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興(xing) 儒學：中國的第三條道路

作者：慕朵生（中國儒教網主編）

來源：儒教複興(xing) 論壇

時間：2014年1月17日

序言

在曆史上，儒學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主體(ti) 、中華民族的魂魄以及“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可以說，“傳(chuan) 統中國”就是一個(ge) “儒家中國”。在沒落了百餘(yu) 年後，儒學能否以及如何實現複興(xing) ，關(guan) 係到中國人如何安頓“身心性命”和構建“家國天下”，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核心問題。

儒學的死去與(yu) 活來

晚清以降，麵對國家民族羸弱和西方列強侵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儒學成為(wei) 中國山河破碎、國勢陵夷的“替罪羊”，屢遭“打倒孔家店”（吳虞）、“不讀中國書(shu) ”（吳稚暉）、“拚命往西走”（胡適）甚至是“文革”時期“破四舊”、“批林批孔”、挖掘孔子墓式的批判質疑與(yu) 顛覆解構，總體(ti) 上呈現出“花果飄零”（唐君毅）、“遊魂無歸”（餘(yu) 英時）的全盤崩潰態勢。換而言之，儒學已近乎死去。

對於(yu) 儒學的未來命運，美國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判斷十分悲觀。列氏於(yu) 1965年提出，儒學將會(hui) 和埃及的木乃伊一樣成為(wei) 博物館裏的古董，“保護孔子並不是要複興(xing) 儒學，而是把他作為(wei) 博物館裏的收藏物，目的正是把他從(cong) 現實的文化中驅逐出去”，不同之處在於(yu) 木乃伊博物館的館長是外國人，而儒學博物館的館長是中國人而已。實際上，這種觀點的首倡者當屬中國人——1948年，暨南大學商學院院長周憲文就主張，孔子和儒學對現代人而言已沒有任何正麵且實際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應該統統送進博物院，供有心人欣賞與(yu) 研究。

同為(wei) 美國漢學家的艾凱（Guy Salvatore Alitto），對儒學未來命運的判斷要比列氏積極些。艾氏承認儒學在守護中國人心靈方麵可以發揮一些積極的作用，但同時又把梁漱溟先生稱為(wei) “最後的儒家”，認為(wei) “在近代中國，隻有他一人保持了儒者的傳(chuan) 統和骨氣”，而今後的中國再也不會(hui) 出現真正的儒家。事實上，即使作為(wei) “現代（海外）新儒家”的唐君毅先生，對儒學複興(xing) 的信也是心嚴(yan) 重不足。所以，他一方麵相信儒學肯定能“靈根再植”，另一方麵又悲愴地說自己誓做儒學的“守靈人”！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上世紀末以來，大陸掀起一股令人振奮的“儒學熱”。比如，高校普遍開設“國學”課程並爭(zheng) 先恐後設立儒學院。電視台上諸如“百家講壇”式的儒學講座不勝枚舉(ju) 。民間“漢服熱”、“古禮熱”、“書(shu) 院熱”、“讀經熱”、“論語熱”、“祭孔熱”遍地開花。思想界則出現一股強勁的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有人稱儒學已與(yu) 自由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形成“左中右”三足鼎立的學術格局。特別是，官方也一改儒學批判者的姿態，搖身變成“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忠實傳(chuan) 承者和弘揚者”，越來越強調儒學的正麵價(jia) 值。種種跡象表明，儒學複興(xing) 的春天正在到來。

2013年是儒學複興(xing) 的重要年份。這一年，官方擬將教師節改期在孔子誕辰日，且批準部分中學試驗以儒學經典“四書(shu) ”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台灣版《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國家主席習(xi) 近平8月中旬的一段講話，被認為(wei) 是官方試圖重新接續“中華道統”的集中表述：“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feng) 厚滋養(yang)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you) 勢，是我們(men) 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植根於(yu) 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曆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11月，習(xi) 近平又親(qin) 自視察曲阜，稱自己“到曲阜是帶來一個(ge) 信號,那就是表明中央重視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並提出“國無德不興(xing) ,人無德不立”的警語——學者認為(wei) 這句警語頗能切中儒家“修齊治平”的精神要道。

