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
    作者：許石林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4月11日
    
     
    
    考察中國曆史，每至一朝末季，大廈有頹斜將傾之危，而拯救此朝代的意見大致有兩種：一是從根本上扶正，以巨大的勇氣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匡扶之；一是裱糊粉飾，人君與臣民得過且過，大家都好過，手拉手一起陪著王朝淒美而文藝地死去。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傳入，人的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發煽挑，又產生了另外一種激烈的意見：革命、建製——希望將複雜的社會變革換成革命的手段，建立一種舶來製度，冀能畢其功於一役，一勞永逸地解決紛繁複雜的問題。
    
    第一種，必然不被廣泛接受，因為王朝既久，弊端叢生，而人心不寧，平居思亂，各懷不靖之誌，這種固本培元的意見往往被認為迂闊緩慢，不能滿足人迫切的需求，故即便是人君，也不會接納這種意見，更從未見施行。第三種，今天仍盛行於某些公知和民眾中，以為建立甚至照搬某種製度，則可將萬千困惑膠著如難言之隱一洗了之。這種意見尤其容易獲得廣大愚眾的歡心，因為這是在煽惑滿足與迎合愚眾的非分欲望，看上去很美，很嗨。但是，以其躁急功利、不切實際，絕不可行，也行不通，其命運必然是一直亢奮地哀怨著、哀怨著。
    
    考諸往事，第二種意見宿命地被一次又一次選擇。選擇是選擇，但是，它究竟好不好，有李鴻章與大清朝的命運作注，就不多解釋了。
    
    這裏要說的是以黃道周為典型的明末士子，對於挽救即將頹亡的明朝，給崇禎皇帝諫言的故事——
    
    黃道周，福建漳浦人，黃氏祖居湖北江夏，為黃香之後，與深圳的寶安黃氏、下沙黃氏當為同宗。黃道周天資過人，少年即有“閩海才子”之名，天啟二年進士，曆任天啟朝翰林編修、經筵展書官，崇禎朝翰林侍講學士、經筵展書官。
    
    黃道周是個典型的士大夫，行事但循義理，不屑圜轉，俗稱戇頭。戇，愚直也。被稱為戇頭者，即是任氣節而不顧利害之人。故古人以為，惟此戇頭，方可以托孤寄命。
    
    崇禎二年，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錢龍錫舉薦袁崇煥為帥，東北拒敵失敗，這一戰對崇禎的打擊很大，使他亂了方寸，因而十分惱怒，大興株連，要殺錢龍錫。滿朝官員無一人敢出聲，惟黃道周連夜上疏，為錢龍錫辯冤，直指崇禎帝的過失：“今殺累輔，徒有損於國”。自負急躁的崇禎帝閱疏大怒，“以詆毀曲庇”，著令回奏——崇禎在盛怒之下，讓黃道周把話再說清楚，其實是給了黃道周和自己一個退避圜轉的機會，不料黃道周再疏辯解，表明自己“區區寸心”，“為國體、邊計、士氣、人心留此一段實話”。崇禎帝的憤怒被黃道周沮阻，非常反感黃道周，幾乎將他也一起殺了。由於黃道周的據理力爭，錢錫龍得以不死，而黃道周卻因此被降三級調用。
    
    黃道周三疏諍諫，學的是他的老師袁可立。從此名聲大振。
    
    崇禎五年，黃道周以疾求歸，臨走卻給崇禎帝上了一疏，言辭激切：“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 ，治朝寧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黃道周以請求退休者的身份，冷眼旁觀，精準地指出了崇禎帝麵臨的尷尬局麵：諸大臣幾乎沒有能真正為朝廷國家考慮的，不但不為國家盡力，反而利用權力打壓那些真正想為國盡力的仁人誌士。這話說得崇禎帝心驚肉跳，內心很沮喪、惱火。崇禎帝批複，跟上回一樣，讓黃道周把話再說清楚，要解釋兩個敏感詞：“葛藤”、“株連”。
    
    從古到今有一個怪現象：有的人就是不接受含蓄的表達，非要讓你把話說清楚、說露骨，你說清楚了，他卻受不了了。黃道周無奈，隻能進一步申明自己的見解，幾乎將崇禎即位以來以及從前三十年的弊端和任用人才的失誤全部說出來了，把皇帝信任的重臣們的所作所為一語道破：“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複而已。……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為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為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黃道周很不給皇帝留麵子，並且直刺當時崇禎信任的幾位大臣。崇禎帝閱疏，非常生氣，將黃道周貶斥為民。
    
