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尋心靈之安頓與(yu) 致天下之太平

作者：劉晨光

來源：新浪曆史（原標題為(wei) 《梁漱溟：一輩子的兩(liang) 個(ge) 問題》）

時間：2013年10月29日

梁漱溟

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問起：梁某究竟是怎樣一個(ge) 人？便為(wei) 我回答說：“他是一個(ge) 有思想的人。”或說：“他是一個(ge) 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這樣便恰如其分，最好不過。如其說：“他是一個(ge) 思想家，同時又是一社會(hui) 改造運動者。”那便是十分恭維了。

——《中國文化要義(yi) 》自序

梁漱溟先生生於(yu) 1893年10月18日，他的120周年華誕日剛剛過去。今天我們(men) 紀念他，最好的方式仍是認真讀解他的思想。他曾說過：“我終是一個(ge) 思想的人而非行動的人；我當盡力於(yu) 思想而以行動讓諸旁人。”然而，梁先生所說的“思想”絕非淩虛蹈空，總是與(yu) 實際問題相關(guan) 。在1965年底所作《我對人類心理認識前後轉變不同》一文中，他總結說：“我從(cong) 來無意講學問，我隻是愛用心思於(yu) 某些問題上而已。我常常說我一生受兩(liang) 大問題的支配：一個(ge) 是中國問題，再一個(ge) 是人生問題。我一生幾十年在這兩(liang) 大問題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動——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

人生問題：尋心靈之安頓

梁漱溟祖籍廣西，自先輩即已官居北京，然其父時感國勢衰弱，倡導新學，故他不似同齡孩子一般從(cong) 讀四書(shu) 五經始，而是接受西式教育長成。但以崇尚實用為(wei) 主的“功利主義(yi) ”並不能滿足他麵臨(lin) 的人生困惑，1912年，19歲的梁漱溟曾兩(liang) 度自殺。此後四年間，他完全靜下來自修思考，出佛入儒，先以佛學撰述贏得北大教席，又出版《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歸宗儒家，標誌他人生的一個(ge) 轉折點。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shu) 把人類文化分為(wei) 西方、中國、印度三種類型。西方和印度代表人類生活的兩(liang) 種路徑樣法，一為(wei) “向前麵要求”，一為(wei) “轉身向後去要求”，而中國則代表與(yu) 其不同的另一種路徑樣法，即“對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此書(shu) 指出，西方人的理智生活較為(wei) 發達，因此可以展開出征服自然和科學、民主等，然而卻逐漸暴露出種種弊端；印度的佛家則求破我執和法執，傾(qing) 向於(yu) 過一種出世的宗教生活；獨有儒家能夠持守中道，它最反對基於(yu) 理智考慮的“算賬的生活”，同時也最立足於(yu) 過一種現世的生活而不讚成出世，它能夠起到慰勉人的情誌需求的作用，同時又不導致淪入宗教式的“超絕”和“神秘”。

梁漱溟論述儒家生活時最強調“直覺”，它就是那“不慮而知的良知，不學而能的良能”，而“此敏銳的直覺，就是孔子所謂仁。”他認為(wei) ，仁是一個(ge) 很難形容的心理狀態，極有活氣而穩靜平衡。仁，首先要“寂”，即像是很平靜而默默生息的樣子；其次要“感”，它最敏銳而易感。他還把“孔子生活之樂(le) ”歸於(yu) 一“剛”字——“知命而仍舊奮發，其奮發為(wei) 自然的不容已，完全不管得失成敗，永遠活潑，不厭不倦，蓋悉得力於(yu) 剛。”此剛健態度正是《易經》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孟子所言“浩然之氣”所表征的氣象。

經過二十餘(yu) 年的生活經驗和不斷思考，梁漱溟又寫(xie) 出《中國文化要義(yi) 》，這一著作更為(wei) 成熟，然其內(nei) 在精神與(yu)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貫。該書(shu) 從(cong) 整體(ti) 上把握“老中國”的曆史文化特征，但其所論主題仍與(yu) 具體(ti) 個(ge) 人的安身立命相關(guan) 。“以我推想，孔子最初著眼的，與(yu) 其說在社會(hui) 秩序或社會(hui) 組織，毋寧說是在個(ge) 人——一個(ge) 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國老話‘如何做人’。”梁漱溟用“理性”一詞取代了“直覺”，指平靜通達、清明安和之心。要葆有這理性精神，首先是“反求諸己”，其次是“盡其在我”。若從(cong) 反麵言之，與(yu) 理性相違者有二：一是愚蔽偏執之情；一是強暴衝(chong) 動之氣。二者時常相因而至，倘若沾染一個(ge) ，理性即受妨礙。