短短十幾年時間，大陸從(cong) 批判儒學到複興(xing) 儒學的急遽轉換或令人詫異，但卻不難理解：其一，按照錢穆先生觀點，儒學是立足人性、人情、人本，麵向生命、生存、生活展開的學問，是人所必有之心和必由之路。因此，具有儒學文化遺傳(chuan) 基因的中國人天然就是儒家，隻要政治環境稍微寬鬆起來，人們(men) 心靈深處的儒學基因自然會(hui) 被激活。其二，按照德國社會(hui) 學家韋伯（Max Weber）觀點，現代社會(hui) 裹挾著科技進步、經濟發展以及理性化和世俗化一路狂奔，必然會(hui) 逐漸吞沒優(you) 美而又神聖的傳(chuan) 統信仰，使人們(men) 的精神生命因“祛魅”（Disenchantment，去神聖化）而變得支離破碎、枯燥無味、惶恐不安，並最終激起人們(men) 的“複魅”（Enchantment，再神聖化）渴望，亦即重回傳(chuan) 統信仰、重構精神家園的訴求——儒學正是診治中國“現代文明病”尤其是人性不斷“異化”（AIienation）問題的傳(chuan) 統藥方。其三，按照法國藝術家高更（Paul Gauguin）的觀點，人們(men) 內(nei) 心深處都有一個(ge) 終極性的追問，即“我們(men) 是誰？我們(men) 從(cong) 何處來？我們(men) 到哪裏去？”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的今天，複興(xing) 儒學成為(wei) 中國人與(yu) “他者”（Other）辨異進而實現包括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在內(nei) 的自我認同的重要資源。其四，按照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觀點，一些落後國家在走向發展振興(xing) 的過程中，前期往往是以“西方化”促進自身的現代化，後期則往往因現代化成就而“擯棄西方文化”而“伸張自身文化”。中國經濟發展迅，崛起態勢明顯，已逐步走出“事事不如人”（胡適）的心理陰影，重拾文化自信和實現儒學複興(xing) 是大勢所趨。此外，兩(liang) 岸政治內(nei) 耗稍息，但文化競爭(zheng) 愈烈，馬英九不僅(jin) 親(qin) 自參加祭孔大典，而且提出台灣要做“中華文化領航者”的倡議，大陸不會(hui) 將此道德優(you) 越感拱手相讓。

儒學的麵向與(yu) 進路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道不苟行，待乎其人。漢宋兩(liang) 代思想史的經驗表明，儒學要實行複興(xing) ，端賴乎出現一批堅定的儒家，守死善道，篤學力行，融會(hui) 古今，博通中外，提出既“可愛”又“可信”更“可行”的儒學複興(xing) 方案——國學大師王國維曾說：“哲學上之說，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使儒學在國家政治社會(hui) 生活以及百姓人倫(lun) 日用生活等各領域麵，重新成為(wei) 一種活生生、活潑潑的存在方式。

幸運的是，上世紀末以來，中國思想界應運湧現出一批堅定的儒家學者，比如蔣慶（陽明精舍山長）、陳明（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康曉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等，學界稱之為(wei) “當代（大陸）新儒家”。與(yu) 牟宗三、唐君毅、方東(dong) 美等“現代（海外）新儒家”傾(qing) 向於(yu) 將儒學“西方化”、“哲學化”、“心性化”相比，“大陸新儒家”的顯著特點和共同之處是主張“中國化”、“宗教化”、“政治化”，即拒斥“西方化”，將儒學作為(wei) 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根本方案；批評“儒學不是宗教”的學術偏見，推動儒教重建和複興(xing) ；反對片麵強調“心性儒學”的做法，突出“政治儒學”重構“家國天下”的決(jue) 定性作用。同時，因為(wei) 學術經曆和個(ge) 人氣質各不相同，“大陸新儒家”思想主張各具特色。根據體(ti) 用觀、政治觀、儒教觀的差異，以及與(yu) 自由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距離的遠近，其儒學複興(xing) 方案可分為(wei) “左中右”三個(ge) 麵向和進路。