    崇禎九年，黃道周又被啟用，複原職，遷左諭德，擢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充經筵日講官——崇禎帝冷靜清醒的時候，也會想起黃道周的話，因為經過時間檢驗，黃道周所發現的人和事，幾乎被一一證實了。加上黃道周學問精深淵博，人又正直，名氣又大。這就是他又重新使用黃道周的原因。可是，剛一上任，黃道周就連連上疏，不改其激切直言，當然是沒有懸念地惹怒了崇禎帝，又掉入了一個由兵部尚書楊嗣昌等人精心布置的陷阱——其時朝廷肅清東林黨，黃道周雖不是東林黨朋，但也被株連，心灰意冷，請求辭職回家。臨走他上疏解釋自己辭職的原因，本來是謙虛之詞，也可以說是敷衍，列舉十數條理由，有一條說自己“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這句話被切齒痛恨他的楊嗣昌等人抓住不放——其時，有人揭發彈劾鄭鄤曾經打過自己的母親，這可是大逆之罪。關於此，有兩種說法，一是鄭鄤少時，其母悍妒，犯七出之過，其父欲杖而教訓之，鄭鄤不願意父親擔此名譽，乃泣而求代父杖母，也可能是怕父親下手過重，自己代父執行，做個樣子，讓父母都好受一些；二是鄭鄤的確對他母親不好，蒙騙了曾經路過在鄭家小住的黃道周。鄭鄤的事，百口莫辯，後來被判以淩遲。這樣一個大逆不道之人，黃道周居然稱讚他的文章好，這讓人抓住了把柄。崇禎帝也犯了人君不該犯的錯誤：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黃道周辯解說自己隻是認為鄭鄤的文章寫得比自己好。但是，崇禎帝就是抓住這一點不放，斥責他居然同情稱讚一個忤逆鄭鄤！
    
    為什麽朝廷那些大臣如獲至寶地抓住黃道周這一點不放？因為也許是骨子裏的孝道血統和仁孝文化基因，黃道周一直主張嚴格遵循以孝道治天下，當朝廷中崇禎皇帝最倚重的寵臣楊嗣昌，父母死應該丁憂守製，而崇禎卻將其奪情起複，這是沒有遵守孝道。黃道周指楊嗣昌不守孝道，為此還舉行了一場辯論——“與嗣昌爭辯上前，犯顏諫爭，不少退，觀者莫不戰栗”。斥責楊嗣昌不遵禮守製，有違孝道，無疑也是指責崇禎，這很明顯。因此崇禎帝極力袒護楊嗣昌等，崇禎和楊嗣昌君臣組合對付黃道周，黃道周雄辯滔滔，縱橫莫擋，這一場千古罕見的抗辯對話，即便是編劇妙手，也難呈現這樣驚心動魄的場麵。
    
    最後辯論不過黃道周，崇禎帝憤然怒斥黃道周：“一生學問隻辦得一張佞口！”聞此言，黃道周豁出去了，高聲爭辯、步步緊逼：“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辯。臣在君父之前獨獨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謅麵諛者為忠乎？”他厲聲直逼皇上：“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治？”
    
    這場辯論的結果，黃道周被連貶六級，調任江西按察司照磨。
    
    黃道周確實犯了他的戇頭脾氣。
    
    有關戇頭，明朝初期的烈士方孝孺有言：漢代汲黯（長孺）、三國吳張昭（子布）就是千古戇頭，這兩個人幸運的是遇到了理解並尊重戇頭的人君，故能成就戇頭的功業。而其他人就沒那麽好的運氣了，方孝孺自己的命運最慘，蒙誅十族之酷，千古僅見。雖然這樣殘酷地絞殺戇頭，然而戇頭卻代不絕人，到了明末，就出現了黃道周這個人。
    
