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門是武裝集團
作者：汪子懿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5月7日
    


    孔門不僅是知識集團、宗教集團，也是商業集團和武裝集團。

    孔門是知識集團和宗教集團是顯而易見的。孔門是由信奉儒教文化的人所組成，因而儒教文化也就成了聚合孔門的因由和價值紐帶。不管是參政、興辦教育還是周遊列國以傳道，都是基於知識、文化和宗教目的。商業集團的性質就隱晦一些，但孔門興辦教育事業、周遊列國都需要大筆資金的支持也不必諱言；且可以肯定，子貢作為大商人不僅為孔門的各項事業提供了獻金，反過來，孔門也必定通過在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影響力為包括子貢在內的儒商提供了商業機會和其它方麵的有力支持；孔門所興辦的教育事業之所以能夠自我生長、自我壯大，也是因其采用了有償教育的商業化運營模式，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誨焉。”“束脩”，十條幹肉，就是學費。需要注意的是，學費的額度很低。另外，對於經濟困難的向學人士，孔門定會免除學費，雖然這是作為低額度有償教育商業模式的補充和例外而存在的。


    孔門的“尚武觀念”


    對於孔門是武裝集團的性質，古今中外的學人甚少論及，故在這裏，我集中筆墨詳述之。孔門本身就是尊奉“崇文尚武”理念的精英集團，有此理念作為先導，自會在組織和行動上造成一個不僅崇文而且尚武的集團。從孔子的血統看，孔子不可能不尚武或不推崇尚武觀念。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一名尚武的戰士，《左傳》襄公十年載“晉人圍逼陽。逼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可見，叔梁紇的勇力和戰鬥意誌之強，而對於強調“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論語·子張》）的孔子及其弟子來說，不可能不承繼父輩的“尚武”觀念，並將其貫徹於儒教教義和孔門的實際工作中。《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此句表明，孔門十分注重軍事教育和訓練。

    孔子也頗為重視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的武力的作用，並提出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使用武力以達到或避免某種結果。這其中，包括攘夷、維護禮樂製度、大複仇等，由於這些內容已在拙文《論儒教軍事思想》中作過詳細論述，此不贅言，隻略舉數例。聖王孔子在與人交往時比較注重“溫良恭儉讓”，給人以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形象，但是如果有人膽敢破壞“禮樂製度”，孔子便會強硬地大聲疾呼訴諸武力以恢複合法狀態，成為徹底的鷹派和主戰派。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論語·憲問》）孔子即便致仕居家，遇有破壞“禮樂製度”的國際事件，也要鄭重地奔赴廟堂申明主動發動戰爭幹涉他國內政的政治主張。而《春秋公羊傳》所宣揚的“大複仇”理論更是要求人子、人臣在麵對“殺父殺祖”、“弑君”等情況下采取包括戰爭在內的主動的進攻性行動予以複仇，如果消極不作為，就是“非臣”、“非子”，春秋大義必予貶斥。《春秋》莊四年夏書曰：“紀侯大去其國。”《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複仇也。”可見，儒家對大複仇戰爭持肯定的態度。