蔣慶—“儒家中派”。蔣慶早年泛濫百家之學，出入釋耶兩(liang) 教，最終皈依儒家，創辦陽明精舍，是公認的大陸儒學複興(xing) 的領袖人物，代表作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再論政治儒學》等。其治學特色是以經今文學尤其是以公羊學為(wei) 依歸，其儒學複興(xing) 方案在被“西學”遮蔽了眼睛和心靈的人看來多為(wei) “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在體(ti) 用觀上，嚴(yan) 守“中體(ti) 中用”，主張“以中解中”，反對“漢話胡說”和“以夷變夏”，拒斥“中體(ti) 西用”、“西體(ti) 中用”、“中西互為(wei) 體(ti) 用”等任何形式的“牛體(ti) 馬用”說。在儒教觀上，提出“儒教國家宗教說”說，認為(wei) 聖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統學統合一是儒教的本質特征，主張通過漢武帝式的“撥亂(luan) 返正，複古更化”（上層路線）確立儒教為(wei) 國家宗教，並通過建立“中國儒教會(hui) ”（下層路線）推動民間社會(hui) 儒教化。在政治觀上，力倡“政治儒學”，提出“王道政治”說，設計了“儒教憲政”方案，即“太學監國製”代表“道統”，“虛君共和製”（以“衍聖公”為(wei) 王）代表“國統”，“儒教司法製”代表“法統”，“議會(hui) 三院製”代表“政統”，“士人政府製”代表“治統”。其中，“議會(hui) 三院製”，即由精通義(yi) 理的儒者組成“通儒院”體(ti) 現超越神聖的合法性，由曆代聖賢名人的後裔組成“國體(ti) 院”體(ti) 現曆史文化的合法性，由庶民百姓選舉(ju) 產(chan) 生的議員組成“庶民院”體(ti) 現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在政治學界引發激烈而又廣泛的爭(zheng) 議。不難看出，蔣慶頑固堅守“中國性”，全盤複古儒學，且居中而立、不左不右，對同為(wei) “西學”的自由主義(yi) 和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都保持著最大的警惕和最遠的距離，因此可視為(wei) “儒家中派”。

陳明—“儒家右派”。陳明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科班出身，創辦《原道》輯刊且堅守二十年，被稱為(wei) “中國文化保守主義(yi) 的大本營”，代表作有《儒者之維》、《文化儒學》、《儒教新論》等。其治學特色是融會(hui) 中西，其儒學複興(xing) 方案具有很大的開放性：在體(ti) 用觀上，提出“即用見體(ti) ”，既反對原教旨主義(yi) （Fundamentalism）的“中體(ti) 中用”，也反對全盤西化式的“西體(ti) 西用”，主張“法聖人之所以為(wei) 法”，在當下情境中體(ti) 會(hui) 和證成“道體(ti) ”，吸納一切有利於(yu) 表達國族及個(ge) 人生命的文化為(wei) 儒所用。在儒教觀上，提出“儒教公民宗教說”，反對儒教國教說，主張政教分離和宗教平等，認為(wei) 應尊重公民個(ge) 人選擇，使儒教在私人領域發揮租用，把儒教建設成與(yu) 其他宗教和平共處、平等競爭(zheng) 的一員，並借助儒學作為(wei) 中國人文化基因的天然優(you) 勢向公共領域逐步拓展。在政治觀上，主張“文化儒學”，認為(wei) 文化是國家民族的意識形態和最大公約數，強調文化認同與(yu) 政治認同的強相關(guan) 性，主張中國政治認同所需的道義(yi) 合法性須由儒學評判和支撐，而儒學的發展目標也有必要通過優(you) 化政治結構來實現。不難看出，陳明的儒學複興(xing) 方案帶有很強的實用主義(yi) 色彩，與(yu) “西學”特別是自由主義(yi) 具有很強的兼容性——陳明自稱“在儒家內(nei) 部是自由主義(yi) 者，在自由主義(yi) 陣營是儒者”，因此可視為(wei) “儒家右派”。

