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平墳官員的罪與罰
作者：趙法生（中國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員）
原載：中國民族報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3月13日


    在經過了河南省各級政府的強力推動下，這個中原文化大省的數百萬座祖墳在一年多的時間裏陸續被平掉，其間不僅遇到了民眾的抵製，也遭到了網絡的聲討。然而，這些質疑聲言猶在耳，春節之前，僅在周口市，百萬座被平掉的祖墳卻在一夜間重新隆起，其中的突然性和戲劇性令人深思，再次引發社會關注。 
    
    圓墳事件的出現具有多重原因，輿論界的支持和有民政部有關喪葬新規隻能說是助緣，複墳運動的最為直接的動因，乃是傳統中國人的人生信仰的力量。
    
    中國人信什麽？從比較宗教學的角度看，這是一個頗為難以回答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傳統國人的人生信仰與儒教息息相關，是在三千多年的儒家教化和熏陶中最終形成的。盡管儒教在它的祖國依然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詞匯，但是，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卻一直將儒教列為世界十大宗教之一。在日本和南韓，儒教一詞的使用頻率似乎高於儒學，他們把中國看做儒教國家的想法從未改變。在東南亞和港澳台，眾多的儒教組織發展迅速並在公民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此可見，在當今社會，儒教這一詞匯在某國受歡迎的的程度與其現代化水平成正比。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儒教是與基督教和佛教等製度化宗教沒有差異。但是，儒教有其確定的人生信仰，這一點，河南複墳事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觀察點。
    
    中國青年報記者最近調查了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遜母口鎮陶母營村王氏家族墓地的複墳情況，該墓地的166座墳墓在平墳運動中全部被王家人夷為平地，但在大年除夕前一天，它們又迅速被王家人自己又恢複起來。按照當地傳統，農曆新年前一天的下午各家要“請神”，即將自己先人的魂靈請回家過年；等到農曆正月十五再將先人魂靈送回墓地，也就是“送神”。自1644年王家從山西洪洞大槐樹遷移至此後，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可見，正是曆史悠久的請祖宗回家過年的傳統，誘導了王家人的複墳衝動。
    
    其中一位王氏幹部跪在自己親手堆起的父母的新墳前，點燃紅蠟燭，進行了虔誠的培土祭祀，並請求父母在天之靈原諒，因為父母的墳頭正是不久前他本人親自平掉的。平墳後，一種愧疚感時時催逼著他。父母的遺像在弟弟家中供放，他幾乎每天都要去祭拜贖罪。曾有老人當麵責問他：“你這個不孝子！我死了埋哪兒？”他也常到早已變成平地的墓地上沉默不語。他終於等來了臘月二十九王氏族人集體商量後的圓墳舉動，那天不僅年輕人出動，一些年邁的老人也在家人的攙扶下來到現場，眼含淚花向新墳培上幾鐵鍁土。
    
    一位王氏族人對記者說，王家自從恢複高考以來已經出了40個大學生，這是臨近三個村莊的總和，王家認為這都是祖宗的保佑所致，他們不能想象沒有了祖墳的王家人會是什麽樣子。他對記者說，大不過再平掉，等清明節再圓墳，老王家的魂不會散的。
    
     周口市陶母營村王氏家族墓地的複墳過程，對於重新理解傳統中國人的人生信仰具有重要意義。
    
    因為中國一向沒有基督宗教式的的一神教，這使得儒教信仰在許多近代學者那裏成了一個撲朔迷離的問題。但是，如果撇開一神教的有色眼鏡，就不難看出傳統中國人其實也有自己根深蒂固的人生信仰，而祖先崇拜無疑是其中的重要構成部分。在已發現的最早文字甲骨文中，有大量殷王祭祀和占問祖先的卜辭，殷王認為祖先不僅可以保佑他們，也會降凶降災，他們將許多疾病看做是祖先的懲罰。這大概是中國人最早的祖神崇拜的證據。
    