    “武裝集團”之定義和孔門是武裝集團


    既然孔門是提倡“尚武”精神的集團，也主張在某些情況下使用武力，個別情況下甚至可以主動地、先發製人地使用武力，那麽孔門自然會在實踐中有意識地循此原則進行組織建設和人才培養，故孔門能成為武裝集團絲毫不奇怪。不過，我這裏所說的“武裝集團”並不僅指軍隊，軍隊隻是“武裝集團”中的一種，除了軍隊，“武裝集團”還有其它的組成形式。比如，孫中山先生首倡“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為此，發動了一係列反清武裝起義，但這些起義並不是由同盟會的軍隊實施的，因為同盟會和之前的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等反清組織都沒有自己的軍隊，國民黨軍隊遲至1924年黃埔軍校建校後才得以建軍，一年後，孫中山先生就駕鶴西去了。但這並不代表1924年前的國民黨及其前身中華革命黨、同盟會、興中會等不是武裝集團，反清時期，這個武裝集團的組成形式是留學生和洪門等會黨成員的聯合體。孫中山本人即是洪門“洪棍”（元帥），廣州黃花崗起義72烈士中有一半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大學生等事例就是明證。德國納粹黨是另一個典型例子。納粹掌權後建立的德意誌第三帝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力量基礎是德國原有的國防軍，後來打出了榮譽和名聲的納粹黨衛軍也是在戰爭爆發後才大規模建立的。德國人民選舉納粹黨上台執政前，納粹黨和孫中山一樣沒有自己的軍隊，但該黨有羅姆領導的衝鋒隊，衝鋒隊不是軍隊，而是由一群失業工人、流氓無產者、退伍軍人和黨棍組成的烏合之眾，至多算是民兵，基本隻能用於街頭鬥毆、衝擊敵對黨派集會和保衛納粹黨集會，以至於後來的紐倫堡審判都判定衝鋒隊不是犯罪組織，但誰也不能否認這一組織在納粹奪權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嚴格來說，拉登的基地組織也是“不是軍隊的武裝集團”，但卻是不比軍隊遜色的武裝集團。綜上所述，我可以為武裝集團下一個定義，就是具有暴力威懾力和使用暴力的潛力並能訴諸一定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的團體，不管這種暴力是用於進攻還是用於防衛。

    孔門符合這一定義，因此孔門是武裝集團。下麵我將舉出三方麵的證據論證之，即孔門能訴諸一定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孔門具有暴力威懾力和使用暴力的充分潛力；當時的政治精英對孔門武裝集團性質的認定。
 

    孔門能訴諸一定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

    毋庸置疑，孔門能訴諸一定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孔子在14年周遊列國的傳道曆程中，曾遇到過至少三次被有組織的暴力集團攻擊的險境，分別是“畏於匡”、“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和“厄於陳蔡之間”，實施這三次攻擊行為的三支武裝集團中，有一支是由陳、蔡兩諸侯國的各種武裝力量組成的聯軍，一支是不確定由諸侯國軍隊還是由實力派大夫的私人武裝組成的暴力集團，還有一支是組織良好、求戰心切的民兵組織。但麵對三次攻擊，孔門師徒都能頑強應對，即便暫落下風，也沒有讓攻擊者達成殺死或俘虜孔子的預設作戰目標。可見，一旦孔門師徒投入暴力衝突，其釋放的有組織的暴力十分驚人，甚至可以在諸侯國聯軍的衝鋒和圍攻下堅持戰鬥到彈盡糧絕而不屈服，真正做到了孟子所謂“威武不能屈”。對孔門而言，“不能屈”不僅體現為氣節、也體現為實力。

    關於“畏於匡”，文獻是這樣記載的。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用現代漢語說就是“周文王離世後，上天賜予人間的所有文化精神都在我孔子身上了，上天不會泯滅所有的文化精神，所以匡人不能把我怎麽樣”。孔子的自信當然很大部分是來源於他深知自己是上天在人間的化身，受命於天，承擔著代天立法、為天傳道的天命，凡人自然奈何不了孔子，但還有一部分來源於孔子對孔門訴諸武力的能力成竹於胸。

    很明顯，匡人主動發起攻擊後的一段時間，孔門不占優勢，很可能是受到了匡人民兵組織的奇襲，以至於有部分孔門人員脫離了大部隊。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從中可以看出，即便身處激烈的戰鬥中，孔門師徒依然從容、無畏且不失幽默，孔門作為一支武裝集團的高昂士氣可見一斑。