康曉光—“儒家左派”。康曉光早年學習(xi) 自然科學，後研究中國國情，繼而轉向儒學，並一直從(cong) 事非政府組織（NGO）與(yu) 非營利組織（NPO）研究，代表作有《仁政》、《陣地戰》、《中國歸來》等。其治學特色是以實證研究見長，其儒學複興(xing) 方案冷峻犀利、驚世駭俗：在體(ti) 用觀上，主張“中西合璧”，即要在“體(ti) ”與(yu) “用”兩(liang) 個(ge) 層麵實現“中學”與(yu) “西學”的融合，同時堅持“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強調“古為(wei) 今用，洋為(wei) 中用”。在儒教觀上，提出“儒教國民宗教”說，認為(wei) 曆史上儒學政教合一的國民宗教，當下複興(xing) 儒學就要使其成為(wei) 深入人們(men) 日常生活的宗教，包括儒學進入學校教育體(ti) 係，公務員考試考儒家經典，國家將儒教法定為(wei) 國教等。在政治觀上，提出“仁政”說，認為(wei) 當下由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結成的“精英聯盟”，對大眾(zhong) 構成了赤裸裸的盤剝，且嚴(yan) 重依靠粗放型政績和粗暴型維穩進行統治，政治合法性十分脆落。改革方案是在自由主義(yi) 和社會(hui) 主義(yi) 之外，走由儒教提供政治合法性並融合“仁慈（父愛型）權威主義(yi) ”、市場經濟、法團主義(yi) （合作主義(yi) ）、福利國家等多重要素的“仁政”道路（第三條道路），“儒化”權力和社會(hui) ，確立儒學“文化霸權”，並以“文化民族主義(yi) ”姿態參與(yu) 全球軟實力競爭(zheng) 。康曉光認為(wei) 自由民主主義(yi) 既虛偽(wei) 又無效，而當下官方（社會(hui) 主義(yi) ）權力轉移已接近儒家主張的“禪讓製”和“選賢與(yu) 能”，接受“仁政”方案更有利於(yu) 其進一步鞏固自身政治合法性，因此可視為(wei) “儒家左派”。

除上述“大陸新儒家”的儒學複興(xing) 方案外，以秋風（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為(wei) 代表的“自由主義(yi) 儒學”和以丁耘（複旦大學副教授）為(wei) 代表的“社會(hui) 主義(yi) 儒學”也頗具聲勢。秋風從(cong) 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yon Hayek）“自由秩序原理”中發現文化傳(chuan) 統對於(yu) 構建社會(hui) 及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因而開始回歸儒家，將自己界定為(wei) “追求自由的儒者”，主張以儒學融會(hui) 自由主義(yi) ，並回溯和借鑒“現代（海外）新儒家”張君勱起草民國憲法的經驗，提出係統的“儒家憲政”方案。同時，秋風認為(wei) 儒家是一種“人文教”，通常借助其他宗教發揮自己的宗教功能，並在曆史上形成一種“一種文教，多種宗教”的文化宗教格局，因此反對任何形式的“儒學宗教說”。丁耘則通過對“現代（大陸）新儒家”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等人的道統觀及哲學觀點的分析，得出儒學天然就具有社會(hui) 主義(yi) 成分的結論，因此“新中國道統”是“儒家道統”自然而又合理的發展，並據此提出自己的“儒家社會(hui) 主義(yi) ”觀。丁耘的主張與(yu) 香港學者甘陽的“新通三統”，即融合“孔夫子的傳(chuan) 統（儒學）、毛澤東(dong) 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主義(yi) ）、鄧小平的傳(chuan) 統（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某種意義(yi) 上的自由主義(yi) ）”為(wei) 一體(ti) 的“儒家社會(hui) 主義(yi) ”學說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之處在於(yu) ，丁耘並不像甘陽那樣認為(wei) “儒家社會(hui) 主義(yi) ”是儒學和社會(hui) 主義(yi) 的簡單疊加而已。