梁漱溟說：“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許我沒有為(wei) 我生活作主的思想。”他是個(ge) 怎樣思想就怎樣生活的人，思想不過為(wei) 生活尋一根基礎，而生活則為(wei) 思想之著落點。這體(ti) 現了“誠”的精神。對他而言，找不到歸依處，便焦灼難安，人生各種事情變得索然無味，而一旦把心放下，便不再停留於(yu) 獨思的生活，要不剛猛於(yu) 行動，要不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心得傳(chuan) 授於(yu) 他人。由此觀之，他是一個(ge) 具有宗教精神的人，而這也正與(yu) 他所服膺的儒家踐行精神一致。

中國問題：求天下之太平

梁漱溟先生對於(yu) 中國問題的思考其來已久，但早初還隻是停留在事功層麵，所謂中國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是富強問題。親(qin) 身遭逢“人生問題”後，他看出此中之短淺，明白了如何整頓失散紊亂(luan) 的人心秩序才是最為(wei) 重大的中國問題。

在《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結尾，梁漱溟提到“今日應再創講學之風”，希望把儒家的生活態度普及到更多的人，因為(wei) “孔子的東(dong) 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他不僅(jin) 如此說了，更如此做了。他不願做堂堂北大教授，而與(yu) 同仁弟子共同從(cong) 事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紮紮實實做一些根本的工作。他認為(wei) 中國人應該學會(hui) 過一種共同生活，但必須以中國人的態度來營造，鄉(xiang) 建工作的著眼點即在於(yu) 此。在此基礎上，他寫(xie) 出《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和《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類文字，為(wei) 現實問題求答案。

《中國文化要義(yi) 》是梁先生所有著作中對中國問題最有擔當者，其立足點就是“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他主要從(cong) 社會(hui) 結構入手，通過與(yu) 西方的比較，來揭示中國文化的特點和價(jia) 值。在他看來，中西社會(hui) 生活的很大區別主要表現為(wei) ：中國人特別注重家庭和家庭生活，而缺乏集團生活，並因此無從(cong) 映現出個(ge) 人問題；相反，西方人則富於(yu) 集團生活而且個(ge) 人地位得以顯現，但家庭不被看重。如果說西方近代社會(hui) 是個(ge) 人本位的社會(hui) (英美為(wei) 其典型)，西方最近的趨向是社會(hui) 本位的社會(hui) (蘇聯為(wei) 其典型)，那麽(me) ，中國是一個(ge) 倫(lun) 理本位的社會(hui) 。所謂“倫(lun) 理”，“就是要人認清楚人生相關(guan) 係之理，而於(yu) 彼此相關(guan) 係中，互以對方為(wei) 重而已”。

與(yu) 西方社會(hui) 是階級對立相比，中國社會(hui) 還有另一個(ge) 特點，就是“職業(ye) 分殊”。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有士農(nong) 工商四種基本職業(ye) ，其地位具有相當的流變性。這種社會(hui) 結構使中國不是一般意義(yi) 上的國家，且根本不像一個(ge) 國家。在中國，統治隻是消極相安。

倫(lun) 理本位和職業(ye) 分殊二者關(guan) 係密切，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獨具性格的中國文化。在儒家領導下，二千多年間，中國人養(yang) 成了一種風氣，或民族精神，即向上之心強和相與(yu) 之情厚。“納國家於(yu) 倫(lun) 理，合法律於(yu) 道德，以教化代政治”，正是中國文化所趨重之處，中國人的長處在這裏，短處也在這裏。

所謂“短處”是指，由於(yu) 中國人理性早啟，導致中國文化早熟，過早地將注意力關(guan) 注在人與(yu) 人的問題上，忽略了對物的研究，進而導致了中國人在科學上沒有成就，產(chan) 業(ye) 革命也不見發生；而在對人方麵，則一味地講禮讓、講相與(yu) 之情、講以他人為(wei) 重、注重家庭、注重倫(lun) 理，而忽略了個(ge) 人在社會(hui) 中的地位和價(jia) 值。個(ge) 人不被發現，則人己權界不分，群己權界難別，於(yu) 是既無自由，也無民主。