    而在戰鬥中，孔門師徒的技戰能力和戰鬥意誌令匡人民兵生畏。《史記·孔子世家》舉了一個例子：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鬥甚疾……蒲人懼，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對該句，後世學者頗有爭論，大部分的意見是，蒲地的戰鬥與“畏於匡”是兩次不同的戰鬥，因《史記》原文有（公良孺）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鬥而死。”但錢穆先生認為，匡與蒲是一個地點，衛國的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長垣縣有匡城蒲鄉，兩地近在一處，且孔子沒有兩次經過此一地點的可能。（錢穆著《先秦諸子係年》）我認同錢先生的觀點，故采之，將《史記》該句視為和“畏於匡”是同一場戰鬥，但即便不是同一場戰鬥，也不影響我的論證，而隻能說明孔門師徒遇襲的次數更多而已。“鬥甚疾”和“蒲人懼”六個字已將孔門這個武裝集團的戰鬥力呈現在後人眼中。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戰鬥的另一方，即匡人民兵組織。對於其為何攻擊孔門師徒，《史記·孔子世家》寫道：孔子適衛，居十月，去衛過匡。陽虎嚐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看來，兩方發生武裝衝突，完全是一場誤會。匡人本想找曾經施暴於其的陽虎尋仇，結果因為孔子長得像陽虎而被當成了替罪羊，整整圍攻了孔子師徒五天之久。五天之後，估計是雙方都鬥得筋疲力盡，但誰也壓倒不了誰，隻好訴諸於外交和談判途徑解決，方才發現不過是一場誤會，於是，匡人撤圍而去。但從該句中還是可以發現一些能夠證明孔門是較強的武裝集團的蛛絲馬跡。其一，仇人見麵分外眼紅，既然匡人認定孔子就是殘虐過他們的陽虎，自然複仇心切、作戰堅決，不會對他們眼中的仇人，即孔門師徒手下留情，心存憐憫。所以，匡人雖是民兵組織，但必定士氣高漲，戰鬥也因之極為激烈；其二，在如此激烈的戰鬥中，孔門師徒竟能抵擋五天不分高下，其戰鬥力之強應是沒有疑問的。

    與“畏於匡”類似，孔子在麵對由宋司馬桓魋率領的武裝集團的攻擊時，再一次表達了對戰勝敵對勢力懷有的強烈自信。《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道：孔子去曹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與“畏於匡”不同的是，此次戰鬥是一場阻擊戰，孔門師徒邊打邊轉移，最終擺脫了由宋司馬桓魋率領的，不知是由宋國正規軍還是由桓魋私人武裝組成的攻擊集團的追擊。若孔門不是能夠訴諸暴力的武裝集團，而是由一班文弱書生組成的旅行隊伍，估計在桓魋攻擊集團的第一波衝擊中就被擊垮了。

    孔門師徒在14年周遊列國以傳道的曆程中遇到的最凶險的情況就是“厄於陳蔡之間”。孔門與陳蔡聯軍發生衝突的起因，《史記·孔子世家》作了交待：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對此次被圍絕糧的經曆記憶深刻。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最後，該事件以“楚昭王興師迎孔子”，陳蔡聯軍撤圍告終。

    實際上，在周遊列國前，孔門師徒在參與魯國國內“墮三都”的政治鬥爭中已顯露其武裝集團的性質。在這場前功後簣的鬥爭中，孔門與魯君、季氏的聯合武裝力量擊敗了公山不狃、叔孫輒領導的費人叛亂集團，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也宣告了孔門作為武裝集團正式成形。
 

    政治精英對孔門武裝集團性質的認定


    接上述，楚昭王迎到孔子後，立即被孔子的道德、學問和人格魅力所折服，遂提出裂地封孔子，但被令尹所阻。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裏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軍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裏。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裏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裏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記·孔子世家》）從《史記》的這一段記載可以發現，在楚國二號人物，令尹子西眼中，孔門的綜合實力極強，甚至勝過了楚國的執政集團，其中，作為孔門武裝力量領袖的子路被著重提及，說明在子西眼裏，孔門具有武裝集團的性質，有訴諸較大規模的暴力的能力。
 

    孔門具有暴力威懾力和使用暴力的充分潛力

    正如“核彈的威力是在發射架上，而不是在發射出去之後”，武裝集團要達到自身的戰略目標，也不能隨便訴諸真實的暴力，而要重在利用暴力實施的可能性所釋放出的威懾力和影響力來達到目標。如果一個集團具有這種暴力威懾力和影響力，具有訴諸暴力的充分潛力，能夠讓其他人或其他政治、軍事集團相信必要的時候其可以通過訴諸暴力以達到或避免某種結果，即便該集團沒有真實地訴諸於暴力，那麽，該集團也是武裝集團。