此外，還有一些“體(ti) 製化”程度較深的儒家學者，如郭齊勇（武漢大學教授）、陳來（清華大學教授）等人，其學術色彩更為(wei) 濃厚，較少提出係統的儒學複興(xing) 方案，但在儒學研究領域影響很大。而張祥龍（山東(dong) 大學教授），一個(ge) 將太極拳打得行雲(yun) 流水般的儒家學者，則出人意料地提出建立“儒家文化特區”的主張，認為(wei) 儒學衰落是大勢所趨、無可挽回，但可借鑒“一國兩(liang) 製”先例和“特區”舉(ju) 措，劃出一塊方圓約百裏的特殊保護區，采納儒家經國治世之策，培育願意終生乃至世代傳(chuan) 承儒家道統和生活方式的儒者，維持其與(yu) 世無爭(zheng) 而潛潤人間的境地，進而為(wei) 人類提供一種思想和生存方式的避難所，為(wei) 未來人類文明提供另一種選擇的可能。

“大陸（當代）新儒家”的“左中右”三派以及持“自由主義(yi) 儒學”和“社會(hui) 主義(yi) 儒學”的學者，紛紛著書(shu) 立論，積極與(yu) 各大思潮進行對話和交流，且各有大批粉絲(si) 和擁泵，既彰顯了儒門內(nei) 部和儒學本身存在的巨大張力和無限活力，又為(wei) 幾乎所有的民間實踐活動都提供了獨具特色的理論支撐，使大陸儒學複興(xing) 運動呈現出百舸爭(zheng) 流、千帆競渡的良好態勢。

儒學的困境與(yu) 前景

盡管大陸儒學複興(xing) 態勢良好、景致盎然，但其中亦不乏令人憂慮的地方，構成了儒學進一步複興(xing) 的諸多困境和挑戰。

首先，儒家缺乏思想共識。當下儒家派別繁多，雖同宗孔聖，但主張不一，往好處說是“各有孔子之一體(ti) ”（孟子），往壞處說則是“各執儒學之一隅”（荀子曰：“夫道者，體(ti) 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ju) 之。”），可謂是互有長短處，各有優(you) 缺點。比如，以蔣慶為(wei) 代表的“儒家中派”，被視為(wei) 儒家的“頑固派”，其捍衛儒家道統、恢弘傳(chuan) 統儒學的長處固不待言，但其“左右開打”的堅定立場，容易使儒學成為(wei) 中國各大流行思潮的“靶子”。以陳明為(wei) 代表的“儒家右派”，被視為(wei) 儒家的“開明派”，其吸納和會(hui) 通“西學”長處為(wei) 人稱道，但其“即用見體(ti) ”的實用特色，容易使儒學流為(wei) 西學特別是自由主義(yi) 的“注腳”。以康曉光為(wei) 代表的“儒家左派”，被視為(wei) 儒家的“策論派”，其對中國危機的精確分析可謂一針見血，但其“誘君入道”的功利做法，容易使儒學流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的“工具”。總之，“大陸（當代）新儒家”各不相同甚至彼此抵牾的思想主張，雖是儒學展開豐(feng) 富性的體(ti) 現，但也表明儒家陣營尚缺乏基本的思想共識——思想分歧無可非議，但社會(hui) 實踐尤其是國家發展不能沒有共識。

