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戰國時代的中國應對
    作者：滕祥誌（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5月5日
    
     
    
    當今國際局勢，頗似擴大版的春秋戰國，司馬遷所謂“古今之變”和“天人之際”的命題，重現且凸顯。有識之士或以為，認真研讀春秋戰國、宋元、明清之際的曆史典籍，研讀抗戰時國族存亡之際諸先賢含“戰國策派”的中華民族複興謀劃，或可從中發現文明脈動、曆史興衰和大國爭雄的秘密。筆者竊以為，坊間正呼喚曆史、政治、經濟、哲學、謀略兼備的綜合性著作，期能有助於甑別曆史洪流中的隱藏密碼，揭示人類文明前行的方向。這類著作，應與時下專家著述有別，它不一定要有像模像樣的引注，但其綜合性、全局性和超越學科分類視野的寫作，則為時下必須。
    
    冷戰以降，環球劇蕩，列國爭雄，塵埃未定。顯然，就大視野、大縱深的曆史宏觀問題而言，現代知識學，分而不合，盲人摸象，漸顯力不能支。值此混沌之時，王偉《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就是一個拋磚引玉、撥雲見日的有益嚐試。毫無疑問，作者並非名聞遐邇，亦非某路專家。學者江曉原推薦該書，說：“在一張叫做地球的大餐桌上，西方列強已經開懷暢飲很久了。他們的這種享用，是建立在對第三世界的剝削和壓迫基礎之上的。現在中國人也已經坐在這張大餐桌上了，西方人開始緊張起來，準備算計這個新加入者。”筆者以為，中國崛起，雖任重道遠，卻曙光初現，格局已定。但是，當中國進入這張西方人的大餐桌時，必須要清晰地知道，即將遭遇什麽。
    
    其實，從經濟史的角度觀察，歐洲列強算計中國，至少從15世紀就開始了。有資料顯示，先後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們，一方麵孜孜傳教，以實現“華夏歸主”之“使命”，同時也在中國廣泛搜集情報，以備不時之需。但客觀上，傳教士也推動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以致東方文明的典籍和人文精神，借助傳教士的媒介遠走歐洲，點燃了宗教專製之下啟蒙運動的火種，為後者提供了人文主義的精神動力。這在約翰·霍布森（John M Hobbson）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有詳盡描述。其時，伏爾泰等人甚至言必稱東方、稱孔子。但在西方哲學，其神與人、主與客、道與器、人與我、物與我二元否隔對立，終未消解。驗之以史，則禍患不已。
    
    歐羅巴人主宰的近現代曆史，即所謂現代性的世界擴張，已經背離德行、戕害心靈（盧梭），構禍地球家園本身。因此，麥金泰爾（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重申追尋德行（After Virtue），而施特勞斯（Leo Strauss）則執意回歸柏拉圖（Plato），以為西方尋根尋路。然而，當代國人當深刻反思，中國是如何從世界文明的中心墜落到被列強瓜分的地步？一個曆史悠久的輝煌文明，何以再度複興至文明母體地位？其複興的內在依據和精神動力若何？社會各界精英，尤須寤寐以思，責無旁貸。
    
    近代以降，進入19世紀末，鴉片戰爭、甲午海戰等揭開了滿清衰敗的序幕。日本擊潰滿清北洋海軍，完成以小勝大的軍事冒險。先賢梁任公以為：滿清非亡於庚子辛亥，始亡於甲午。
    
    然而，中西力量對比的變化卻要從明代算起。東南沿海一帶商人從宋元時起，就架設了通往海外的貿易通道，民間積累了巨大財富，其貿易網絡橫貫歐亞美洲，中國以其陶瓷、絲綢、茶葉、香料等成為全球貿易體係引擎。明代貿易，商人群體所使用白銀，多來自海外，一部分是西班牙人從美洲掠奪，通過菲律賓進入中國，一部分來自日本。中國本不產銀或產量極少。
    