    從孔子周遊列國前仕魯時在內政和外交領域的兩項作為可以感受到孔門作為武裝集團所輻射出的暴力威懾力和影響力。內政是誅少正卯，外交是夾穀之會。

    少正卯是孔子的政敵，在與孔子的政治鬥爭中遭到了徹底失敗，孔子則經由誅少正卯克服了施政阻力，得以部分地推行其政策主張，使魯國在三個月內達於“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途；途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的大治境界。而少正卯敢於違背君心民意，亂孔子之善政，必然在魯國具有一定的權力根基，如果孔門隻是一個毫無暴力潛力和威懾力的書生集團，則少正卯必會選用暴力施壓、限製人身自由乃至暗殺、政變等手段對付孔子，就像慈禧對付康梁一樣，而不會坐以待斃。從孔子誅少正卯的結果來看，孔子與少正卯之間的鬥爭已是你死我活，雙方已不可能通過談判和妥協來求得和解，鬥爭的結果實際上反映了鬥爭雙方的實力對比，其中當然也包括武裝力量等硬實力的對比。

    關於夾穀之會的記載，詳見《史記·孔子世家》。夾穀之會是由魯國的地緣政治宿敵齊國提議召開的，目的是以“好會”為名，暗伏武裝力量，借機劫持魯君和其他執政權貴或者以武力逼迫魯國方麵簽署對齊國有利的談判條款。類似的事件在春秋戰國時代並不鮮見，秦國在武關之會劫持楚懷王就是其中最慘痛的例子。孔子在夾穀之會前就認清了齊國的目的，因而告誡魯君“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從而加強了軍事鬥爭準備，奠定了魯國在夾穀之會中取勝的實力基礎。可以想見，孔子認識至此，必然也動員了孔門武裝集團的力量參與夾穀之會，增強了魯國方麵的總體實力，使孔子底氣大增，敢於當著齊國國君及其眾大夫的麵斥退萊夷、斬殺優倡，大挫齊國。雖然齊魯雙方早已準備好的武裝力量並未真刀真槍地發生衝突，但會場上激烈鬥爭的雙方一直處於對方的武裝力量的威懾之下，是毫無疑問的。如果孔子事先未做軍事部署，則齊國必會動手，齊國之所以自始至終保持克製，就在於其顧忌由魯國正規軍和孔門武裝集團組成的聯合武裝力量。鬥爭最終以齊“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也就是以孔子的勝利和齊國的失敗而告終。


    兩種偽儒觀點：“孔門不是武裝集團”和“儒家不尚武”


    當前，以儒家為名推銷非儒觀點的現象常有發生，有的是出於誤解，有的則是出於曲解。其中，比較流行的有：“儒家以德報怨”、“儒家對民族仇恨持寬容態度”等，對於熟悉儒家經典的人來說，這些偽論根本不值一駁。但還有一些不那麽明顯的非儒觀點日益影響著儒學圈，其中，就包括“孔門不是武裝集團”、“儒家不尚武”。對於這兩種偽儒觀點，本文已經作了駁斥，現在我想再用一點篇幅揭示此兩種觀點的危害。

    我們可以做一個荒唐的假設，就是孔子聽信了上述兩種觀點，要求孔門隻是一味讀書、做學問、修身養性，成為隻是崇文、隻是道德高尚而不尚武的文人士大夫集團，其結果就是無論孔門創造的文化精神有多麽輝煌，也會歸於毀滅。上述“墮三都”時麵對費人叛亂集團的圍攻、“畏於匡”、“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無論哪一事件中的敵對方都可以將不是武裝集團的孔門全滅，甚至少正卯都可能先發製人，對孔門造成傷害。如此，作為文化載體的孔門都不能自保，何談保衛和傳承文化，踐行上天使命呢？

    更可怕的是，這兩種偽儒觀點若流行於儒學（教）是中華帝國統治意識形態的時期，則不僅會腐蝕儒門，還會腐蝕整個帝國和漢民族，使無數先輩在文學、科技、藝術等領域的多年努力和成就一朝化為烏有。五胡亂華、蒙元滅宋、滿清建政等給中國曆史帶來的倒退是怎麽說也不為過的，而造成這種黑暗局麵的原因就是帝國和漢民族在軍事和武力上的失敗，挖深一點說，就是因為後世的某些所謂儒家忽視了“尚武”精神和儒門“武裝集團”的性質而導致的。曆史的教訓如此深刻，今天的儒家和大漢民族的每一名成員怎能不反躬自省、汲取教訓呢？

                                  2564、3、26（2013、5、5）於京東燕郊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