    崇禎十三年（1640年），江西巡撫解學龍以“忠孝”為由向朝廷舉薦黃道周。——這就是古代的士大夫，不怕跟黃道周這種有問題、犯了錯誤的官員來往，非但與其來往，還向朝廷推薦他。此古風今已絕矣！崇禎最忌諱官員之間相互勾結串通，以朋黨為之戒。他認為解學龍被黃道周迷惑了，大怒，下令將二人逮捕入獄，以“偽學欺世”之罪重治。這時候，有幾位大臣力諫，遂改為廷杖八十，永遠充軍廣西。經此杖謫，黃道周更加聲名遠播，“天下稱直諫者，必曰黃石齋。” 說到這裏，讓人不得不為明朝在最慘淡的時候，尚有有良心的士大夫而感歎：在大廈將傾之危時，還有人站出來說良心話，可見大明朝士氣沒有死絕。
    
    明朝到了崇禎時代，內有闖獻造反，四方擾攘；外有崛起的滿清，虎視眈眈。而明王室貴胄，誰也不願意自己減損一絲一毫的利益，為朝廷和皇帝分憂舒困，總以為天塌下來有高個兒頂著，砸不到自己頭上。崇禎是個很想做好皇帝的人，也很勉力勤政，比他前麵的列祖列宗要像樣得多。但是，崇禎的命運不好。朝廷到這個時候，他很急躁、很焦慮，人一著急，就沒有不亂的。他也看到了明朝問題的根本所在，但是，他沒把握選擇一種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大拆大卸、推倒重來這種方法是堅決不會選擇的，誰也不敢給他提供這種選擇。應該說這種選擇其實不是選擇，是宿命，是等著你的宿命。一種意見就是黃道周這種正直的士大夫的意見，讓皇帝不要被眼前的一些煩亂的不穩定亂相攪擾，應該從根本上以巨大的勇氣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朝廷，匡之扶之。
    
    黃道周給出的意見是：祛除皇帝身邊那些敏慧可人的才智之士，如兵部尚書楊嗣昌、內閣首輔溫體仁輩，這些被皇帝信任而重用的能臣幹才，無一不是裱糊匠、裝修師傅。他們主要摸準了崇禎皇帝的脈搏，崇禎很想與關外的滿清講和，但是不敢明說，怕士大夫清流們不答應，自己也不願意落這個名聲。曆來研究明史者，很多人批評明末這些士子們，為了成全自己的士大夫名節，耽誤了明朝的命運，此所謂書生誤國。如顧誠《南明史》評價劉宗周和黃道周：皆非棟梁之材，“守正”而不能達變，敢於犯顏直諫而闊於事理，律己雖嚴而於世無補。再如撰寫《二十一史劄記》的趙翼，說得似乎更有條例：“統當日事勢觀之，我太宗既有許和意，崇禎帝亦未嚐不願議和，徒以朝論紛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國力困極，宗社淪亡，豈非書生紙上空談，誤人家國之明驗哉！……諸臣不度時勢，徒逞臆見，誤人家國而不顧也。”
    
    趙翼的這種觀點，很被後來的學人認同並深以為是。這種說法其實是對書生氣節的極大誣枉，是一種計較成敗的、實用的功利思維，還是一種事後聰明。書生原本就應該這樣生存，如浩然正氣盎然充塞於天地之間，看你一個朝代如何使用這種氣，你用得好，就是你的正能量，正好借助其力，風正帆懸，劈波斬浪；用不好，就是你的負能量，對峙抵觸，摧檣折櫓，加速你的覆滅。況且一姓一國之存亡，原本就不是書生應該關心的，書生關心的是天下的存亡盛衰。至於一個朝代悲摧地滅亡，朝代更迭所造成的人間悲劇，就是曆史變遷的正常磨損，革故鼎新，豈能計較瑣屑毫末？
    
    實際上，黃道周並非腐儒迂闊，他自幼學《易》，以天道為準，早知道大明朝氣數已盡。他在給自己的老師袁可立所作的《節寰袁公傳》中說：“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斷，慈者不能衛，義者不能決，賴聖人特起而後天下晏然。”他明知道當時的國事，已非當時的諸臣可為，非賴有聖人出現不可，可他為什麽不退隱林下，以等待時局的變化？為什麽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因為天下需要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人！東漢末年，就有這種士大夫，明知漢之氣數將盡，但仍然鼎力扛持。怎麽理解這種不知圜轉變通的書生意氣？簡單說，就是當此江山更迭之際，要以士大夫的固執，增加新王朝奪取政權的難度，提高奪取政權的門檻，這種難度和對抗，能給新政權自覺地注入一種強健的文化基因。蒙元初期，以殺戮震懾，每攻占一城，見反抗者即株連屠城，到了即將橫掃天下的時候，凶殘的嗜殺者也覺察到，要是把這種反抗的力量全都殺盡，則將來連自己需要這種力量為自己扛持的時候，就沒有人了、沒有了這種士大夫的種子，所以才聽從了耶律楚材等通曉漢文化的讀書人的建議，招中原讀書人而用之，才有了許衡“不如此則道不尊”。
    