    科舉取士，士大夫多出於巨商大賈之家，寒士而能登科及第者寥寥。家族投資士子，士子做官反哺家族，此種模式，頗似韋伯（Max Webber）所謂的“政治資本主義”。由於商人利益集團在朝中代言，迫使明穆宗朱載垕於隆慶元年（1567）頒令：“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隻許用錢。”而隆慶元年這條“銀錢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於，它是明朝首次以上諭肯定白銀為合法貨幣。而此前的禁止用銀政策和國家法定貨幣“寶鈔”，也由此漸趨崩潰。
    
    明代中後期，政府管理過程漸漸被士大夫階層掌控，而權力中樞所代表的公益則被不斷架空。士大夫代表大地主、大商人階層的利益，他們通過科舉渠道在朝廷凝聚政治勢力，在社會形成學派，聚徒講學，諷議朝政。比如浙東尚利學派，鼓吹“士農工商”皆為國之根本，顛覆農本；晚明東林黨人則支持白銀作為國家法定貨幣，固化階層利益。由此，明代稅製與其工商經濟背景極不適應。營利歸之於工商業階層，而稅賦則出之於中下層貧民。皇帝需要征收商業稅、礦稅的努力一再泡湯，以致發生抗稅事件。在武漢，皇帝欽差之征稅官（內宦）被抗稅暴民打死。
    
    明代皇帝曾長期怠工，何為若此？其與官僚階層的對抗，根本在於經濟政策分歧，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對此有詳細描述，但沒有揭示皇帝與官僚階層矛盾的深層經濟根源。白銀作為國家貨幣，自明代至滿清，延續數百年。西方以白銀作為媒介，先踏上了以中國為世界經濟引擎的火車，再逐漸占領這列列車的火車頭位置，最後，再以鴉片毒品和白銀武器，逐漸摧毀其賴以發家的以東方為中心的貿易體係。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洞燭先機，將近代以來中西易位，稱之為戕害“文明母親”。緣此，經濟史大師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著述《白銀資本》，其書名英文即為《Re-Oriental》，意在正本清源：世界貿易體係的中心，原本就在東方。對此，華裔旅美學者林滿紅《銀線：十九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亦有相關實證研究，與之呼應。
    
    明末清初，先賢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力主廢銀。魏源、包世臣、林則徐等也曾主張廢銀。清末戊戌維新時，康有為也上書主張廢銀。可見，銀本位貨幣製度對於中國是生死攸關。中國以世界經濟中心之地位，而喪失國家貨幣主權，加之滿清行民族壓迫統治，荼毒閹割華夏文化，人心盡喪。是故，清末列強來侵之時，東南競相自保，人民也視滿清朝廷與己無關，中國遂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命運，實因滿清專製獨裁、文化宰製、目光短淺、魚肉士民所致。列強尤其日本，借助中國的巨額賠款，加快其邁向軍國體製的步伐。福澤諭吉著《文明論概略》，鼓吹“脫亞入歐”，明治維新鳴其先聲。而滿清則自此日益衰敗腐朽，中國飽受欺淩。日寇八年侵華戰爭，從中國掠奪無數黃金財寶、礦產財富，這也是日本戰後崛起的財力之源。蔣介石敗退台灣時，則從大陸掠走僅存黃金。
    
    至此，中國日益衰敗窮困。開國領袖毛澤東曾用“一窮二白”形容新中國的家底，真是恰如其分。所幸，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舉全國之力實現初步工業化，農業國從此變成工業國。中國又利用美蘇兩強爭霸，先連蘇以獲得工業化支援，再聯美以進入世界市場體係。經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借助國際資本產業轉移的機會，一躍而成為製造業大國，而GDP也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
    
    與冷戰格局有別，當今國際局勢，波譎雲詭，風雲變換。黨的“十八大”將之表述為正在“發生複雜而深刻變化”。當前，世界權力的轉移，經曆了從“製造經濟”、“物流經濟”到“貨幣經濟”的轉變，英國稱雄全球的時代，主要是製造業勝出；二戰之後美國稱霸全球，已經具備從海洋控製全球物流的軍事霸權；與此同時，形成了“美軍--美元--科技”三角循環支撐的戰略格局，即美軍捍衛美元，美元輸血科技，科技陽亢軍事。世人皆知，其樞機乃是美元。任何企圖挑戰美元霸權的力量均會受到美軍的軍事打擊或訛詐，比如科索沃戰爭打擊歐元、伊拉克戰爭鞏固美元與石油掛鉤結算地位，當前釣魚島事件以及美國“重返亞洲”，也意味深長。
    