    祖先崇拜顯然伴隨著靈魂不死的觀念，墓祭則是祖先崇拜的重要祭祀形式，平民墓祭的出現說明祖神崇拜已經擴張到民間。墓祭在曆史上究竟出現於何時，學界上有不同意見。曾有學者認為墓祭出現於漢明帝之時，但根據《禮記》，自稱“東西南北人”的孔子已經為父母修建墳墓，則墓祭的出現不晚於春秋末期。上世紀八十年代河北平山縣發掘出的古中山國古墳墓示意圖證實了春秋時期已有墳墓和墓祭的看法，說明墓祭在我國至少具有2500年以上的曆史。家廟祭祀曾經在曆史上更受重視，那裏供奉著寫有祖先姓名的神主牌位，這是墓祭所沒有的。但是，在近代以來，經過近代革命的衝擊，絕大多數家廟宗祠已經被摧毀，墓祭便成為祖靈祭祀的唯一場所了。
    
    除祖先祭祀外，曆史上還逐漸形成了記錄祖先譜係的家譜，記載祖先訓示的家訓，世家還形成了自成係統的家教，以及以姓氏為基礎的宗族自治組織。這樣一個宗族文化係統的精神基礎正是祖神信仰。中國人曆來相信祖有功而宗有德，敬宗法祖也就成為普通中國人最基本的人生信念。
    
    當然，儒家的人生信仰絕不僅限於祖靈崇拜，正如古代遍布於百姓之家的“天地君親師”牌位所表明的，傳統儒家人生信仰是一個多層麵的複合係統，其中的“天地”代表著對於天人之際的形上追求，“君”代表著國家認同故辛亥革命後為“國”所替代，“親”即父母先祖，“師”則是道統之傳承與寄托。
    
    此一信仰係統還有一個更為簡潔明晰也更為古老的表述，就是《大戴禮記》和荀子都提到的三祭：祭天地，祭祖宗，祭聖賢，其中的聖賢相當於“師”，三祭去掉了“天地君親師”中的“君”，比“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出現更早，乃是原始儒家對於人生信仰的最早歸納，其影響國人的精神至深且遠。
    
    那麽，宇宙之大，品類之盛，何以單單要祭祀此三者呢？《大戴禮記》的《禮三本》解釋說：“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 也就是說，天地乃萬物生化之本，古代儒家又常常以天地比喻為人類的父母，所謂天生之而地成之；先祖是人生命的直接給予者，是人作為萬物之一類的來源；聖賢則是社會秩序和教化的奠定者，是人類精神力量的賦予者。沒有以上三者，自然與社會就失去了本原。這就清晰地表達出，原始儒家是從報本反始的角度，反思天地萬物與社會文明的終極來源，才最終將儒家祭祀的重點選擇在這三種對象。
    
    如此一來，在其他文明看來雜亂無章的傳統儒家信仰，其實自有其理路而且頗為嚴整的。中國人的信仰伊始就沒有走向耶和華式的一神教，古代聖賢在原始反終的省察中追溯自然、人類與文明的緣起，並以此確定了自己的精神信仰方向。此一係統似乎遵循著理一分殊的思路，它既追溯事物根本上的一致，但又按照事物本身性質的差異做了分疏，以天地為萬物之本原和最高的形上實體；人作為類存在顯著不同於其他自然物，敬宗法祖體現的人的類意識的自覺；人類生活中最為重要的又是製度建構和精神的形成，這自然是聖賢的功勞。天地、祖宗和聖賢就這樣成了儒家精神眷注和皈依的對象。這三者自然是相互關聯的，但各自不同，這就形成了儒家信仰的層次性和統一性，並沒有因為宇宙萬物之一本而忽視其差異，顯示了明顯的類的意識，體現了清晰的人文理性和自覺。
    
    在此一係統中，天地是至高無上的，它是萬物的終極來源；聖賢則是通達、踐行並宣化天道者，“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是天道的代言人。相形之下，祖先似乎缺乏其餘二者的榮耀，其實不然。祖先祭祀在儒家人生信仰中居於特殊地位，這是由儒家道德的特征所規定的。
    
    孔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一切終極性的反思與追尋都是為了成德的目的，而儒家道德教化的基礎是家庭，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仁愛始於家”，正是此一觀念的明確表達。儒家道德是一棵參天大樹，它徹地通天，但根係卻深埋於家庭，核心是孝悌之道。參天大樹全靠根本來涵養，所謂本固枝榮。由此而見出祖先祭祀和祖神崇拜的重要意義了。
    