    況且，天下不能都是聰敏靈慧智巧之徒，若人人都諳熟圜轉，人人都是不粘鍋，那才不啻人間地獄——試想：倘若天下人皆以見風使舵為識時務、知變通者，則人無恒心，朝廷這艘大船，就隻有哪裏來風就往哪裏使舵，非但不能揚帆航行，反而因總在隨著眾人各異的訴求隨意變換航向，觸礁沉沒不免。
    
    黃道周給崇禎皇帝的建議，在於竭力維護道統綱常，而此道統綱常的核心就是“孝”，作為天經地義的孝道，是諸德之本，皇帝以孝治理天下，是為固本培元，扶正本元，則“通於四海，光於海內，無所不通。”
    
    基於此，他對楊嗣昌、溫體仁等那些所謂識時務、善變通的人是很不屑的。做個比喻，楊嗣昌輩就是裝修師傅、裱糊匠，能滿足崇禎皇帝急於看到國家有起色的心理。而黃道周等人的這種固本培元之策，如中國古代建築的“打牮撥正”法，即將地基塌陷、梁柱歪斜的大廈，用“打牮撥正”將整個大廈的上層骨架支撐起來，再更換衰朽的梁柱椽檁、填充加固地基，最終使大廈重新複歸於穩固泰然，延年益壽。黃道周的這種方案，雖不是大拆大卸、推倒重來那麽令人震撼，但卻無疑是有巨大的風險的，這對焦躁疲憊的崇禎皇帝來說，是接受不了的。
    
    黃道周挨了八十大棍，皮開肉綻，遍體鱗傷，臥床八十多天，才能稍稍起立。讀過方苞的《獄中雜記》者，可知當時獄中的規則與“潛規則”，雖朝代不同，想必情形幾無差別：俗話靠山吃山，獄卒靠犯人就吃犯人。據《黃道周年譜》載：“先生既以清苦聞天下，諸獄卒皆不敢有望，於先生惟日奉紙劄丐先生書。”黃道周是有明一代傑出的書法家，其行書，人稱“飛鴻舞鶴”，其楷書“峻厚古拙”，與王鐸、倪元璐並列明末三大家。當時的獄卒也知道黃道周的字好，於是每天請他寫字。黃道周也不推辭，“先生時時為寫《孝經》，以當役錢。凡手書《孝經》一百二十本，皆以獄卒持去。” 他在獄中待了約15個月，平均每月要寫近10部《孝經》，不斷抄寫內容相同的《孝經》，據說看現存的黃道周楷書《孝經》，無一不是恭謹不苟的作品，可以看出書寫者內心的端嚴莊敬之情，無絲毫草率敷衍。黃道周對《孝經》非常敬重，《孝經大傳序》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他曾說：“臣觀《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
    
    的確如曆來學者所言，孝是黃道周倡導的政治倫理的核心價值，是他一生用竭力維護的道統綱常。有人說他在獄中不間斷地書寫《孝經》，實際上一種筆諫，是他的政治宣言。
    
    這種諍諫與宣言，未嚐不被崇禎皇帝從價值觀上認可，但是，卻不願意接受施行，以其太緩慢迂闊，遠水救不了近渴。大凡朝廷到了危殆之時，主政者都焦慮急切，猶如答題，不耐煩換算過程，就想要個直接答案。
    
    果然，楊嗣昌病死（一說因事不利，無顏見崇禎而自殺）後，崇禎皇帝又想起了黃道周。《明史》的細節十分生動——
    
    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經年。一日，帝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好學人也。”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稱之？”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時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己方再入相，欲參用公議，為道周地也，即對曰：“張溥、黃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寬大，獨其家貧子幼，其實可憫。”帝微笑，演曰：“其事親亦極孝。”行甡曰：“道周學無不通，且極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旨複故官。道周在途疏謝，稱學龍、廷秀賢。既還，帝召見道周，道周見帝而泣：“臣不自意今複得見陛下，臣故有犬馬之疾。”請假，許之。
    