中國的社會(hui) 結構和倫(lun) 理文化使中國的政治也與(yu) 別國不同，在梁漱溟看來，它有三個(ge) 特征：政治之倫(lun) 理化，政治之無為(wei) 化和權力之一元化。這種特殊的政治，給中國社會(hui) 帶來的隻能是消極相安，而非積極進步；隻能是一治一亂(luan) 的循環，而非一次一次的革命。

認識老中國，是為(wei) 了建設新中國。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yi) 》中並沒有提出解決(jue) 現代中國社會(hui) 政治問題的具體(ti) 方案，他倡導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也沒有走通，不過他仍指出，“一旦於(yu) 老中國有認識之後，則於(yu) 近幾十年中國紛擾不休者，將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見；而其今後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

中國儒者之“擔道”精神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都在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之間糾纏，在1987年為(wei) 《梁漱溟問答錄》寫(xie) 的序言中，他說：“算起來已為(wei) 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探索並奔波了八十個(ge) 年頭了。”

自青少年起，他就鄙視隻謀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漢”生活，追求“充實而有光輝的人生”。在1917年目睹南北戰爭(zheng) 之禍後，他曾寫(xie) 作《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並自費印刷散發，呼籲製止軍(jun) 閥內(nei) 戰。此等氣魄雄心何其令人感動！

回憶當年“朝會(hui) ”情形，他說：“每天清晨，天將明未明之時，師生共在月台上團坐。其時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一片寂靜；唯間聞更雞喔喔作啼。身處此境，頓覺心地清明、精神振奮，且有眾(zhong) 睡而我獨醒之感，並由此而倍感自身於(yu) 世人於(yu) 社會(hui) 責任之重大。大家或講話或沉思反省，盡情地利用這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刹那，抑揚朝氣，錘煉心誌。”此等人格精神何其令人神往！

梁漱溟對生命抱有真誠和溫貼的態度，積極樂(le) 觀地踐行自己的信念，矢誌不移，至死不渝。無論是投身社會(hui) 改造運動，還是在曆次政治事件中，更不用說在其著作中，他都活出了一種儒家的生命氣象。尤其可貴的是那種“擔道”精神，那種以一己之心為(wei) 天下之心、以一己之命為(wei) 天下之命的懷抱，這使他的人生與(yu) 中國聯係起來，也使他一生的兩(liang) 個(ge) 問題融為(wei) 一體(ti) 。這本身就是中國傳(chuan) 統中“修齊治平”式生命政治邏輯的回光返照吧。

梁漱溟始終保持了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這在那個(ge) 時代實在難得，也是繼續思考中國問題的後人首要繼承的態度。對我們(men) 而言，始終保持中國文明的主體(ti) 性是首要的，但同時，我們(men) 需要對西方文明傳(chuan) 統具有更為(wei) 全麵而深刻的理解，如此才能通過重建自身而迎來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

1980年，梁漱溟在接受美國學者艾愷采訪時說：“我寫(xie) 的書(shu) 最重要的一本叫《人心與(yu) 人生》。”該書(shu) 係梁先生晚年寫(xie) 成，可謂一生思想總結。艾愷問：“你算一個(ge) 聖人嗎？”梁先生答：“我所懂得的，聖人不是平常人。聖人說話行事跟其他人不大兩(liang) 樣，可實際上他那個(ge) 生命、他那個(ge) 人格，已經完全超過普通人了。”他說自己隻是一個(ge) 普通人，而非聖人，如果與(yu) 普通人有什麽(me) 不一樣，那就是他遠遠地望見了，在霧中不十分清晰地望見了孔子和王陽明是怎麽(me) 回事。

在一篇題為(wei) 《談樂(le) 天知命》的短文中，梁漱溟先生說：“一切禍福、榮辱、得失之來完全接受，不疑訝，不駭異，不怨不尤。”“隨感而應，行乎其所當行；過而不留，止乎其所休息。”這種人生境界，是最值得我們(men) 品味和向往的了。

責任編輯：李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