    在美國一霸獨強，歐元疲軟，共濟會金融資本勢力操控世界的前提下，筆者不揣譾陋，茲呈管見一二，以求教於大家：
    
    其一，苦練內功，獨立財政和金融。牢記先賢和共和國奠基者的教誨，嚴守金融和財政政策的獨立性，謹防國家財政、金融主權遭受暗算、陷井、損害和打擊，特別要警惕國際金融資本集團假學術的名義，實施的忽悠、教化、誘導和滲透。厲行民生，但又不掉入拆解大型國企的陷井，以為中華民族複興留下一點基業。同時，要善於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激發私營經濟的活力。恪守中華文化家庭價值，家庭、社會和國家養老並行，決不將養老一概寄托於國家，以免財政風險。在地緣戰略上，以靜製動，伺機而作，絕不妄動。東海、南海、釣魚島諸事務上，皆控製節奏，把握分寸，不鑽陷井，亦不曲從“民意”。吸取戰國策論，慎用巧用縱橫之策，以求自保和發展。清末，左宗棠、李鴻章陸防、海防戰略之爭，今宜以守成和進取兩端持之，攻守平衡，運乎一心。
    
    其二，內聚人心，恢複並弘揚傳統文化。人心正固，邦守國寧。最為緊要者，莫大於恢複生育文化和孝文化，使之發揮文明傳承、養老保險、國家安全、經濟繁榮的中流砥柱作用。人口，事關一國政治、經濟、文化以至國防，乃國家興衰之大端，焉能不察？當下，宜分步驟迅即調整或廢除計劃生育政策。改變不合適的民族政策。縱觀曆史，國學誠為國人安生立命之精神支柱。伴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不可逆轉之進程，恢複人文自信，接續道通，重整共識，弘揚國學傳統，決絕曆史虛無，勢所必然。國學，亦能使海峽兩岸，共沐聖教，認祖歸宗，文化認同。而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內皆兄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等和諧、敬天、尚公、民胞物與、天下情懷，可為陷入困境的“現代文明”找尋生路，以中化西，撥亂反正。
    
    其三，製度自信，鞏固並完善中國善治。察今之弊，名實不副泛濫。善治，必先循名責實。政者，正也；“必也正乎名”，要在名實相副。要謹防頂層設計之“名實”相悖。任何“頂層設計”，均不得動搖《憲法》尊嚴和架構，不得削弱領導核心之政治、經濟、社會基礎。黨作為中華民族複興之領導核心，既遵循馬克思主義經典政黨學說，亦旨歸國學經典之《春秋》“大一統”理念。為人民服務，源遠流長，迄自民本、尚公、均富、愛國道統，乃萬世一係政治哲學，美之至也，宜乎發揚光大：以“選賢與能”抵禦西方“選票政治”；以天、地、人“三才”之道之三重合法性，摒棄“民主”一重獨大之偏至合法性；以“為人民服務”拒絕為“大資本服務”；以“王道秩序” 、“萬世太平”抵禦 “霸權秩序”；以“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矯正“私權神聖”；以“天人和諧”駕馭“征服自然”矯正“以人為本”；“德法”並舉，以德為帥，拋棄狹隘製度主義“籠子論”之現代迷信。誠如此，或可主體自覺，中西匯通，別開生麵，人文化成，豁然開朗。
    
    時值清明，謹以拙文祭奠民族複興先賢、人民英雄、共和國奠基領袖、在戰爭廢墟上為民族複興艱苦奮鬥和流血流汗的先輩。
    
    
    作者簡介：滕祥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商法學博士後。曾長期執律師業，兼任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理事、中國財稅法學教育研究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政府管理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稅收研究室副研究員。研究專長：財稅法、公共政策分析。
    
    2012年11月4日初稿，2013年4月4日修訂。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