    可見崇禎皇帝內心知道黃道周雖然有一張厲害的佞口，但是卻壞著一顆不貳的忠心。有人替黃道周說話，崇禎帝就順著台階下了。
    
    黃道周的高明，崇禎到底是看不出來，黃道周請假告退，別有隱情——他據《易》推演，據情觀察，認為明朝必亡，所以退隱故鄉，著書守墓。曆來有識之士，於此危亡關頭，莫不如此。不久李自成打進北京城，崇禎皇帝煤山自縊。明朝殘餘退到江南，新襲位的福王監國，做苟延殘喘。南明弘光朝，黃道周被任命為吏部侍郎、禮部尚書。短命的弘光亡後，黃道周又回到福建。南明隆武帝又封黃道周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但是兵權落入另一心懷私利的權臣鄭芝龍手中，處處掣肘，黃道周無計。
    
    其實準確地說，黃道周已無心與人在朝廷中爭權了，他在給自己尋找和等待一個得其所的死法。古之士人，一生無非尋死，尋一得其所之死。士有尋得其所死之心，則文死諫，武死戰。這個機會終於來了：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十九日，黃道周募眾數千人，馬僅十餘匹，帶一月軍糧，出仙霞關，與清兵抗擊。這個顯然不堪一擊的出征，連黃道周的繼室夫人蔡玉卿都看出來了，她欣慰地感歎：“道周死得其所了！”
    
    黃道周果然毫無懸念地兵敗被俘，押解至南京。清廷敬重黃道周博學忠義，派先前已降清的洪承疇勸降，黃道周對洪十分鄙視，作對聯譏刺之：“史筆流芳，雖未成功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聯中將史可法與洪承疇對比，洪承疇觀之羞愧之極。仍然向清廷上疏請求免黃道周死刑，其時氣勢正盛的清廷也很高傲，不準。黃道周絕食十數日求死。這中間，他的妻子蔡玉卿來信，居然鼓勵丈夫死：“忠臣有國無家，勿內顧。”意思是家裏的事有我安排料理，你不用操心，以堅其誌。
    
    黃道周於南明隆武二年三月五日就義。臨刑前，盥洗更衣，取紙墨，畫一幅長鬆怪石贈人，留遺言：“蹈仁不死，履險若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即將行刑，一直跟隨他的老仆痛哭不已，其情甚哀，黃道周安慰老仆說：“吾為正義而死，是為考終，汝何哀？”乃從容就刑。至東華門刑場，黃道周向南再拜，撕裂衣服，咬破手指，血書：“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大呼：“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
    
    劊子手刀落，黃道周頭斷而身猶“兀立不仆”。斂其屍，從他的衣服裏發現“大明孤臣黃道周”七個大字。
    
    黃道周死後，家人收其遺物，得一小冊，黃道周書，“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可見他是知道自己生死之命的。他既知自己生死，亦知明朝生死，其所舍身奮力扛持，無非是完成士大夫的氣節，將自己作為一塊千古戇頭，鋪墊在曆史的軌道下麵。
    
    一百年後，清朝乾隆皇帝為褒揚黃道周忠節，諡“忠端”，乾隆帝稱讚黃道周：“不愧一代完人”。清道光四年（1824），旨準黃道周從祀孔廟——清朝已經不是一百年前那種鐵血殺戮的驃悍初創階段了，當它步履從容，有了實力和底氣的時候，胸懷和眼光使它主動地回顧曆史，涵養並容納如黃道周這樣的氣節之士，這才是一個王朝最強健的基因，王朝需要這種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這不僅是自己的體麵，更是自己賴以生存和延續的正能量反應堆。
    
    應特別補充的是，黃道周的遺孀蔡玉卿，於黃道周死後，每日以書寫《孝經》，緬懷其夫。今日存世有黃道周書《孝經》真跡，亦有蔡氏書《孝經》真跡。世人無不愛賞其書法，而欲詳問其人其事，則今人鮮知矣。
    
     2013年3月13日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