其次，儒家缺乏政治經驗。儒家主張“以政為(wei) 大”，認為(wei) 政治是“家國天下”運轉的中樞和基點，故向來不僅(jin) 提出政治觀點，設計政治方案，而且積極參與(yu) 實際政治，努力使政治按照儒家導引的方向發展。以西漢王朝為(wei) 例，儒家參與(yu) 實際政治的途徑大體(ti) 有三種：叔孫通的途徑，通過為(wei) 漢家製定儀(yi) 法而使儒家在政治中小露頭角；公孫弘的途徑，通過飽讀儒家經典、蔚為(wei) 布衣卿相，開創儒家實際參與(yu) 政治先河；董仲舒的途徑，通過闡釋義(yi) 理和恢弘大道，推動漢武帝“複古更化”和“獨尊儒術”。就此而言，曆史上的儒家最富有政治經驗。但百餘(yu) 年來，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全盤失守，而現代政治舉(ju) 步維艱，“政治焦慮”（或“製度焦慮”）成為(wei) 各大思想流派尤其是儒家學派的最大焦慮。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之中，儒家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以至於(yu) 今天的儒家幾乎沒有任何實際參與(yu) 現代政治的機會(hui) 和條件、經驗和素養(yang) 。相反，無論是在曆史上還是現實中以及國內(nei) 外，“左、右”兩(liang) 派都有參與(yu) 實際政治的豐(feng) 富經驗和可循案例。這意味著，儒家的長項變成了短板，並在參與(yu) 實際政治方麵出現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悖論。

第三，儒家缺乏支撐資源。在曆史上，儒家幾乎掌握了整個(ge) 國家和社會(hui) 的全部資源，並用於(yu) 支持儒學的研究和教化，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慈善等各領域幾乎無一例外。近代以來，儒家不僅(jin) 無法再掌控這些資源並用於(yu) 自身建設，就連自己傳(chuan) 統的道場或財產(chan) ，如孔廟、書(shu) 院等也被有司所把持，用於(yu) 展覽、旅遊以及大量的商業(ye) 化活動。時至今日，民間儒學複興(xing) 實踐活動基本靠個(ge) 人興(xing) 趣愛好維持，儒家學者出書(shu) 則要靠募捐——但絕大部分中國企業(ye) 家基於(yu) “暴富”特色和“理性”判斷，要麽(me) 還沒有傳(chuan) 統文化的自覺意識，要麽(me) 更傾(qing) 向於(yu) 支持與(yu) “西學”有關(guan) 的文化活動。官方的確越來越重視傳(chuan) 統和儒學，但因其回歸“中華道統”的情勢尚不明朗，所以連歸還儒家傳(chuan) 統的財產(chan) 都有困難，遑論動用國家資源支持儒家了。目前，儒家所能動員和使用的最大資源就來自網絡，中國儒教網、儒家中國網等頗具影響的學術網站，成為(wei) 展示儒家思想主張和儒學複興(xing) 運動的重要陣地。正因如此，儒家描繪的未來藍圖有時很像一個(ge) “虛擬社會(hui) ”裏的“烏(wu) 托邦”。

結語

不過，雖然大陸儒學發展還麵臨(lin) 諸多困難和挑戰，但畢竟複興(xing) 的大幕已經拉開，春天已經到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能否上演一場精彩的儒學複興(xing) 大戲，使儒學再度成為(wei) 中國思想舞台上的主角，既有賴於(yu) “大陸（當代）新儒家”的思想能力，也有賴於(yu) 各種因緣的風雲(yun) 際會(hui) 。從(cong) 長遠來看，薪火傳(chuan) 承數千年之久的古老儒學，必將重新煥發出勃勃的生機，體(ti) 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成為(wei) 超越左與(yu) 右和中與(yu) 西的第三條道路，再造中國成為(wei) 一個(ge) “文化中國”、“禮樂(le) 中國”、“儒家中國”。

而對於(yu) 每個(ge) 身處儒學複興(xing) 時代的中國人而言，都有必要深味韋伯（Max Weber）說過的一句話：“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我們(men) ，正處於(yu) 接續中國之前數千年文化和未來數千年文化的關(guan) 節點上，能為(wei) 儒學複興(xing) 做點什麽(me)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