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不是傳統文化的斷裂
作者：歐陽哲生、光明日報記者杜羽
來源：《光明日報》（2013年05月05日05版）

 

    “以原始材料為依據，回到曆史現場，力圖對五四運動做出符合曆史原貌的客觀解釋。”執著於五四運動曆史研究的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歐陽哲生，在《五四運動的曆史詮釋》的自序中，對自己20多年的研究做了這樣的小結。談起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理解，歐陽哲生用了四個詞：傳承、融合、創造、複興。
    
    

    記者：新文化運動的代表性人物胡適、魯迅等人都深受傳統教育的影響，並花費很大精力整理國故。如何看待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的這種關係？

    歐陽哲生：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取向是反傳統，這並不錯。但新文化運動並不是空穴來風，除了西方文化的衝擊和影響這一外部條件以外，還有中國人文傳統內部演變所提供的土壤。我們可以看到，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都有著深厚的傳統教育背景或國學素養。蔡元培曾是翰林院的編修，陳獨秀中過秀才，他們有傳統的功名；魯迅、錢玄同曾問學於經學大師章太炎的門下；胡適早年也有自修《十三經注疏》的經曆，對清代樸學尤為欣賞。新文化運動提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看起來是接過西方思想家尼采的口號，實際上與自明末清初以來所開啟的“複古解放”一脈相承。

    新文化運動在“整理國故”方麵做了大量工作。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中國古典小說考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討論，陳獨秀、錢玄同的文字學研究，都堪稱“整理國故”的實績。他們的工作方法是科學的、近代的，受西方學術影響較大，因而所做“整理國故”，在方法、視野、擇題等方麵往往有許多舊式學者所不及之處。

    五四時期雖有批判傳統的風氣，甚至很盛，但我們不能說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傳統的“斷裂”。蔡元培、胡適理想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文藝複興”。新文化運動批評、揚棄了傳統文化的正統東西，他們又選擇了清代樸學方法、白話文、古典小說、戲曲，他們研究先秦諸子，發掘墨子的思想價值。這些不僅表現了他們置身於傳統之中，而且對中國人文傳統有新的發揚和光大。

    記者：為什麽說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但並沒有一筆抹殺孔子和儒學？

    歐陽哲生：新文化運動興起的一個曆史緣由是出自對民國初年孔教運動的反抗。康有為及其弟子陳煥章等孔教派主張立孔教為國教，寫進憲法，這一主張激起了與革命黨人有著曆史淵源的新文化派的激烈反對。在《新青年》上最早提出並探討孔子問題的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議》，但將這一問題與現實政治聯係起來，並對現實社會和政壇產生震撼作用的是陳獨秀，他在《新青年》先後發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再論孔教問題》、《複辟與尊孔》等文，實為新文化陣營中反對孔教的旗手。除了陳獨秀以外，新文化陣營中投入批判儒家倫理和孔教勢力的還有魯迅、吳虞、李大釗等人，反對孔教是新文化陣營的共識。

    《新青年》之所以反對孔教派，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尊孔與思想自由原則不合，將孔教寫入憲法與民國政治體製不宜，所以在政治文化層麵或在意識形態層麵，他們反對建立或強化儒學意識形態，更反對立孔教為國教。

    在倫理層麵，新文化陣營對儒家倫理的批判主要是集中在三個方麵：一是批判儒家倫理為君主專製服務的“階級尊卑製度”；二是批判儒家倫理束縛個性，壓抑人性的“禮教”，魯迅形象地稱之為“吃人的禮教”；三是批判儒家倫理重義輕利、講究虛文的價值觀。從當時的情況看，新文化運動對儒家倫理的衝擊主要是在批判舊的“禮教”方麵形成了聲勢，並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新青年》雖然拒斥孔教，批判儒家倫理，但他們對孔子本人的曆史評價並未一筆抹殺。在學術上，蔡元培在《中國倫理學史》中，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和《說儒》中，對孔子本人都有很中肯的評價。即使對孔儒持激烈批評態度的陳獨秀、魯迅，也肯定了孔子非宗教迷信的態度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進取精神。新文化運動健將們對待孔儒在政治文化層麵和在曆史研究層麵，其態度是有區別的，這一點我們應該注意。當然，在五四時期，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在政治文化層麵批判孔教和儒學，這與當時特定的曆史背景有關。

    記者：梁啟超、梁漱溟等人對新文化運動的反省有何價值？

    歐陽哲生：梁啟超、梁漱溟是在新文化運動進入高潮時期，才介入到新文化運動中去的。雖然此前，梁漱溟已經進入北大任教，講授印度哲學。梁啟超在清末做過相當多的啟蒙工作，但民初的前幾年他陷身政壇。梁啟超是一戰後從歐洲訪問歸來，發表《歐遊心影錄》，引起知識界的極大關注。梁漱溟則是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吸引大家對他的注意。他們的共同之處都是批評西方近世文化中的個人主義，這對新文化運動前期的傾向有著某種製衡作用。他們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與此前康有為、林紓的對抗態度有本質區別。他們並不想自外於新文化運動，相反，他們是想介入到這場運動中來，在這一運動中發出自己的聲音，盡管當時他們相對邊緣化。梁啟超當時在宣傳社會主義、從事清代學術史研究等方麵還做了一些富有影響力的工作。學術界現在對五四時期梁啟超、梁漱溟的評價，一般將他倆定位於新文化運動的一翼，或某一方麵的代表，這實際肯定或承認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所發揮的建設性作用，承認他們的思想和中西文化觀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記者：當時，是否有人為創造一種中西文化平衡的新模式做出過嚐試或提出過建設性的意見？

    歐陽哲生：五四時期，蔡元培提出“兼容並包，思想自由”，這實際上是對思想爭鳴、文化革新的保護，是對現實的文化多元狀況的認可，是對平衡中西文化所做的新的努力。但這一舉措並不是一種文化模式，它並不像19世紀後半期出現的“中體西用”模式，對中西文化關係做了一次處理，對中西文化的地位、中西文化的結合，給予了說明。雖然這一模式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它是中西結合、中西文化各安其位，一種可能的方式或途徑。新文化運動健將們的著力點在創造新文化，為此，胡適提出過“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創文明”的方針。他主張一方麵輸入外來的新思潮、新主義，一方麵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清理中國曆史文化遺產，采取循序漸進、逐步積累的途徑，解決中國現存的各種問題，創造一種適應中華民族生存的現代文明。但胡適的看法尚未定型，更說不上成熟。對待“整理國故”，新文化陣營內部存有各種爭議，很多人甚至反對；對於輸入外來的主義，大家也是各取其好，各有所偏，因此當時存在各種新的主義之爭。

    蔡元培推崇中國文化的中和性，認定中庸之道是儒家精神的精髓，這是他自由主義哲學的傳統來源。他對處理中西文化關係提出過一些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觀點：他認為，“一民族之文化，能常有所貢獻於世界者，必具有兩條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為基礎；第二，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以為滋養料”；吸收外來文化是文化消化之預備；選擇外來文化，最要緊的是擇善，擇善的標準並無中外之別；融合中西文化的目的，既不是為了“歐化”，也非保存“國粹”；中西文化接觸是為了達到相互理解，消除衝突。蔡元培的這些意見值得我們嚼味，他是以包容、開放、超越的心態來處理現實的中西文化關係，具有某種折中的傾向，實際上也是謀求對中西文化的均衡處理。從他的意見中，我們可以看到，處理好中西文化關係，主要是解決傳承和輸入之間的關係，這是文化創造的基礎，也是文化複興的關鍵。

     來源：《光明日報》（2013年05月05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