    儒家信仰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它以天人之際的追尋為指歸，以聖賢之道為中介，卻以孝悌之道和敬宗法祖為根本。此一信仰絕不如近代某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膚淺，它通向無限的宇宙生化的終極本原，自有其玄遠和高深；但它確實又是自然而平實，切入人倫日用，它是接地而又通天的。“不離日用倫常外，直造先天未畫前”，易學家邵康節的詩最足以描述此一勝境。“天行鍵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傳》所稱讚的君子人格，正是此種人生信仰的結晶。
    
    至此，我們已經沒有必要對於祖神崇拜的意義作出過多的解說了，它是儒家信仰和儒家道德的根，摧毀傳統文化最為便捷的途徑就是毀傷此一根係，如此，傳統文化的大廈自然會轟然倒塌。
    
    這正是近代以來的激進主義革命家們所畢生從事的事業。五四中的激進思想家不分青紅皂白地將傳統文化與其專製糟粕一起打倒，是一種思想失誤；文化大革命將其演變為一場全民性的政治運動，逼迫人們自覺祖墳，讓父子揭發，夫妻相鬥，是喪心病狂，違背倫常，是中國人的文化自殺，其結果必然是自毀長城。
    
    反觀中國曆史，有過三武滅佛，卻從未有過政府發動的平墳運動，何以如此？儒家所倡導的敬宗法祖已經成為中國全民性的人生信仰，其普及性和重要性已經遠遠超過了佛教和道教，成了傳統中國人精神家園的核心。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可以不知道佛陀，可以不知道道德經，但是，他不能不對父母盡孝，不能不祭祀和敬畏祖先，否則，他已經喪失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基本資格。喪失了這種資格不打緊，更重要的是，這個連祖宗都不要的中國人將會走向何方，已經不言而喻了扒祖墳的結果隻能是道德崩潰和民族的流氓化，這是中國文化的邏輯使然，是儒家義理的必然。
    
    當代中國人缺什麽？連普通的老百姓也已經知道這一問題的答案：信仰。河南省的強製平墳運動，正是在以政府公權力無情摧殘中國人最重要的人生信仰。唐代法律將欺師滅祖列為十惡不赦之罪，這是對於那些逼人平掉祖墳者的公平定罪。
    
    河南平墳事件應該令每一位良知未泯的中國人反思，為什麽在文革結束後三年十餘年，這種文革式的倒行逆施會再度上演？它難免使人有恍若隔世之感，懷疑文革是否真的已經結束，及其死灰複燃的深層原因。否定文革不應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號，否則就是巫師式的的思維。我們不能不痛切地意識到，由於對於十年內亂缺少全民性的反思和懺悔，以及政治體製改革的滯後，才有河南平墳事件的出現。
    
    但是，誠如黑格爾所說，一切重大曆史事件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第二次是作為鬧劇，除夕前一天，平民百姓從心底萌生的請祖宗回家過年的一絲真誠衝動，讓大權在握的官員們的努力眨眼之間成了泡影，這一衝動正是三千多年儒家人生信仰的根本。河南複墳是信仰的勝利，是文明的勝利，是人性和人道的勝利。
    
    這次自然也需要有人反思，不過，反思者應該是那些漠視傳統文化和法律的無法無天的地方官員們。他們顯然過低估計了中國人數千年間形成的信仰力量。對於仍然沉醉於強權即公理的文革式思維中的地方官來說，談論信仰可能是一件好笑的事情，他們除了手中的權力什麽也不信。但是，曆史再一次證明這是一種無知和無明。老子早就告誡人們，柔弱勝剛強，天下最柔弱的是水，但“攻堅莫之先也”。這正是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人道的力量。這一力量如此柔弱，但又如此堅強，那位王姓族人說了，他們依然可以再次強迫平墳，大不了到清明節時再圓起來，這句平常話足以破解一切權力拜物教的虛妄與悖謬。
    
    文革的時代環境畢竟一去不複返了，民主、人權和信仰自由已經是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權力應該關進籠子，回歸本位，服從於民意，這就是河南強製平墳者們應該收獲的教訓。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