) 要降低相關(guan) 問題的危害性，需要理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哪些人共同造成了對“新疆問題”的片麵放大、差別性解讀。

首先客觀上維吾爾人在人種外貌及語言、文化上與(yu) 漢人差異較大，容易被標簽化。其二不少內(nei) 地人不了解新疆和維吾爾，對他們(men) 的確抱有程度不同的偏見與(yu) 歧視；而相應也有不少維吾爾人對漢人存在偏見，新疆人對內(nei) 地人也不無偏見。其三新疆存在民族分裂問題，容易讓人產(chan) 生相關(guan) 聯想。其四新疆或涉疆的暴力事件，不少的確帶有特定的族裔與(yu) 宗教衝(chong) 突的性質或色彩，而且其暴力傷(shang) 害性也更容易引起人們(men) 的恐慌。其五政府及相關(guan) 部門在宣傳(chuan) 教育、執法檢查、辦理有關(guan) 事項時，存在差別性對待的情況。有時是出於(yu) 客觀上的無奈，比如機場安檢，為(wei) 了安全與(yu) 效率兼顧，對於(yu) 西藏和新疆籍（尤其是藏或維吾爾等長相者），就會(hui) 檢查得比較仔細；但不少情況下，方式方法上的簡單、粗暴，也會(hui) 讓少數民族同胞的自尊深受傷(shang) 害。比如新疆、西藏人在內(nei) 地城市住店難的問題等。其六是分裂分子的故意曲解、煽動或偏見。其七是境外媒體(ti) 的片麵解讀。其八甚至也包括有良心、有正義(yi) 感的人、“公知人士”，簡單地將所有相關(guan) 問題和現象，都歸之為(wei) 國家甚至漢族對維吾爾人的壓迫。

綜上所述，“新疆問題”的原因及性質的確是複雜而多樣的，雖然上述情況並非筆者獨識，但卻極少得到綜合性地闡釋。這就造成有關(guan) 方麵在努力解決(jue) “新疆問題”（其實也包括“西藏問題”等），總是本能地采取單向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舉(ju) 措，抓不住問題的關(guan) 鍵與(yu) 核心；而專(zhuan) 家、學者們(men) 在看問題時，哪怕是同時談到了相關(guan) 方麵，但也常常是分而論之，理不清它們(men) 彼此間的關(guan) 係，有意無意地將問題原因單一化。“新疆問題”的錯綜複雜，決(jue) 定了它的長期性與(yu) 艱巨性，不管是誰、什麽(me) 力量主政、主導新疆，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nei) 解決(jue) 。要想使得“新疆問題”真正朝向良性解決(jue) 的方向穩妥而持續地挺進，必須綜合、全麵地尋求解決(jue) 之道，至少要注意以下幾方麵原則的諧調並舉(ju) ：

以社會(hui) 安定為(wei) 前提，以中央指導調節為(wei) 樞紐，以全國支援為(wei) 輔助，以地方力量為(wei) 主體(ti) ，以民主法製（尤其是基層民主法製）建設為(wei) 規範，以現代文化倡導、傳(chuan) 統文化保護、文化民間自治、培育共有家園意識為(wei) 精神文化發展之原則，以兼顧生態、效能、利益普遍惠及的經濟建設為(wei) 動力；而上述所有這一切原則的貫徹與(yu) 落實，最終都應該指向這一核心且基本的目標——有機社區結構的重建，祥和、包容、公民自主的宜居家園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